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
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
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序

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與1986年9月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所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使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在國民黨的黨國決策階層中，本省籍的人數逐漸超過外省籍者。1991年，原本於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終止行使職權，國會全面改選。1990年代初，黨內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與親李的「主流派」鬥爭而失勢。

以外省籍年輕一代為主而反李、懷疑他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人士，於1993年另組「新黨」，與民進黨及其他支持台灣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激烈。1996年，台灣舉行戰後首次的總統民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過半票數而連任。在這種政治變化過程裡，不管是在國家的文化教育政策方面，或是公共領域的文化論述方面，過去由國民黨威權統治所教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文化象徵等，都備受質疑與挑戰。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就文化的轉變而言，這二十年左右的階段，是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等理念，亦即「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從少數人的提倡，逐漸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與台灣政治的轉變互相激盪，使台灣的文化面貌產生重大的變化。

在這個二十年左右的光陰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亦即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本書關注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正在於記錄、研究這段二十年左右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筆者的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一書，自從2000年出版以來，被許多國外大學開設的台灣課程列為教材。十年來，經常有國外學者或研究生告訴我，他們受益於此書不少，這本書使他們對台灣近三十年來最顯著的文化政治變遷，有了提綱挈領的清楚掌握，啟發他們對這個現象的興趣。現在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即根據英文原著改寫而成。

至於在國內，筆者曾經改寫原書第四章的一部分，發表一篇中文期刊論文（〈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頁1-51）。這篇論文僅僅討論文學部分，不過也呈現了英文原書的主要概念、理論角度與論點。國內早已有針對筆者英文原書的書評，而這篇中文期刊論文發表後，也引起許多回應與論辯。但是除了這篇論文，英文原著的內容，始終沒有出現中文版的全貌。事實上，過去多年來，也曾不止一次有出版社邀請發行中文版，不過都因為筆者忙於新的研究而作罷。

十幾年來，關於本書涉及的台灣國族認同、民族主義、文化政治、台灣文學、語言、歷史等議題的研究，有相當長足的進步。在這些方面，眾多的研究推陳出新，深挖各種現象，經營各種大小不一的題目，已經累積非常多的研究文獻。雖然如此，在目前既有的研究文獻中，能夠針對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時期的二十年，提供較為全面而清楚的描述與分析的，除了拙著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一書之外，恐怕仍然難以覓得。如果我們希望對這個歷史階段與國族認同有關的文化政治有較為整體的圖像與理解，那麼筆者的英文原著，應該還是近乎僅有的依賴。這是筆者認為十年前的舊作仍然有必要以中文改寫出版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歷史變化快速，所謂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壓縮、網路與各種通訊、傳播、交通科技的高度發達等，改變人們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感，強化了人們覺得時代瞬息萬變的主觀感受，也可能使人們更加快速地遺忘過去。1980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變遷迅速，歷史變化正讓人目不暇給。人們在這個時候，也許比以往的任何時代更需要一種結合社會學想像與歷史想像的能力，以便認識自我、社會與時代。世間的矛盾事物往往並存，相互激盪。

社會變遷快速的階段，人們尋找穩定的力量；充滿遺忘的時代，人們渴求記憶；充滿「相信」的時代，人們盼望解放；充滿「不相信」的時代，人們追求信念。信念，可以來自單純的價值堅持，但經常必須來自與歷史的聯繫，在不斷逝去的時間洪流中尋找生活的定位與存在的意義。1980、1990年代與國族有關的文化政治變化，是當代台灣一段令人驚歎不已的歷史，我們仍然都在它的重大影響下前進，因此必須有比較完整而清楚的理解。這是筆者改寫舊作的第二個原因。

本書的研究範圍，在時間上，大約是到1990年代末為止，亦即在民進黨執政前的狀況。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從黨外時期到成立民進黨之後，歷經三十年左右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終於在2000年由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使掌握政權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也使戰後台灣出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執政。

但是在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以將近六比四的得票優勢當選。歷經民進黨陳、呂兩個任期八年的主政，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馬英九在同年5月就任，此後的文化教育政策開始改變，試圖扭轉民進黨主政時期的方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高中國文與歷史兩科的課程綱要修訂。2008年9月，亦即馬英九就任總統的四個月後，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課程綱要未來的修訂原則為「酌增節數，增加學生修習文化經典教材」、「教材配置酌增文言文比例」。2010年9月，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的文言文範文比率，將從原來的45％，提高到45％至65％（從2012年秋季的學年開始實施）。

2011年5月，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定案，雖然教育部不得已而將原來上溯台灣史到三國時代的規畫，僅改列為「探討台澎早期歷史的文獻紀錄」，但是將原來授課比重的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學期、世界史二學期，改為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1.5學期，世界史1.5學期，增加中國史的分量（從2012年秋季學年的高一學生開始實施）。2011年3月，馬英九總統兼任名譽會長的「國家文化總會」，改名為「中華文化總會」。2011年6月教育部將以儒家「四書」為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課程。2011年9月，馬英九提倡「讀經」。

上述的變化，從2008年夏教育部表示有意修改高中國文與歷史的課程綱要開始，就經常引起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本土派」人士的批判與抗議，紛擾不斷。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中社、南社、東社、客社、青社、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教授協會、教育台灣化聯盟、公投護台灣聯盟、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台灣國家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母語會等，加上民進黨及其立法委員，經常發表聲明或召開記者會提出批判，表達強烈反對的立場，或到教育部公開抗議。

他們認為國民黨執政者企圖走回頭路，將教育再度「中國化」、「去台灣化」。他們強調，擴張教科書的中國史部分，顯示國民黨執政者依舊抱持「中國史觀」，將台灣史簡化為一部漢民族在台灣的開拓、經營、和移民史；這種做法，仍然以中國為文化與歷史的中心，文化與歷史的詮釋權仍以中國為主，這些都將造成下一代的身分認同錯亂。這些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士抨擊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不僅在國家主權、經濟產業上公然地「傾中」，更進行不易為人察覺的思想、文化的傾中，壓制台灣人民的主體思想。

他們指出，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提倡中華文化、中國歷史，與過去蔣介石、蔣經國的時代已經有所不同，目的並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正統，而是為了追求「終極統一」、國共聯手密謀賣台的行為。他們呼籲台灣民眾要抵抗中國史觀的台灣史，強調必須爭取以台灣史為「國史」，讓台灣的年輕一代有「台灣史觀」，擺脫中國的奴化教育。

在語言問題方面，2011年5月底，作家黃春明在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演講，認為不能由於政治因素而否定、切割、排除台灣內在的漢人文化或中國文化成分，批評民進黨所主張與執政時推行的本土教育「鑽到牛角尖去」。他強調「閩南話」做為「方言」，在發音與文字書寫上都缺乏標準化，不應該在小學成為正式課程來教授。黃春明認為幅員廣大、方言眾多的中國需要標準語，以利於相互溝通，而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或國語，比較閩南話、客家話、廣東話等，更方便小孩子學習。

他強調，閩南話、客家話等方言，不應「到學校去學習」，而應在家裡、「在生活裡面學習」即可。他認為例如宋澤萊等作家沒有必要嘗試以閩南話、客家話等來寫作，而鄭良偉、洪惟仁等人致力於台語文字化的作為也不恰當。黃春明的演講，引發了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當場舉出「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海報抗議，並且與黃春明發生衝突。這個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論，之後的一個多月，幾家主要報紙不斷出現不同立場的投書與報導。

6月13日，前面提到的台灣北社等組織，加上台灣母語聯盟、台灣羅馬字協會、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等三十幾個團體組成「還我台灣語文教育權聯盟」，由蔣為文擔任召集人，至教育部抗議，批判「獨尊華語的教育政策」。他們指出，台灣母語包括各原住民語言、客語及台語，要求國小的台灣語文教育從現有的每週一節提升為三節、將台灣語文列入國中、高中、大學的必修課程，而大學及高中入學國文科考試應讓考生自選原住民族語、客語、台語及華語之一應試。他們並且強調政府必須有長期的母語復育計畫，教育部的「國語推行委員會」應升級改名為「台灣族語推行委員會」。

由台灣客家聯盟發起，包括台灣客家筆會、台灣客社、台灣客語教學聯盟、台灣客家語教師協會、台語教學聯盟、台灣北社等二十幾個團體，於2011年7月3日在《自由時報》上發表共同聲明，同樣批判獨尊國語或華語文的「單一語文霸權」，要求制訂《國家語言發展法》。他們強調這項立法，應該將原住民語、客家話、Holo語（台語）、華語都明訂為國家語言（國語），並保障一律平等；國民也有權要求以其所使用的國家語言接受教育、政府服務等，而國家也應擔負國家語言之文字化、標準化、標音化等工作與推廣的責任等。同年11月，台灣北社、台灣教師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教育台灣化聯盟、台語教學聯盟、台灣母語聯盟等，又召開記者會並發表共同聲明，抨擊教育部取消推行多年的國中小學等「台灣母語日」的訪視與補助經費、將負有推動台灣母語任務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層級降低、削減補助台灣母語教學的經費等。

2012年1月14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落敗，馬英九再度贏得總統大選，獲得連任。由中華文化總會主持而與中國方面共同合作完成的「中華語文知識庫」，在二月初正式上網啟用。這個知識庫的建立，來自馬英九於2008年總統選舉競選時在文化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兩岸合編中華大辭典」的構想。

在啟用知識庫時，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表示，他的夢想是兩岸與世界的漢字使用者藉著這個網路知識庫能同時迅速認識正體與簡體漢字，並且透過「市場機制」，「擇優而愛用之」，「透過大夥兒共同書寫，寫出一套最普受歡迎、絕大部分相同的常用漢字；這期間透過學者的申辯引導，兩岸政府的政策推動」，「達成漢字的再一次『書同文』」。對於這個知識庫的出現，台灣教授協會召開「反對控制語文促統」記者會，質疑馬英九政府破壞台灣語文的主體性，不應該為拚經濟而接受中國用語或簡體字。同時出席記者會的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名譽講座教授莊萬壽，隔天也在《自由時報》發表文章。

他批判馬英九追求「與中國統一」，認為從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採用中國的「漢語拼音」、2009年公開提倡對漢字要「識正書簡」以來，都顯示他承襲國民黨「封建、威權的中國文化精神」；而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當權後，更與中國合流，使台灣人陷入文化、思想被併吞、同化的大危機。

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執政之後，上述在教育、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引起的種種爭論，以及台灣民族主義支持者不斷的批判抗議，其中許多場景非常類似1980、1990年代台灣文化主體性理念高漲、台灣民族主義者挑戰國民黨的情境，彷彿又讓台灣回到那個時期。2008年夏以來的現象，見證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八○年代以來的重大影響，也顯示國族認同與相關的文化趨向導致台灣社會明顯的分歧。撫今追昔，我們更有必要回顧本土化、台灣化的文化政治興起發展的來龍去脈，否則無法恰當理解我們當前的情境。這是筆者認為有必要以中文將舊作再行改寫出版的第三個重要原因。

當然，最近幾年與1980、1990年代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兩岸愈來愈密切的交往，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因素，對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文化紛爭的影響，要比1980、1990年代更大、更直接。如同上面談到的，對關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的作為，不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爭，反而是互相唱和。台灣社社長吳樹民所言，可以說直截了當地歸納了這樣的強烈批判：「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滅亡台灣史、滅亡台灣文學、滅亡台灣語言，正好確證其滅亡台灣，併入中國的本質」（《自由時報》，2009年10月16日，「自由廣場」版）。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增強，使我們更有必要了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本書雖然也溯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到1970年代的階段，但主要重點在於探討1980、1990年代本省籍的文學作家、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語言復興運動者、業餘或專業的歷史學者等「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釐清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在探討這些歷史過程時，本書借重捷克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的創見。

Hroch研究中歐、東歐受宰制的弱小族群演變成民族的過程，他基於這方面研究所提出的理論，對後來的研究者啟發很大，影響廣泛，也是本書討論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時的參考架構。Hroch指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通常有三個基本發展階段：從（一）知識分子致力挖掘、闡述、宣揚潛在的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特質，到（二）許多活躍分子的小團體具有組織性的政治行動、致力於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然後又發展到（三）較具規模的群眾動員與運動。

筆者在書中指出，從文學、語言、歷史三個領域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活動來看，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與Hroch提出的三階段論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本省籍文化菁英投入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略晚於政治反對運動者；政治的活躍分子先於人文知識分子，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

換句話說，在台灣，Hroch所謂民族主義運動常見的第二階段，大體上要早於第一階段，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深受政治反對運動的影響而被激發出來。八○年代之後許多文化菁英所描述的故事，或者一些學者的研究，經常強調文化界的先行者角色，認為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有著類似Hroch所指出的三階段的順序。本書的發現與論點，則與這些故事或研究有所不同。

本書雖然指出許多後來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化菁英或人文知識分子如何重新說解個人或集體過往的認同、重建記憶、重寫歷史，不過筆者的目的不在於揭露瘡疤、也不在於批判或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場。在集體認同的問題上，偏好考究真假與指摘他人昨是今非，大多出於政治鬥爭的需求，而非基於知識分析的旨趣，也無助於人們相互的同情理解與和平共處。本書做為歷史取向的社會學研究，在於探究集體認同、政治競爭、與文化建構的密切關係，以及在其中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或認同與敘事兩者相互形塑而不可分割的動態。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這是什麼樣的時代、我們要往哪裡去、我們要做什麼等等之類，是關乎集體認同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都牽涉到人們在時間之流中對自我與群體存在的認知感受。人們活在時間中，不斷以處身於現在、回想過去、期望未來的方式在思考自己與世界。人們在過去、現在、未來彼此交錯、相互參酌中，理解自己與世界的意義。這就像我們聆聽、閱讀、或觀賞一則故事時相當熟悉而普遍共有的經驗：在故事的「敘事」（narrative）過程中，我們試著將涵蓋各種人物言行與事件的情節開頭、中間、結尾互相參照、融會貫通；在掌握故事的整體意義時，我們也領悟了故事可能要傳達的意涵，揣摩它對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啟示，因而知所進退，有所抉擇。

當然，世間的故事並非都合理明白，我們聆聽、閱讀、或觀賞的故事也未必都能心領神會。這就像我們嘗試理解自己與世界，也經常有所困惑不解，不知自己何以致此、世界為何變成這樣。不過這種曖昧混亂的情況，反而同樣證明了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兩者、或認同與敘事兩者的緊密關係，以及它們對社會行動的重要性。人們常說「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在人們的「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中，時間、敘事、認同與行動四者交纏，互相形塑，而這是個人生命存在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本然狀態。執著於以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敘事與認同的真假虛實，將無法理解認同在人們自我詮釋上的真實。這一點，是本書的結論以及〈附錄二〉（原載於2005年9月《文化研究》創刊號）的重要旨意，也是筆者後來在《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中所專注申論的。

John Shelton Reed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致力於研究美國南方。他的著作以社會學的觀點洞察美國南方獨特的歷史變幻與風土人情，娓娓道來，饒富趣味。在1989年擔任美國南部社會學會（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會長時，他以〈論敘事與社會學〉（On Narrative and Sociology）為題，發表就職演講，談到如何改進社會學、社會學家應該如何有一番不同的作為、社會學的著作如何能夠被學科之外的廣泛讀者所欣賞。

Reed認為，除了良好的文筆與寫作能力是必要的第一步之外，社會學不管基於智識上或政治上的理由，都應該更加重視「描述性的、詮釋性的、說故事的」（descriptive, interpretive, story-telling）社會學著作。他指出，當今這種「敘事的或詮釋的社會學」（narrative or interpretive sociology），要比過去不受重視，如今大多數的社會學家更加看重「具有假設性命題的─演繹推論性的」（hypothetico-deductive）、致力於驗證假設、建立理論的社會科學。Reed引用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的著名論點，認為這兩種探究社會與發展知識的方式，相當於人類兩種不同的認知運作與思維的模式。他認為能夠結合兩者是理想，但能兼擅兩方面的學者極為罕見，因此社會學的確出現分工的現象。

Reed認為，應用社會學的概念與方法來幫助我們了解特殊的個案，不僅是值得從事的工作，而且對那些渴望了解社會的廣泛讀者大眾來說，這要比追求解釋性的理論（explanatory theory）更加有趣。他強調，面對讀者大眾，社會學家應該努力訴說由社會學所指引的故事──那些關於他們自身、關於他們社會中其他的男男女女、關於別的時代與地方的故事。Reed對社會學的反思與忠告，發人深省。

197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當時挑戰既有體制的主力，是在戰後成長而涵蓋本、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深受七○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的刺激而覺醒轉化，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形成了我在《回歸現實》書中所謂的「回歸現實世代」。他們基本上仍然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視野或參考架構下發現鄉土、看到台灣，也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與民主。1979年底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無疑是七○至八○年代轉折激變的最重要因素。

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與民主進步黨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使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七○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當中，以本省人年輕一代為主，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加上黨外的台灣歷史探索，這些都替後來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準備了素材、奠下基礎。在這種七○年代的基礎上，八○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興起，開始「重構台灣」。

本書與《回歸現實》是姊妹作，這兩本書是關於1970至1990年代的連續劇，企圖描繪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個時代變遷，勾勒台灣社會關於國族問題思考變化轉折的關鍵三十年。既然說是勾勒，這兩本書就不是工筆畫。回顧過去，我們的目的不在於鉅細靡遺地全盤重現歷史現實。這既不可能，也不是知識的目的。有系統的知識，重點在於提供觀點與詮釋架構。我的目的，在於結合社會學的想像與歷史的想像，說一個具有社會學觀點的歷史故事。

序
第一章　導言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三、被宰制的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分子
四、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
五、文化特殊性的政治
六、現代化意識形態與文化民族主義
七、散布的管道
八、本書章節安排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與文學、語言問題
一、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反抗運動
1. 改良主義的反殖民運動
2. 激進的反殖民運動
二、日本殖民的語言同化
三、殖民地台灣的文學和語言改革
1. 1920年代：白話文學和中國國語
2. 1930年代：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
3. 殖民統治與台灣文化特殊性
4. 漢民族文化認同的延續
四、結論

第三章　戰後語言問題與文學發展
一、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初期互動和語言問題
二、國民黨統治初期與二二八事件
三、1947-1949年的文學辯論
1. 國民黨統治初期台灣作家的處境
2. 文學辯論：殖民統治與台灣語言文化的獨特性
四、1950與196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
五、五○、六○年代的戰鬥文藝、國民黨意識形態與現代主義文學
六、鄉土文學論戰
1. 1970年代初的政治變化與「回歸鄉土」文化潮流
2. 鄉土文學與論戰：反帝、左傾與地方色彩
七、結論

第四章　確立民族文學
一、1950年代的本省籍文學作家
二、早期的《台灣文藝》與《笠》
1. 吳濁流、《台灣文藝》與中國文化
2. 《笠》詩人與中國現代詩創作
3. 《笠》、《台灣文藝》與鄉土文學
4. 《笠》、鄉土精神與中國現代詩
三、197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
1. 外省人的政治宰制與本省人的政治權力上升
2. 黨外的興起
3. 美麗島事件與反對運動激進化
四、台灣意識論戰與鄉土文學
1.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
2. 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
五、陳映真、葉石濤與鄉土文學：中國史觀與台灣史觀
1. 葉石濤：台灣鄉土認同與中國國族認同的平衡
2. 陳映真：中國民族主義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六、1980年代前半葉「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
1. 文學的政治化
2. 什麼是「台灣文學」？：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
3. 台灣人的形象
4. 日本殖民統治做為一種「資產」
七、1986年以後的政治變化
1. 台灣民族主義的顯著發展
2. 國民黨「台灣化」
3. 新的族群分類與新的國族認同
八、建立民族文學：1980年代下半葉及之後
1. 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浪潮
2. 一個變數：中華人民共和國
九、塑造民族文學
1. 書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
2. 建國的文學
3. 台灣民族文學：四大族群，合而為一
十、結論

第五章　締造民族語言
一、官方語言政策及其結果
1. 國民黨的語言政策與意識形態
2. 被壓迫的本土語言：台語
3. 台語：族群象徵與復興
二、確保民族語言
1.台語的命名
2.台語書寫系統與台灣民族主義
2.1 早期的台語書寫史
2.2 1987年前後的台語寫作
2.3 台語書寫系統與構想
三、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重新定義
四、結論　270

第六章　書寫民族歷史
一、國民黨的統治與中國史觀
1. 史觀與統治的正當化
2. 尋根、愛鄉更愛國
3. 台灣史研究：中國研究的次領域
二、台灣史觀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
1. 早期海外反國民黨的台灣史學
2. 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史的政治化
3. 日本殖民時期的「重現」：反對運動的教訓
4. 帶入原住民、挑戰漢族中心主義
5. 台灣史觀：走向民族的歷史
6. 挖掘二二八史實：書寫民族史詩
7. 重探平埔族史：想像多元族群的台灣國族
三、結論

第七章　結論
一、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
二、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再思考
1. 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
2. 「假」認同？

附錄
一　民族主義研究者與蝙蝠
二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
一、前言
二、本土化典範的兩種類型與敘事認同
三、文學的敘事的本土化典範與意義的封閉（解釋一）
四、「策略的本質主義」只是策略的？（解釋二）
五、誰的知識？知識的目的為何？（解釋三與結語）

參考文獻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圖表目錄
第一章
圖1-1　建國會與教育本土化（台灣化）聯盟成立的報導

第二章
圖2-1　陳炘在《台灣青年》創刊號發表的〈文學與職務〉
圖2-2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圖2-3　《南音》所刊載提倡鄉土文學的言論
圖2-4　郭秋生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與在《南音》發表的台灣話文創作
圖2-5　《南音》刊登廣告，徵求以文言、白話或台灣話文描寫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創作
圖2-6　賴和、郭秋生與黃石輝在《南音》討論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第三章
圖3-1　《台灣新生報》「國語」週刊第1期與吳守禮的〈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
圖3-2　1947年《台灣新生報》「文藝」副刊上外省籍作家江默流論台灣文藝
圖3-3　1948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外省籍作家田兵論台灣新文學
圖3-4　《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葉石濤對外省籍作家的回應
圖3-5　《新生報》「橋」副刊上瀨南人對錢歌川、陳大禹的反駁
圖3-6　1955年8月29日《聯合報》關於戰鬥文藝的報導
圖3-7　《聯合報》刊出彭歌對鄉土文學的抨擊
圖3-8　《聯合報》刊出余光中對鄉土文學的批判
圖3-9　1977年8月29至31日國民黨召開「文藝會談」的新聞報導
圖3-10　1977年8月《夏潮》以鄉土文學為專題

第四章
圖4-1　《台灣文藝》創刊號封面與目錄
圖4-2　1977年第57期的《台灣文藝》以李喬作品研究為專輯
圖4-3　1964年《笠》詩刊創刊號封面與目錄
圖4-4　1983年6月《前進週刊》討論侯德健潛往中國大陸事件
圖4-5　1983年台灣意識論戰期間的《生根週刊》
圖4-6　葉石濤於1965年發表於《文星》的〈台灣的鄉土文學〉
圖4-7　1977年5月刊出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的《夏潮》封面（封面誤為〈序論〉）
圖4-8　1982年《文學界》創刊號
圖4-9　1984年陳芳明發表在《台灣文藝》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圖4-1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1957年日文版、1959年與1962年的中文版
圖4-11　1983、1985年《台灣文藝》呼籲「擁抱台灣的心靈、拓展文藝的血脈」
圖4-12　1986年《台灣新文化》、1989年《新文化》創刊號
圖4-13　1987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
圖4-14　1991年《文學台灣》創刊號

第五章
圖5-1　1960年《徵信新聞報》上提倡說國語的文章
圖5-2　政府推行國語、壓制本土語言的各種新聞報導
圖5-3　1985年10月26日教育部擬定〈語文法〉草案的新聞報導
圖5-4　成功大學開設台灣第一個台語課程的新聞報導
圖5-5　以羅馬拼音台語發行的1939年元月份《台灣教會公報》
圖5-6　1950年代國民黨禁止基督教長老教會使用羅馬拼音的報導（1957年10月12日與1958年2月26日《聯合報》）
圖5-7　林宗源1955、1962年創作的台語詩
圖5-8　向陽1976年創作的台語詩
圖5-9　由左上、右上、下：宋澤萊、黃勁連的台語詩各兩首、林央敏的詩作一首
圖5-10　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新文化》積極刊登台語文學作品
圖5-11　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文藝》刊登台語作品、提倡台語文字化
圖5-12　林繼雄的著作與其中台語羅馬拼音作品
圖5-13　鄭穗影的著作與其中全用漢字書寫的台語章節
圖5-14　鄭良偉的著作與其中漢、羅併用書寫台語的篇章

第六章
圖6-1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國民黨宣傳中國史觀的台灣史書籍
圖6-2　1980年11月12日《中國時報》報導政府發起「愛鄉更愛國」運動，重申「台灣是中國人的台灣」
圖6-3　1975年12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刊出李國祁論台灣內地化的文章
圖6-4　1984年陳其南論台灣漢人移民社會土著化的文章
圖6-5　蘇新、史明、王育德的台灣史著作
圖6-6　1984年林濁水編輯的《瓦解的帝國》
圖6-7　1983年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論台灣史觀的先驅文章
圖6-8　1995年9月《台灣歷史學會通訊》創刊號
圖6-9　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台灣新文化》關於1987年2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活動的報導
圖6-10　1991年6月30日《中國時報》報導民間抗議政府破壞十三行史前遺址

附錄二
表1　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鄉土文學」敘事模式
表2　中國民族主義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敘事模式
表3　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到六○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

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

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

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

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

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

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 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 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

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

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

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

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 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

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 按照若林正丈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丈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186-187；若林正丈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

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

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

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