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於中國大陸，1949年大陸易幟前，經兄嫂安排，由湘來臺。定居臺灣後兩度赴美深造，於1965年獲得南伊利諾州大學博士學位，學成先後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期間曾於1972~1973年應邀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擔任研究員，1977~1978年至美國哈佛大學任名譽研究員。畢生獻身文化教育，為教育改革之倡議，付出不遺餘力。著有教育與心理學之專書數種，編有英語語音學中英文版，其中尤以《華人性格研究》一書最具學術價值，富有盛名。其他著作包括：《社會與教育》（遠流）、《發展心理與教育》、《教育與人才》、《教育與學術》、《美國教育》（臺灣商務）等書。

譯者簡介：

洪蘭

加州大學河濱校區實驗心理學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中正大學和陽明大學，目前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已翻譯超過五十本生物科技及心理學方面的好書，包括《心理學實驗研究法》、《心智拼圖》、《天生愛學樣》、《大腦的秘密檔案》、《邁向圓滿》和《真實的快樂》等，曾獲頒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並著有《講理就好》等二十多本書。近年來有感於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而閱讀是教育的根本，前後去過臺灣大大小小近一千所中小學作推廣閱讀的演講，深受各界推崇，於2005年獲頒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特別貢獻獎，2011年獲頒遠見雜誌華人領袖終身成就獎。

梁若瑜

東吳大學心理系畢業，成長過程中在法國居住多年，熱愛文字工作，目前以翻譯為職，以文字為樂。譯有《然後呢…》《你會在嗎？》《因為我愛你》《我回來尋覓你》《我怎能沒有你？》《某夜，月未升…》《找死專賣店》《機械心》《如今妳的世界永遠是黑夜》《艾可說故事》《那隻見過上帝的狗》《綠色企業力》《被切除的人生》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政治大學名譽教授吳靜吉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
前醒技術學院教務長史濟鍠
政大心理系教授林邦傑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
共同推薦

序

自序：

在文化的情境下去瞭解華人是瞭解或研究華人社會任何層面（如政治）必要的工具。或許Pye教授（1988）批評華人不願意自我分析是對的，我們沒有任何自我檢討、自我分析的雅量。這是第一本根據實徵的數據來作的華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深度分析。這本書與林語堂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9）在內容、研究方法及風格上並不相同，也與許烺光（Francis Hsu）的《中國人與美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1981；中譯本巨流出版）及香港中文大學Michael Bond的《中國人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1986）相異。

我生長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和香港教過書。很少華人或非華人有我這種機會能在不同的文化中觀察華人的行為。我在三個華人社會的經驗，使我對華人有不同的看法，也使我想要以實徵的方式研究他們。當我在1954年第一次去美國讀書時，我就注意到華人和美國人的差異。1972年，我應邀到夏威夷的東西文化中心去作一年的研究員。我認為研究華人是件有意義的事，還有兩個理由：第一，華人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你的鄰居、同事都有可能是華人；第二，中國開始成為世界的列強之一，它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1977～1978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休假一年（自1973年到1987年回台為止，我一直都在中文大學教書），到哈佛大學開始計劃研究華人性格。那時，我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的榮譽研究員。這個夢想在我回到香港後逐漸成型，最後在台灣完成。1983～1995年，我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美國蒐集資料，用自己設計的問卷、訪談、觀察和深度交往中得到這些資料。

外國人常誤解華人，以為華人就是那些典型，其實華人社會就跟其他社會一樣，各種典型的人都有。但是我必須承認，跟1954年我所看到的美國人比起來，華人的確有比較多的負面人格特質。我跟魯迅（《阿Q正傳》的作者，這本諷刺的書，有多種語言的譯本）的看法多少有些相同。魯迅放棄醫學來當作家，希望透過文學的力量來喚醒中國，他筆下的人物都有著華人民族性的弱點。我也在很多華人身上觀察到這些不好的人格特質，這些特質存在於高官權貴身上，也在平民百姓身上看到，知識份子如此，文盲也如此，這些特質似乎是中國幾千年來貧窮、無知、腐敗、獨裁、內戰權力鬥爭的原因。從正面來講，華人聰明、勤奮，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成就動機造就了香港及後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現在則是大陸的經濟起飛。所以，本書所根據的研究計畫有兩個目的：幫助其他國家的人瞭解華人，以及喚起華人同胞的注意。我們要保留好的人格特質，防止不好的人格特質在後代子孫身上再出現，我認為這個可以從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來著手防範。我希望這本書能對學術界，尤其是我深愛的祖國，能夠有所貢獻。當我說我的祖國時，我是指大中國（whole China），包括台灣、香港和大陸。

本書所根據的研究一共有21個，前後共有八章。第一章介紹本書的目的、採樣、使用方法、資料的蒐集及資料的分析。第二章到第七章詳細的報告這21個研究。最後一章討論研究的發現以及它的意義。本書兼顧學術性與非學術性，是給專家看的也是給普通人讀的。本研究質的部份大於量的部份。有些量的分析所用的統計方法都很簡單，為使大部份的讀者都能瞭解。有一些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是本土化的。我從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這些資料。假如讀者不是對每一章都有興趣的話，我相信至少能找到一兩個章節是有興趣的。

我對已故的兄嫂感恩不盡，假如不是他們當年安排我離開大陸，我今天也不可能在此寫這本書。感謝內子則娟及三個兒女－呂維、呂明和呂綸－以及姪兒思允給我的支持。小兒子還買了一部電腦給我，教我如何使用它，這大大的加速了我寫書的進度。呂明和呂綸都協助我校稿。在分別了三十四年之後，我留在大陸的老友周貽白全程陪伴我在大陸蒐集資料。麻省理工學院的Lucian Pye替我寫了推薦文。普渡大學的Thomas Berndt和國立陽明大學的曾志朗替我看稿，國立台灣大學的楊國樞和黃光國教授、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的Alan Liu，香港中文學的Michael Bond、盧乃桂、侯傑泰和張炳松，伊利諾大學的Harry Triandis，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Shalom Schwartz和普渡大學的John Feldhusen給予我重要的建議。Alan Liu和Thomas Berndt也在精神上給我很大的支持。國立政治大學的秦夢群所長給我很多的鼓勵，我以前的學生及朋友侯傑泰替我跑大部份的統計資料。耶魯大學出版社、Norton、Sage、Caslon、Jossey-Bass以及聯合大學出版社都看過我的手稿並給我很多的建議，讓我修改書稿使得最後Edwin Mellen Press願意出版它。我對上述出版社感激不盡。

我也感謝台灣的國科會、香港中文大學的現代亞洲研究中心及新亞書院的明裕基金會提供我研究經費。最後，我深深感謝那些幫助我蒐集資料的朋友和學生，以及參加我研究、接受我訪談的所有參與者。

呂俊甫，1998年3月，台北，台灣

他序：
Pye序 Lucian W. Pye（麻省理工學院）

大部份的人都認為華人有一些很獨特人格特質。一部份原因是，華人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產物；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人的典型其實是那些從未見過華人的人以訛傳訛捏造出來的。例如，美國人長久以來對華人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個是陳查理（Charlie Chan）這種好的、聰明的中國人，另一個是傅滿洲（Fu Manchu）這種壞的、奸詐的中國人。在任何一個時期，美國人對華人們印象好壞完全取決於國務院的中國政策。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中國是抵抗日本鬼子的英雄。但是到冷戰開始時，紅色中國就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等到尼克森總統打開中國大門之後，美國人又立刻把中國人的印象反轉過來，當然這個好印象在天安門事件時受到嚴重傷害。

在這個不斷轉換的印象中，有一個不變的支柱，那就是基於儒家孔孟之學的中國文化傳統。這個優良的傳統一直持續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以鐵幕自絕於世界其他各國。媒體上紅衛兵拿著毛語錄瘋狂吶喊的鏡頭，以及一大群衣衫襤褸的人民呆板的重複著口號，官員狂熱的執行共產主義，政治瀰漫在小市民的生活中，無孔不入，這些畫面都讓外國人覺得中國人已經轉變為另一種新的、不同於以往的中國人了。當門戶開放以後，外國的代表團蜂擁而入，那些去逛了一圈的代表們回來報告說，中國人還是原來的中國人，只是多了一些新的把戲而已。全世界的人都對中國人感到又好奇又困惑，究竟什麼是中國人？他們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華人自己對這問題一點力也使不上，因為華人不習慣去分析自己或是去作族群的反思。當華人寫自己時，他們筆下的人物其實跟美國人所以為的沒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林語堂所描寫的華人是善良、聰明有智慧的，但是魯迅筆下的華人卻都是負面的人格。柏楊在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對華人性格所持的觀點也是和魯迅相同。看起來好像是，如果華人不能認同他的文化和這個文化下的行為，他就會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外國人無法從這些極端的文詞中去了解華人的本性，華人真正的性格。我們缺乏一個可信賴的研究、可靠的數據來幫助我們瞭解華人。

呂俊甫教授的書出版的正是時候，他蒐集了很多海內外華人的資料，包括美國、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然後加以嚴謹的分析。

呂教授曾在這四個地方任教過，做過研究，他根據21個研究來作他的華人性格分析，包括問卷、訪談、同時兼顧到質和量的研究。這種研究法使他可以從更廣的層面、不同的角度去作華人性格的切片，所以他可以看到華人的性格特質、基本的價值觀。他的研究探討華人的社會化經驗，特別是家庭組織型態和就學經驗。雖然住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反應有一點點不同。但是整個來說，它提供了堅固的基礎來作中國研究的類化根據。很有趣的一個發現是，雖然台灣政府努力保存中國傳統，而大陸的共產黨拚命破壞中國文化，但是中國大陸的華人在權威的看法竟然比台灣的華人對權威的看法更為傳統。四個地方代溝的顯著性大於地理上的差異，表示現代化在華人性格的塑造上是有影響力的。

呂教授的研究發現華人性格最顯著的一點是，對權力的服從。中國人非常重視權力，從權力中尋求支持與指引。「順者昌，逆者亡」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呂教授非常擔憂台灣民主的持久性，因為華人有這個權力中心的性格。華人的第二個主要性格是，華人有很高的成就動機。的確，在許多研究中，我們都一再看到華人爭第一的表現，不論在學術上或商業上都想拚過別人的這個特性。

前面兩個發現多少是我們意料中的，最令人吃驚的是，呂教授發現「自戀」是華人一項顯著的性格特徵。他們的社會化經驗，不但使他們要爭第一，同時還使他們誇大自己的長處美德，所以時時覺得自己應該被誇獎，應該被鼓勵，如果沒有，便覺得懷才不遇。家庭和學校的巨大壓力造成了華人這種既追求權力又自戀的性格，所以對於別人的批評不能虛心接受，會覺得沒面子，並很快地把責任轉嫁到別人身上，推諉過失。的確，中國傳統的嚴父慈母造成這兩種性格特質的混合。呂教授同時還發現，父親和母親管教的鬆緊不一會有其他複雜的行為型態出現，不過一般來說，這樣教養出來的華人都很有規矩，很有自信。

其他較不重要但很顯著的特徵為：有毅力、依賴、強勢、情緒化、有攻擊性、雙面個性和勢利眼。他同時也發現中國人崇尚權力（權力帶來地位、特權、威嚴、財富和勢力），然後才是安全感、順應、慈善及尊重傳統。雖然呂教授在研究中是嚴守中立、保持超然的立場，他卻毫不遲疑地作批評。整個來說，他很尊敬華人，但是他毫不保留地批判他所發現的許多特質。他特別批評中國的教育制度，太注重考試，忽略了全人教育。可能有人會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他們無法忽略他的證據。

這本書的份量不在於實徵上的數據或他的個人意見及批評，而是在許多不同研究最後所得出的相同結果，所謂「殊途同歸」。讀者可以自己檢驗這些結果，得出更多的結論。以這一點來說，這本書幾乎可以說是一本參考書。這種研究法可以引導出問題，檢驗受試者在不同的情境時會有什麼反應，再導出更多的研究。希望這本承先啟後的書能夠鼓勵社會科學研究的成長，像Alex Inkles在1960年代所呼籲的一樣。但是不會像Inkles那樣要求太嚴，使得他人對系統化的民族性格研究裹足不前、失去興趣。呂教授在這裡已對這種研究建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