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三國志(六)吳書(2)

本冊最應該值得注意的是卷五十八〈陸遜傳〉。〈陸遜傳〉內容相當豐富，反映的問題也很多，以下兩個方面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陸遜被孫權重用以及最終受到孫權懷疑的原因。
陸遜出身漢代的江東大族。孫氏穩穩的占據了江東，而孫權時的政治目標是要以江東為基礎建立割據江南的政權，對江東大族的著力籠絡勢在必然，江東大族要保持自己的家族利益，也不得不與之合作。這便是陸遜出仕孫權幕府，孫權作主將孫策之女嫁與陸遜的原因。通過婚姻，孫氏與陸氏的仇隙得以彌縫，陸遜也因此一步步受到重用。陸遜晚年雖位至丞相，但明顯早已不被孫權信任。由於立儲，以及他上書批評孫權「科法嚴峻」，強烈反對孫權攻夷州、朱崖，及親征遼東。使得孫權最終不信任陸遜，既是作為專制皇帝的孫權對陸遜權力過重產生的一種必然反應，也是陸遜任賢人、行仁政的主張，與孫權駕御臣下、嚴刑峻法政治實施之間，長期矛盾衝突的結果。
其次，陸抗晚年上書所反映的孫吳後期軍隊情形。
孫吳創立前及以後一段時間，軍隊來源主要是通過將領召募，特別是將領率部到江南山地抓捕不服從行政管理的民眾充當兵源，將領通過種種方式獲取兵員組成的部隊，主要被安置於沿江地帶，分區承擔防禦重任，基本上父死子繼統領，一般不被剝奪。陸抗本人在陸遜死後，以建武校尉身分，「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這五千人應是屬於陸遜本人部隊，並非他鎮守長江中游時期指揮的所有軍隊。
陸抗在孫?時「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時西晉據有長江上游原蜀漢之地，在襄陽及其以南置有重兵，陸抗防區防禦任務重大，兵力吃緊，他請求增調精兵三萬歸他指揮，使所統增加到八萬，但不被允許。他在上書中說朝廷其實有力量調配兵員給他，指出兩種人不應統兵：年紀尚小的「諸王」不應配兵，「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應「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也就是造成當時中游防禦緊張，並非無兵可調，而是孫?諸子雖年紀很小，仍配給兵馬，而宦官也組建並統領軍隊。這表明孫?時力圖通過加強皇帝及其親信對軍隊直接的控制，實行類似軍隊中央化的措施，引發了嚴重的軍事問題。關於這一情況，以往的研究還未過多的涉及，實有深入探討的餘地。
此外，卷六十五陳壽將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這五人放在最後來敘述，並非基於這五人在孫吳政權中的地位特殊，或者說他們所做出的事跡超過前面所記述的人，或是他們的性格、智慧、人品等等有什麼特別之處；陳壽的用意，應該是要通過記述他們的事跡來探求吳國滅亡的原因，進而讓讀者明瞭三國歷史發展的軌跡，認識由分裂割據走向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是陳壽真實意圖之所在。
透過生動淺白的語譯，深度分析的研析，帶您看吳國如何以小搏大、扭轉戰局，以及最後自取滅亡的過程。

梁滿倉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所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吳樹平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導　讀
一、陳壽的生平與《三國志》的結構
《三國志》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生於蜀漢建興十一年（西元二三三年），卒於晉惠帝元康七年（西元二九七年）。

陳壽早年受學於同郡著名的史學家譙周，攻習《尚書》、《春秋》三傳，精讀《史記》、《漢書》，聰敏機警，屬文富豔。在蜀漢時，曾為衛將軍主簿、東觀祕書郎、散騎黃門侍郎。他為人正直，宦官黃皓專權，朝中大臣曲意阿附，陳壽卻不去逢迎，因此一再受到譴黜。他居父喪時，患有疾病，讓侍婢調治藥丸。按照當時的封建禮教規範，是不允許的，由此引起了鄉黨的貶議。蜀漢滅亡以後，陳壽多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

魏元帝景元三年（西元二六二年），蜀漢滅亡，過了兩年，司馬炎奪取了曹魏政權，建立了晉朝，陳壽時年三十三歲。司空張華是個愛才的人，十分賞識陳壽，認為他雖然不能遠避嫌疑，但揆以情理，不應受到貶廢的懲罰。於是陳壽被舉為孝廉，領本郡中正，官佐著作郎、著作郎，又出補平陽侯相。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二七四年）以後，他又回到京師，在中央機構擔任著作郎。

陳壽撰成《三國志》一書後，更加受到張華的賞識，準備推薦為中書郎。權臣荀勗忌恨張華，自然對陳壽不滿，再加上《三國志‧魏書》不符合荀勗的意願。所以，荀勗極力排斥陳壽，授意吏部把陳壽調任長廣太守。長廣郡郡治在不其（今山東即墨西南），其地遠離京師。他以母親年老為藉口，辭官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即將離開京師赴任時，上表薦舉陳壽，說他知識通博，可任散騎侍郎。正巧皇帝剛剛任命壽良擔任這一職務，便改任陳壽為治書御史，成為皇帝左右的侍從官員。這是陳壽一生中擔任的最重要的職務。後來他在母親去世時，辭掉了這一官職。陳壽母親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把她埋葬在京師洛陽。陳壽遵照遺囑辦理，遭到世人的非難，認為不把母親歸葬故土蜀中有違禮教，由此又蒙受了貶議。過了幾年，起用為太子中庶子，沒有就職就病逝了。

綜觀陳壽的一生，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前後兩次出現坎坷，沉滯累年。凡是官場人物的升降進退，總是與政治氣候息息相關。西晉政權與曹魏政權有著直接的承襲關係，陳壽是蜀漢文士，到京師做官，等於是外來戶，總會受到有意或無意的排擠。西晉朝政紊亂，派系林立，權貴恣肆。陳壽的從政道路受到了這股政治洪流的衝擊和阻斷。

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創造了多種史書編撰體例，主要有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三種。紀傳體創始於西漢司馬遷撰寫的《史記》。這種史書體例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按年月次序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兼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排列在全書之前。列傳主要是各類代表人物的傳記，在全書中篇幅最多。陳壽撰寫《三國志》就是採用了紀傳體。

《三國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魏書〉由「紀」、「傳」兩部分組成，紀包括〈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三少帝紀〉四篇，傳以〈后妃傳〉居首。〈蜀書〉和〈吳書〉只有傳而無紀，傳在順序排列上，猶如一部獨立的紀傳體史作，居首的是兩國君主的傳記，以及與蜀、吳有承襲關係的人物傳記。〈蜀書〉把劉焉、劉璋傳放在最前面，其後便是〈先主傳〉〈後主傳〉，再接以〈二主妃子傳〉。〈吳書〉以孫堅、孫策二人傳記居前，後面便是〈吳主傳〉〈三嗣主傳〉。與〈魏書〉〈蜀書〉不同的是，〈吳書〉於諸君傳記之後，沒有以后妃傳相接，而是排列了一篇一般人物的傳記，然後才是〈妃嬪傳〉。就一般的紀傳體史書通例，妃嬪傳大多數安排在帝王專篇之後。有志、表的，排除志、表，也與帝王專篇銜接。這是封建時代等級制度和倫理綱常的真實反映。〈吳書〉中〈妃嬪傳〉的這種編排方法是特殊的一例。

二、三國鼎立的形成與時代格局
東漢末年，黃巾起事失敗後，中央朝廷已無法維持對全國的統治。在京師，外戚和宦官的鬥爭熾熱化。少帝劉辯繼位，握有實權的大將軍何進聯絡袁紹，起用名士，處死統領西園八校尉軍的宦官蹇碩。又讓并州牧董卓進京，協助他掃除宦官餘孽。宦官乘機殺死何進，袁紹又把宦官一網打盡。董卓旋即統兵進入京城洛陽。

董卓專權施暴，本來就盤據一方的州郡牧守，紛紛以討伐董卓為名，各樹一幟，擁兵割據。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年），以袁紹為盟主的關東同盟軍進屯洛陽周圍，董卓挾持獻帝西遷長安。洛陽一帶飽受戰爭災難，變為廢墟。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王允、呂布殺死董卓，討伐董卓的關東同盟軍解體，開始了爭奪地盤的長期混戰。經過多年的混戰，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割據勢力，袁紹占據冀州（今河北中部和南部）等地，曹操占據兗、豫二州（今山東西南和河南東部），公孫瓚占據幽州（今河北東部和北部），公孫度占據遼東（今遼寧），劉備、呂布在陶謙之後占據徐州（今江蘇北部），馬騰、韓遂占據涼州（今甘肅），袁術占據揚州的淮南部分（今淮河下游一帶），劉表占據荊州（今湖北、湖南一帶），劉焉占據益州（今四川），孫策占據江東（今長江下游以南）。

建安五年（西元二○○元），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北面的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展開大規模的決戰，曹操擊潰袁紹的軍隊，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建安十二年（西元二○七年），曹操率軍北征與袁氏勢力相勾結的烏桓，取得了勝利，消滅了袁氏殘餘勢力，使北方大部分地區歸於統一。建安十三年（西元二○八年），曹操把兵鋒指向南方，企圖統一全國。當年七月進攻荊州，荊州牧劉琮不戰而降，依託於荊州的劉備屢屢退卻。當時，統治東南的孫權極為震驚。劉備、孫權為了自身的存亡，攜手抗曹。在赤壁（今湖北嘉魚東北），孫劉聯軍大敗曹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戰後，曹操北歸，孫權在東南擴張，劉備則向西南發展，基本形成了三國鼎立的格局。延康元年（西元二二○年）十月，曹操之子曹丕即帝位，建都洛陽，國號魏。次年，劉備稱帝，建都成都，國號漢，後人稱作蜀漢。孫權接受了曹丕的封號，稱吳王。魏明帝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年），孫權稱帝，建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國號吳。

在三國對峙時期，不論是經濟上的實力，還是軍事上的實力，曹魏都強於蜀漢和吳國。但是，這三個國家，不論實力強弱，都想不斷擴充地盤，兼併他國。軍事上的較量，政治上的對抗，經濟上的衝突，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對立，可以說是三國時代的主調。

三、《三國志》的內容特色與編纂方法
歷史學是現實的反映，無法割斷與現實的聯繫。在我們了解了三國時代的社會情況之後，再來討論《三國志》的內容特色和編纂方法，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閱讀《三國志》，會發現有關戰爭的內容比比皆是。魏、蜀、吳三國上至皇帝，下至州郡牧守，所考慮的多是軍事力量的積累，戰爭時機的選擇，戰略和戰役的勝負。即使所記載的各國採取的農業生產政策和措施，各國選官用人標準，各國縱橫變化的外交策略，乃至各國上層統治者的婚姻關係，都與戰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因此，全書中設立的軍事將領的傳記特別多，在許多地方大吏的傳記中，也特別重視武功的記載。《三國志》內容上的這一特徵，倒不是陳壽心存尚武之意，而是三國時代的實際狀況使然。

《三國志》是斷代為史的，三國的時間斷限，嚴格的說，應起自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年）曹丕稱帝，建立魏政權，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年）吳國滅亡，其間歷時六十年。陳壽如果拘泥於斷代為史的原則，只記載三國六十年的史事，那麼，就會割斷三國的醞釀期，使人們對三國歷史的認識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三國的奠基人曹操父子、劉備和孫權兄弟，都起於東漢末年。奠定曹操發展基礎的曹、袁官渡之戰，導致三國鼎立的關鍵戰役赤壁之戰，都發生在東漢末年。假使固守三國的上下時間斷限，勢必造成曹、劉、孫三氏許多重大史事失載。陳壽撰《三國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把《三國志》的記事上限提前到東漢末年，大體起自東漢靈帝晚季，他不但記述曹、劉、孫三氏在東漢末年的活動，而且一些與三氏史事相關連或言行無涉的重要人物，也網羅到了書中。這樣，從曹丕稱帝算起，《三國志》記事向前追溯了三十多年。

陳壽不拘泥時代斷限的記事方法，曾遭到非議。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史通‧斷限》就對追述曹操與之有關的東漢末年人物進行批評，認為不該記載與曹操沒有直接關係的人物，如董卓、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筆者認為，這些人都曾風雲一時，東漢末年的社會動盪與他們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為他們立傳，才能展示東漢末年的社會大氣氛。在這一社會大氣氛下活動的曹操，更具有廣泛的社會色彩，讓人們更加容易觸摸到他的社會脈搏，把握他的軍事、政治生涯的起落規律和作為。立足曹操一人的小氛圍，可以說董卓等人與曹操沒有緊要關係；但著眼於社會大氛圍，就不能得出這一結論了。所以，劉知幾對陳壽《三國志》斷限上的批評，並不可取。
在陳壽撰寫《三國志》之前，用紀傳體編寫的史書出現了三部代表作，即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和劉珍等人的《東觀漢記》，前者是跨越數千年的通史，後兩部史書是斷代為史，與《三國志》相同。由於西漢、東漢是劉氏的一統天下，所以《漢書》和《東觀漢記》記載的都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專史。三國時代，魏、蜀、吳鼎立，採用《漢書》和《東觀漢記》那種編纂方法，顯然無法記述三國的歷史，不可能恰當的反映歷史的實際狀況。陳壽在採用前人開創的紀傳體的同時，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史，自成體系，合則為一歷史時期的紀傳體斷代史，分則為紀傳體國別史。這種修史的方法，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尚屬首創。

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個政權並立時，總是有正閏之爭，也就是哪一個政權是「正統」，哪一個政權是「閏偽」。每個修史者都有自己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在撰寫歷史時，無法超脫正閏的觀念，總是把他所擁護的政權置於「正統」地位。陳壽《三國志》也表現出明顯的「正統」觀念。對魏、蜀、吳三國，他奉魏為「正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曹丕、劉備、孫權均自封為皇帝，獨自立國，本沒有主次之別。巴蜀是陳壽的故鄉，他生於斯，長於斯，仕於斯，對巴蜀的情愫是不言自明的。另外，劉備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蜀漢君臣都把自己的政權與兩漢看作有直接的承襲關係，劉備即帝位前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人勸進表文即稱劉備「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強調了與漢高祖劉邦的關係。劉備祭告天地踐帝位之文，申明劉氏「祖業不可以久替」。劉備以中興漢室為號召，在輿論上居於有利的地位。但是，陳壽並沒有因為以上各種因素而把〈蜀書〉置於首位。他有意識的把〈魏書〉排列在前，突出曹魏，以示「正統」。

第二，根據紀傳體史書的常例，魏、蜀、吳三國的君主均應設立帝紀。但是，陳壽僅把魏國幾代君主納入帝紀，而把蜀、吳諸帝編次於傳中。從編纂體例上降低了蜀、吳諸帝的地位，等同於王侯。這是以魏為「正統」的重要標誌。

第三，在《三國志》的行文中，不少地方也表現了陳壽以魏為「正統」。在〈魏書〉中，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和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奐皆稱「帝」；而〈蜀書〉中，對蜀漢君主劉備、劉禪稱「先主」、「後主」；〈吳書〉中，對吳國君主孫權稱「吳主」，或直書其名。古人對死的用辭頗為嚴格，最能體現尊卑等級。按規定，皇帝、皇太后、皇后死曰「崩」，諸侯王和身分地位與之相埒的人死曰「薨」。陳壽撰《三國志》，記載魏國君主和皇太后之死皆曰「崩」，對吳國君主則稱「薨」，而記劉備之死則稱「殂」。「殂」者，亡也。既不同於「崩」，也不同於「薨」，在禮制等級上沒有嚴格的定義。選用一個「殂」字，既與奉魏為正統不相扞格，又沒有明顯的把劉備視作侯王。陳壽在政治現實和懷念蜀漢的思想矛盾中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陳壽以魏為「正統」，是容易理解的。司馬氏的西晉政權直接從曹魏手中奪取過來。魏明帝死後，養子曹芳繼承帝位，年僅八歲，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正始十年（西元二四九年），司馬懿發動政變，殺死曹爽，控制了曹魏的軍政大權。嘉平三年（西元二五一年），司馬懿去世，其子司馬師專擅朝政。曹髦正元二年（西元二五五年），司馬師去世，其弟司馬昭把持國柄。司馬氏利用手中握有的軍政實權，經過十幾年的酷烈鬥爭，終於摧毀了親曹魏的勢力。曹奐咸熙二年（西元二六五年），司馬昭去世，其子司馬炎繼昭為丞相、晉王，很快廢掉了曹奐，自立為帝，建立晉朝。陳壽著手撰寫《三國志》，時值晉武帝年間。他立身於晉，維護晉政權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晉政權脫胎於曹魏，那麼，陳壽撰修三國史，必定要尊魏為「正統」。因為只有魏是「正統」，與它國運相承的晉才是「正統」。這裏所反映的正是史學與現實的底蘊。

我們指出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陳壽並沒有把蜀漢和吳國當作僭偽政權，而是從客觀的政治環境和他自身的史學膽識出發，考慮了歷史的實際狀況，賦予蜀漢和吳國一定的歷史地位。他把〈蜀書〉〈吳書〉單獨成帙，與〈魏書〉並列。紀傳體史書中一般人物傳記的撰寫方法是摘取傳主一生典型事跡進行編次，內容通常不超出傳主的活動範圍。〈蜀書〉〈吳書〉中的諸帝傳記，沒有採用這種敘事方法，而是按年月記事，所載內容既有諸君的重要言行，更多的則是有關蜀漢和吳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皇室的重要活動和變化，這與紀傳體史書中帝紀的編纂體例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劉知幾在《史通‧列傳》中說：「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傳。」蜀漢和吳國的妃嬪，陳壽在〈蜀書〉〈吳書〉中闢有專篇，繫於諸君傳記之後，這也表明陳壽正視了蜀漢和孫吳二國的獨立性。

古人修史，通常都有一些現成的材料可供採摘和參考。陳壽撰寫《三國志》，在材料上也有所依傍。

魏文帝黃初年間和魏明帝太和時期，曾命衛覬、繆襲用紀傳體編修魏史，歷時多年，沒有完成。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等繼續撰修。後來只有王沈完成了修史工作，勒成《魏書》，這是官方控制下撰成的第一部曹魏專史。王沈《魏書》卷帙頗多，《史通‧古今正史》和《舊唐書‧經籍志》記為四十四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四十八卷，《新唐書‧藝文志》載為四十七卷。大體在同一個時期，京兆人魚豢以私人的身分撰成《魏略》，記事止於魏明帝。同王沈《魏書》一樣，此書亦是紀傳體裁，它是私家撰修的第一部曹魏專史。

孫吳也曾下令組織人力撰寫本國當代史。孫權在位後期，即命丁孚、項峻編寫《吳書》。他們缺乏史學才能，不能勝任史職，結果失敗了。到孫亮時，又下令讓韋曜、周昭、薛瑩等人訪求往事，共同著述，使《吳書》粗具規模。後來經過韋曜的不懈努力，終於撰成《吳書》五十五卷，篇幅超過了王沈《魏書》和魚豢《魏略》。

曹魏和孫吳兩國史學家撰修的本國當代史，卷帙龐大，內容豐富，這就為陳壽撰寫《三國志》中的魏、吳二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供他篩選。《三國志》裴松之注文中屢引魚豢《魏略》，只要拿《魏略》遺存的文字與陳壽的史文相互對比，就不難發現陳壽對《魏略》既有大量材料的淘汰，又有大量材料的吸取。

蜀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史官，《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評語中說：「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這就使蜀漢沒有產生當代人撰寫的蜀漢專史，陳壽修〈蜀書〉，無可憑藉。但是，陳壽畢竟是蜀地人，又做過蜀漢官吏，有條件耳聞目睹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了解上層統治者的經歷，熟悉當世的典章制度。加上他又編輯整理過《諸葛亮集》，對諸葛亮自然有深入系統的了解，抓住了撰寫蜀漢專史的一條重要脈絡。另外，陳壽在仕途中，先後擔任過史官之職，如蜀漢時做過東觀祕書郎，晉朝初年做過佐著作郎、著作郎，這些職務使他有機會看到國家收藏的圖書檔案。陳壽能夠在沒有前人蜀漢專史可資借鑑的情況下完成《三國志》中的〈蜀書〉，與他個人具有的這些有利因素密不可分。

四、陳壽的史學才能與成就
對一個修史者來說，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之後，能不能產生成功的史作，這就要看個人的史學才能了。在三國和晉朝初年的史壇上，陳壽稱得上是佼佼者。《晉書‧陳壽傳》評論說：「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以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把陳壽看作繼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後出現的可以與他們相提並論的史學大家。

陳壽的史學才能是多方面的，但突出表現在「善敘事」方面。所謂「善敘事」，首先應該包括修史的求實態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中說《三國志》「事多審正」，這是對陳壽求實態度最妥貼的概括。秉筆修史者能不能不溢美，不隱惡，如實記載筆下的人物和事件，直接關係到一部史作的成敗。王沈修《魏書》，是當代人修當代史，顧忌較多，不能秉筆直書，為當權者曲為回護，隱惡溢美，因而遭到後人的批評。陳壽撰寫《三國志》，是後代人修前代史，顧忌較少。再加上他對待不同的史料，能夠審慎的進行對比，分析研究，捨棄不可信據的記載。

其次，所謂「善敘事」，還包括對史事編次得體。裴松之〈上三國志表〉認為「壽書銓敘可觀」，說的就是編次得體之意。撰修任何史書，對所選取的史事編次得如何，關係到史書的可讀性。特別是撰寫曹魏、蜀漢、孫吳三國並列的史作，如果不善於編次和銓敘，就會出現不同史之間的重複和矛盾。陳壽依靠自身的史學才能，與其他三國史的作者相比，較為成功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三個國家交錯的同一個歷史事件，〈魏書〉中詳細記載了的，〈蜀書〉〈吳書〉的記載則從略，反之亦然。著名的赤壁之戰，詳載於〈吳書‧周瑜傳〉，〈魏書〉〈蜀書〉就敘述得較為簡略。由於有詳有略，史文避免了重複、煩冗的弊端。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帶有群體性，究竟記載在哪一個人物傳記中，也需要一定的敘事技巧。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討論《三國志》時，曾推許陳壽善於把所記史事安排到合適的傳記中。他說：「董卓之亂，曹操尚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述，而其事又不可不記，則於〈董傳〉內詳之，此敘事善於位置也。」在一個人的傳記中，敘事也應該有主次之分，取捨得當，不能不分輕重，隨意臚列，造成傳文枝蔓無邊。陳壽擅長剪裁，一傳之中，棄其所當棄，取其所當取，沒有鋪陳堆砌之嫌。漢獻帝與曹丕禪代之際，先後有李伏、劉廙、許芝等人勸進表十一道，曹丕下令辭讓，亦十餘道，陳壽全部刪去不錄，僅於《魏書‧文帝紀》載錄〈禪位策〉一通而已。那些勸進表，盡是阿諛逢迎之辭，沒有內在的價值。而〈禪位策〉是禪代之際重要的歷史文獻，如實記錄下來是必要的。棄取之間，表現了陳壽的鑑別能力和剪裁功力。

另外，所謂「善敘事」，還應包括文筆的簡練。陳壽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又勤於著述，因而把文字鍛鍊得質直而簡潔。例如〈蜀書‧諸葛亮傳〉關於劉備去世前與諸葛亮的對話，便是一段典型文字。文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短短的一段文字，僅僅數語的對話，把君明臣忠、肝膽相照的情景表達得有聲有色，催人淚下。

由於陳壽不論在客觀方面，或是主觀方面，都具備了良好的修史條件，所以，他筆下的《三國志》，成為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一部傑作，既超越了早出的魏、蜀、吳專史，也高出於晚出的有關三國的史著。史學著作的存帙有一條規律，即劣者汰，優者存。隨著時間的推移，諸家有關三國的專史均先後亡佚，唯獨陳壽《三國志》一直流傳至今，成為「二十四史」中的一史，千古不替，這是人們對《三國志》最公允的評價。

五、《三國志》的不足之處
《三國志》同中國歷史上產生的其他史著一樣，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點。

在筆者看來，《三國志》比較嚴重的缺點是沒有志，紀傳體雖然以紀和傳為主體，但志在紀傳體史書中十分重要。舉凡經濟制度、錢幣制度、地理沿革、天文律曆、禮樂刑法等一代典制，都是志中記述的內容，它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重大社會內涵，成為後人了解和研究歷史不可缺少的材料。紀傳體史書的創始者司馬遷撰寫《史記》，即設立八書，其後班固撰《漢書》，改書為志，撰寫了十志。東漢時劉珍等幾代史學家相繼編寫《東觀漢記》，蔡邕為之作志。到陳壽修《三國志》，沒有寫志，實在是一大缺憾。

《三國志》內容失之簡略，也是一個重大的缺點。我們閱讀《三國志》，很容易發現陳壽修史時遇到了史料不足的困難，不少重要人物，如徐幹、陳琳、應瑒、丁儀、丁廙等都沒有專傳。某些有專傳的人，所載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魏書〉〈蜀書〉〈吳書〉相比，以〈蜀書〉內容最為簡略，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是劉備的大將，傳中記述的行跡略顯疏略。至於王連、向朗、張裔諸傳，幾乎類同簡單履歷。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在於陳壽掌握的蜀漢史料不夠豐富。

在行文方面，《三國志》質樸有餘，而文采不足。如果同《史記》對比，它要遜色得多。司馬遷修《史記》曾運用了高度的藝術語言和藝術手法，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堪稱傳記文學方面劃時代的作品。班固的《漢書》，文采已在《史記》之下。至於《三國志》，就更不如《史記》了。三國時代，?雄逐鹿，人才輩出，政治、軍事和外交上出現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場面。但陳壽卻沒有注意利用時代賦予的有利條件，把《三國志》提昇到更完美的高度。清朝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評論《三國志》時就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暗然無華。」

六、《三國志》的注釋與版本
東漢時期，為史書注音釋義的工作已受到重視。及至魏晉南北朝，詮釋前人史著，蔚然成風。據《隋書‧經籍志》著錄，這一時期，訓注《史記》《漢書》二史的多達十多家。《三國志》也成為史學家注釋的對象，南朝宋人裴松之第一個出來為《三國志》作了注釋。

裴松之注釋《三國志》，概括起來，不外四點，一為補闕，二為備異，三為矯枉，四為論辯。所謂補闕，就是在《三國志》之外，增加新的內容，彌補《三國志》的缺略。所謂備異，就是羅列各國異聞異說，供讀者參酌，判別虛實。所謂矯枉，就是指出陳壽《三國志》的錯誤。所謂論辯，大多是針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的評論。
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廣徵博引，搜羅宏富，注文字數超出正文三倍，曾經摘錄過的魏晉人著作有二百餘種。而徵引的文字多數比較完整，敘事細密，為治史者提供了大量史料。所以，我們可以把裴松之注看成是史外之史，不論是閱讀《三國志》，還是研究三國史，都離不開裴松之注。

歷代《三國志》刻本、抄本頗多，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有清武英殿刻本、百衲本、金陵書局刻本三種。武英殿刻本係據明北監本校刻，百衲本係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補配影印，金陵書局刻本係用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金陵書局本刊刻時，對毛本多所校正。清人盧弼撰《三國志集解》，集校勘、注釋之大成，是一質量較好的版本。盧氏在《集解》中說：「是書雖依據毛本，然局本（即金陵書局刻本）校改之善者多從之，復以歷朝官私刊本及各家評校本參校，分注如下。」實際上，《集解》本是在毛本、局本的基礎上形成的新本，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這次譯注《三國志》，便採用盧氏《集解》本作為底本。此本失當之處，均以別本、他書校正，並作簡明的交代。

本書注譯工作由多人完成，具體分工如下：卷一、二十一二十四，王樹林；卷二八、十四、十五、二十、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四十六、五十，梁滿倉；卷五十一六十，何德章；卷六十一六十五，余鵬飛；卷九十二，魏連科；卷十三、十六、三十，王明信；卷十七、十八、二十九，楊天宇、梁錫鋒；卷十九，孟慶錫；卷二十五二十七，楊寄林；卷三十四、四十九，于濤；卷四十七，張文質；卷四十八，李解民。本人負責最後的審閱和定稿。限於學識，注譯錯誤和失當之處，實所難免，尚祈專家與讀者隨時指正。
吳　樹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