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本書特色
◎本書從戰後美中協力體制與中國統治模式移植兩大新取徑探討二二八事件，帶領讀者回到這段歷史的起點，一同梳理自身過去，藉此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方向。

◎本書提出的全新研究架構，除開拓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視野，也有助讀者瞭解臺灣當前國際地位的問題所由何來。作者在書末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假設性問題：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八下半年，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因為這時候，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日趨下風，美方對於這位盟友的信任感也愈趨下降，開始思考讓臺灣脫離中國、提交聯合國處理等可行性，美中合作體制瀕臨破局。然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冷戰格局形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再次攜手，「中華民國在臺灣」遂成為難以動搖的定局。而臺灣受困於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的處境，也至今未變。

◎除了新的觀點，本書並大量運用新出土的檔案，解讀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經過與後續影響。同時讓許多懸案得以破解，許多細節得以明朗，也曝光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像是有些「被失蹤者」證明是遭到「密裁」；想趕走屬政學派的陳儀的CC派不希望事件太快平息，頻頻暗中挑撥、製造動亂；特務滲透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煽動民間代表一再升高訴求，而這些卻成為官方日後認定他們有叛亂意圖的證據。

◎陳儀是迫於無奈才向蔣介石請兵鎮壓？蔣介石是誤以為臺灣有共產黨作亂才派兵鎮壓？這些爭議已久的問題，作者也透過爬梳新舊史料，給予了相信能令讀者信服的答案。

書籍簡介
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之作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的名字，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令人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 ──摘自作者自序

這是一本帶領臺灣各世代讀者重返二二八事件歷史起點之書。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官民衝突事件。在戒嚴期間，這道歷史傷口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忌，相關研究直到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才開始蓬勃發展，至今已累積出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作者陳翠蓮認為，關於二二八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停留於整理受害記憶」，然而，「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因此，她力圖跳脫將二二八事件個案化的研究框架，把視角拉高，以俯瞰的姿態，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空背景。
作者拉高視角後發現，過往研究都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這其實忽略了兩條極重要的國際政治脈絡：一是美國在戰後決定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合作，聯手壓制日本、建立遠東新秩序。另一則是戰後臺灣的地位其實妾身未明，雖然按照開羅宣言，臺、澎將於戰後歸還中國，但作者提醒我們，就國際觀點而言，當時中國是以盟軍代表的身分對臺灣進行軍事占領，並非當局所稱的「光復」。所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決定快刀斬麻以免遭美方質疑其統治能力，美方最後也選擇只關切、不插手，這背後其實跟戰後美中合作體制的成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全新的觀點，本書也廣泛運用最新出土的史料，例如二○一五年才由才由中研院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內容為當時國民黨基層特務人員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動與報告。藉由作者精采的論證與解讀，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民黨派系政治盤根錯節及偏好利用特務剷除異己的統治文化，是如何導致二二八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
二二八事件，似乎是這座島嶼不得不紀念、卻說不清楚的一次全國性創傷，又不幸長期淪為意識形態之爭的戰場。如何透過歷史研究努力還原事實，或許才是紀念二二八最好的方式，也才是當代臺灣討論轉型正義的真正基礎。

序：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

二十幾年來從事研究工作，像是在尋找身世之謎。雖然不時感到艱辛困頓，但只要有一點點新線索與新發現，就能備受鼓舞、灌注能量，繼續前行。

在高中以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因為相信學校與國家的灌輸，我總是與父親爭辯、認為他「不愛國」。激動的父親屢次提到二二八事件，話到口邊，總是被母親打斷，二二八事件成為我成長過程中巨大的謎團。一九九四年，我終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次年正式出版。

儘管如此，博士論文中諸多環節仍然疑點重重，未能得到合理解答。撰寫論文期間，曾多次到林衡道先生家裡進行訪問。林衡道的父親林熊祥，戰後因草山會議臺灣獨立事件被捕，林衡道在以金錢運作救出父親後，他加入國民黨，對於臺灣省黨部、國民黨政治派系在事件中的角色頗有瞭解。但是，老先生對我的提問三緘其口、被動回應，後來大多是由我陳述史料中所得的推論，他點頭或搖頭確認是否為真。某日，他突然很誠懇地勸告我：「陳小姐，你不要再做這個題目了，再做下去，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聽得懂他的暗示，因少不經事，心中暗自嘲笑：「真膽小，都已經什麼年代了？」但也驚訝於究竟是怎樣的恐怖統治，讓那一輩人如此噤若寒蟬？

巫永福先生也多次告訴我：「國民黨早已編造黑名單，趁著二二八事件計畫性地剷除臺灣菁英。」我當時根本不相信他的說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儘管如此，我卻也留意到林衡道與巫永福所言的共同交集：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模式──尤其是特務政治。

說起來很奇妙，從高中、大學、研究所，到出社會擔任記者工作，我有多次與特務機關擦身而過的經驗，確知這是戰後國民黨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裝置，對此一課題極有挖掘的興趣。博論中已稍稍觸及，但是因為史料有限，無法深入。二○○○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下令廣泛徵集政府機關的二二八事件檔案，事件中特務運作的關鍵史料終於出土。二○○八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保密局臺灣站檔案，更讓特務機關的滲透活動、操控手法完全曝光。

心中未解的另一大疑惑是戰後臺灣地位與處境。撰寫博論時，許多戰後初期的矛盾現象無法解釋，例如：為何臺灣人恢復中國國籍，卻未受戰勝國國民待遇、受國家保護速速返鄉？既是中國國民，為何臺灣人產業日產一樣被接管或沒收？又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大使館指手畫腳，而國府當局也擔心引起國際干涉？因當時無法在學位論文中討論過於敏感的問題，加上自己能力與見識不足，僅以一專章探討外國勢力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

二○一○年，為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我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找尋戰後在日臺灣人遣返檔案。二戰前臺灣人屬於日本國籍，該館「日本占領關係資料」中，除了龐大的盟軍總部對日占領檔案，也收藏大量二戰前後美國對臺灣的軍事計畫、占領方案或外交檔案。此一發現令我大為興奮，此後數年間陸續複製、研讀，佐以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臺灣檔案管理局與部分日方史料，終於得以描繪戰後初期臺灣地位與臺灣人處境的整體圖像。

本書以一九九五年時報文化公司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為基礎，進行大幅度增補、刪減、更正錯誤，並試圖針對戰後臺灣政治史提出新的研究架構。書中檢視戰後遠東新秩序下的美中協力體制，並以二二八事件為焦點，針對戰後複製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進行分析。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的名字，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令人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

七十年來，在統治當局刻意隱瞞與編造之下，我們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臺灣歷史中犧牲最為慘重的經驗，但迄今為止，研究重心仍然停留於整理受害記憶。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這些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示？讓我們透過本書，一同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重新梳理自身的過去、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的方向。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一九九二年因指導教授許介鱗教授的建議，我首次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了臺北領事館的戰後政情報告、戰略情報局（OSS）的臺灣調查報告書。去年，蔡丁貴教授慷慨提供Nancy Hsu Fleming未出版的著作Americans in Formosa， 1945-1947：Declassified Secret U. S. Military and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並介紹我與許女士認識，因為她的建議，在相隔二十多年後，我再度前往檔案館增補部分重要檔案。非常感謝他們的建議與鼓勵。

其次，因政治案件受害的謝聰敏先生，最早提供了內幕傳聞與部分珍貴資料，鼓舞我查證與挖掘的勇氣。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邀我解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教授慷慨贈與忠義救國軍資料，令我喜出望外。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劉恆妏教授提供法律制度之專業諮詢；政治大學臺史所博士生彭琳淞有關日治時期臺籍日本兵、戰後初期臺籍國府軍的資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陳儀深兩位先進，提示到美國國家檔案館蒐集資料的應注意事項，都對我有極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二○一五年臺灣教授協會召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討論過程令我受益良多，僅此表達謝意。

本書撰寫過程中大量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收藏的葛超智檔案，並利用了國史館收藏的戰後初期檔案與照片，感謝這三個史料機構人員的辛勞。書中也使用了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國防最高委員會相關檔案，感謝王文隆館長的協助。同時，感謝吳宏仁先生、陳雪梨女士、陳柔縉女士、陳銘城先生、張維修先生、黃素心女士、楊振隆先生、賴亮竹女士等人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此外，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許秀孟、廖權修、李思儀、洪才登進行史料蒐集工作，王文昕負責部分檔案初步閱讀，都給予本書具體的幫助。

感謝國科會與科技部多年來提供學術補助經費，幫助我前往日本、美國等檔案館所蒐集資料，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吳乃德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學長與學術前輩，十分感謝他抽空幫我看過初稿，提供修改建議。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執行編輯盧意寧女士，對知識追求與出版工作充滿熱情。謝謝他們的耐心、細心與毅力，讓本書的錯誤減到最少，並得以順利刊行。

我的夫婿陳順良是我大學時同班同學，若不是他長期負擔起家庭經營的大部分責任，照顧兩個子女，我恐怕無法專心投注於學術研究工作。真的深深感謝他的支持與付出。

陳翠蓮
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室
二○一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