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導讀

卷一

君道第一

政體第二

卷二

任賢第三

求諫第四

納諫第五

卷三

君臣鑒戒第六

擇官第七

封建第八

卷四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師傅第十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規諫太子第十二

卷五

仁義第十三

忠義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誠信第十七

卷六

儉約第十八

謙讓第十九

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悔過第二十四

奢縱第二十五

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禮樂第二十九

卷八

務農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貢賦第三十三

辯興亡第三十四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安邊第三十六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畋獵第三十八

災祥第三十九

慎終第四十

名句索引

《貞觀政要》導讀──羅永生

一、《貞觀政要》的作者及成書背景

《貞觀政要》一書輯錄了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八─六四九年，六二七─六四九年在位）與其大臣們，如魏徵（五八〇─六四三）、房玄齡（五七九─六四八）、杜如晦（五八五─六三〇）等數十人的對答、議論和奏疏，以及治國安邦的理論觀點和政策舉措，是一部政論性歷史文獻，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典範以至相關思想的重要典籍。全書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編著者吳兢（六七〇─七四九），唐汴州浚儀（今河南省開封市）人，是唐代以直筆修史著稱的史家。武則天（六二四─七〇五，六九〇─七〇五在位）時期，吳兢奉召進入史館工作，負責編修國史。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七一五─七五六在位）開元年間，升任諫議大夫，兼修文館學士等職，繼續參與國史編撰工作。吳兢編撰史書，主張敍事簡要，如實記載歷史事實，以取信於後人。他曾與當時著名史家劉知幾等一同編撰《武后實錄》，然而現存史料並無明確記載《貞觀政要》的成書年月，不過根據吳兢在書中自序分別稱時任三省長官，具宰相身份的源乾曜（？─七三一）為侍中安陽公，張嘉貞（六六五─七二九）為中書令河東公，而源、張兩人一同任相的時間只有開元八年（七二〇），可以推斷《貞觀政要》大概在這時期定稿和進呈給唐玄宗。

在吳兢看來，唐初太宗貞觀時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觀」；而玄宗開元（七一三─七四一）、天寶（七四二─七五六）年間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當時李唐王朝表面雖呈現着興旺的景象，但危機已露端倪，熟悉歷史的吳兢已經感受到盛世背後，埋藏了衰頹的危機。為了讓大唐王朝能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貞觀年間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為當時以至後世的帝王將相樹立起施政的楷模，這就是《貞觀政要》的寫作動機。基於這樣的背景，《貞觀政要》一書長期以來頗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和重視。傳統歷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被塑造成一位傑出的帝王。他協助父親李淵反隋興唐，統一天下，也曾親身經歷過隋王朝初期的繁榮興旺。然而，隋煬帝荒怠無道，短短數年間，曾經強盛一時的隋楊王朝在群雄起事之中被推翻。李世民深深領略到以民為本的重要性，明確說出「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透過「玄武門之變」登上帝位後，改年號為「貞觀」，執政二十三年，期間經常與房玄齡、魏徵、杜如晦、王珪、長孫無忌等諸臣反覆討論經國濟世的大計，最後逐漸形成了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廉潔奉公、任賢納諫、獎優罰劣、平衡利害、駕馭群僚、防患於未然等一整套治國興邦的策略。正因如此，才出現了建唐以來空前繁榮與安定的「貞觀之治」局面。

二、《貞觀政要》的核心思想

下面讓我們簡單歸納出《貞觀政要》書中所蘊含的幾個貞觀君臣為政安邦的核心思想，與讀者分享一下：

（一）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太宗登基後，常與大臣們論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責歷代惡弊，響起以史為鑒的聲音，力戒重蹈亡國之轍。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朝自強盛走到衰亡的歷史，感慨尤深。所謂隋朝「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不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由此及遠，太宗與大臣們推究夏桀、商紂、秦始皇、秦二世、北齊高緯、北周宇文贇等亡國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點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帝王「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如何治國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業，這是太宗從即位至晚年常繫心頭、冥思苦索的重大問題。太宗在不同場合再三訓誨臣僚須時時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思想的核心課題，先秦諸子百家一致認同，君臨天下者應具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精神壓力，可能動地催發意識主體的鬥志，孜孜不已作用於客體，創造輝煌。貞觀年間，太宗所頒佈的一系列政綱國策，無一不是以滿懷憂思、力避重蹈亡國之轍為依據制定的，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貞觀盛世。

（二）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

貞觀君臣總結了隋朝及昔日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為政之時採取了三大舉措：

其一，清淨無為以為民。一方面，以史為鑒，注重了解民間疾苦；另一方面，審視歷史，着力探求「靜之則安，動之則亂」的客觀規律。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基本上堅持實施清淨無為以安民的策略。不過，貞觀晚年用兵遼東，親征高麗與無為思想背道而馳，實是美中不足之處。

其二，發展生產以養民。太宗即位後，繼續推行均田，褒獎墾荒，不奪農時，鼓勵生產，並且規定住在戶口稠密之處的百姓可遷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同時，還將農業發展狀況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依據：倘若轄區內戶口減少、鰥寡孤獨數目增加、不經常誘導農桑，有關官員一律降級降職。

其三，輕徭薄賦以恤民。太宗在位期間，大力倡導國以民為本的思想，嚴禁增設法外徭役賦稅，以減輕百姓負擔。貞觀時期，法定的賦役並不少於前代，所不同的是，除法定的項目外，絕不許再有增加。對於濫收苛捐雜稅而擾農傷民的官員，依法論處。相反，當遭逢蟲霜旱澇等災情時，朝廷即遣使和詔令地方政府賑災撫恤，免除當年租稅。如朝廷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又會減免部分徭役賦稅。貞觀元年（六二七），山東諸州發生大災，許多百姓為了生計被迫出賣兒女。次年，太宗拿出皇帝內府中的金銀財寶，幫助災區百姓收贖被賣的兒女，以示君主惻隱之心和仁義之舉。

貞觀君臣們以其遠見卓識，採取上述一系列舉措，在客觀上達到了鞏固統治政權的目的，有利於百姓休養生息，並有助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三）從善如流的民本觀念

《舊唐書》曾如此評價太宗：「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為世人敬慕的是，他沒有把自己視為擁有無上權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的廣開言路，屈尊求諫、虛心改過，「力行不倦」做一代有道明君。《貞觀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嚴肅，宮中進諫的人見到他都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後，每逢有人奏本，總佯裝和顏悅色之貌，以此足見其求諫心之誠懇，情之真切。通覽《貞觀政要》，太宗求諫有「三不論」：一是不論時間，二是不論事大事小，三是不論諫言對錯。太宗不但主動求諫，更能虛心納諫，即使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計較帝王之尊，坦然認錯。《貞觀政要》記載，由於大臣們所呈箴言甚多，太宗「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貞觀十一年（六三七），魏徵見太宗驕奢漸起，進呈《諫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個方面的問題，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奏疏採取對比手法，歷數太宗不能善克始終的十大愆過，語言尖刻，詞鋒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後，「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四）任賢安邦的用人策略

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太宗就他治國安邦總結了五條成功之道：一曰不嫉勝己之善，二曰能棄短取長，三曰敬賢而憐不肖，四曰不惡正直之士，五曰愛夷如華。

這五條經驗中有四條涉及人才，可見所謂「貞觀之治」就是任賢致治。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後，將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作為舉國之綱，不拘一格，招攬四方賢才，薈萃八面精英。《貞觀政要》記載太宗身邊謀臣達四十餘人之多。太宗談及人才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性時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強調要處理好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選拔和管理。他重視人才，但並非亂選濫任，而是有一定準則。一是堅持標準，務求稱職。二是各級機構和大小官職「用人彌須慎擇」。地方刺史由他親自遴選，縣令由吏部五品以上官員會商確定。在選賢擇才時，他打破魏晉以來的門第之風，盡量拔擢貧寒之士，而對於那些好自矜大的舊族門閥則加以抑制。三是惟才是舉。貞觀名臣魏徵、王珪兩人，原屬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謀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即位後，知魏徵有經天緯地之才，便捐棄前嫌，頻頻向他請教軍政要事，又屢屢擢升其官職，以致魏徵成了須臾不可離的諫臣和顧問。魏徵死後，太宗在他靈前痛哭良久，親自為他撰寫碑文。太宗又曾委任王珪為侍中和太子少師等重要職位。太宗對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備的文武將官，都賞以爵位，封以高宮。四是注重考核。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長官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在其名下記錄各自的功過善惡，「坐卧恆看」，權衡稱職與否；又按時派遣重臣依照為官標準，考核各地官吏。由於太宗講究誠信、不銜私利、求賢若渴、惟才是舉，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將人才濟濟，且統治集團內部人心齊整、義同一體，大大提高國家機器運行的效能。

（五）公正平允的賞罰機制

太宗治國安邦頗為重要的策略是懲惡揚善，恩威並舉，藉以增強大臣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在朝中營造人心思上、邪不敵正的氛圍。為了使眾多賢才脫穎而出，太宗制訂詳細而嚴格的選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將各級官員應達到的德行和政績列為九等，每年責成吏部逐一考核京官和地方官，考績優者晉升，劣者貶斥。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太宗特命畫家繪製了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懸掛於皇宮凌煙閣，用以表揚他們為大唐社稷所作出的貢獻，以激勵群臣至誠奉國。太宗對善諫佳言者給予獎賞的例子不勝枚舉。另一方面，太宗又公正懲惡。貞觀九年（六三五），鹽澤道行總管、由民州都督高甑生因犯罪而遭流放，有人以其往昔是秦王府的人，請求太宗寬恕。太宗卻說：「他為我出過力，的確不應忘記。然而，治固守法，上下必須劃一，朝中像他這樣有功的人很多，今赦免他，其他人都會抱以僥倖的心態犯法。」因而終未採納該人之議。

（六）依法行政的治國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賢能治國之時，也極為重視國家權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體、共治天下的管理機制。在這問題上，太宗態度比較開明，他甚至認為，天下不是李家皇帝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他認為治國安邦，君臣務必榮辱與共，融為一體。太宗建立了一種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職的管理模式。在處理重大軍國政事時，太宗廣泛徵求官僚意見，決不獨斷專行。屬自己承擔的責任，決不推諉他人；屬主管部門和大臣定奪的具體事情，決不越俎代庖。太宗為了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規範了諫官議事制度。在運用賞罰手段調動大臣積極性的同時，還在宮廷施行法與理相結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糾偏的辦事機構。貞觀年間，太宗完善和落實了中書省出令、門下省封駁、尚書省執行的權力運行機制。

此外，還有嚴格的審判制度，杜絕冤假錯案。唐初，並非無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決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頗，對此，太宗頒令：今後遇有死刑，都要交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官員，以及尚書九卿議定，以避免冤獄濫刑。因此，到貞觀四年（六三〇），全國處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貞觀五年（六三一），太宗因發生誤斬大理丞張蘊古事件，又一次詔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處決之前，必須五次複奏，謹防冤案再度發生。

（七）正身修德的為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願依次是：積德、累仁、豐功和厚利。不過，魏徵多次說他功利居多，惟德仁未臻於完美。太宗以為，欲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範。在這方面，太宗曾作過深入的論述：「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下亂者。」他善於擷取現實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闡明「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富有相當的合理性。「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響。太宗在治國安邦中，注重以德治為先，力爭從自己做起，從皇室做起。首先是自我節制。在太宗看來，人君的災禍，不是來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貞觀五年，太宗因各地旱災嚴重而自我貶抑，不僅在正殿聽政，減少膳食，而且還停罷百姓無償勞役。其次是加強皇室用度管理，躬行節儉，以奢為戒。三是不徇至親私情。太宗對宗室中沒有功勛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為縣公。在太宗的帶動下，杜如晦、房玄齡、魏徵、温彥博等名相正人正己，為政清廉，且兩袖清風，去世後家無餘產，幾乎難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風亦然。《貞觀政要》曾載曰：「（貞觀）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八）華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歷史階段。貞觀年間，唐朝疆域日漸擴大，但這並非像漢武帝那樣運用軍事武力達致的，而是得益於太宗以柔克剛，寬大為懷的策略和「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的主張。太宗認為自古以來，窮兵黷武的人沒有不敗亡的，前代帝王往往致力於擴張，以求身後虛名，然而這並無益於當前，反而弄得國窮民困。太宗認為如果於己有益而百姓有損，他必定不為，何況是這種圖以虛名而損害百姓的擴張。他以兼收並蓄的廣闊胸懷，盡力施行偃武修文、懷柔服遠、華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戰略思想，使周邊民族部族國竭誠歸附，年年朝貢。貞觀四年，唐軍大破突厥，降附者數十萬人，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外夷，朝廷大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進言驅逐塞外，有的奏請改牧為農，當時就連魏徵也提出偏激的主張見解。最後，太宗堅持安民弭亂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給予高官厚祿，在周邊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長紛至長安朝拜太宗，稱臣於唐，尊太宗為「天可汗」。太宗對於周邊部族國家，無論是主動靠攏的，還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實行相對鬆散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即不撤換當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長，又不強迫他們改變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僅僅是就地駐軍，以維持民族地區的邊防安全和社會穩定。為了發展對外關係，使邊疆長久安寧、祥和，太宗採用與異邦首領和親的政策，先將皇妹衡陽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給異邦首領。最值得稱道的是，太宗堅決摒棄歷代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敢為人先將少數民族的將領和賢士舉薦到中央和地方擔任官員。太宗在國勢強盛的貞觀年間大力推行華夷合一政策，對消除民族隔閡，促使民族融合，加強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往來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為中國這個偉大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於太宗與大臣勵精圖治，唐王朝的發展達到了顛峰。史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強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高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牛馬布野，外戶不閉」，出現了「古昔未有」的繁華景象。雖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辭，但當時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吏治相對清廉，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是無所置疑的。太宗的許多思想、舉措和功業，不僅隋煬帝望塵莫及，而且某些治國方略理論和實踐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漢武。當然太宗晚年恃功驕矜，疏賢昵佞，好尚奢靡，勞弊百姓等不端行為有所滋長，虛心求諫、納諫作風未能克終，仍有可議處。但生活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無限膽識，依靠廣大民眾，實現了史無前例的貞觀之治，使中國歷史進入了最治平、最強盛的時代。這也是他們奉獻給歷史的最美麗一頁。

三、編選說明

是次選譯以北京中華書局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二〇〇九年七月版）為底本，兼採北京中華書局駢宇騫、齊立潔、李欣譯注：《中華經典藏書──貞觀政要》（二〇〇九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裴汝誠、王義耀、郭子健、顧宏譯注：《貞觀政要譯注》（二〇〇六年版）和貴州人民出版社葉光大、李萬壽、黃滌明、袁華忠譯注：《貞觀政要全譯》（一九九一年版），進行綜合整理，取長補短，揀選其中若干章節，重新注釋和整理譯文。而在精句賞析部分，編者力圖透過現代社會概念對書中某些章節加以剖析，希望讓讀者從現代眼光再審視《貞觀政要》的實際意義。而在取捨過程中，編者考慮凡涉及：一、強調隋朝滅亡歷史教訓者；二、關於貞觀君臣「民本、仁政」思想者；三、反映太宗虛心納諫與臣僚敢於進諫者；四、成就「貞觀之治」的精神者，俱盡量取錄。但因篇幅所限，若干較為長篇的言辭，則在不影響整體意思的前提下，加以適量刪節，以求達致簡明扼要，免於冗長贅述。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謝氏《集校》以國內通行的兩種刊本，即明太祖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簡稱《明本》）和明憲宗成化元年戈直集論本（簡稱《戈本》）為主，輔以四種刊本，即元刻本、明初重刻本、成化再刻本和韓版注解本，並日本三大系統抄本，即南家本系統、菅家本系統和「異本」系統，進行集校，透過不同刊本的文字比勘、補充脫漏、糾正錯亂。材料豐富、用力甚深，成就獲學界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