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英語文壇巨擘，也是旅遊文學界翹楚的V. S.奈波爾，向來以文字辛辣、刻薄聞名於世；其傲慢尖酸的個性為他樹立不少敵人，如薩依德便曾嚴厲的批判過他。即便是過去曾跟他是亦師亦友關係、著名旅遊文學作家的保羅．索魯也與他反目成仇、形同陌路。

尤其他對第三世界的描寫，向來是不留情面的冷嘲熱諷兼苛刻，也因此惹來極大的爭議。
奈波爾最早的小說作品是以千里達為背景，然而開始旅行卻是在一九六○年。
一九六二年，他首次踏上印度，這個屬於他祖父輩的家園故土。他的第一站是孟買，再德里，喀什米爾，接著是西姆拉，往南到馬德拉斯、加爾各答，最後一站則是他的原鄉。

在這次的尋根之旅中，他身在印度卻始終有極濃的疏離感，總覺得自己是個異鄉人，是個過客；不過，他還是試圖以客觀的眼光去審視印度，然而，眼見的一切景象仍令他震驚、厭惡、絕望、憤怒：人、垃圾、牲畜、食物、貧民窟等全混雜在一起。這種種對他均是極強烈的衝擊。

總之，他對自己的原鄉——印度——是吝嗇不寬厚的，即使遇有值得讚美的事物，他也要先嘲諷、挖苦一番。如看到相貌順眼的男子，在王瑞香的導讀中既見生動描述：「髒亂、腐朽、視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產生出那麼多相貌堂堂、溫文儒雅的人物。」……

奈波爾對印度之所以如此高高在上而不近人情，正如王瑞香所言，似乎是根基於「他在心態上是個典型的『殖民地子民知識分子』，對自己所出身的殖民地、自己淵源所在的第三世界缺乏愛心與信心所致。」
這次的印度尋根之旅，對他而言是個開始，之後，他又多次在印度召喚下回到了他的故土家園……

作者簡介

V. S. 奈波爾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堪稱是當今英語世界重量級作家，《紐約時報》書評稱譽他是「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

一九三二年，奈波爾出生在千里達
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一九五○年，他獲得獎學金，進入牛津的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五三年取得學位後，他遷居倫敦，任職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開始寫作。一九五七年以《神祕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展開寫作生涯。此後，奈波爾致力於寫作，生平未嘗從事過別的行業。

奈波爾的作品以小說與旅行文學為主，兩者皆獲得高度評價，得過無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文學獎、毛姆小說獎、萊斯紀念獎、霍桑登獎。他在一九九○年被英國女王封為勳爵士。
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相關著作
《印度：受傷的文明》

譯者簡介
李永平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中山大學外文系、外文研究所副教授、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教授。同時也是知名小說家。著作有：《吉陵春秋》、《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大河盡頭》等書。翻譯作品：《走過興都庫什山》、《大河灣》、《曠野的聲音》、《紙牌的祕密》等。

名人/編輯推薦

既近又遠的原鄉
──我讀《幽黯國度》王瑞香

台灣第一次將文學目光投向加勒比海區域，應是一九九二年瓦科特（Derek Walcott，出生於聖露西亞的詩人暨劇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設若當時（甚或更早）得獎的不是瓦科特，而是奈波爾（長年來奈波爾屢屢被認為有望得到諾貝爾獎），那麼台灣必定早已有許多奈波爾的中譯作品問世；因為奈波爾的著作量豐碩，品質也都在水準之上。

有人認為，若非奈波爾在作品中透露對第三世界那樣無情的嘲諷與鄙夷，諾貝爾文學獎很可能早就落在他身上。不過話說回來，奈波爾的憤世嫉俗和譏諷挖苦畢竟是他的真情流露；因此，這樣一位作家的頭頂若加上諾貝爾獎光環，反而會有點不搭調吧。

奈波爾於一九三二年出生於千里達，祖父於一八八○年代以契約勞工的身分來到這個英屬殖民地，從此在那裡定居；父親是一家報社的記者，並從事少許的創作。奈波爾的家族到他這一代共出了四位作家，他是當中最傑出的一個。奈波爾於一九五○年前往牛津大學就讀，一九五四年開始寫作，未幾即嶄露頭角，幾十年來在英語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屹立不搖。

奈波爾的早期寫作生涯以經營小說（先短篇，而後長篇）為主，八○年代之後則主要投注於旅遊寫作，至今他共出版了二十二本書，其中小說和遊記約各占半（各為十本與八本），兩者所受的評價均極高。儘管一再與諾貝爾獎緣慳，奈波爾卻榮獲不少其他文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以及英國獎金最高的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此外還於一九九○年受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

無論是小說還是遊記，奈波爾的作品往往將讀者帶到第三世界的最遠處，而他對第三世界的描寫向來是不留情面的冷嘲熱諷兼帶深沉的無奈，這頗迎合歐美知識分子的胃口，但卻相當地激怒了第三世界的讀者，甚至引起廣泛的爭議，就這一點而言，《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一書所導致的情況最為激烈，以《東方主義》一書馳名世界的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即對奈波爾做了嚴厲的批判。

但即使是薩依德這樣的「敵人」亦不能不折服奈波爾在寫作上的功力。事實上，奈波爾雖然在文學上享有至高的聲譽，他孤傲尖酸的個性卻為他樹敵無數，有些記者即不掩其對奈波爾傲慢態度的厭惡；甚至奈波爾過去亦師亦友的著名旅遊作家索魯（Paul Theroux）也與他反目。不管討不討人喜歡，奈波爾這個特點為他造就了寫作上的正字標記，不過在八○年代末期以來他的作品逐漸出現了較為溫和的色調，這為他贏得了另一種讚賞的聲音。

雖然到牛津求學後即以英國為主要居住地，奈波爾的心靈卻一直漂泊無所寄託，甚至軀殼也長年來游移於英國、千里達、印度、非洲、美國之間。所有這些旅行經驗都化作文字，他也成為當今世界上旅遊文學的翹楚。除了遊記報導之外，這些異地經驗也提供奈波爾豐富的小說素材。

他的小說多半在探討第三世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逆境，以及個人的流亡經驗，內容亦虛亦實，有時帶有自傳色彩，不論在技巧或見解上都極具有可讀性，其中以《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模仿人》（The Mimic Men, 1967）、《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享譽最高。在他的遊記報導中，有關印度的作品無疑是最具個人意義也最值得重視的。在這方面奈波爾共有三本著作，這本《幽黯國度》是其中的第一本。

奈波爾最早的作品是以千里達為背景的小說，雖然獲得好評，但由於意識到這樣的作品有局限性，他於一九六○年開始旅行，刻意博得更多的讀者，擴大他的文學版圖。一九六二年，他首次踏上印度土地，探訪他祖父輩的家園。這時他才三十歲，卻已有豐富的寫作經驗，共出版了四本頗受肯定的關於千里達的小說，及一本記述他首度返回加勒比海區域的遊記報導。他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從在孟買上岸開始，先到德里，然後在喀什米爾住了四個月，接著短訪西姆拉，往南到馬德拉斯，再到加爾各答，最後造訪他外祖父的家園。

加勒比海區域的居民都不是當地的「原住民」，而對被迫以奴隸或契約勞工移入的三大族群的後代（非洲裔、印度裔、華裔），重訪或重返原鄉的企望很自然成為重大的心願。比較而言，非洲裔的尋根之旅充滿回歸的喜悅，華裔很少在這方面訴諸筆墨，而印度裔對原鄉的態度則頗為曖昧。奈波爾面對印度時，除了曖昧之外，更帶著深重的失望。

在本書中他呈現各種令人不安的印度亂象，並對大英帝國做犀利的批判，讀者可以見識到奈波爾作品所慣有的尖酸刻薄與陰沉的無奈，及其令人佩服的寫作技巧。一開始的序曲即把印度的兩大問題點明了：令人窒息的官僚體系與令人沮喪的種姓制度。奈波爾為了索回在海關被沒收的兩瓶洋酒，來回奔波辦理那繁瑣得任誰都會發火的手續，女伴大約中暑，一時昏倒在衙門裡。奈波爾向機關職員大呼要水，卻毫無動靜，只換來幾聲輕笑。又叫，仍無人理睬。

最後一個雜役慎重其事端了杯水過來，奈波爾才恍然大悟，「職員是職員，雜役是雜役，各司其職，不相混淆。」在印度傳統中，越是屬於勞力的工作越下賤。因此，一個速記員在上司（國外回來的）的逼迫下終於打出一封他速記的信時竟然哭了。他覺得很受辱，因為他是速記員，不是打字員。

官僚體制的瑣碎與荒謬有時令人不解。奈波爾曾發現一位「表格與文具視察員」，他的工作是機密的，就是到各個火車站「摸清屬下每一位站長的底細」，以查核其表格與文具申請單。他給奈波爾看一份某個站長的申請單，所申請的一百本便條紙被這位視察員刪除到剩兩份，他解釋，這位站長有六個孩子，這些便條紙有九十八份是要給他孩子用的。

成長於殖民地的奈波爾所關注的重點之一，很自然地，是印度後殖民情境的種種相貌。不論是對印度本身的罪惡，或英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他的批評都不假辭色。他譏刺地說，全世界各色人種之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賦，但印度人模仿的並不是真正的英國，而是由俱樂部、歐洲大爺、印度馬伕和傭人組成的「盎格魯印度人」。而這些假英國人是那個玩夠了，感到無趣就拍拍屁股走人的騙子──英國──留下的。在他後來的一部小說《模仿人》裡，奈波爾對這種「假英國人」和大英帝國的禍害做了盡情的發揮。

身在印度，奈波爾始終有疏離感，總覺自己是個異鄉人、是個過客。他只能安於他想像中那個從「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來的土地，跟周遭的異文化完全隔絕開來」的印度。儘管這趟旅程他並無歸鄉之感，並試圖以客觀的眼光去看印度，但他仍不可自己地感受到震驚、厭惡、絕望、憤怒、羞恥等種種情緒。

印度舉國上下到處大解，人人對排泄物視若無睹，垃圾、人、牲畜、食物等堆在一起、司空見慣的孱弱小孩、一座座貧民窟……等令人怵目驚心的現象，令奈波爾招架不住。不過，在一段時間後他便找到了逃避的竅門。但對於他的認同他便無法輕易妥協了。

其實，在探訪印度的同時，奈波爾也在進行一個內心之旅：透過他的書他企圖探索自己歷史的各個面向。例如他的身分認同。他嘗試懷著觀光客的心態走訪印度，卻又對真正的遊客看不順眼。例如，看到年輕貌美的美國女子樂琳，他發議論：「這種美國人男女都有。他們雲遊四海，混吃混喝。」看到美國老太太施捨零錢給學童，他心裡起了無名火，一怒便將學童都嚇跑了。這樣的語帶譏刺、嫌厭與不屑正反映了他在認同上的掙扎。

置身印度，奈波爾不止一次咀嚼童年時被一位同學（也是印度人）認出是「真正的婆羅門」的欣悅感覺，流露了他的階級優越感。或許他在火車上結識的錫克人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在本書中我們幾乎聽不見印度人的聲音（要到《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我們才能在他的文字裡聽見印度人的聲音），發聲最多的就是這位「對膚色存有偏見」而又尖酸刻薄、卻深深吸引奈波爾的錫克人。

在此，奈波爾運用小說手法，藉著這名錫克人道出了自己對印度人的惡感和輕蔑。
他對印度真是吝嗇，即使在看到美好的事物想要讚美時，也要先挖苦一番。看到一位相當順眼的男子，他寫道：「髒亂、腐朽、視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產生出那麼多相貌堂堂、溫文儒雅的人物。」一直到最後描寫到他外祖父的家鄉時，他的筆才溫柔起來，流露些許的情感。不過，等見到鄉親，看到他們對他有所求時，他卻又立即收起他的溫情，板起臉來，顯得被動、冷漠而寡情，甚至連一個小孩梳洗乾淨了想搭他一段便車，他都毫不思索地拒絕了。

奈波爾對印度會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他在心態上是個典型的「殖民地子民知識分子」，對自己所出身的殖民地、自己淵源所在的第三世界缺乏愛心與信心所致。

在這次的印度之旅之後，奈波爾每每在印度的召喚下回到它的懷抱，而於一九七七年出版《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記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甘地夫人治下的印度，筆調仍和前一部一樣充滿憤怒、震驚、疏離與失落之情。

《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是他的第三部印度遊記，在這部優美的記述裡，奈波爾陳述印度驚人的改變，以及他對印度較樂觀而同情的看法，此時的奈波爾成了一個溫和、熱情、寬諒的旅遊記述者，令人不禁覺得，這個漂泊者雖未必找到了他心靈的故鄉，卻至少收斂了他慣有的對第三世界的無情嘲諷與陰沉的不屑，而成為一顆較成熟、晶瑩的靈魂。這三本書都是一個旅遊者所寫的書，但不是寫給觀光客看的；而不管你喜不喜歡裡面所呈現的印度或奈波爾，你都必須承認它們是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書。

身為旅遊作家，奈波爾從加勒比海區出發，在《幽黯國度》裡我們看到他到了先祖的印度，爾後他將走訪非洲、中東、非阿拉伯的回教國度（南亞、東南亞）、美國南部等地，並根據這些經歷寫出一部部擲地有聲且廣泛引起爭議的遊記，在旅遊報導上樹立了獨特而重要的典範。

在各方面似乎都離我們很遙遠的加勒比海區在文學上值得我們探究。雖然存在那裡的是一些蕞爾小國，沒有久遠的歷史或顯赫的國際地位，它在文學上卻不乏世界級人物。除了奈波爾與瓦科特之外，值得注意的尚有以英語寫作的藍明（George Lamming）、芮思（Jean Rhys），西班牙文方面則首先令人想到古巴的「國父」荷西．馬蒂（Jose Marti）。奈波爾是我們認識加勒比海文學一個很好的開始，而《幽黯國度》是我們見識其遊記作品魅力的最佳起點。

(王瑞香：文化工作者，著有《一個女人的感觸》)

印度之旅序曲：申請一些文件
第一部
第一章想像力停駐的地方
第二章階級
第三章來自殖民地
第四章追求浪漫傳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達爾湖中的娃娃屋
第六章中古城市
第七章進香
第三部
第八章廢墟狂想曲
第九章枕上的花環
第十章緊急狀態
第十一章還鄉記
尾聲奔逃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想像力停駐的地方

南太平洋的對蹠群島（Antipodes）使我們想起孩提時代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和疑問。只不過幾天前，我還期盼，這一座蕩漾在大海中、虛無縹緲的堡壘會成為我們返鄉航程中的一個定點，但是，現在我卻發覺，就像我們的想像力停駐的每一個地方，它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陰影——向前邁進的人永遠捕捉不到的東西。 ——達爾文《小獵犬號航海記》（Voyage of the Beagle）

那位做生意的朋友批評我：你讀了太多西方人寫的、對印度充滿偏見的書。這麼說對我並不公平。他認為正確、值得一讀的書，我讀過不知多少本。況且，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層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生活的背景中。我外祖父來自印度，但他從不曾向我們描述這個國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個小島外面的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離開印度後，我們家族的旅程就算終結了。印度是虛懸在時間中的國家。它跟我後來發現的那個國家——透過「戈蘭奇出版社」（Gollancz）和「艾倫與安文公司」（Allen and Unwin）出版的許多立論「正確」的書籍，以及《千里達衛報》（Trinidad Guardian）刊載的發自印度的電訊——實在連接不起來。在我心目中，印度依舊是一個特殊的、與世隔絕的地方；它哺育過我外祖父和其他出生在印度、以契約勞工身分來到千里達的鄉親，但即使是這段歷史，後來也湮沒在茫茫太虛中（就像印度這個國家），因為在這些人身上，我們看不到賣身契約遺留下的痕跡，甚至看不出他們當過勞工、幹過苦力工作。

童年回憶如今，回想起千里達島上的童年生活，我頂記得一位老太太。她是我母親娘家的朋友，皮膚白皙，滿頭華髮，平日喜歡穿金戴銀，顯得十分闊氣。她只會講印地語。她那優雅的舉止言談，配合她丈夫的翩翩風采——他唇上留著濃密、花白的八字鬍，身上總是穿著一套纖塵不染的印度服裝，個性卻十分沉默，跟他妻子的聒噪形成鮮明的對比——一開始，就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目中，這對夫婦簡直就是高不可攀的外國人，雖然他們跟我們家非常親近，平日往來十分密切（他們經營的那間小舖子，就在我外祖母的商店附近）。他們來自印度。這樣的出身和背景賦與他們一種神秘而迷人的魅力，但這份魅力到後來竟也變成一種障礙。他們漠視千里達——不，應該說，他們自絕於千里達；這對老夫妻根本不想學英文，而英文正是孩子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老太太嘴裡有兩三顆金牙，因此，人人都管她叫「金牙婆婆」（Gold Teeth Nanee）。這個混合美語和印地語的稱呼顯示，她所屬的那個世界，如今已經漸漸消退，隱沒了。金牙婆婆一輩子沒生養過兒女，也許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她常來我們家走動，在孩子們面前扮演祖母的角色。這份苦心並沒得到回報。大夥兒還是不怎麼喜歡她。此外，她老人家還有一個缺點：貪吃，就像一個小孩，常常不請自來，到我們家吃飯。你若想整她老人家，很簡單，只要拿一塊巧克力通便劑請她吃。有一天，她在我們家發現一大玻璃杯看起來像椰乳的東西，二話不說，拿起來就往嘴裡直灌，一口氣喝個精光，結果卻生病了，躺在病榻上，她老人家終於懺悔了——但她那種悔悟聽起來卻像是責備。原來，她喝了一大杯白顏料。令人訝異的是，她老人家竟然硬著頭皮把它喝光，眉頭也不皺一下。在飲食方面，金牙婆婆倒是喜歡嘗新，充滿實驗精神，可一點都不像印度人。這個恥辱一輩子跟隨著她，直到她逝世那天。

就這樣，一個「印度」在我們眼前垮掉了。長大後，我們搬進城裡，而金牙婆婆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漸漸縮小了，貶低了，變成一個古怪的鄉下老太婆，不值得我們交往。那時她的世界顯得那麼遙遠，那麼的充滿死亡氣息，然而，事實上，時間並沒把我們跟她老人家分開。我還記得一個名叫巴布（Babu）的人。他也留八字鬍，個性十分嚴肅、沉默，平日不苟言笑，一如金牙婆婆的丈夫。在我外祖母的家庭中，巴布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他也是在印度出生，但他為什麼會待在我們家，獨個兒居住在廚房後面的一個房間裡，到現在我還不明白。我們小時候居住的那個世界實在很窄小、閉塞。關於巴布，我只知道他出身武士階級（Icshatriya）：如今，這個雄赳赳的大男人，每天黃昏卻孤伶伶蹲在陰暗的房間裡，給自己弄一頓簡單的晚餐——○1麵，切菜，做一些在我心目中只有女人才應該幹的活兒。難道，這位印度武士也當過勞工？在我們小時候，這是難以想像的，但後來卻被證實了，只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已經不在乎這種事情了。我們已經搬家，外祖母要找人幫我們挖一口井。巴布從他繼續居住的那個小房間來了。井越挖越深。巴布乘坐吊床進入井中，把挖掘出來的泥土堆放在吊床上，讓人們拉上去。有一天，吊床沒有運載泥土上來。巴布挖到了石頭。最後一次，他搭乘吊床回到地面上，隨即收拾行囊，返回他來自的那個太虛幻境中。往後，我再也沒看見過他；偶爾看到板球場邊緣那個深洞，我才會想起這位印度武士。井口已經鋪上木板，但每回看到精力過人的守場員奮勇追逐邊線球，我就會感到心驚肉跳，生怕他們一腳踩進坑洞中。
薪火相傳嚴格說，在千里達，「印度」並不是顯現在我們周遭那些人物身上，而是存在於我們家中的一些器物，諸如：一兩張破舊不堪、髒兮兮、不再能夠睡人的繩床，這些年來一直不曾修補過，只因為在千里達實在找不到擁有這種技能的工匠，但我們還是把繩床保存下來，讓它占據家中一點空間；幾張用稻草或麥稈編織成的草蓆；各式各樣的黃銅器皿；好幾台木製的傳統手工印染機，早已經報廢，因為現代工廠生產的印花棉布花樣又多，價格又便宜，況且，印染技術也早已經失傳了，在千里達再也找不到一位印染師傅；大本大本的書籍，紙張粗糙酥脆，油墨濃濃膩膩；大大小小的皮鼓和一只殘破的簧風琴；一幅幅五顏六色的圖片，畫中的印度神祇坐在粉紅蓮花座上，背對著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琳琅滿目的祈禱用具——銅鈴、銅鑼、模樣很像羅馬油燈的樟腦爐、用來舀取和分配「神酒」的長柄湯匙（印度農民的神酒：平日喝的是紅糖和水，加上幾片菩提樹葉，節日喝的則是加糖的牛奶）、各式各樣的神像、一顆顆光滑圓潤的鵝卵石、用檀香木削成的棒子。我們家族的旅程已經終結了。如今，在我個人的這趟印度之旅中，我會發覺，我們家族的遷徙和轉變——從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東部，飄洋過海來到千里達——到底有多徹底，究竟能不能再回頭。當初，我外祖父從老家的村莊出發，走好幾個鐘頭的路，來到最近的鐵路支線車站，搭一天一夜的火車來到港口，然後搭船在海上度過三個月，最後才抵達千里達。而今，「印度」只存在於我們家的一些器物中。但我們的印度社區，表面上看起來自給自足，卻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很快的，我們就不再使用傳統的掃帚。木匠、泥瓦匠和補鞋匠的技藝，本地人可以提供，但我們到哪裡去找織工、印染師傅、製作黃銅器皿和印度繩床的工匠呢？因此，我外祖母屋裡的許多東西是無法替換的。這些東西受到珍惜，因為它們來自印度，但外祖母繼續使用它們，直到這些東西全都殘破了，腐朽了，而她老人家並不會因此感到懊惱、悔恨。後來我才領悟到，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態度和人生觀。

習俗必須保持，因為它是古老的東西。這就是薪火相傳。至於究竟有沒有一個古老的過往文明支撐這種傳承，卻不是挺重要的。古老的東西，無論它是一幅笈多王朝○2神像或是一張繩床，不管它有多神聖崇高，都必須讓人使用，直到它殘破腐朽，不堪使用為止。小時候，對我來說，哺育過我周遭許多人、製造出我家中許多器物的印度，是面貌十分模糊的一個國家。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我把我們家族遷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個黑暗時期——從大海伸展到陸地的那種黑暗，就像傍晚時分，黑夜包圍一間小茅屋，但屋子四周還有一點光亮。這一圈光芒、這一個時空，就是我的經驗領域。即使到了今天，儘管時間擴展了，空間收縮了，而我也已經在那個曾經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區，神志清明地旅遊過了，但那團黑暗依舊殘留著——殘留在今天的我再也無法接受的那種人生態度、那種思維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當年，我外祖父鼓起勇氣，從事一趟險阻重重的航程。生平第一次離鄉背井，他面對的是一個嶄新、令人驚愕的世界，包括那個距離他那座村子好幾百哩的大海；可是，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一旦離開家鄉，他老人家就不再觀看這個世界了。後來，他曾經返鄉，但只是為了帶回更多印度的東西。在千里達，為我們家興建一棟住宅時，他拒絕參照島上各式各樣的殖民地建築物，而是自己動手設計藍圖，建造出一間笨重、平頂、怪模怪樣的屋子，而這種房舍，日後我在印度北方邦那些殘破的小鎮會一再看到。外祖父他老人家遺棄了印度，然而，就像金牙婆婆，他也棄絕千里達。可是，他卻能夠腳踏實地的活著。他那座村子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打動不了他的心；沒有人能逼迫他走出他的內心世界；不論到哪兒，他都隨身攜帶著他的村莊。一小群親友，加上幾畝土地，就足夠讓他老人家在千里達這座島嶼中央，心滿意足地重新建立一座東北方邦村莊；在他心目中，這兒就是遼闊浩瀚的印度大地。身為他的子孫，我們卻無法棄絕千里達。我們家那棟房子外觀很奇特，但也不比島上其他房屋獨特多少。從小我們就察覺到，我們這座島嶼聚居著各色人種，匯集著各式各樣的房屋。毫無疑問，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套器物和習俗。我們吃某種食物，舉行某種儀式，遵守某種禁忌；我們了解到別的種族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和信仰。我們不願分享他們的東西，也不想讓他們分享我們的東西。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沒有人教導，但從小我們就體會到這點。我們從不刻意去想，身為印度人，我們在這個多元種族社會的處境。別的種族難免會批評我們——長大後，我才領悟到這點——但這些話不會傳進我們家裡，而就我記憶所及，小時候我們家從不討論種族問題。儘管生活在一個充滿種族差異的社會中，說也奇怪，我在這方面卻能夠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純真得不得了。記得，在學校念書時，我最喜歡的一位老師卻讓我感到很迷惑，因為他有一頭糾結成一窩的鬈髮；百思不得其解，我竟然作出這樣的結論：這位老師跟我一樣，這會兒還在長大中，再過幾年，頭髮自然會長得又長又直。我們家裡從不討論種族問題，但不知怎麼回事，從小我就覺得，回教徒比其他族群更特別。他們不值得信任；他們會陷害你。

回教徒一走近我外祖母的屋子，大人們就會指點著他那與眾不同的帽子和灰白鬍鬚，警告我們，可千萬要小心，莫招惹這種人。在我們眼中，我們家族之外的每一個族群所具有的特徵，在其他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身上比較容易察覺，因此也比較讓人放心。種族意識遲早會進駐我們這些小孩的心靈，但在這之前（一直到最近）我們憑藉古老的、印度式的階級區分，面對社會上那種能夠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些許情趣和風味的族群敵對關係，儘管這種區分，在今天的千里達早已經變得毫無意義。

與眾不同的生活我們家庭外面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這種歧異性。離家時，我們得面對和接受這種差別，但有時也可以把它忘掉，譬如在學堂裡。然而，每回跟別人交往，一旦發現對方咄咄逼人，侵犯到我們的信仰和習俗，我們就會開始退縮，跟他們保持一個距離。記得有一回——其實這件事是後來發生的，那時我們的家庭生活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我被帶去探訪一家人。他們跟我們家並沒有親戚關係，這使得我們的造訪讓人覺得有點突兀。不知為了什麼緣故（也許是聽別人說的吧）我心裡早就認定他們是回教徒，因此，在我眼中，這家人的生活方式確實與眾不同，簡直就是非我族類。這種差異顯現在他們的外表、衣著、房舍和——這是我最擔心的——食物。他們請我們吃一種又硬又脆、跟牛奶攪拌在一起的細麵條（vermicelli）。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這種食物肯定跟某種神秘詭異的儀式有關。望著手裡的一碗麵條，我實在吃不下。後來我才曉得這家人是印度教徒。我們這兩個家庭，後來還成為親家呢。無可避免的，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和生活方式到頭來總會漸漸凋萎、變質；我們搬到千里達首府後，由於城裡印度人很少，這種改變進行得更快了。外面的世界大舉入侵。我們變得越來越退縮，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彷彿見不得人似的。然而，有一回，我們卻公開向這座城市提出挑戰。我外祖母想在一株菩提樹下舉行一種名叫「卡塔」（kattha）的印度教誦經法會。

整個千里達島，只有一株菩提樹，而這棵樹生長在府城的植物園。我們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請。出乎我們意料，許可證竟然發下來了。於是，一個星期天早晨，我們一家子圍坐在菩提樹下——樹身上掛著植物園的標籤，聆聽印度教博士唸誦卡塔經文。燃燒供品的火堆，劈劈啪啪響個不停，整座植物園瀰漫起松脂、紅糖和印度奶油的氣味；銅鈴、鑼鼓和海螺等法器，吹吹打打震天價響。早晨在植物園中散步的市民，男女老少，紛紛停下腳步駐足圍觀。一位謹守星期六為安息日的耶穌再生教派信徒（Adventist）只管瞪著我們，顯然把我們當成異端看待。在幽靜的植物園中，一場古老的、源自另一個大陸的、屬於亞利安人種的宗教儀式，正在一株菩提樹下舉行，距離千里達總督的官邸只不過數百碼之遙。整個場景充滿田園風味，宛如一首牧歌。但直到長大後，我們才體會這一點。那時，我們還在學校讀書；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眾目睽睽之下參加這種儀式，實在讓人覺得很難為情。我們羞答答怯生生，端坐菩提樹下，忍受別人異樣的眼光。我們那個原本隱密的世界，很快就縮小了，漸漸消失了。儘管如此，千里達首府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的少數幾位虔誠的印度教徒，偶爾還會供養婆羅門，而我們這一家正巧屬於婆羅門階級，於是我們就去接受供養，大吃大喝，臨走時還接受主人的饋贈——幾匹布和一個紅包。我們從不懷疑自己的好運。高高在上接受供養，確實是一種好運道；吃完一頓大餐後回家，穿著普通的襯衫和長褲走在街上，我們又變成普通的孩子，跟城中其他男孩沒啥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