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在哈佛的26堂課：面對道德難題如何思辨、如何選擇

前言
尋找現代的耶穌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我發現自己陷入這些混亂潮流之中。當時哈佛大學剛在大學必修學分中增設道德判斷課程，同事請我開一門關於耶穌的課。學校當局之所以有此決定，原因是教職員認為哈佛不能再忽視這股日益嚴重的窘境：我們為何愈來愈常聽到內線交易、司法黑幕、醫生注重利潤甚於病患、科學家捏造資料的事情？ 更糟的是，為何某些元兇還是哈佛校友？ 為何這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做出壞事？ 我們灌輸給學生的教育是否少了什麼？
我們明白，哈佛已訓練他們可以精確運用人文與科學素養。他們知道美國內戰的肇因，也能寫出流暢的化學實驗摘要；但是我們發現，哈佛根本沒教導他們如何以負責的道德態度運用專業學養。他們漸漸成為專業人才，但在價值觀方面卻是新手。因此校方決定，此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得修過至少一堂的道德判斷課程。這只是一小步，我們試圖治療的病症不只危害學生，還影響整個社會。當時教職員委員會便請我增設一堂課，教學內容就以道德典範與基督的教義為主。
我卻沒他們那麼有信心。我不確定道德觀可以在課堂上教授，而且我懷疑這應該由宗教機構或家長教導兒童，而非由老師教導青少年。此外我還有其他疑慮：道德判斷、道德信念與道德勇氣之間有何關係？ 例如理論上而言，學生會不會一邊培養出超高的道德判斷技巧，一邊照樣考試作弊？ 我們培養出的新一批校友，會不會只是表面上口若懸河地討論道德議題，心裡卻不甚相信呢？ 這種所謂的詭辯法，不就是雅典青年教育中最令蘇格拉底惱火的一點嗎？ 道德勇氣又要怎麼教呢？ 課堂上要如何培養這種膽量？
我的顧慮還有：為了提供廣泛選擇給學生，道德判斷的課程還有好幾門。在設計似乎毫無共通點的各種選修課時，校方會不會一時疏忽而重複他們極力想避免的自助餐式道德觀呢？「我想想，我到底比較喜歡康德強調義務的課，還是彌爾的實用主義？ 選亞里斯多德，還是阿奎那？」這種多樣性的選擇，提供了模稜兩可的道德相對主義，難道這不就是校方想挑戰的問題嗎？
我在咖啡廳向同事提出這些看法，他們都已經開了道德判斷的相關課程，也努力安撫我。他們說，我們只能希望教導學生清楚思考道德問題。同事認為，只要我們透過選擇幫助他們開口討論，闡述道德立據，學生就能在這方面有所精進，如同他們在實驗室磨練觀察本領、在樂團或合唱團培養音樂素養、在體育場鍛鍊運動技巧……但是這不足以說服我。我認為如果沒有一些共同基礎，道德論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學生可能會發現，自己在道德模糊的環境中更無所適從。
我還預見另一個問題。我們的學生可能信仰各種宗教，也可能沒有信仰，對許多道德問題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校方建議我介紹耶穌的道德看法，對象不只是接受基督宗教教義（例如道成肉身、死而復生）的學生，還包括不是基督徒的同學。我說我的確可以試試看，但是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行之有年。許多人認為，除非相信耶穌的教義，否則耶穌的道德訓誨便毫無意義，而這些人的確不是無的放矢。耶穌的確將佈道內容個人化，甚至以自己當作所要傳達之啟示的主角。
另一派人馬的看法則是，有千百萬人不相信基督宗教教義，卻同樣從耶穌的道德典範或佈道得到啟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甘地。我認為自己可以在課堂上介紹上述兩種意見，卻還無法確定是否要開課。不過，我想得愈多，就愈認為希望濃厚，最後儘管態度仍有保留，我還是同意了校方的請求。

當耶穌重回哈佛

我很慶幸自己答應了。打從一開課就知道，這不是普通課程。第一學期便有許多學生選修，幾年後，竟然每年都有七、八百名學生。沒多久之後，連來訪學者、後博士班的科學研究人員、在職外交官、都市計畫人員、記者……也紛紛加入。無論哈佛內外，只要是認定本校講究教育與宗教分家的人，都很意外這堂課的人數竟然急速增加。課程名字有「耶穌」又有「道德」，怎麼會有這麼多學生選修呢？ 吃驚的人顯然錯估這一代學生的意願，也誤判時代趨勢。
開課三年之後，校長約我到學校附近的法國餐廳午餐，向我請教原因。我說，這是許多因素綜合的結果。畢竟每個學生都得修道德判斷的課程才能畢業，而且有個化學系學生告訴我，他為什麼選修我的課而放棄其他課程：「我可沒聽過『笛卡兒』（其實他唸成笛斯卡提茲），至於耶穌呢……至少我聽過。」況且，當時哈佛大學部沒有任何一門關於耶穌的課程（現在有了）。我查詢以前的選課表才發現，上次有「耶穌」字眼的課程是由過世的喬治．桑塔耶納教授開設的，他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已離開哈佛。結果陰錯陽差地，耶穌的課程竟然成了新玩意。
耶穌在哈佛大學部缺席了七十年，象徵了美國大學在那段年代的作風。高等教育愈來愈俗世化，也愈來愈專業化，即便原本由教會興辦的學校也一樣。科學成為學問領域之冠，而非神學。宗教應該只出現在教會學校或神學院。哈佛雖然由虔誠的新教徒所創立，卻早就拋棄原本的宗教目的。神學院被發落到偏遠地帶，而且已故的柯南特（James B. Conant）校長甚至認真考慮廢除神學院。當時的人們認為，「客觀」才是授業的正當方法，然而宗教卻不能以客觀態度教授。我相信在那段時間，古代史、藝術史、美術史一定常提到耶穌的名字，卻沒有任何課程專門討論他，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改觀。學生反應如此熱烈，恐怕要歸功於七十年來累積的濃厚興趣。
因為太多學生選修， 教務處必須將上課地點改到紅磚大樓紀念廳的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re），亦即民眾聆聽波士頓交響樂團或搖滾樂團之處。因為學生人數眾多，我必須想盡辦法找地方舉行每組十五人的學組聚會，部分聚會由我本人主導或參加，才能明白學生的想法。所以有些討論會最後不得不約在校內惡名昭彰的醜陋建築內，亦即難看的儲備軍官訓練團大樓（ROTC）。場地的氣氛非常糟糕，大樓設計毫無特色，一邊是動物學系，另一邊是廢棄的核子加速實驗室，還有個校內最偏遠的停車場。本來這棟大樓聲稱是臨時性建築，校方打從我學生時代就揚言要拆毀，但是至今尚未動手。然而我教書生涯最值得紀念的某些時刻，就是發生在這裡。

善意的相對主義者

我在大學部開的第一堂課是「耶穌與道德生活」，學生多半介於十七歲至二十二歲。以前我的學生多半是研究生，因此起初我相當憂心。我希望上課題材與他們的生活有關聯，但是節奏迅速的青少年文化對我而言既陌生又可怕。我聽過的歌不是他們喜愛的音樂，而是學生的父母輩在聽的。他們看的電影正是我敬謝不敏的作品，我最喜歡的近代樂團是披頭四。我不確定自己談論耶穌的方法，他們的世界究竟能不能理解。
然而課程一開始，我就拋開疑慮，期待上課，尤其是討論會，我的學生都非常喜愛。校方的確要求他們選修道德判斷的課程，但是他們根本稱不上行為不端。他們很聰明、健談、努力，而且非常執意要做「正確的事情」。他們身上沒有常見的道德危機特徵，然而我看得出他們相當困惑。
人類文化學、哲學、心理學、歷史與社會學的課，讓許多人以為道德觀「沒有必然性」，會因時代、社會、個人而有所不同。我們有何資格質疑南海島民不拘形式的性愛風俗？ 或是批評奈斯基里克的愛斯基摩人鼓勵長者漫步到雪地上等死的風俗？ 我們怎能評斷羅馬百夫長摧毀耶路撒冷，或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征服者燒毀特諾克蒂特蘭？ 我們怎能挑剔同學的「私生活」，如果他們並未打擾到我們，或是導致我們違背良心，就算嗑藥或性生活放蕩又如何？ 上科學課程時，老師都鼓勵學生專心觀察，不要質疑實驗數據。然而他們在實驗室也會很快察覺某些學者的觀念—亦即從事研究的人無須擔心手邊實驗在未來的用途是否有害──這種想法雖然普遍，有時卻只能心照不宣。簡而言之，他們接受的教育雖然傑出，卻與道德完全無關。
總之，學生本身對此有強烈的缺憾感。「我知道不該去勢，但是我無法說出個所以然。」某個典型的大四學生到荒涼的訓練團大樓參加討論時，便有此感想。這些學生跟愈來愈多的現代人一樣，發現道德相對主義在基本意義上有些不妥。他們厭惡某些科技對大自然的破壞，看膩政客的虛假與媒體的謊言。他們明白，廣告不過是精心計算過的手段。然而在和別人開口討論真正的道德抉擇時，他們卻尷尬詞窮。只不過想找個道德詞彙表達意見，就讓他們口吃又不安，最後往往放棄，有時只能搖頭說：「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但是他們知道某些事情「絕對不應該」──例如虐待兒童，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一樣。他們痛恨別人拿自己的道德標準硬套在他們身上，多數人也不願意強迫別人遵從自己的守則。「給自己與他人生存空間」是他們的金科玉律。簡而言之，他們就是我所謂的「善意卻又不安」的相對主義者。
然而，這種善意相對主義的走向也讓學生侷促不安。去勢還是簡單的話題，班上當然沒有一個人贊成。如果是更貼近我們自身的問題呢？ 許多人崇拜比爾．蓋茲，但是根據報導，他個人的財產（當時是四百六十億美元）多過美國收入金字塔底端百分之四十家庭的總和；有些人認為不對勁，其他人則不覺得有什麼不可以：難道這不是他自己努力賺來的嗎？
他們爭論了一會便放棄。他們不但無法取得共識，就連討論這種問題也讓他們為難，難道說一句「我就是覺得不對」就可以了嗎？ 他們應該勸朋友墮胎（或是別墮胎）嗎？ 我們哪有資格數說巴西人能不能摧毀自己的雨林、巴基斯坦人該不該測試核子武器？ 恐怖主義與刑求是絕對不行，還是在某些時刻可以通融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我們又該如何做出一國的決策？
即便如此，學生還是有討人喜歡、天真純潔之處。就算他們是困惑的相對主義者，肯定也是非常和善的一群。他們喜歡取笑電視廣告的誇張訴求，但是最討厭別人認為他們「主觀批評」或是「假正經」。他們最推崇的美德就是包容。他們就是美國原住民諺語的活生生榜樣：「除非充分了解，否則別隨便批評。」（字面原意則是：除非你穿他的鹿皮鞋走過一哩路，否則別開口評斷）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走過一哩路之後，你根本不會再有批評此人的念頭。

現代的道德抉擇

我們很幸運，美國社會廣泛接受包容心的美德，至少表面上如此；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可不然。在美國如此多元文化的社會裡，如果少了包容心，我們可能會隨時彼此看不順眼，所以這是必要條件。然而道德生活要更審慎、更成熟，可不只需要包容心，還必須從只是堅持「決定的權利」，轉而考慮決定對的事。學生只能努力克服這個難以掌握的變化。就跟我認識的許多成人一樣，他們可以就許多話題侃侃而談，但是試圖與不同宗教或生活背景的人討論道德抉擇──無論是複製人、死刑、世界飢荒或是安樂死──就語無倫次了。我很開心他們想「為所當為」，但是我也很高興他們漸漸發現，居民多達兩億五千萬的國家不能沒有統一的道德守則，人數多達六十億的地球也不能讓大家各行其道，否則根本無法居住。
信仰虔誠的學生並不比其他人更好過，他們似乎更清楚哪些事情是自己該做或不該做，多數時候也認為自己的價值觀適用於所有人。即便如此，他們也不願意強迫他人，尤其不願意藉由立法限制大眾。他們也難以解釋，別人如果不相信他們的宗教，又如何叫這些人自動遵守該教的道德規範。提到如何在宗教、道德觀多元化的世界執行自己宗教的道德標準，他們也一樣困惑不解。到頭來，即便信仰最堅貞的學生也只能將就於互相容忍、無傷為重的立場，然而他們漸漸發現這種態度雖然重要，卻不完備。
我一開始教授這堂課，便發現了我早該明瞭的問題：學生跟我們其他人沒什麼兩樣。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抉擇是先人從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眾人往往難以找到道德方向。我們的祖先當然也有道德抉擇，然而當時可沒有基因工程、核子武器、器官移植、網際網路或是避孕藥。我在課堂上也發現校方的猜測的確沒錯：許多人相信（他們並非全都有宗教信仰），拿撒勒人耶穌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找出關聯性。
這堂課沒有代溝。我們都得清楚思考現代的道德環境已經改變，繼而重新檢視宗教與新局勢是否有互動，又該如何互動。先人生活的社會同質性極高，傳統就是道德指標。但是現代所有人──無論十七歲或七十歲──所居住的世界卻充滿相持不下、互為矛盾的行為準則。傳統道德標竿不再清晰，唯有多了解耶穌或許有助信念的堅持，何況我們可以跳脫綁手綁腳的神學框架來了解他。問題是該怎麼做。
無論是否有宗教信仰、年齡老或少，一旦碰到這個問題都沒有太大差別，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我們需要以更新鮮、更廣泛的角度討論宗教與道德抉擇，以及兩者如何互動。
我決心讓學生有機會相互討論真實生活的道德抉擇，因此除了聽我講課之外，他們必須參加每週的討論會。這些討論會的氣氛有時相當熱烈，學生也因此有機會探索「為所當為」對自己的生活有何影響。平時辯才無礙的學生，也有機會試著找尋適當的字眼來表達自己對道德問題的不同看法。儘管他們厭惡「無所不知」的道德絕對論，但俯拾皆是、沒個準則的道德相對論也令他們沮喪。上述兩者都非他們所願，他們預期或至少希望，在公開、毫無禁忌地探索耶穌的生平與教義之後，能有助於自己做出正確抉擇，又能避免僵化制式或是毫無標準。
班上同學就是世界的縮影。男女人數通常一樣多，有些來自富裕家庭，但是多數來自中產階級。有些人的父母是虔誠信徒，但是更多人的家長則不然。班上除了有基督徒，還有印度教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不可知論者（而且至少有一人宣稱，他建構自己的宗教）。學生從聖塔巴巴拉、班哥，從聖彼得堡、西雅圖來，也可能來自巴西、奈及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代表各種宗教、種族。有些人在上課前就對耶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些人則是壓根沒讀過《聖經》。班上同學形形色色，但是個個都渴望擺脫大環境的混亂道德觀，而且都選修「耶穌與道德生活」。因此我們至少有兩個共通點。

耶穌會怎麼做？

有些學生聽過，只要自問「耶穌會怎麼做？」就能解決所有道德難題。多數人則發現，這個方法並非次次有效，因為耶穌是二十個世紀以前的人，而且當時的生活環境相當不同，耶穌可不必面對學生得處理的惱人問題。他們明白，分隔耶穌與我們之間的歲月就是一大障礙。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學到，耶穌是拉比，他並非只是提出答案。相反地，他示範如何做出道德抉擇，學生自己也可以採用。耶穌以神祕的說法與尖銳的比喻要求人們運用想像力，他們發現只要照辦，耶穌所要傳達的啟示的確對我們有所助益。關鍵只在於，我們如何將他的方法與思想翻譯成現代語彙。
近年有大量文獻論述「尋找歷史上的耶穌」，但是這可不是本書的目的，甚至可以說正好相反：這本書的意義是「尋找現代耶穌」，目的就是向二十一世紀介紹一名兩千年前的男子對我們的道德意義。這本書的宗旨，就是這麼直截了當。以下的章節就介紹四部福音書如何記載耶穌的生平，從耶誕故事到復活節記載都兼而有之。本書的焦點在於耶穌本人說過的故事，以及關於他生平的故事。本書會提到學生如何根據這些故事，仔細思考他們所必須面對的道德抉擇，然而他們就跟多數人一樣，有時也會困惑、懷疑、害怕，但是永遠都保持著濃厚的好奇心。書中描述學生各有不同而且往往令人意外的反應，如何促使我自己想得更寬廣、更深刻。此外，本書也記載我們如何按照這些久遠的故事，處理各種現代才有的抉擇。
這些決定都是學生已經碰到，或是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問題—隨著人生進入各種階段，我們都會碰上這些問題。
我希望本書可以跨出哈佛校園，激發更多人共同探索；因此各年齡層、各宗教或無宗教背景的讀者都能從這本書走出去，一起加入這趟迫切的探尋之旅。讀者並不需要比我的學生更了解宗教或《聖經》，然而只要是不滿道德基要主義或各行其道的相對論的讀者，本書都歡迎大家一起用嶄新角度觀察第一世紀的拉比，他來自羅馬帝國的偏遠轄區加利利。有人形容他的生平在歷史上最有道德影響力，然而這股影響力的實際功能往往很難判斷。儘管眾人都真正了解所有宗教經文、字句虔誠的保險桿貼紙、耶穌的教義與信條，但本書更大的前提是，這位加利利人對我們的時代仍舊有強而有力、甚至是不容分說的道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