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普遍中國人民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當革命猛力搖撼建國以來形成的種種基層集體組織和權力結構時，計畫經濟體系也意外地隨之崩潰，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結果。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就是要描述這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何發生？如何演變？留下了什麼樣的創傷和遺產？本書是從中國基層人民角度，揭露1962至1976年間，他們所經驗過的文化大革命真相。這種從人民歷史角度出發的書寫，有異於過去的一般研究。本書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在這本書是首度被使用，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關於文革的回憶錄，自費出版的「自印書」（由基層黨員、甚至普通民眾執筆撰寫，提供了官方記載中看不到的視角）、訪談紀錄等。本書嘗試將「大歷史的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的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認為毛澤東時期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了一個與毛澤東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

馮客在《文化大革命》書裡提出，史達林過世之後，毛澤東相信自己應該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結果引來一場慘痛的失敗，許多同志和老戰友都認為毛澤東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毛澤東為此憤恨難平，經過幾年思考之後，他再度出手，於1966年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源於毛澤東個人積怨憤怒的政治運動，他號召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沒有人知道何時開始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階級敵人」，而且讓紅衛兵的矛頭指向他想要報復的政敵。
但是他的政敵們並非束手無策，他們早已學得了分化、轉移的手段，讓紅衛兵們分裂成許多派系，為了爭執「誰才是人民公敵」而內鬥不休。毛澤東當然不能就此罷手，於是呼籲全體中國人都必須投身文革，將運動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鋪天蓋地而來，混亂程度幾近內戰。
1968年，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出面接管了這片大混亂，國家的權力卻同時由黨組織轉移到軍方手中。隨著林彪聲勢日益上升，毛澤東的猜忌心也日益增長，最終導致了林彪叛逃身亡事件。
文化大革命使黨組織和軍隊都受到了創傷，飽經苦難因而堅韌的基層人民卻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從集體組織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一點一滴地將計畫經濟埋入土中，為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扇大門。

作者簡介

馮客（Frank Diko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曾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自1992年以來出版過多部關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著作：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Exotic Commodities :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China before Mao : The Age of Openness。2011年以《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榮獲塞繆爾‧約翰遜獎；《解放的悲劇：新中國革命史1945-4957》亦入圍了2014年歐威爾獎。

譯者簡介
向淑容
曾任新聞編譯與《國家地理》雜誌資深編輯，關注文史、社會、保育等議題，支持婚姻平權及性別解放。譯有《鋼鐵人3電影小說》、《雷神索爾2電影小說》、《法拉利：一則稱霸F1賽道的義大利傳奇》、《練習8分鐘就靜心》、《國家地理：動物大車拚》等書。

堯嘉寧
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職為英／日文翻譯，譯有網野善彥《重新解讀日本史》、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本田善彥《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凱斯・桑思汀《剪裁歧見：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亞當．班福拉多《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國際媒體一致推薦
卓越的研究，敏銳地剖析了那個喧鬧而難以捉摸的時代，馮客承續了他出色的前作，為我們述說了一段恐怖而難以置信的苦難故事。
──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如果這本書在中國流行，將會動搖中共政權的基礎……它絕對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對於那些吞下了糖衣毒藥，聲稱當前繁榮的中國值得信任的人而言，馮客教授提供了解毒劑。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馮客對於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優秀的研究，是一本可以流暢閱讀的新書，讓我們完全看清毛澤東最後一次實驗，是一場估計錯誤、耗費無數人類成本的悲劇。
──《衛報》（The Guardian）

那個時代的狂熱撕毀了友誼和親情，更不用說它也毀了中共本身。馮客的新作強而有力地傳達了這個論點。
──《泰晤士报》（The Times）

馮客教授掌握了細節，言簡意賅地織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當代中國掛毯……這本光彩奪目的新書讓我們毫無懷疑，毛澤東幾乎毀滅了中國，而中國最新的獨裁者習近平繼承了毛所遺留下來的偏執狂熱。
──《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序

序（節錄）
1963年8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

書摘/試閱

內文選摘（節錄）
認清誰才是敵人！叛徒已經潛伏在無產階級的專政隊伍裡了！
劉少奇全力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說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他想要證明自己是堅定不移的革命分子，也有資格擔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行事作風甚至比毛澤東本人還要偏左。到了1963年底，劉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農村去領導一個工作組，矢言「把權力從階級敵人手上奪回來」。她的調查結論是所有幹部，「不論大小」都有問題，一個都不能信任。
毛主席開始疏遠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展現出愈來愈強的威信，毛對此深感懷疑。11月底，毛澤東引誘他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過了幾週，他開始談論「走資派領導」。在12月26日那天，毛澤東為了慶祝自己的71歲生日，把一群黨內領導召到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他們。席間他指責中央有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劉少奇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去調查基層，並要求其他人追隨她的領導，加入全國各地的大型工作組。毛澤東不喜歡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他中意的是由下而上，讓人民將調查焦點聚集在帶領那些工作組的領導身上。1965年1月，毛澤東修改了運動的綱領，其中一個要點就是「糾正黨內位居要職的走資派」。就在一年多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把這段文字奉為圭臬，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終成了文革的前奏曲。
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和他率領的五人小組前去尋求毛澤東的指引，五人小組的成員康生在匯報時指責《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彭真堅持將整起事件視為一場學術辯論。毛澤東裝作不知情，不理會這場衝突。毛澤東給了彭真一種安全的錯覺。陷阱在一個月後爆開，毛澤東指責這位北京市長「搞獨立王國」，北京市委包庇壞分子且反革命，應該解散。周恩來順應自己的政治本能，全力支持毛主席。在一場黨內大老的最高會議上，周恩來與鄧小平使出了致命的一擊，譴責他們昔日的同志「違反毛澤東思想」以及「反毛主席」。毛澤東堅持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四人都屬於一個「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一直在謀劃一場邪惡的流血政變。

唯有毛主席路線才是正確路線，但是看不清主席要帶大家上哪兒去
如果大權在握的首都領導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許很快就會步其後塵。黨員開始在研習毛主席話語的大會上互相審視。少數人開始相信唯一安全的決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信任毛主席本人：「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
毛澤東採取行動，解散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的親信。這個小組很快就會主導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進程，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機構，所有最高決策都出自這裡。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他在大饑荒時為主子辯護，宣稱數百萬人的死亡是「我們向前邁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其他成員包括江青、康生、姚文元和張春橋。1966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那天，文化革命小組投下了第一顆震撼彈。《人民日報》裡一篇由陳伯達撰寫的煽動性社論號召讀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啟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刻的中國深陷在一場針對反革命陰謀的激進運動中，參與運動的人認為到處都存在著這樣的陰謀。
然而，讀者在推擠爭看圍觀大字報之際，也納悶著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1956年，共產黨號召所有人暢所欲言，卻在一年後指責那些開口批判的人。一名任職於外文局的圍觀者自問：「這次寫這些大字報的人，是不是紀律嚴明、獻身革命的黨員？還是自私自利、找麻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犬儒的人提出，那些人只是黨派出來的代表，慫恿大眾做出冒險的大膽舉動，引誘他們自投羅網。領導階層也同樣不知所措。毛澤東說：「政治給其他人去忙。」接著離開了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只能自行籌謀，決定沿用黨一直以來固定的慣例行事，也就是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仍然飛到了杭州，徵求毛主席的首肯。毛澤東依然含糊其辭，不肯把話說死。劉和鄧離開後，毛對他的醫生說道：「運動裡的問題讓他們自己解決。」然後，主席便冷眼旁觀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中。
工作組鼓勵學生批鬥「牛鬼蛇神」。受到工作組鼓勵的學生首先猛烈抨擊那些過去羞辱過他們的教職員。很快地，教師開始互相做出嚴厲指控以求自保，引發了大字報戰爭。毆打事件很快就出現了。畢竟這是階級鬥爭，而和敵人的鬥爭是至死方休的。隨著激進的學生彼此慫恿、競相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情，暴力傷人的情況也愈見惡化。但是，每個地方的學校和大學中，工作組都把大部分的砲火轉向被視為「黑五類」的師生，把他們拿來當代罪羔羊，或者犧牲幾個地方幹部以保護重要官員。至於毛澤東心心念念的那些「黨內走資派高層」、那些「潛伏在我們身邊」的敵人，此時並沒有受到什麼攻擊。
1966年7月16日那天，毛澤東泳渡長江，用這個舉動向全國人民宣示他要出面了。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暗中打擊工作組。江青返回北京途中於南京暫留，警告當地領導階層說，支持工作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樣的。7月24日，毛澤東身穿白色睡衣，在住處接見數名黨內領導，責備他們「害怕群眾」以及「鎮壓學生」，並要求解散工作組。各地的工作組皆在道歉後撤出。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萬人集會上被迫公開自我批評，為他們於毛主席不在時組織工作組一事負起責任，毛澤東坐在舞台簾幕後方凝神靜聽。劉少奇承認自己還不清楚要如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
8月初，毛澤東將事件定調，指控劉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時搞「專政」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但是，仍然有很多黨內元老沒有熱烈力挺毛澤東，使他更加憤怒，指責他們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中央委員會祕密投票，選出十一名大權在握的新成員，林彪取代了劉少奇，成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1966年8月8日，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8月1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紅衛兵，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加入紅衛兵。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只有家世最純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衛兵，他們是資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們才具備領導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階級背景。紅衛兵一聽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戰鬥口號，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大學告訴群眾：「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一陣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死，教務主任上吊自殺。在另一所位於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中學，校長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紅衛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澆。還有一所附屬於北京師範學院的中學出現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師被推倒在地上毆打，並被人拉著雙腳拖行過學校大門、拖下樓梯，頭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數小時的折磨後死去，接下來，其他被抓起來批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則被迫輪流毆打她的屍體。在小學裡，學生的年紀都不超過十三歲，卻有老師被迫吃下指甲和糞便，也有些老師被剃頭並被逼互相掌摑。
最嚴重的殺人行為發生在北京市郊。大興縣地方幹部下令消滅所有地主和其他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孫。幾個人民公社謹慎協調，發動了一夜大屠殺。黨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民兵聯手將受害者關起來逐一殺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鐮刀戳刺而死，或者被電線勒死。有幾個人是被電死的。孩童被倒吊起來鞭打。一個八歲女孩和她的祖母則遭到活埋。一共超過三百人被殺。屍體多數被丟進廢棄的水井和亂葬崗。其中一處的屍臭味強到令人無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屍體挖出來，改丟進水塘裡。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致電北京，通報大興的屠殺事件，立刻便有一份報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組，但沒有人出面制止屠殺。一週前，公安部長謝富治已經指示過一批警官要支持紅衛兵，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全國大串聯，紅衛兵與疾病的免費旅行
真正讓各地紅衛兵放手大幹的，是一場企圖打碎舊世界一切殘渣餘孽的運動。8月18日，林彪站在講台上的毛主席身旁，號召年輕的聽眾走出去：「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天後北京的紅衛兵就貼出大字報，大膽向舊世界宣戰：「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8月23至26日，紅衛兵的暴力狂潮在全國爆發，任何與舊世界有絲毫關係的事物都無法倖免。暴力的餘波久久不散，長達數月。
8月31日，毛澤東要求紅衛兵把他們的革命經驗運用到中國的其他地方。9月5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紅衛兵「出行」。毛澤東要他的年輕戰士們將革命之火傳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的行動分成兩個相反方向進行，北京和天津的紅衛兵前往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挑起暴力衝突，並且包圍各地藏匿「走資派」的黨委會。另一方面，各省的革命青年則來到北京學習革命的方法。毛澤東親自檢閱了數百萬名紅衛兵，每一場大集會結束後，都會有成為激進派的學生成批離開北京，準備將革命帶回家鄉。
不過，隨著上車的代表愈來愈多，狹窄的空間很快就被用光了。他們占據了每一寸可用的空間，坐在其他人腿上、椅背上，以及分隔座位的小桌子上。食物很快便耗盡了，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每個人都只吃了自己需要的最少份量。廁所擠滿了人，也沒有人會在火車靠站時下車去方便，因為他們深怕會上不了車。男孩子還好，他們會在火車前進時脫下褲子往窗外尿，但是女孩子就慘了。一股難聞的氣味瀰漫開來，尿液、汗水、嘔吐物和糞便的味道全混在一起。部分車廂被尿液弄得滿地溼透，逼得紅衛兵不得不用刀子在地板上挖出一個洞來。火車儼然變成了流動監獄。
北京每一處可用的空間都被硬擠出來接待紅衛兵，他們成批地被送進大學、中小學、旅館，甚至政府單位辦公室中臨時權充的宿舍。凌耿和他的朋友們被分派到清華大學，睡在八樓的一間大教室裡。那裡的惡臭令人無法忍受，許多紅衛兵連續幾週都沒有換過衣服，也沒有洗過澡。那些裝有棉胎的被單由一個接一個代表團輪流使用，幾乎沒有洗過，而走廊盡頭的廁所都滿溢了，污水淹沒了磁磚地板。在隆冬時節，一名造反派工人從上海來到握有大權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室，結果看到地板上滿是垃圾和因嚴寒而凍結的排泄物，令他大吃一驚。他不禁疑惑：「怎麼回事？這裡到底是地獄，還是革命的聖地？」
紅衛兵免費旅行，微生物、病毒和細菌也跟著他們到處走。在北京被感染的學生搭火車把腦膜炎帶到鐵路網沿線的大城市，在這些地方演變成流行病。後來學生以步行方式宣揚革命，於是腦膜炎便從城市傳播到了鄉村。1967年2月，治療腦膜炎用的磺胺嘧啶實在過於短缺，政府不得不向西歐和亞洲的藥廠求助。然而這麼做為時已晚，到了情況獲得控制的時候，已有超過十六萬人死亡。

毛主席應該怎麼賣？文革中的哲學難題
林彪號召慷慨激昂的年輕學生打倒「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時，也同時要求樹立完全屬於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到底是什麼構成了「舊文化」？已經很難說明；但「新文化」應如何界定，卻更加含混不清。很快地，每個人都明白了，唯一被接納為無產階級文化的，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
牆上只要有空位，就一定會被人仔細地寫上毛澤東語錄，或者向他致敬的標語。一些最受歡迎的標語包括「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和「毛主席萬歲！」公車、貨車、汽車和廂型車的車身都漆有毛澤東語錄。火車頭前方掛有裱框起來的毛澤東肖像。就連腳踏車前面也都貼有一張上頭寫了語錄的紅色小卡。貨車載著紅衛兵在街道上穿梭，他們到哪裡都帶著紅寶書，拿著它朝彼此揮手，彷彿它是一本屬於革命分子的護照。
毛澤東徽章非常流行，供應黑市需求的地下工廠便和國營企業爭奪稀有資源，偷取鋁製的水桶、水壺、罐子和鍋子。需求大到就連工廠裡面昂貴機具上的鋁質保護層都會被人剝下。太多的鋁從其他工業活動被挪用來製造徽章，導致毛澤東在1969年插手干預：「把我的飛機還來！」
供不應求的情況非常嚴重。《毛澤東著作選讀》即為一例。文化部決定，1966年兩種版本首刷的總印量要從4000萬本增加到6000萬本，但是沒有足夠的紙張能用來執行這個計畫。於是包括休閒雜誌在內，所有「非必要書籍」的印刷都受到限制，只有重要政治著作可以再版，例如雷鋒的日記。然而這樣依然無法滿足民間高漲的需求，所以官方訂下的機製紙目標產量暴增，在1967年來到500公噸。為了平衡經濟，全國肥皂產量被縮減了百分之十五。
書本需要封套——精美、鮮亮，而且是紅色的。到了1968年，光是紅寶書封套所需要的塑膠就達到了4000公噸。早在1966年8月，商務部就已經限制了膠鞋、塑膠拖鞋和塑膠玩具的生產，全國的工廠都準備好為毛澤東思想做出貢獻。
海報特別受到歡迎。但在這方面，顧客的要求同樣很高。他們會詳細檢視每一件產品是否含有可能帶著政治意味的瑕疵。有將近100萬張毛澤東海報遭到扣留，因為有買主投訴海報中毛澤東的肩膀上隱約印有很微小的「扒手」字樣。公安局立刻展開調查，不過結論是發生了機械錯誤。
還有其他的問題。這個政權總是公開譴責任何與資本主義有任何一丁點關係的東西，但是印有毛澤東肖像的物品該如何定價呢？這不只是一道哲學的難題。即便在這個由國家決定一切的計畫經濟體系中，類似物品的價格還是有極大差異。拿一款樣式普通、高度18公分的毛澤東半身石膏像來說，有顧客投訴不同百貨公司賣的價錢不一樣。後來價錢統一定為三角七毛，但是有些商店卻開始打折，價差再度出現，和市場經濟中的情況相似得啟人疑竇。
到了1968年3月，出現了新的造神運動，稱為「三忠於、四無限」。這個運動把毛澤東崇拜提升到新的境界，要求對毛主席、他的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絕對忠誠。在學校、辦公室和工廠，都設有敬拜毛主席的聖壇。用大紅色紙張剪成的「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幾個大字，在他的肖像上方排成拱形，他的頭部綻放出太陽的光芒。一名辦公室員工回憶起當時：「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拿著紅寶書站在聖壇前，大聲朗讀幾段。然後我們會一邊揮舞紅寶書，一邊說三次『祝偉大的領袖、導師、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以及『祝林彪副主席永遠健康！』」北京有人販賣小型聖壇，打開來是相連的三折。中間是一幅毛澤東肖像，左右兩邊則寫有毛語錄。這種崇拜用的物品取代了家裡的舊式神龕，大家每天一起床就會先與毛主席面對面，晚上也會向他彙報一切。

狡兔死，走狗烹──把紅衛兵趕出城市
1968年12月22日傳來了一紙政令：「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毛澤東下令學生到鄉下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就是紅衛兵的末日。接下來幾個月，鄉鎮和城市中都沒有年輕人了。隨後的十年中，有數百萬名學生被送到鄉間的偏遠地區。在北京，可以見到學生列隊走向火車站，隊伍長得看不到盡頭；現場有人揮舞橫幅，管樂隊賣力演奏，人人笑容滿面、全心期待。擴音器播放著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詞出自毛主席的紅寶書：「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在此之前，翟振華已經聽過這段話上百次了，以往她的內心會為此充滿驕傲，但是在前往延安那天，她覺得這話聽來其實很諷刺。「世界是我們的？」她自問：「放屁！」
許多下鄉學生連一片遮風避雨的屋頂都沒有。在湖北，下鄉的學生中大約有一半是這樣，很多人住在洞穴、破廟、豬舍或臨時架起的棚屋裡。在湖南省，每四個學生當中就有多達三人沒有固定住所，比例驚人。有些人每隔幾週就必須到別的地方落腳，有些人則只能住在無法擋風遮雨的棚屋裡。理論上他們在分派到的農村裡有居住津貼，但是地方幹部通常會私吞這筆津貼。而政府透過提供購買木材的資金來彌補住屋短缺時，村莊的領導又把錢挪來製造棺材。有一次，某戶人家埋葬了一名親戚，但是幾天後又把棺材挖出來，將木板還給原本的補助對象。
有的學生在城市裡是悲慘的貧戶，但鄉下的赤貧仍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下放到滿州四平的人看見村民住在用草、麥桿和泥巴糊起來的小屋裡。下雨時，這些小屋會慢慢崩解，融化在泥地裡。一整個家庭只有一套衣服，只能赤身裸體地在村子裡走動。僅有的食物，全都伴隨著蒼蠅和蛆。分配到軍管農場的境遇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一名被派到滿洲的學生靠著吃燙包心菜、水煮馬鈴薯和甜菜根撐了下來。她抵達滿洲後，有五個月的時間都沒嘗到油。冬季來襲，溫度一下降到零下四十度，食堂供應的卻只有湯，而且只是幾片菜葉漂浮在有鹹味的清湯裡，每天供應三次。在整個北大荒，粗重的工作加上惡劣的飲食，造成每十名女學生當中就有九個人月經失調。
這個政權蔑視戀愛關係，在文革期間，夫妻很少公開表達愛意。愛情被視為頽廢的資產階級情緒，性愛更是禁忌，許多學生長大後連基本的生理常識都不懂。但是楊瑞和很多下鄉的學生一樣，看到農場裡的動物之後，很快就學會了。她被分派到的工作是豬隻育種，要引導那些公豬將正在抖動的生殖器插進母豬的陰道裡。「就像一天到晚在看色情電影一樣。」
女生很容易遇到危險。進入軍方生產單位或者被成批派到鄉下的，還能集體行動以策安全，但有許多人是單獨成行，無人幫助，完全不知所措，而且經常任由村莊的領導擺布。在這個男性霸凌還能得到獎賞的一黨專政國家，性侵早已是家常便飯，而離鄉背井的學生現在就處在鄉間權勢階層的最底端，在家鄉得到的層層保護全數被剝奪。在安徽阜陽縣的一個生產隊裡，有六名年輕女性遭到性侵，其中兩名受害者自殺，一人發瘋。但是一如主管單位所言：「在某些地方，性侵和逼婚被當成一般男女關係的一部分。」當然，歸咎於地方文化是一種規避責任的方式。實情是：權力高層沒有人想要質疑毛澤東指派城市學生接受「群眾再教育」的智慧。

第二社會的寧靜革命
在共產黨的宣傳裡，延安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中共經歷兩萬五千里長征之後，於1936年開始盤據在此處，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延安是共產黨的臨時首都。數十年後，延安成為共產主義模範人格的標誌，「延安精神」提倡無私奉獻、我為人人的原則，人人都融入群體裡，才能匯聚成開山移海的力量。不過，延安雖然在共產主義的想像中意義重大，其實它只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在文革中也完全不受重視，但這無礙於當地人在沒有當權者的幫助下嘗試自己擺脫貧窮。宣傳隊在1974年12月到達延安時，發現當地的黑市已經發展得十分蓬勃而且成熟了。有一個村莊早就不再花心思在乾旱貧瘠的泥土上種植食物，而是改以賣豬肉為主。為了應付國家上繳口糧的要求，他們用賣豬肉賺來的錢，從市場上買回玉米。整個行動都由地方幹部推動，村裡沒有一個人對政治有興趣。
洛南縣許多村民只種黑市裡賣得好的作物。也有人把農地租出去，自己到城市裡打工，再把收入寄回村裡。也不乏其他種形式的經濟自由。連生產大隊的主任也在前門貼著唐朝皇帝撰的對聯，而不是歌頌毛主席的標語。風水之說在解放之後一直被視為迷信思想，但在這裡還是十分盛行，甚至比黨的指示還重要（黨的指示根本無人理會）。靈媒和算命師到處都是。
比西安再北一點的蒲城，甚至還有些幹部對於村民忙自己的事情根本不聞不問、暗地默許。這裡的門上貼的同樣是傳統書法寫成的吉祥話對聯，而不是用大紅字寫的響亮口號，黨幹部也沒什麼興趣讀報，更不要談跟上黨的路線了。「這裡一次都沒開過黨的會議，規定的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著作，也一本都沒學過。」有些生產大隊還把電話線剪了，讓村民拿去曬甘薯，所以根本不可能開電話會議。人民也不會為公社工作，任何有專長的人都只為出得起最高價錢的人工作。
上層的分裂加速了市場法則的回歸。在整個文革期間，領導階層之間的黨爭和派系鬥爭，使得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因為領導階層的訊息充滿矛盾，所以不同農村的做法也各自不同—某些地方由過度狂熱的幹部繼續推行激進的公社化，禁止自留地，也有些地方的農民可以有較大的空間追求個人的動力。不過最重要的是，因為林彪事件使黨的地位受挫，同時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幹部又常常在批鬥大會上受辱，他們現在已經對政治生厭了，反而將精神放在生產上。有些幹部開始故意扭曲國家的命令，讓它們大大偏離了領導階層的原意。還有些幹部會開放公社財產的每一部分讓大家商量，他們也容許黑市發展，因為他們知道人民的生計—包括他們自己吃的東西—都有賴自由貿易。他們甚至還鼓勵村民離開公社，自己闖一闖。
文化大革命破壞了黨的組織和對基層的控制力。在一場靜默的革命中，千百萬的農民悄悄重拾傳統慣例，開辦黑市、分配集體資產、瓜分土地，並開設地下工廠。全國老百姓都默默地在和過往重新建立聯繫，一點一點地試著越過計畫經濟的界線。這是一場由下層人民發起的革命，它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無所不在地發生於全國各地，並沒有大聲張揚，但是最終卻席捲了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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