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讀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講稿
商品資訊
系列名:慢讀經典系列
ISBN13:9789629965969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李學勤 著‧甘陽 主編
出版日:2015/01/23
裝訂/頁數:平裝/192頁
規格:18.4cm*12.7cm (高/寬)
商品簡介
本書作者李學勤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對〈五帝本紀〉進行了深度講解,系統梳理了有關五帝時代及上古史研究的爭論與探索,以啟發讀者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思考。二十年前,作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在學術界產生極大影響,由此引發的討論至今不絕。本書特別收入〈走出疑古時代〉及相關文章,是對中國文明起源及歷史研究有興趣的讀者不容錯過的精讀文本。
作者簡介
序
慢下來,靜下來
「經典通識講稿」原序
甘陽
中國文化論壇在2005年於北京香山飯店召開的首屆論壇曾以「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為主題,對我國大學本科教育的現狀以及開展通識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廣泛的討論。那次會上許多學者專家初步達成的共識認為,我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應該大力推動通識教育的發展,而通識教育的開展則應該首先着重建設「核心課程」,特別是「中外經典文本研讀」核心課程。在此共識基礎上,中國文化論壇委託我從2007年暑期開始先後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汕頭大學等合作開辦了每年一次的「全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講習班的具體方式為每次請若干資深教師細讀講解若干經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課3課時,下午授課3課時,學員除必須參加上午和下午的課程外,還要求參加至少兩次小班討論(晚上)。目前這個純粹公益性的講習班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年,每次接受來自全國各高校的正式學員二百人,加上旁聽的人數常達四百人以上,對於傳播推廣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這套叢書以講習班部分教師的講稿為基礎,同時接受其他優秀的通識講稿,目的即在讓更多讀書人分享通識教育的成果。我願借此機會感謝這些熱心通識教育事業的教師,感謝為歷屆講習班提供教學場地和行政後勤支持的大學領導和同事,更要感謝參加歷届講習班的數以千計的學員。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有賴於大學領導、大學教師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與支持,幸運的是,現在這樣的支持者正越來越多。
需要說明,中外經典文本細讀當然不是通識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識教育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我們之所以特別注重這個方面,說到底是希望重新樹立認真讀書的風氣。經典閱讀的第一個要求是:Slowdown!(「慢下來!」)而不是快餐式閱讀。我相信,當今教育的最大敵人就是彌漫整個社會以至大學校園的浮躁之氣和急功近利心態,而通識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自由教育理念而言,首先必須提倡慢下來,靜下來,克服現代人的浮躁氣和功利心。許多歷史悠久的歐美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並不是旨在把所有學生培養成古典學家,而是希望通過學習這些並無實用性的古典語言讓學生慢下來,靜下來,從而成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對所有的大學生說︰大學四年,慌甚麼?毛甚麼?急甚麼?慢下來,靜下來,開開心心讀點書!
2012年六一兒童節
目次
講稿
第一講 3
第二講 29
文本
史記‧五帝本紀 63
走出疑古時代 李學勤 129
談「信古、疑古、釋古」 李學勤 155
附錄
後記 169
慢下來,靜下來(總序) 甘陽 175
中國文化論壇簡介 179
中國文化論壇理事會構成 183
書摘/試閱
講稿
本講稿根據
第一講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們要讀的文本是《史記‧五帝本紀》。一開始聽到主辦方給我出的這個題目,我真是大吃一驚,因為據我所知,近代以來,沒有人在課堂上專門講過《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是我們傳統的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的第一篇,內容涉及我們國家、民族的形成,尤其是文明起源問題。中華文明的起源,正是當前我們國家走向崛起的時代中,社會公眾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已列入國家科技重點攻關計劃。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機會在一起研讀《史記‧五帝本紀》,我覺得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五帝本紀〉的寫作年代距今較遠,文中所談內容又是那麼古,因此閱讀難度比較大。但所謂難,並不在於文字難讀,而在於如何認識它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正是我為大家講解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首先介紹一下《史記‧五帝本紀》。我剛才說了,它是我們國家正史第一種的第一篇,那麼,甚麼叫「正史」?這是一種傳統說法。不是說正史就一定好,別史、雜史、小史就一定差;不過在傳統上,「經史子集」的「史」,首先就是正史類,而正史主要就是我們常說的「二十四史」,第一種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其開篇就是〈五帝本紀〉。由此可見〈五帝本紀〉在整個正史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作者司馬遷是西漢武帝時的人。關於司馬遷的確切生卒年,學術界一直有爭議,因為在古書中就有不同的記載。現在我們一般通用的認識是:他生於公元前145年,死於公元前86年。當然這不是一個準確的數字,前後可能有十年左右的出入,但所謂「知人論世」,我們基本了解司馬遷所處的年代就夠了。司馬遷主要活動於公元前2世紀後半葉,所以《史記》是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初的一部著作,這是可以確定的。
《史記》並非所有部分都是由司馬遷本人撰寫的。司馬遷一生遭遇波折,因李陵案牽連,被冤受刑,後來雖恢復了名譽,但從此碌碌不得志,心境沉鬱,所以他在《史記》中沒有對漢朝統治者大加歌頌,反而是把統治者不願為人所知的一些事情寫了出來,特別是有關漢高祖。因此,《史記》在漢朝統治者看來是一種「謗書」,在當時並不十分流行。大家如果細讀的話,可能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像:《漢書》中保存的古字、古義反而比《史記》中要多。我們知道,漢朝時還留存着一些古字。班固作《漢書》,完全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因此《漢書》一出,馬上傳行天下;而《史記》則受到很大壓制,反而流傳不廣。《史記》一百三十卷,在流傳過程中受到一些損失,所以有一部分是後人(主要是褚少孫)補寫的。褚少孫很有學問,但畢竟比不上司馬遷,後補的部分自然就遜色一些。不過,我們今天講的〈五帝本紀〉是司馬遷本人所寫,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這次課程的指定閱讀文本是《史記》三家註。所謂「三家註」,第一是六朝劉宋時的裴駰所著《史記集解》,第二是唐朝司馬貞所著《史記索隱》,第三是唐朝張守節所著《史記正義》。《史記》如果沒有「三家註」,很多地方我們讀不懂,因為它是一部相當古老的書,很多解釋不能靠簡單推測,而是要根據「三家註」來加以認識。
《史記》的「本紀」部分有一個特殊結構,是司馬遷基於對古代歷史的整體認識來劃分的。我們知道「二十四史」都是斷代史,但《史記》本來並不是斷代史。司馬遷從遠古寫起,一直寫到他身處的漢武帝時期,所以對司馬遷來說,他寫的是整個歷史。在這方面,《史記》和希羅多德的《歷史》有類似之處。司馬遷的《史記》和希羅多德的《歷史》是東西輝映的兩部巨著。
司馬遷是怎麼劃分本紀的呢?第一篇是〈五帝本紀〉,其後是〈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再後面我們先不談。我們可以看到,他把先秦歷史分為四段,五帝是一段,然後是夏、殷(即商)、周。夏、殷、周這三段的寫法類似,五帝則是另外一種寫法。因此在司馬遷看來,五帝是一個大的時期,然後夏、殷、周又是一個時期,秦以後又是另一個時期。這樣的劃分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符合歷史的發展。按照司馬遷的說法,「五帝」依次為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之後是一個個的朝代。那麼,「五帝」之前有沒有歷史呢?司馬遷認為,「五帝」之前是有歷史的,中國歷史並不是從黃帝開始的;但他認為黃帝時期是一個界限,「五帝」以前是一個渺茫的、無法敘述的時期,從「五帝」開始就可以敘述了。在今天看來,有重要證據可以支持這一觀點。
我們今天對古代社會有幾種不同的劃分方法,大家比較習慣的是按照社會發展來劃分,比如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按照五種生產方式來分。過去還有一種很流行的分法,是把整個歷史分為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當年蘇聯的學者反對用「史前史」這個詞,說「史前」怎麼還有歷史呢?實際上這個詞在英文中就是“prehistory”。“Prehistory”和“history”兩者怎麼區別?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法:有文字記載的是“history”;沒有文字記載,主要用考古學、人類學或語言學等方法探測的是“prehistory”。20世紀中葉以後,國際上認為這樣劃分不夠清晰,因為中間有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既有文獻記載,又需要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的方法進行補充。現在國際上將這段時期稱為“protohistory”,我們一般將其譯為「原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文獻記載和考古學並重,越往前考古學的比例越大,越往後則文獻記載的比例越大。按照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先秦歷史作以下劃分:黃帝之前,基本上都是神話傳說,文獻記載幾乎沒有,可以說是「史前時期」。從五帝時期開始有所記載,可以說它介於「史前」和「原史」之間;從夏代開始,文獻記載比較多了,夏、商、西周應該說是“protohistory”,即「原史時期」。一般認為從春秋以後就是“history”,即「歷史時期」。這樣來看,司馬遷對本紀的劃分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剛才對司馬遷的生卒年做了一下說明,那麼「五帝時期」是甚麼時候呢?具體時間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但基本來說,大約始於五千年前,這是中國傳統的說法。我們經常說我們是「炎黃子孫」,「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實這兩個說法是一回事,就是從〈五帝本紀〉來的。〈五帝本紀〉開始於炎黃時期,主要是從黃帝即位講起。黃帝生活在甚麼時期呢?這個問題有很多種說法,但一般來說,是在距今四千七百多年到五千年之間,我們就保守一點說是四千七百年左右。按古書傳說,炎帝有八世,即神農氏有八代。古代一般是三十年算一世,炎帝八世,就是二百四十年,加上四千七百多年正好是五千年。
中國準確的紀年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現在這方面有很多研究。我們有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是一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大型科技攻關項目,我們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有科學依據的一份年表,當然,不是最後的。歷史是連續的,可以一年一年往前推,而且不但可以逐年推,甚至可以逐月、逐日往前推。中國的歷史,我們一直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後是不容懷疑的,因為它非常準確。公元前841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西周晚期的周厲王昏庸殘暴,壓迫百姓,後來百姓起來反抗他,把他趕走了。趕走之後國家沒有王了,也沒有再立王,就由一些大臣共同執政,叫作「共和」,今天我們說「共和國」就是借用了這個說法。共和元年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第一年,再往前,司馬遷雖然看過很多種年表材料,但他認為其間互相矛盾,所以沒有採用,《十二諸侯年表》之前只編成《三代世表》。有人可能會想:你這麼說是不是泄中國人的氣啊?不是這樣,不管希臘、羅馬也罷,古代埃及也罷,兩河流域更不用說了,他們的年表精確的也大都推到公元前七八世紀,和我們差不多。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悠久,但是中國歷史究竟古到甚麼程度,在人類歷史上究竟處於一個甚麼位置,恐怕很多人都沒有概念。我們可以作一個具體的比較說明。在世界古代歷史上,年表的研究最多,而且比較準確的是古埃及年表。古埃及和中國一樣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它的年表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它是依據一本古書,其作者是古埃及的一位僧侶(或者叫祭司),古代的僧侶、祭司每每都是學者,這位祭司就是一個很好的學者,名叫曼內托(Manetho)。曼內托是公元前2世紀的人,寫了一部《埃及史》,可能比司馬遷稍早一些。在他生活的年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亞歷山大城圖書館還存在。曼內托看到的很多資料,在這座圖書館毀滅之後就不復存在了,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多是後人所看不到的,正如司馬遷看到的東西大多是我們看不到的一樣。
曼內托的《埃及史》雖然已經散佚,但是它的內容有不少通過其他書籍的引文保存了下來。由此,我們知道他對古埃及的整個歷史是如何劃分的。曼內托把古代埃及的歷史分為三大時期,三十一個王朝。三大時期是指古王國時期(Old Kingdom)、中王國時期(Middle Kingdom)和新王國時期(New Kingdom)。
在中國,「五帝時代」大約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70年。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我們把夏大約定在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商大約是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西周是從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這樣的劃分不一定準確,但這是目前我們所能列出的比較好的一個年表。
大家再來看埃及的年表(我給出的數字是根據最新的一個年表,出自牛津大學1994年出版的《古代埃及史》,還參考了台灣一位埃及學者2001年的修正):古埃及的前王國時期(第一王朝到第二王朝)是公元前3150年到公元前2700年;古王國時期(第三王朝到第十王朝)是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中王國時期(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七王朝)是公元前2040年到公元前1552年;新王國時期的前段〈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是公元前1552年到公元前1069年。第二十王朝以後埃及就進入了被削弱、被統治的時期。
在時間範圍上,古埃及的前王國時期加古王國時期與中國的五帝時期非常接近,僅僅是古埃及第一王朝的開始比我們早一百五十年,但是這個數字也不一定很準確,所以可以説兩者差不多。大家要知道,埃及的古王國時期還是銅石並用時代,不是青銅時代。古埃及的中王國時期,如果按照公元前2040年來算,與夏朝開始的公元前2070年只差三十年;兩者結束的公元前1552年與公元前1600年,只差四十八年,太接近了。所以,我們的夏朝基本上就相當於古埃及的中王國時期,這是青銅器時代的開始。我們的商朝是繁盛的時期。儘管周朝有八百年歷史,但春秋以後就分裂了,而商朝從來都是統一的國家,還有古人説商朝有近六百年的歷史。按「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表看,我們的商朝和古埃及最盛的新王國時期的前段,起始年份和結束年份也很接近。
通過這份年表,我們就會有這樣一個印象:「五帝時代」真是古老啊,真是中國文明的開端!
接下來,我們開始逐段閱讀〈五帝本紀〉。
第一段講的是黃帝的誕生和他所經歷的戰爭。首先我們來看黃帝是怎樣一個人: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少典」可能是古代一個國或氏族的稱號。傳説中的少典氏之國,按照《史記》之後的一些記載,多認為是在今天的河南新鄭。我本人也去新鄭看過,那裏還有後人立的一個碑,寫着「少典氏之墓」。這個不足為據,但畢竟有這麼個傳説。
我們讀「三家註」可知,黃帝是「有熊氏」,從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年代久遠,因為古人的名字常常和動植物有關。黃帝是有熊氏,「有熊氏之墟」就在新鄭,新鄭現在每年都會舉行祭祀黃帝的典禮,少典被認為是有
「黃帝者,少典之子」,這是對的,但下面一句「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問題。《史記》的一個大錯就是把姓和氏弄混了,這不是司馬遷的學問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在秦代之前,中國自古以來姓和氏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比如今天你問我:「老師,你姓甚麼?」我説:「我姓李。」這沒問題,可是在先秦就不對了。因為在先秦時候,每一個男人,如果是自由人的話,應該有一個姓,還有一個氏,比如姓李的按傳説都是赢姓。傳説堯的時候,伯益(他是我們現在知道的中國第一個大法官)被賜姓赢,大法官當時稱「理」,「理」通「李」,李姓就是從這兒來的,這是「以官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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