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撰寫的《想想歷史》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書中每個單元皆圍繞著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中心問題構成，為討論歷史這個學門提供了絕佳素材和案例，並將帶領讀者思索歷史學在近半世紀來如何改變，為何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空間和物體，而歷史生產過程中的衝突又引發了哪些學界內外部的熱議，進而一探創新與爭議如何形塑歷史研究領域。

為什麼我們學習歷史？因為歷史回答了其他學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為歷史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並有著無可抹滅的影響力，因而有關歷史研究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不斷出現。歷史學充滿活力、不斷變化並與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想想歷史》想要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持續與過往對話的邀請函，藉由向歷史不斷地提問，回應時代的需求和好奇心。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的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像力，進而找到繼續前進的各種可能方向。

作者簡介

作者
莎拉．瑪札｜Sarah Maza
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藝術與科學「簡．朗」教授（Jane Long Professor）。

譯者
陳建元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人: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川安 (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涂豐恩 (「故事」創辦人)、蔣竹山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____專業推薦

導讀:

陳建守(說書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好評:

不可或缺的佳作。
——《Choice》雜誌

我們終於能夠讀到瑪札既具有高度綜合性又切合當代的作品，此書反映了歷史寫作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當前沒有第二本書能像《想想歷史》一樣具備可讀性並涵蓋眾多主題，這是本博學多聞、反映現況以及引人入勝的概述。瑪札精彩地掌握住幾個世紀以來困惑著歷史學家的許多問題的複雜性。她提出了對的問題，回顧了適當的學術成果，並且選擇從最關鍵的領域介入。《想想歷史》是簡潔又深具反思性的史學史回顧典範，也是此類著作中最好的綜述之作。

——大衛．布朗（David Brown）｜伊麗莎白城學院（Elizabethtown College）

在歷經了過去五十年間歷史學家不斷地重新思考他們研究歷史的方式後，瑪札針對歷史在今日是如何被「落實」的，提出了許多深具洞見的反思。她同時引領讀者迅速地掌握在這半世紀間興起的不同史學流派以及研究方法。《想想歷史》對我而言是有關這段時期西方史學發展最優秀的概論之作。
——艾倫．梅吉爾（Allan Megill）｜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序

新的歷史地景，不一樣的漫遊指南
陳建守(說書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我第一次認識《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的作者莎拉‧瑪札是在2004年的夏天，那時我承負她一篇討論歐洲文化史作品中的歷史敘事論文的譯事工作，譯稿完成後，我時不時關注她的動向，本書就是她在2017年最新出版的著作。《想想歷史》是一本關於歷史學方法論的著作，討論的是歷史學這門學科與其他研究領域的獨特之處，瑪札縱筆所及，特別關心的是歷史學所呈現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引發這門學科的內在張力與爭議。在瑪札之前，有許多歷史學家投身探索史學史／歷史編纂／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這方天地，書名相近者則有美國老牌文化史家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以歷史來思考：對現代主義的探索》（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 1998）與迪耶戈‧歐斯坦（Diego Olstein）的《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2015）這兩本書。休斯克的大作關注的是精英文化的範疇，他所要論辯的是「現代性」的課題。休斯克認為20世紀的歐美知識人不以歷史進行思考，無論是現代藝術、建築、音樂或科學都不是面向過去而生的領域，而是從一種嶄新且自主的文化空間中所發展而出的領域。這與十九世紀懷持歷史主義的人們大相徑庭。然而，不論是十九世紀依戀過去的歷史主義者亦或是二十世紀拋棄過去的現代主義者，兩者皆企圖探詢歐洲文明的意義與型態，等於是表述「現代性」焦慮的不同方式。休斯克書末則順筆提及歷史學如何在後現代文化的脈絡下，尋找新的出路與用途。
歐斯坦的大作可謂是全球史的操作手冊，提出全球史的四大分析策略：比較、連結、概念化和脈絡化。歐斯坦本人是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和世界史的專家，他的祖父母從東歐移民到南美，屬於第二代阿根廷移民的他，耳際聽的是以意第緒語（Yiddish）吟唱的民謠，開口講的是西班牙語，腦中的智識洗禮則來自以色列的學術社群和獨裁統治下的阿根廷，寫作此書之際的他則是匹兹堡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歐斯坦的成長歷練，就彷若全球思想的旅程一般，為《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預先譜下豐厚的樂章。歐斯坦跨越國族疆界、語言隔閡和區域分界的人生經驗，與全球史關懷歷史經驗的全球網絡和跨國接受若合符節。歐斯坦提出如何書寫大規模（big scale）歷史的12種可能取徑：比較史、關係史、新國際史、跨國史、海洋史、歷史社會學、文明分析、世界體系、全球史、全球化的歷史、世界史和大歷史。歐斯坦的所思所為正是要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各種故事，打破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而這種浪漫主義式的國族中心方法論正是休斯克筆下十九世紀流行的歷史書寫模式。《想想歷史》出版於這兩本著作之後，我注意到瑪札似乎沒有引用這兩冊書名近似的著作，我無法斷言瑪札的這本書必然後出轉精，但《想想歷史》是以一種更加全面的方式來概述過去半個世紀以降歐美史學思潮的流變。更重要的是，《想想歷史》是立基在折衷或辯護的立場上，探討歷史知識性質、書寫技法，以及這門學科特質的著作。就如同書名所示，思考關於（about）歷史的二三事，這比用（with）歷史進行思考更加寬泛，也比在全球範圍內思考歷史更為折衷。
過去對於歷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思潮的寫作大抵不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時間的先後序列進行鋪陳，以歐美近代史學思潮為例，首章披掛上陣的可能是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蘭克（Leopold von Ranke），再一路順筆而下論及1960年代橫掃千軍的社會史、1980年代異軍崛起的文化史以及上個世紀末的後現代／結構／殖民主義的後學家族。另一種類型則是各個次領域的盤點清單，寫作者以學林點將錄的形式，介紹歷史學的分支和該領域的重要人物。讀者會看到性別、勞工、底層、社會、文化、思想等克利奧女神在史學萬神殿中的位置。瑪札的這本大作則不從此道，她先從歷史學的3個W進行提問：誰的歷史（who）、何處的歷史（where）和什麼的歷史（what），下半部則以三章針對歷史學性質的提問和論爭作結。對於瑪札來說，歷史學較之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歷史學家側重的是深描細寫事件發生的經過，並且注意事件和脈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想想歷史》中，瑪札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一個思考的論題，但不提供標準答案。就如同她所說的，這本書的主題是要告訴讀者，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歷史，而非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歷史（過去）之於我們的重要性不證自明，我們所要知曉的是過去數十年的創見和爭議，如何型塑這門學科和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本書的前三章，瑪札要談的是歷史學家如何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劃分和新的事物。她所措意的是新的人群分類如何帶來新的敘述方式。當研究者著手研究婦女和奴隸的歷史，背後的意義是要訓練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尋找過去「正規」的歷史上那些沒有聲音的人們，挖掘在過去的社會中沒有被言明、存在於縫隙之間以及被壓抑但始終頑強存在的層面。瑪札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何物」與「何者」密切相關，這裡的「物」不是專指可見的物質或物件，觀念、思想這類抽象的精神世界也包含在內。將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合併在一起討論，意味著打破過去精神在上、物質在下的舊有階級關係，偉大的思想和創見不再是亙古不變的觀念，而是受到現實世界物質性設施、社會地位甚至是人類野心影響下的產物。就以「科學」這個概念為例，科學史家告訴我們，「科學」概念的變化深受科學實踐的影響，而科學實踐過程中的物質、環境性因素也是影響「科學」的一大因子，並由此探知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過程和外在因素。譬如夏平（Steven Shapin）研究科學革命這段歷史時，特別措意在實驗如何作為製造知識的實踐過程。由此延伸，作為文化實踐的「知識」和「資訊」成為思想史的新發展，有助於理解「知識」在不同脈絡時空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識如何生產、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思想史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歷史」，而是在知識網絡的具體世界、在作家的社交世界、在讀者的情感和感官世界、以及在生產和消費書籍的世界中，所具體打造的精神世界。當我們將研究過去的視野擺放在不同的人群和事物之上，這也連帶影響了我們對於空間的劃分與認知。瑪札在第二章談論的重點就在於打破國別史的中心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晚近的發明，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其他弄潮兒攜手打造的結果。瑪札引入海洋史和全球史的思考取徑，認同邊緣、排拒中心，試圖去搜尋歷史上文化交流的跨國心聲。瑪札所排拒的中心，不僅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中心，更是以歐美為代表的中心。她所要提倡的是「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歐洲以外的歷史不再是歐洲主流敘事的變奏曲，而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主體。
舉例來說，我們在課本上所認知的「啟蒙運動」，是作為一個開啟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命題」（modernization thesis）。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概念，因而澤披後世。這樣的歷史敘事邏輯預設了一個立場：單一的和法式的啟蒙運動。於是，英年早逝的英國史家波特（Roy Porter）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打破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研究，將啟蒙運動置放於不同的國族脈絡中予以檢視。啟蒙運動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啟蒙一般，擁有革命、顛覆性的運動性質，在其他國族脈絡中的啟蒙哲士，對於創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國的啟蒙哲士更為深刻。以波特自己的著作為例，他所研究的英國啟蒙運動就不是以推翻舊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為要務，英式的啟蒙不是以激進為特質，關注的重心也從政治的向度轉為道德的問題。波特的研究等如把啟蒙運動置放了國族的脈絡底下，成為複數的啟蒙運動。威瑟斯（Charles Withers）則將空間視角從國族往地理區域轉移，措意的是啟蒙運動如何置放於地理學的脈絡之中，地理學這項出現於18世紀的科學如何與自然和世界產生連結，而不再強調啟蒙運動國族特徵的重要性。倘若進一步將視角從各色的國族脈絡往全球史的脈絡推進，檢視啟蒙運動的全球史意涵，則能進一步地去除啟蒙運動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考慮這個由歐洲創發的概念，如何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國度。由這個角度出發，啟蒙運動是概念交換和交織的歷史、是翻譯和引用的歷史以及共同生產知識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啟蒙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向度，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的（local）歷史行動者加以形塑的概念，而非由歐洲的原生脈絡文本摶成的概念。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讓地方的歷史行動者，開始進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並將自身的處境置放於世界的位階。這樣一來，歐洲以外的世界不必然要亦步亦趨跟隨歐洲的啟蒙方案，要討論的是啟蒙運動與全球世界的創造之間的關係。
歷史是什麼？來自過去的聲音？人類經驗的傳承？還是帝王將相的生命史？這句標語是初入史學門徑的學徒，日夜吟誦和提問的基礎。「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則是另一句金科玉律。「歷史是什麼？」一語來自於卡爾（E. H. Carr）在1961年出版的《何謂歷史？》。卡爾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國史的研究為主。他曾經發表過與俄國有關的人物傳記，在1950年到1978年間出版了十四冊大部頭的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因為研究蘇俄革命及個人背景的原因，使卡爾對歷史產生興趣，這也影響了他研究歷史時所切入的視角。諸如「個人與社會」、「自由意志與物質決定論」、「因果關係與偶然性」和「客觀性與主觀性」都成為他思索歷史問題的主要關鍵點，也構成《何謂歷史？》書中的主要內容。瑪札的後三章基本上圍繞著卡爾的這個命題進行開展，分別討論歷史學（知識）如何被生產、歷史解釋的因果關係和意義以及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虛構。瑪札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與一甲子前卡爾所提供的答案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
無論是歷史寫作中的事實與虛構，抑或歷史解釋中的因果關係，這都涉及到歷史（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過程。本書的第四章討論的就是另一個W：歷史如何被製作（how）。瑪札告訴我們歷史學的折衷特質，就在於歷史書寫的工作並不壟斷於學院派史家之手，任何有讀寫能力和蒐集檔案的人，都能從事書寫歷史的工作。通俗史家和專業學者的差別在於，學者要開拓新的知識疆界、尋找新課題和新方法，通俗史家則是要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來吸引成果。伴隨著通俗史學而來的是「公共」歷史如何呈現過去的課題，這涉及到博物館、檔案館、歷史紀錄片和口述歷史如何保存和呈現歷史的方式。這些機構和展演歷史的另類方式，一方面暗含了檔案文件該如何被保存與歷史該如何被書寫，另一方面則是與學院內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嘗試打造出「正規」歷史學的另一項面貌。瑪札在第五章主要談論的是因果關係／事件的二元對立，如同卡爾所言「研究歷史就是在研究原因」，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年鑑學派或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學，皆是透過尋求原因來創建解釋的模式，而且相信作為底層建築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在歷史上會發揮高於一切的影響力。作為浪花頂端泡沫的事件（布勞岱爾語）重回研究者案頭的議程表，這是出自於長期強調結構的反動，於此，事件本身不作為歷史事件的原因，而是作為變革性的力量。事件的回歸標誌出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事件的形式呈現了人類對身處脈絡的回應，而非因果關係的影響，並且提出一套關於人類如何行動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設想，特別是那些影響（但並非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本書的最後一章聚焦的是歷史學的客觀性問題。現代主義以降、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層層挑戰與更新研究者的視野與思維。研究歷史這件事不再等同於卡爾筆下，手工業抄寫檔案時代就存在的一種古老技藝──所謂「據實以告的人」。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歷史學家早就揚棄歷史學是全然客觀的學門這一觀念。後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並復原過去的所有事實，沒有任何敘述可以向過去本身查證，只能依靠其他敘述進行查證。後現代的浪潮使歷史的價值和內容劇烈震盪，就如同本章的小節名稱所示：「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後現代歷史學的大將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名作《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1991）在1996年由麥田出版社引進漢譯本。再隔四年，臺灣學者古偉瀛和旅美中國學者王晴佳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後現代歷史學在當時的臺灣有駸駸然蔚為大國的態勢。2006年，《歷史的再思考》出版修訂譯本，當時麥田出版社的叢書主編盧建榮還為此撰文介紹漢譯本出版十年的時代意義。古偉瀛亦以本地學者介紹後現代歷史學之姿，列為修訂譯本的另一位導讀者。後現代歷史學模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歷史寫作中的虛構並非造假，虛構的部份反倒是展演真實的必要之處。
本文絮絮叨叨討論《想想歷史》的寫作向度和理念，終究只能觸及這本書的幾個側面，無法得其全貌。從1961年卡爾的《何謂歷史？》，中經1973年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設歷史學》、1991年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再到本書，一條隱然可見的歷史變遷線索於斯可見。我們可以發現專業歷史知識生產的轉變，單數大寫的歷史書寫文化業已瓦解，新的歷史圖像隨之浮現。不過，當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框架被請下神壇後，我們該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獨特的歷史？「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自從卡爾為歷史下此定義之後，各方的書寫論客莫不以此探究過去／現在之間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世界，歷史就像一方承載各色記憶的水塘，任何人皆能心領神會，各取一瓢飲。就如同瑪札所云，「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書摘/試閱

導言

歷史學家的工作，看似不證自明，不過一旦你開始加以思索，就會發現這其實出人意料地難以定義。大多數人會描述歷史學為「對過去的研究」。但是「過去」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它包括了從你開始閱讀這個句子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在此脈絡下所說的「過去」指的是：「在相當一段時間過去後，我們對其有一些看法」，實際上這往往讓我們至少要回到一兩代以前。科學以外的大多數學科都會處理到這個意義上的「過去」。大多數人文學科研究（文學、藝術史和哲學系）都涉及到人類的過去。許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使用的材料，也都可以追溯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有何獨特性呢？
雖然它確實獨特地特別關心過去，但歷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卻十分不尋常地缺乏一個總體結構或是明確定義—這種特性反而矛盾地解釋了為何它在學術界以外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人文學的其他領域和社會科學，相比之下更加緊密地受某些經典作品或知識體系方法或是兩者兼具的約束。
在文學系任教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應該要閱讀過許多重要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作品，即便在數十年間有些作者會被淡忘，而另些作者重受青睞。社會學家被要求應熟悉諸如馬克思（Karl Marx）、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韋伯（Max Weber）等主要學者，哲學家則要熟讀一群奉於萬神殿上的核心作家，上從柏拉圖（Plato）下至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發展出分析文本和解讀圖像的特定研究方法。
有些領域則需要數學或量化的專業知識。這些共同點賦予其他學科凝聚力，但這往往也造成頗成問題的副作用，那便是「行內話」（insider-speak）的出現，在某些情況下是晦澀難解的技術術語。相較之下，歷史系中可能有德川時代日本的專家、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專家、研究雷根總統在位時期史的專家。他們所接觸的書可能永遠沒有一本相同，因為沒有歷史的「正典」（canon）存在，但他們必須評價關注不同主題同事所從事的研究，並要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正是為何歷史學者所寫的作品與其他領域相比，行話和技術術語出現的頻率較少，而且較能讓一般讀者感到親切。理想情況下（儘管實際狀況並不總是如此），任何人拿起任何一本歷史書甚至是學術專書，在未受過事先訓練的條件下都能夠理解其中的內容。
這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研究和寫作毋須特定技能；相反的，這取決於一個人所關心的時代與地域，有時候對技能的要求會相當嚴格。你可能需要掌握一種困難的語言，像是阿拉姆語（Aramaic）或中文，某些情況下你必須精通超過一種語言。一些子領域，如中世紀歷史，需要受進階的古文字訓練才能夠閱讀文件；在其他領域，你可能需要考古學、宏觀經濟學或語言學方面的專業知識。（以母語研究當代歷史，雖然乍看之下相對容易，不過從事準當代歷史［quasi-contemporary history］的專家會告訴你，無窮無盡的潛在材料是這學門所受的詛咒。）歷史學沒有一種主宰性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包容了許多方法，從篩檢塵土到閱讀哲學作品。不過歷史學家一旦完成研究，就應該要能夠提出一套任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敘述和論點。人們經常會說，歷史是由專家針對非專業人士所寫的，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我們經常可以見到，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寫出優秀的歷史作品。過去十五年美國最負盛名的歷史獎項普利茲獎（the Pulitzer Prize）的受獎者，當中包括了一位英語文學教授（二○○二年）、兩位記者（二○○三年和二○○七年）和一位銀行家（二○一○年）。作為對比，不妨想像一下，將諾貝爾物理學或經濟學獎頒發給不曾正式受過這些領域訓練的人！
折衷主義（Eclecticism）正是歷史學活力十足且廣受歡迎的原因：因為專家和業餘人士都具有研究歷史的能力。為了定義出最關鍵的問題，專業史學家必須浸淫在大量討論該主題以及學術論辯的研究成果中：如果要準備有關於美國奴隸制、大英帝國或越南戰爭的研究計畫，你必須要先在眾多既有研究中找出你的獨特性，如此你才能夠確定自己的研究具有新意以及值得被討論。另一方面，所謂的研究過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是邊做邊學，除了像語言或是古文字學等技術問題，歷史研究幾乎無法被傳授。這需要獨創性（天曉得我怎麼會想到要開始尋找有關十七世紀的同性關係的證據？）；具備主動性去思索事物從何開始，應該要與誰交談，還有該前去何處；並堅持在檔案史料中翻箱倒櫃，或是在線上文檔中篩選，爬梳出那些難以捕捉的證據。你有方法去教導研究人員，當他們前往的檔案館中沒有他們需要的檔案時，如何應對這種挫折的能力嗎？或是從這些起初令人失望的文件中扭轉乾坤般地找出寓含著預期以外的內容的想像力？優秀歷史學家的技能和氣質與成功的記者非常相似：好奇心、聰明才智、耐心和頑固。此外，好的歷史學家如同記者，知道如何編織出有憑有據的故事，並能夠讓廣大讀者理解。
因此，與其單刀直入描述史學「方法」，藉由與其他學科的比較來加以定義會來得更加明瞭。藝術史、文學或哲學等領域的學者通常研究的是一個既存的「對象」：他們運用各種解釋文本或圖像的技巧，展開其研究──像是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加泰隆尼亞的教堂裡的羅馬式壁畫，或是黑格爾（Hegel）全集。歷史學家則不是從這類對象切入，他們的工作在於透過研究創造出其所關心的對象。社會科學家通常從某種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和某種假設來展開其研究計畫，並使用問卷、實驗或計算來加以證實或反駁。歷史學家也是從一個問題或初步論點開始，但他們通常無法直接接觸到研究對象；常見的狀況是，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所生產的紊亂證據，由於無法提供給原本問題有可信度的答案，最終使得該問題必須要被重新定義。
因此，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比起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但這並不意味著理論不存在於史學中。正如威廉．西威爾（William H. Sewell Jr.）所言，歷史學家對於社會科學的獨特貢獻，在於分析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行為如何發展。所有歷史學家的研究皆奠基在某個時間和地點的具體細節，它們與其他時空環境因為標準不同而無從比較起：歷史學家在此意義上，是絕對的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但西威爾認為，歷史學家同樣會重建「事情」發生的順序及其影響，會追溯複雜的因果關係模式，並留心於一連串讓某種情況變得可能的複雜背景因素。史家側重詳細描述並且注意事件和語境間相互作用的作法，正好證實了「社會時間性」（social temporality）理論左右了歷史學家的研究。歷史時間性，西威爾寫道：是「顛覆、不均勻、不可預知、不連續的」，而且會被戰爭和革命等事件加速推進。
歷史學家即是依據各種時間性和因果關係的理論來進行其研究，儘管他們往往不會明言之。理論在歷史學作品中的位置不被強調，部分是因為此學科強調經驗的傾向，部分則是長久以來對於敘事的信奉，與作品必須能喚起讀者情感之理想。多數歷史學家或許會同意他們的研究，在理想上有兩種意義：解釋過去的變化如何展開，以及在讀者眼前重現過去的人們和場景。要成為傑出的歷史學家，你需要的不僅是記者的技巧，也要有小說家的技巧。（許多人被歷史上的某一時期吸引而投身學習，不是因為某個知識層面上的問題或是某種政治主張，而是因為有關這時代的的小說或電影刺激出他們源源不絕的想像力。）「歷史」（history）和「故事」（story）在某些語言中是同一個詞，就像過去的史學家一直是其社會中最優秀的故事編織者。歷史學既是徹底的混合領域，其語言和方法大量借用自社會科學和其他人文學科；同時也是最經常從學術界跨足公共領域的學科。心理學、社會學或經濟學的普及作品雖不時會躍上暢銷書榜單，但是歷史書籍始終都在榜單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歷史學的另一個顯著的特徵，它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從低年級開始就被列於學校課程中；在博物館、戰爭紀念館、遺址和主題公園中；在政治家的演講中經常被引用。不同於社會學，歷史學有自己的電視頻道，不同於經濟學，歷史學有書友俱樂部。正是因為歷史對公共生活中有著無法抹滅的影響力，有關歷史探究的內容和性質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皆不斷出現。
第四章描述了遺址和博物館之間的爭端，不過沒有論及圍繞著學校歷史課程的典型爭論：孩子應該學習自己國家歷史的哪些部分，還有應該如何學習？在美國關於此議題最大的爭論，發生於一九九○年代初期，即全國中小學教育標準被努力推動建立之時。《一九九四年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The 1994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乃由學者、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所起草，並且結合了婦女史與少數族群史的新學術成果，並且主張以全球史的課程取代傳統課程中對「西方文明」的鳥瞰方式。甚至在課程標準尚未發表前，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保守派的前主席琳恩．錢尼（Lynne Cheney，諷刺的是，她是起草委員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就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嚴厲抨擊該課程標準。她指責，擬議的課程將歷史中的行動者，像是逃亡的奴隸哈里特．塔伯曼（Harriet Tubman）放到歷史舞台幕前，因此犧牲掉了更為重要的人物的篇幅，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和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此外由於對三K黨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等主題的著重，新課程所描繪的美國歷史既「暗淡又陰鬱」。該報紙的其他投書亦同聲出氣，指控起草者運用《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來落實「灌輸」學童自由派的「仇美」陰謀，還有推動美國的多元文化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這場騷動是在因政治權力交替而起的緊張時刻爆發的：在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於一九九三年就任總統後，自由派如今可以自在地追求其既定的目標，這無疑使右派人士感到焦躁。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學校課程亦都經歷過相同的「歷史論戰」，而其他國家——俄羅斯、南非、法國等地——則得面對權衡愛國情感與承擔起過去所犯下的不堪錯誤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雖然英語文學系同樣在一九九○年代因為「文化論戰」而吵得天翻地覆，這論戰爭辯哪些作家應被納入文學正典中（或是正典究竟是否應該存在），不過歷史學仍是最常被捲入公共爭議的學科。其原因很清楚。歷史學家所構建的各種故事，提供了社會上各群體如國家、地區、民族等集體認同，這跟我們藉由跟自己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建立個人認同，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當然可以努力拓展出新的觀點，這能讓人對原有故事徹底改觀，也讓我們對自身有全新看法：心理治療中的許多形式正是要幫助患者做到這點。改變一個共同體的故事，像是國家，其效果可以是解放性的，但這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強大的阻力。
「歷史」受到現實中不同動機的驅使下不斷地改變──這通常被描述為「根據現在的需要向過去學習」。在古代和階級制的社會中，君主、軍事領導人和偉大王朝的過去方為「有用的」；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希望知道「人民」的歷史。自十八世紀末以來，無論在西方或其他地方，菁英們想要述說的而且人們也想聽到的，則是他們國家獨特的命運。某些群體（工人、婦女、少數民族或種族）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此國族主義敘事之外，因此開始體認到必須要有研究能充分體現，他們與主流敘事存在差異的親身經驗。近年來在我們經歷了全球化後，讓我們意識到地球上的人們無論在現在或是過去都緊密相連，全球史因此開始擺脫國族敘事。與此同時，歷史學家若是不尊重過去的話，他們也沒有存在的意義，歷史學比起大多數其他學科更加折衷，對於研究趨勢相對不敏感，這尤其是因為許多大部頭、扎實的書籍，其研究和寫作可能需耗費十到十五年的時光。
長久以來不斷滿足大眾閱讀興趣的軍事史和傳記，這類傳統類型的歷史，還有全球史和環境史等新類型歷史，都持續地蓬勃發展。不過歷史學在每個時代往往都有最「前衛」的領域──不久前是文化方法，現在是全球與跨國視野──傑出著作之所以突出，大多數都是因為能層層剖析，並將各主題和方法揉合為一體。
《想想歷史》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同時凸顯形塑此學科的內在緊張和頻繁爭論。每章皆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而構成，它為討論提供了素材，但不提供標準答案。本書的前半部分思索歷史學在近數十年來如何改變，這表現在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和新的物體：我們寫的是誰的歷史，以及當要描述不同的人群時，這會如何影響被述說的故事及其被述說的方式（第一章）？人們是怎麼開始將國家視為歷史中必然的脈絡，而且由於許多故事的發生，有的早於國家體的出現，有的發生在國家體之中，而有的發生在國家體消失之後，那麼如果我們跳出國家空間的框架來思考歷史，會發生什麼改變呢？（第二章）以及自從歷史學傳統將各主題按高低排列的方式——知識在上，自然與物件（things）在底層——受到新方法的震撼後，歷史學中的各領域出現了那些變化（第三章）？
本書的下半部分圍繞歷史研究引起內部或外部爭議的三種方式——亦即歷史學中生產層面的衝突。第四章「歷史如何被生產？」追問學術、公眾和通俗歷史之間的差異和重疊，還有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史料，其不易掌握有時甚至充滿問題的本質。第五章「原因或意義？」是有關於歷史詮釋，密切關注描述（description）以及廣義而言的詮釋（interpretation）之間的鴻溝何在。最後一章「事實或是虛構？」從一九九○年代後現代主義所捲起震撼學界的風潮切入，探討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與虛構，這些長久以來的棘手問題。我在這裡指出，雖然這場危機已經消退，它仍以一種持久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對歷史學家實踐的思考。
這本書的主題是——我們如何思考歷史，而不是為何要研究它。許多企圖要解釋閱讀及寫作歷史之重要性的書籍，都往往流於「那些不讀史的人必然會重蹈覆轍」這樣的陳腔濫調。歷史並不是要給予教訓，試圖把過去的情境硬搬到當下會是場災難：「我們將解放伊拉克，就像我們解放歐洲一樣！」「不要尋求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銘記慕尼黑！」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都同意，忽視、歪曲或抹去過去的企圖將帶給社會災難性的後果。
學習歷史有很多種原因：政治上的激情、追尋身份、知識上的好奇、對異國情調的品味，而且多數人都是出自好幾種原因，才因此被吸引去研究過去。正如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所說，歷史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從過去整理出清楚明白的「教訓」，而是藉由想像位處於與當下環境極為不同的地方來解決種種複雜的問題，從中拓展心靈視野的經驗。8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向讀者證明，歷史對他們及其社群的重要性。相反，本書將研究過去的重要性視為理所當然，其目的是陳述創新與爭議在過去幾十年中如何形塑這個研究領域。
在以下章節中我盡我所能不帶成見地敘述，那些在近年來引領著歷史寫作的發展的問題和爭議。但正如本書所言，特別是最後一章，今日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駁斥，任何學者都可以真正「客觀」的觀點，本書作者跟他們一樣都同意這一點。雖然我借鑑了各式各樣的例子，由於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和文化史，而不是軍事或政治史，這必然影響了我對問題和書籍的選擇方式。我的法國（以及廣泛而言歐洲和西方）歷史的專業更深刻地影響了我的觀點：在書中多數的事例以及所討論的作者，幾乎都屬於歐洲史和美國史領域。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震撼了歷史學的問題和概念——勞工和社會史、施為（agency）和抵抗、性別、文化分析、物質文化，以及社會實踐，這些僅為數例——最初皆由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所提出。雖然近年來有了重大變化，歐美歷史在以下篇章佔據的顯著比例，反映了西方在過去幾個世紀支配世界其他地區之大背景，這形塑了全球各地的知識面貌以及其他各層面。但是，援引世界不同的歷史學風格，終究無法讓我擺脫困境：儘管我請益研究非洲和亞洲歷史的同事們來糾正我的侷限性，但是我一定沒有擺脫我的訓練和領域所施加的有色眼鏡。討論這種主題的書若是由研究非洲、亞洲、澳大利亞或拉丁美洲的歷史學家來撰寫，很可能會相當不同。
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主旨，那就隱含在篇章的安排之中。本書的章節圍繞六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組織而成，描述了數十年來的對話和爭議。《想想歷史》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繼續對話的邀請函。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的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像力。但如果我們只是紀念它而不相互爭論，過去必然會死去。本書所根據的前提是，對於歷史的興奮與激情大多是來自於其所引發的實質和方法論上的爭議，而本書目標便在於貢獻心力於讓這些爭論持續進行下去的這項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