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簡史：疾病與醫學的故事，科學醫學體系的困境

細數疾病與醫學的歷史糾葛，
由鮮血與膽識所編織的動人故事

數千年來，人類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抗疾病，
有的巧妙、有的古怪、有的可怕。
從放血療法到X光攝影，從簡陋的肢體割鋸到器官移植，
都是編織本書《醫學簡史》的線索。

全書題材應有盡有，強調出西方醫學的古今之變。
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種治療疾病的人（第二章）；對身體的研究（第三章）；
發源於實驗室的現代生物醫學與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第四章）；
治療疾病的手段，特別是科學醫學（第五章）；
外科醫學（第六章）；醫院－－關鍵的醫療機構（第七章）。
在最後一章（第八章），則會評估現代醫學的社會與政治影響。

在西方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若伊．波特的帶領下，
本書探討了人、病、醫之間的歷史互動，
以社會與社會中流行的信念為鋪陳脈絡，
說的是疾病與醫學的故事，字裡行間隱含的卻是病人的痛苦歷程，
內容綱舉目張，是最佳的西方醫學史入門書。

【名家導讀】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雷祥麟教授
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李尚仁教授

【國際推薦】
「文字流利，妙趣橫生，從希波克拉底斯與古埃及醫師，一直到南丁格爾……你該知道的醫學史這兒全有……一趟輕快的過去之旅。」──科學史家盧索（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英國）文學評論

「醫學影響所有的人，對這麼一個大題材，本書是想像力豐富、文筆又卓越的導論。」──醫學史家山古塔（Chandak Sengoopta），（英國）獨立報

「解析歷史潮流、恢復歷史真相、戳破教條、針砭知識份子的浮誇氣息，沒有人比得上波特。」──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霍頓醫師（Richard Horton），（英國）倫敦時報

若伊．波特Roy Potter
波特是國際知名的英國學者，2001年9月自倫敦衛康（Wellcome）醫學史學院（2000年併入倫敦大學大學院〔UCL〕）退休，在英國社會史、科學史、醫學史等領域都有精彩專著，撰寫與編輯的書超過一百本。他退休後不滿九個月就因心臟病發去世，學界同聲惋惜。
1997年，波特的《人類醫學史》出版，佳評如潮。《人類醫學史》正文超過七百頁，譯成中文將超過五十萬字。本書源自波特上課的講稿，以八章概述西方醫學史的主要面相，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是最佳的西方醫學史入門書。


譯者簡介 姓名：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著有《天人之際》（三民書局），譯作包括《達爾文作品選讀》（誠品書店）、《第三種黑猩猩》（時報文化）、《好小子貝尼特》（允晨出版公司）、《盲眼鐘錶匠》（天下遠見出版公司）、《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果實出版社）等。

推薦序 
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若伊．波特（1946-2002）大概是英語世界這二十多年來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他的聲明除了來自幾本提出重大歷史創見而深受學術界推崇的著作之外，也因為他發願為一般讀者寫作，長期投入歷史研究的普及推廣工作。這本《醫學簡史》以及去年中譯出版的《瘋狂簡史》，就是他晚年在這方面持續努力的部份成果。
1994年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醫學史學位，除了研修碩士課程外並旁聽幾門大學部課程，其中包括若伊講授的「醫病關係史」。若伊的課在所內總是大受歡迎，修課同學以醫科學生居多。每年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分，他向來是所內老師第一名。他講課擅長以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軼事來引發學生興趣，然後透過分析這些故事的歷史脈絡帶入課程主題。例如十八世紀歐洲醫界掀起一股反手淫運動，許多書籍與小冊都嚴厲警告手淫對身體的各種重大危害。若伊講授這段西方醫學史的著名插曲時，以當時英國一個醜聞案例開場：有位學校教師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星期天下午，和另一位朋友帶著反手淫書籍手冊到當地教堂墓園，趁著四下無人，坐在墓碑上一邊大聲朗誦一邊手淫。若伊藉這個例子告訴學生，不要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出版品的內容能反映社會的普遍心態與實況。宣導反手淫的書籍，由於對手淫有繪聲繪影的描述，有時甚至引起某些人把它們當作色情書刊來閱讀的興（性）趣。若伊進而透過這個例子來討論書籍與讀者、醫生意見和病人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初到英國時，對自己的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尚乏自信，在課堂上沒能和若伊有任何互動、對話。第一次有機會和他聊天，是在我的指導教授勞倫斯（Christopher Lawrence）家中舉行的耶誕派對上。若伊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去旁聽他的課，我提到打算研究英國熱帶醫學史，還說最近讀的法國史家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很精彩。若伊則建議我讀美國史家科曼（William Coleman）所寫的《北方的黃熱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雖然他沒有批評德拉波特的書，但從他的口氣隱約可以感受到他欣賞的是科曼詳細的歷史敘述和步步為營的歷史討論，而對德拉波特好藉個別史事做哲學斷言的風格有所保留。當然，我也知道德拉波特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學生，而若伊向來不喜歡傅科的史學風格。
若伊畢業於劍橋大學，隨後在母校擔任研究員。1977年，他以博士論文改寫的《地質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Geology）出版了。他這本成名作是一部紮實的社會史著作，研究英國早期地質學家的出身、他們的研究活動，和這兩個因素在地質學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79年，若伊由劍橋轉往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維康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主題從地質學史移轉到醫學史，尤其是醫病關係史、瘋狂史與精神醫學史。他倡議「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把史學研究焦點從醫師轉移到病人身上。在瘋狂史領域，若伊最著名的論點是在《心囚》（Mind-Forgd Manacles, 1987）一書中，以紮實的經驗研究反駁傅科關於古典時代（約在1650-1800年這段期間）歐洲普遍出現對瘋人的「大監禁」的說法。但他更實質的貢獻或許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精神醫學的社會史研究，以及透過病人的一手史料來呈現瘋狂的聲音。
若伊以學術生產力知名。他出身倫敦南部工人階級家庭，靠獎學金進入劍橋，學生時代就以大量的閱讀為樂。他暑假通常不回家，就待在劍橋圖書館中閱讀藏書。有人付錢請他在劍橋看書，他覺得這是難以想像的好差事！我也聽過許多關於他驚人記憶力、專注能力以及寫作能力的傳聞。例如他從美國開完學術會議回來，通常就由機場直奔辦公室繼續寫作。他擔任期刊論文審查人常一天內就會交出審查報告。他常利用週末寫書評，上午騎腳踏車把書帶到倫敦攝政公園（Regent Park）閱讀，下午回來時四、五百頁已經讀完，重點頁都折起並寫下評注，晚上就完稿寄出了。他每年一兩本專書外加多篇論文的寫作速度，是現在絕大多數歷史學者望塵莫及的。有些人認為他的早逝和這種拚命工作的作風脫不了關係，但若伊向來樂在閱讀寫作，從不覺得研究工作是負擔。我後來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臟病的歷史，而且他每年都做健康檢查，卻沒查出他的冠狀動脈已有阻塞。
若說有哪種學術工作曾讓若伊疲倦的話，那就是學術行政工作。他退休前一年正值維康醫學史研究所改制，在行政上由直接隸屬維康基金會改為正式隸屬倫敦大學學院。若伊在此動盪時刻接中心主任，期間他盡心盡力諮詢每個成員的意見，甚至像我這種一兩年後就會走路的博士後研究員，他也請吃午餐、一對一討論中心的發展事宜。不過主管職真的不適合若伊，我還記得那段期間經常在下午看到他的倦容。退休前他接受訪問，表示他一向熱愛學術研究，多年來從不倦煩，但近年英國學術界的行政和評鑑事務日益沈重繁瑣，他發現他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出席委員會接受評鑑或評鑑別人，真正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他決定乾脆提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
若伊退休後的寫作數量仍遠超過絕大多數史學研究者，並更加投入歷史普及事業。我有一位老師曾說：若伊為一般讀者寫作的興致，遠高於專為幾十個聰明的同行專家而寫。若伊雖以醫學史家的身份知名，研究興趣卻不僅止於此。我的英國老師如勞倫斯以及曾經來台訪問的艾傑頓（David Edgerton）都強調，醫學史與科技史學者對一般史（general history）一定要下功夫，才能真正做出好的研究。若伊則更進一步。他在醫學史「本業」之外，一般史的研究寫作也沒中輟，舉凡啟蒙運動、倫敦社會史、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語言與社會等主題都有專門著作。退休後他打算全心投入一般史的研究，研究領域也有朝思想史前進的趨勢。可惜天不假年，若伊學術事業的新階段根本來不及開展，不只是史學界的遺憾，更是廣大讀者的損失。

 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一直到後來，理想的醫師都是受過長期大學教育，文、理兼通的人；而且是男人──這行業仍是男性的專利。理想的醫師正直、誠信又敬天，嚴肅、冷靜而專業，獻身醫學而不爭名逐利。英格蘭醫師普林羅斯（James Primrose）在一六五一年（清順治八年）指出，「希波克拉底斯說，一個既是醫師又是哲學家的人，具有神的特質。」同時代的富勒（Thomas Fuller, 1608-1661）說，「醫師像啤酒，老來才登峰造極。」
 既然良醫是聖徒般的人物，品格高尚、高貴而樸實，相形之下，庸醫就成了惡棍：他們是一心賺錢、裝模作樣的人；騙錢的蒙古大夫、醉醺醺的護士、骯髒又碎嘴的產婆。傳統的瘍醫往往被刻畫成一個胖子，頭禿、體壯，使刀、鋸很俐落，不比屠夫差，懂的也不比理髮匠多，事實上，他們經常為人理髮。醫師佔了優越的地位，因為他們以心智取勝，而不是膂力；腦子高人一等，而不是胳臂。
 在歐洲，由這樣的醫師進行理性診斷的圖像，以深入人心，直到十九世紀。醫師以反覆盤問的技巧，確定病人症狀，紀錄病歷，弄清疾病本質，提出診斷，開立處方。處方也許包括草藥，必須由藥師調製──藥師是醫學領域中另一個比較不起眼的行當，與瘍醫一樣。在有系統的體檢與醫學檢驗問世之前，醫師的本事可不是朝夕就能練成的：他們得讀書，還要有經驗，記憶力、判斷力與良好的臨床態度，一樣都不可缺。
 醫師的數量增加後，醫學行業變得有組織了。義大利的城市最早出現醫學行會，它們負責建立學徒制度、舉行考試、管理藥師、監督製藥。醫學組織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早在一二三六年（元太宗八年）翡冷翠的醫師與藥師就組成了單一行會，是城裡七大行業之一。在南歐，瘍醫與醫師之間沒有什麼鴻溝。在其他地方，他們有很寬的社會與職業鴻溝，因為在義大利之外，學院裡不教授外科學。在北歐，外科學與理髮業聯繫在一起，因此醫師都瞧不起這門技藝。
 在倫敦，瘍醫協會在一三六八至一三六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至二年）成立，瘍醫公司在一三七六年取得政府執照。一五一八年（明正德十三年），倫敦醫師學院成立，政府授權它管理倫敦的醫政。後來，這些機構都受到輿論抨擊，因為它們都由一小撮人壟斷，保障既得利益階層的特權，不顧病人與低階醫師的利益。
 基層醫療網在十九世紀逐漸成形，但是基層醫師（全科醫師）仍然拿不出多少有效的治療手段，只好固守大家熟悉的常規，至少這麼做比較令人放心，可以減輕病家對疾病的恐懼。自費病人會延請他們中意的醫師（過去是差遣僕人去請，但是一九○○年後，也許一通電話就成了），醫師奉召後，就到府服務（或騎馬，或駕輕便馬車，到了二十世紀，越來越多人利用汽車）。病人與家庭醫師的關係以人情為基礎，受嚴格的紳士禮儀規範；社交禮儀極為重要。
 其實醫病雙方都有怨言，犖犖大者如醫師態度傲慢、病家積欠診金，但是形勢比人強，醫師得「培養」顧客。有些人明明身體好好的，卻疑心自己有病，醫師也得煞有介事，好言應付。玩世不恭的人往往含沙射影，指控醫師在有錢有閒的病人身上種下生病氣質，特別是婦女，而醫師滿口新奇的診斷術語，為病人開立自己心愛的處方，醫囑對飲食與生活型態的細節都不放過，都是執業的必要儀注，為的是向有錢有地位的人獻媚──醫師這一行早就發現向有錢人獻媚的好處了。一八八四年刊登於英倫《棒趣》（Punch）的一幅漫畫，附有一則對話：

 甲女（訪客）：他是什麼樣的醫師？
 乙女（病人）：這麼嘛，我對他的醫術所知不多；但是他的臨床禮節倒挺好的。

這些儀注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直到二十世紀初，前一章討論的「疾病帝國」仍在統治人間。家家戶戶都受到一串傳染病與熱病的侵襲，搞不好就會死人；各種腸胃病與痢疾、白喉、水痘、猩紅熱、風疹都是嬰兒殺手；一般醫師對麻疹、肺結核、梅毒、腦膜炎、產褥熱，早已司空見慣。
 傳統醫師面對這種情況，有兩條路可走：保守的，遵循希波克拉底斯的教誨（靜觀其變、臥床休息、進食補品、保重身體、好言安慰、寧靜致遠、不放棄希望）；進取的，也有許多手段，例如讓病人服用強烈的瀉劑或吐劑排毒，大量放血（蓋倫的首選），或醫師偏愛的某種萬靈丹。但是醫師往往身不由己：暴躁的病人對自己的病該怎麼醫，非常有主見，既然出錢的是大爺，醫師也就不便違拗了。
 無論如何，基層醫師的手段有限，因為在二十世紀之前，藥典就像一盒空包彈。幾千種歷代相傳的藥物，真正管用的沒有幾種，例如奎寧治瘧疾、鴉片止疼、秋水仙治痛風，毛地黃是強心劑，亞硝酸戊酯能使動脈擴張，緩解心絞痛，以及一八九六年問世的萬用藥阿斯匹靈；還有以含鐵化合物配製的補劑，以番瀉與其他植物配製的輕瀉劑。不過，良藥難求，醫師知道他們的處方大多毫無效用。好在按時上教堂禮拜的民眾並不期盼家庭醫師創造奇蹟，既然生活在塵世裡，慣見生死之事，生有何歡，死又何懼？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畫家費爾迪斯（Sir Luke Fildes, 1843-1927）有一幅畫，畫的是一位坐在病床邊的醫師，床上的孩子正在與死亡搏鬥，醫師無能為力，只有關心與憐憫：畫家同情醫師，可不是指控。
 醫界大老在醫學院教書，地位崇高，面對這幅陰鬱景象，可以咬緊牙，雙手一攤，宣稱醫學能了解死因（疾病），卻不能防止死亡。但家庭醫師就非做些什麼不可了。難怪十九世紀的製藥公司推出的強效鎮靜劑、止痛劑、麻醉劑，需求越來越強勁。一八○六年合成嗎啡問世，一八五三年皮下注射器問世，此後醫師為病人施打強效鴉片製劑，容易、方便，見效迅速，真是功德無量。到了十九世紀末（一八九八年），拜耳製藥公司連海洛英都發展出來了。一八六九年，安眠藥水水合氯醛問世；巴比妥、苯巴比妥分別在一九○三年、一九一二年問世。這時，至少止痛不再是神話，只是許多人因而上癮。
 全科醫師治病的本領，這時仍然乏善可陳，但是已發展出其他本領，鞏固自己的地位。美國愛荷華州一個小城出生的醫師赫茲勒（Arthur E. Hertzler, 1870-1946），在一九三八年發表的迷人自傳中，為我們描繪了醫生這一行在一百年前開始的變化。這就是老式的臨床醫學：

 醫師到了病家，例行的程序是先向祖母與姑姨熱烈問安，摸摸所有孩子的頭，再走向病人的床。他面對病人，臉色凝重，卻以笑話與病人打招呼。他把脈，察看病人舌頭，再詢問哪兒不適。行禮如儀後，他就可以吩咐醫囑，開立獨門處方。

 赫茲勒到科學醫學的聖地（德國）柏林取過經，回美國後立志以科學行醫，講究對病人做詳細而系統的身體檢查。這麼做即使不能提昇治癒率，也會提升聲名。他說他內心自有主張，不想走傳統的路。他以新學乍練的身體檢查程序教病人留下深刻印象，教對手煩惱，當然，我這是一石兩鳥。病家對我的評論是，「這個年輕醫師禮貌不足，看診卻很仔細」。昨天才有一位老病人告訴我，她還記得我第一次去看她的兒子，就把她兒子身上衣服全脫了，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她一家四十年來都找我看病，你看他們對我的印象有多深。
 結果，由看診醫師做仔細的身體檢查，以及後來的正式體檢，變成例行公式，而不斷出現的新奇儀器，起了推波阻攔之功。首先是一八一六年發明的聽診器，接著是檢眼鏡（見126頁）與喉鏡（十九世紀中葉），為執行診斷的醫師增添了新的行頭、新的檢查項目，以及新的神秘感。一八六○年代起，醫師有小巧的溫度計可以用，發現病人體溫的變化是診斷特定疾病的利器；還有血壓計測量血壓。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全科醫師要是懂得利用診斷實驗室，也可以檢查病人的體液；不久，檢查體液的目的又增加了一項：搜尋微生物，就是由耀眼的新科學──細菌學──與病原論揭露的身體外敵。大多數人像赫茲勒的病人一樣，歡迎這些新興的檢查項目，雖然有些人對於體檢會侵犯隱私，十分忿恨。一八八一年，創造福爾摩斯的道爾醫師，就遇到過這麼一位病人，道爾醫師想檢查胸部，她驚懼莫名：「小夥子，你知道的，年輕醫師會趁機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