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海南島：臺籍日本兵張子涇太平洋終戰回憶錄

張子涇（1921-2010）

1921年生，台中豐原人，清代台灣著名通事張達京的後代。日治時期，就讀於台中州郡翁子公學校，豐原高等科，台北府立工業養成所。太平洋戰爭時派至海南島，任佐世保第八特別陸戰隊海軍通譯官（1941.10-1945.8）。終戰後任海南島台籍軍人嘉積集中營隊長（1945.9-1946.6）。1946年7月搭乘帆船返回台灣。二二八事件時在高雄六龜鄉興產製材廠工作。1950年結婚，育有二男三女。1966年，搬回台中豐原，在台中市客運工作，至1986年退休。1984年，出版日文回憶錄《台籍日本兵苦闘の結末》（台中市：聯邦書局）。2010年3月過世，享年90歲。



太宰信明

1929年出生於東京，筆名為太宰飛斗志。1944年4月，三重海軍航空隊奈良分遣隊入隊，成為第十四期海軍甲種飛行予科練習生。1945年6月，配置於舞鶴防備付舟艇襲擊隊，在此地終戰，時為元海軍二等飛行兵曹。戰後，進入東京醫畜生專門學校就讀。1952年4月，加入廣播界，在東北放送（仙台）、日本短波放送當主播，1961年轉向當製片人。1989年退休後，同年五月赴韓國首爾當日語老師，共待了十八個月。著有《まなざし遠く―漫画で綴る軍歌集―》（1970）、《花は散りぎわ》（1972）等。



天江喜久

1972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教授。專研臺灣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與東亞比較文化。主要論文：〈他山の石：台湾から帝国の慰安婦問題を考える〉，浅野豊美、小倉紀蔵、西成彦編著《対話のために：帝国の慰安婦という問いをひらく》（東京：クレイン，2017），〈Becoming Taiwanese: Appropri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Sites and Structures in Cultural Heritage Making—A Case Study on the Wushantou Reservoir and Hatta Yoichi〉（Michael Hsiao, Hui Yew-Foong and Philippe Peycam eds.,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Heritage Making in Asia, ISEAS, 2017），〈A Japanese Engineer Who Became a Taiwanese Deity: 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s of Hatta Yoichi〉（East Asia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1, No. 1, 2015），〈朴順宗：二二八事件中朝鮮人／韓僑的受難者〉（《臺灣風物》64卷第3期，2014）。

林子淳，1990年生，新竹人。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畢業，目前就讀於日本飯店專門學校，預定2018年3月畢業。

謝明諭，1989年生，南投人。長榮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

推薦序
懷念曾隱藏半生經歷的老兵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去年，長榮大學天江喜久教授寄來電子信，問我1989年替張子涇先生翻譯、連載於《自立早報》的〈海南遺恨：台籍原日本兵回憶錄〉的經過，以及詢問當時副刊主編是何人。我突然有年代久遠、得努力回去撿拾腦中片段印象，以及進一步要面臨「再現」國族記憶的感覺。研究歷史者，好像也快成為被研究對象了。天江教授也問我，是否願意為他替張先生新譯及其日本友人所繪插畫之新編書，寫些推薦文字。追思故人，義不容辭，加上我與天江教授有一見如故之緣，又看他為此書寫下精彩導讀和後記，當然樂意之至。
我與故人張子涇先生何時結識，為何結識？已是三十年前以上的往事，一時之間也很難想清楚。也許在政局變動表面化的當年，我依然仿徨於學界與鄉野間，某日在臺中寶覺寺瞧見有日本式的法會，不知不覺中留步佇立觀察。張先生見狀，便好奇與我聊起來。我因此與張先生結下忘年交，除了知道當時擔任軍中通譯的他，是清代臺灣著名通事張達京的後代外，也得以近距離聆聽與感受他們臺灣原日本兵或軍夫的歷史經驗。聽他們口中對1945年終戰，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用日語同音之「光[こう]復[ふく]」、「降[こう]伏[ふく]」，以及臺語稍走音的「光[kong]復[hok]」、「降[kàng]伏[hok]」，卻是意義截然不同的語詞來形容。很諷刺，我不知他們說的是戰勝，還是戰敗？他們與「轉進」臺灣島上的國民黨軍榮民，一樣是退伍老兵，卻有兩樣情。臺灣人日本兵或軍夫軍屬，因政權轉變，曾被迫隱藏半生經歷。
我也從張先生那裡聽到同樣的歌曲，在不同時代卻有表達不同抗議的歌詞。例如戰前日本歌〈牡丹の曲〉，「あかい牡丹の はなびら染めた」，戰後被添上臺語的〈生活苦〉，「風雲變色風颱雨，煩惱尪婿海南島」，抗議戰後初期當政者忽視滯留海南島的臺灣人征夫。到了我的時代，這首歌被唱成：「緣投囝仔你幾歲，不知娶某抑是未？」好像是酒場之歌。我發現有些臺灣歡場流行歌，原來也隱藏著不好啟齒的往事。
結識日本時代當「皇民」軍屬的張先生，其實不僅讓我沈痛地正視我前面一代敵我兩軍被迫共存島上的裡面歷史。我也開始注意臺灣長期歷史中的戰爭記憶，總會問：以前有無類似海南島的征戰未歸人？後來讀文獻，我知道是有的。明鄭時代來臺的士兵，在大清中國佔據臺灣後，理論上是遣送回國安插，但仍有一部分人脫隊居留臺灣，甚至成為清初反抗新中國的「長髮賊」。鄭經時代與大清國時代，臺灣人（包括原住民）都曾被徵調前往中國戰場參戰。日本時代及國共內戰時代，臺灣人一樣被派去中國作戰，特別是戰後初期被國民黨調去中國打共匪的臺灣兵，在解嚴之後回來，在當時，也成為重要的歷史議題。
因此，1989年當張先生跟我提起他已用日文寫了從軍回憶錄，也請人翻譯成中文，要我幫忙校對與潤色，我毫不遲疑就接受這個工作。但看到原譯稿時，發現譯文不是很暢順，改起來要花費我更多的時間。與張先生商議結果，由我根據原文，稍加改寫成適合一般人閱讀的文體。當時，《自立早報》副刊主編是我高中同學劉克襄先生，在他熱心支持下，於副刊上連載數次。原日本兵的回憶，公開在報紙上連載，當時也算是異數了。我原本建議張先生繼續用日語寫，我再翻譯。後來，我也忘記究竟是啥原因而沒完成。我又於1991年出國唸書，之後家中出了點事，遂與張先生失去音訊，甚至不知他已往生。
未料事隔二十幾年，天江教授重新編輯此書，我內心當然感慨萬千。如今時代氣氛已經轉變，政治百無禁忌，所以天江教授可以持平與客觀地在導言和後記中提出，張先生寫回憶錄時，有些可能是記憶失誤，有些也可能是時代難言之處。天江教授的文章，因而是回憶錄的重要組成，讀者最好能配合著閱讀。如此而獲得的歷史圖像，才會比較完整。例如，天江教授懷疑張先生從海南買的船隻，應該是臺灣報導的中國式帆船。以我研究經驗來看，他的判斷沒錯。
回憶錄中說：帆船船身長二十公尺、寬為八公尺，這是很標準的中大型中國帆船。回憶錄又說：船艙只有一層，有150人「坐進」船艙，船艙要加蓋封閉，其餘一百人則坐在甲板上。這樣的敘述，完全符合臺灣三、四百年傳統海船載客的實況，所以當年的新聞報導說是中國式縱帆兩桅木船，無誤；張先生的回憶，以及本書插圖所畫的多桅橫帆西式帆船，是失誤。回憶錄說他們在臺中大安港泊岸，也讓我想到有清一代，常有廣東船開到臺灣中部沿岸。歷史，總是有一點軌跡可尋。
天江教授於後記所言：「歷史記憶及文化再現是臺灣主權獨立戰爭的最前線。」以及「曾經被遺忘的臺灣人戰爭記憶與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記憶，如海浪一波一波地推翻過去中國國民黨所塑造的國族想像。」這些話我都贊成，也是我當年要在早報連載的原因。
當然，天江教授也提出一些小批判，或小疑問，例如「慰安婦」，以及臺灣人原日本兵唱出〈海行かば〉的「鎮魂」歌問題。我倒主張值得繼續討論，畢竟，我還是認為臺灣控訴的「慰安婦」論說，至目前似乎仍是氣壯盛於理直，國族意識型態鬥爭的成分居多。海軍老兵肅立清唱鎮魂歌，若馬上與「軍國主義」銜接上，那到了我這一代，好像還有不少歌曲要清算。譬如我父母那一代畢業歌，是〈螢之光〉，歌詞中有：

その真心は隔て無く一つに尽くせ国の為
……台灣の果ても樺太も八洲の内の守りなり
至らん国に勲しく努めよ我が背 恙無く

我們的時代則是唱：

更願諸君矢勤矢勇指戈長白山麓
去矣男兒切莫踟躇矢志復興民族

如果我沒記錯，這首歌小學唱一次、國中唱一次，女學生也要跟著我們這些理光頭的小男生一起唱「指戈長白山麓，去矣男兒……」，甚至有一段時間連出殯隊伍、樂隊也演奏此曲出發與歸來。如果把這首歌說成是軍國主義遺緒，也太沈重了。國族記憶的再現，應該還有很多地方可討論，張先生的回憶與天江教授的文章，正好可再觸動我們深層的省思，這是我重讀這本書的小小心得，特別提出來分享給大家。

編者序
天江喜久（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教授）

2014年，本人從陳惠美小姐那裡得知本書主角張子涇先生的故事。二戰期間「志願」當日軍看護士的她，常與我分享她所收集與臺籍老兵相關的資料。有次我在當中看到日人太宰信明先生為張先生整理的手稿與插畫，讀完之後，覺得一定要讓臺灣人知道這個精彩故事。這次的翻譯出版計畫就這樣誕生了。
2015年5月，本人前往日本茨城縣土浦市參加（海軍飛行）予科練生戰歿者慰靈祭，在祭典上見到了太宰先生，他向我訴說過去自己的圖畫故事的構想與挫折（張子涇生病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並同意將全部的原稿轉交給我。他說這本書若能在臺灣問世，應該多少能安慰張子涇先生在天之靈（張先生在2010年3月過世）。後來送來的包裹中，除了太宰先生親手寫的原稿外，還有他親筆畫的270張插畫。當時太宰先生協助張先生出書不收任何費用，只因同情張先生等臺籍日本軍人軍屬的辛苦經歷，想把他們的戰爭經驗傳達給無二戰經驗的「戰後世代」。他有種對這群被日本拋棄的臺灣戰友贖罪的心態，並不令人意外。雖然他們互稱「戰友」，但日本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補償金，臺灣人卻辛苦了半天，因戰後喪失日本國籍，連日本政府的一句感謝都沒有。此等待遇非常不公平。
1990年代，他們原本計畫在日本出版張子涇寫的《台籍元日本海軍陸戦隊軍人軍属いずこに》日文版（1984年已在臺灣出版日文版），書中搭配太宰先生的插畫，每頁都有圖和文字，因此太宰先生共畫了270張圖。在這次中文翻譯的版本裡，我選出最精彩的圖畫。此外，我也為張先生的故事背景寫了一篇導論。最後加上一篇後記，就二戰死者慰靈活動探討在臺戰爭記憶之政治。
令人驚訝的是，1984年日文版出版時，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照理說，這種類型的書籍大都在李登輝當選總統的1996年以後才會出現。除了佩服張先生的勇氣之外，也想稱讚當時政府的「肚量」。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這本書終於「生產」了。太平洋戰爭結束七十二年後的今天，像張子涇先生經歷該戰爭的當事人都年事已高，在世者一年比一年少，戰爭的記憶也慢慢地風化了。誠摯希望讀者能因為這本書而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也能領受打破困境的智慧和勇氣，以及想像美好未來的新啟示。此書獻給張子涇先生，和因為帝國主義而活下來的臺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