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讀史 壹：中國好人

知名文史作家【刀爾登讀史】系列第一部
重解歷史上著名的「好人」與「壞蛋」

◎刀爾登是誰？誰是刀爾登？
他是網路上最膾炙人口的文史雜談家，但萬不可稱他為「網紅」
以透徹犀利的文筆聞名，卻少露臉於時聞當下；
世人愛傳他是「現代隱士」，他抗辯：「隱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去做的人，至於我，連個副組長也沒人請我去做，怎麼會有隱士的資格？」
有人認為是北大中文系的近世才子，但據說他聞之必厭。
有人評他繼承魯迅文風，然他說魯迅愛狗、他卻愛貓
他博覽群書，卻會好奇包拯「為什麼不笑？」這般歷史小事
再多介紹其人，還不如看他講書、論人物，這本所謂「中國好人」，像是以文字驗收史實，劃破忠奸臉譜式的史觀，看看所謂的「好人」與「壞蛋」，是否真是那一回事？

不同於中國傳統上在談論人物時慣有的忠奸善惡、涇渭分明的陳述方式，刀爾登企圖還原人的立體多面性，在他眼中沒有純粹的好人，也沒有壞透的惡人。不論是談及「包拯」剛正不阿導致難以接近、直臣「海瑞」羞辱幼女致死、被廣大儒生背叛而獨領千年罵名的「王莽」──刀爾登點評歷史風流人物的方式，並非附庸近年風行的翻案路線，而是帶著文人的溫潤與自省，與畫滿條條框框的「大義」與「壓迫性的道德環境」作個爭論，點出中國歷來以道德殺人、以忠壓倒仁孝、以大節掩蓋小節的史觀，並嘗試從現存史料中，重新找回屬於這些歷史人物的面貌。

在《中國好人》一書中，刀爾登不僅以豐富的學養，為讀者開拓新的閱史視角，更傳承中國文人以文針貶的義務感，在審視這些文人偶像與批鬥對象的歷史人物時，不執著於得出什麼「真理」來訓人，它能讓讀者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了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同時保有思考的餘裕，省思歷朝歷代的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間，存在著什麼細節與處境。

【刀爾登系列作品】

《中國好人》
以文字為刀刃，劃破臉譜式的歷史觀，重看中國標準下的「好人」與「壞蛋」。

《舊山河》
「翻」看歷史，「刁」解古人。說的是古人舊事，揭的是中國人骨子裡至今仍掙不脫的秉性脾氣。

《亦搖亦點頭》
當學者專家爭相列出各種「必讀書目」時，刀爾登卻逆流而上，列出近五十部「不必讀」的古籍典目。

《不必讀書目》
從西方經典談到中國古書，刀爾登傳遞個人閱讀經驗，以及在閱讀過程中，如何保持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

【好評推薦】

刀爾登不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通過作者淺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貽禍千年的。
──胡又天（作家、歷史學研究者）

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脫。如這集裡所論的，大都為古事；然所見每與我們聽說的不同。常人論以道德、善惡者，刀兄則論以平恕。──謬哲（作家、中西藝術史學者）

刀爾登
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本名邱小剛，曾以「三七」為筆名於網上發表歷史隨筆，風靡各大論壇。

有人說他海內中文論壇才氣第一，有人說他是一九七七年後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優秀的三個學生之一，有人說他是當代大隱，有人說他是古代竹林七賢之劉伶：「他的文字，宗魯迅維妙維肖，而兼有李零之『文』、王小波之『武』。」所謂的文，講的是他的史識與古典功底，所謂的武，則是他的科學與理性精神。

刀爾登酒風浩盪，風骨脫俗，有如謫仙人。擅寫歷史隨筆，文風簡潔通透，典故信手拈來，談的可能是些舊人舊事，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新意。

【刀爾登作品集台版序】
冷靜的同情，克制的反思
文／胡又天

二○○七到一○年，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每當路過書報攤的時候，就會買《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讀書》、《讀庫》、《財經》（後來被整管，原班人馬出走另創《財新》）這些時政與人文的雜誌。彼時雖然iPhone已經問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時代尚未全面到來，網上的精彩內容還分散在各個論壇和博客（網誌）中，實體版報章雜誌的市場還沒有萎縮得太厲害，甚且還在選題、編採、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進步著。應該說，一九九○年代末到二○一二年，是當代中國大陸報章雜誌最精彩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保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使言論環境漸漸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肅殺中回暖；江澤民時代，主要基調是經濟發展與「入世」（加入WTO），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議題，也放鬆了管制──或者應該說，發條鬆了，而體制內外大多數人，一時也還不想它再度栓緊，再加上網路開始普及，共產黨很清楚這是未來，不可遽禁，只能花時間去摸索如何管制。二○○二年換胡錦濤執政，大抵蕭規曹隨（包括可嘆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論上也是比較被動的姿態，感覺到危險才會嚴肅的反應一下。於是，各個世代、各種思想的作者，察覺了這個空檔（或者說「過渡時期」），便紛紛大展身手，在體制容許的模糊範圍之內打「擦邊球」，藉由對過往的重述、對當下的記錄，探尋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至少是盼望著一個可以比較不一樣、不那麼「主旋律」的中國。

刀爾登便是在這個時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爾登本名邱小剛，生於一九六四年，在文革的瘋狂與凋敝中度過了童年，一九八二年以河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帶幾分刁，並不以此為得意；一九八六年畢業，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莊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職，一九九○年代末再到河北日報社旗下的《雜文報》當編輯。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單位，有識者或許會覺得屈才，而他既不喜爭競，一輩子或許也就這樣了。二○○一年，他和朋友被新來的領導「調離」，沒了體制內相對閒散的工作與生活；如果他下海從商，或許也能別有一番發展，但也可能就泯然眾人了。

他之所以成為了名作家，轉機在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在網上發表的文史隨筆。

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二○一○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時代，兩岸三地皆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顛覆，至少也要面臨重新審視，特別是在牽涉當代政治的文史領域。其中有不少持論過激、翻案翻過頭的，雖能聳人聽聞於一時，但網路時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將引來同等的反駁，乃至流於令人厭棄的口水仗；刀爾登的文章，則沒有那樣的浮躁，講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作批評也總能細膩地引導讀者，不去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然後可以保育個人的自由，也讓社會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餘裕。例如《中國好人》中的一段：

黨錮之禍，生出一批道德典範，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氣和正直，激勵過歷史中許多偉大人物。此役雖在社會生活中是大破壞，在道義上卻是一場完全的勝利；用良心或腎上腺與壞人作殊死鬥，從此成為一個模型，德昭千古。至於如何將權力鬥爭轉化為道德戰爭，不用很久也要成為拿手好戲，連續上演。

這可以說是從「得理不饒人」這句俗話，反過來切中了傳統史學和唯物史學都未能充分解釋的要害：傳統史觀格於士大夫的立場，天然地和學運站在一起（在台灣年紀稍大一點，讀國編本歷史教科書長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當年課本是怎麼惺惺相惜地描述黨人的）；唯物史觀則只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述皇權、世家、豪強、寒門的利益矛盾與階級固化問題，將道德上的爭執貶抑為遮蔽真正癥結的煙幕，然而這種自傲於掌握了真理的姿態，往往便將經濟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開來，喪失了歷史本應能讓我們培養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國好人》與《舊山河》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過作者潛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遺禍千年的。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現在有一些為反中、反共而活動的論者仍只停留在這裡），也不走到一味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這種人雖不顯眼，但也不太少，可嘆的是其中還沒幾人真有好好通讀過古書。刀爾登是真正讀過的，在二十來歲時自己大量閱讀經典和文集，打了底子，《亦搖亦點頭》便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例如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時，他筆鋒一轉：

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個山坡上，與一個同學皺著眉頭討論：「……會不會變天呢？」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呢！是的，我們這一代人，本來是標準件，出自政治工廠。我們不知讀過及聽過多少正統的書籍、報紙、廣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長在其中，在小學時便寫批判稿，寫學習體會，訂閱《朝霞》、《學習與批判》，「關心國家大事」……如今我好奇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衝出這包圍的呢？

「好像沒費什麼勁。」我同一位老友談到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的，好像沒有經歷過什麼嚴重的思想轉變，沒有經歷過可用「崩潰」、「重建」之類的詞來形容的過程，瓦解是安安靜靜地發生的，等想起來時，它已經完成了。（〈「密爾」路碑〉）

生為文革一代，刀爾登的文集不能不帶有對文革與專制的反思，事實上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他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讀書目》這部談中國古代經典和文集的書，書名便首先對應了國學領域裡頗讓人難為情的「書單」老問題。

近百年來有不少學者開過國學書目，談論說為什麼必讀、應該怎麼讀，然後這個人說你這最低限度的書單還是太繁太多，那個人說你的讀法還是夾帶了太多執見，鬧得很沒趣。然而老一輩學者多少還真的讀過那些古書，過了兩代人，我們大多是修課時選個幾篇意思一下便罷，連參與這個話題的資格也沒有了，因而經常不能不自慚於底蘊不足，轉頭又吐槽別人不讀書或沒把書讀通，反正通常不會錯，就這樣用散發焦慮的方式來處理焦慮。

刀爾登的處理方式，卻是從「必」字著眼，針對了這種焦慮來作解說：確實讀過這麼多書的他，不跟你擺譜說你們這些小朋友快來拜師，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心理，說這些書不讀也罷（甚至「不讀更好」），而是點出他在諸子百家、歷代文苑之中所看到的執迷，讓我們可以不像前人一樣地失陷進去。並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德掛帥等等痼疾，感覺起來雖可能有些老生常談，但別人批判舊中國的崇古情結，多是站在發展主義、追求國富民強的立場上面；刀爾登的關懷，則總在於我們個性的解放，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假如我們同意，對廣袤世界最少經驗的古人，擁有最好的解釋，那麼，我們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識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積累的高於可積累的，無可驗證的優於可驗證的，而且，我們還同意了，文明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前後顛倒，是從終點駛向起點，其意義至多是保持人類的壽命，使其有時間達到古人已經達到的境界—愚昧。（〈不讀《周易》〉）

這既是針對後世玄學家將易經與儒術發展成的迷信，也是針對有史以來，思想怠惰使人們相互要脅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錮，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國好人》中的片段：

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遊戲」裡，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唸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小說，最後小說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庾信文章豈老成〉）

《不必讀書目》各篇標題以「不讀」開頭，其實當然不是不讀，而是不像教科書那般總要「主義掛帥」，牽強附會地將屈原說成愛國主義、李白說成浪漫主義、杜甫說成現實主義詩人，談《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會之醜惡云云（大陸教科書至今仍多如此，但台灣人請勿嘲笑，不少政論家在帶風向的時候，一樣是用這種強行說教的工具思維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學藝術）。刀爾登則脫去了教條，而能以個人的角度，帶領我們關注這些舊書真正值得細品的地方，就是「人」的處境：

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不讀《儒林外史》〉）

我們總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種「慘澹的信心」。這是冷靜克制的刀爾登並未放棄的溫情，他的反思不會走到徹底的絕望和否定，淪為「小人窮斯濫矣」、「破罐子破摔」的灰心喪氣，我相信這是他從文學裡得到的滋養，也是他想傳遞給我們的慧命。

二○一二年以後，以社群平台和營銷公眾號為中心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中共的網路管制趨於齊備，群眾在國勢日蒸的背景之下，亦多擁護中央以經濟發展為綱、民族主義為大棒──異議不是沒有，但已動搖不了境內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幾年擦邊球，結果是中共劃出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了，報刊再也沒有了撬動政治、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那麼能令人「興奮」了，我也就漸漸沒再買大陸的實體雜誌，即使去年在大陸工作，偶爾買一兩本，讀起來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爾登隱逸的個性與文風，在這個新時代，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近年也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但或許這樣也好。

承蒙大寫出版相邀，為台灣讀者介紹刀爾登作品的時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讀了他文章的完整結集，而更接近了這位學長所閱讀過的，厚重、複雜而又保育著慘澹信心的古代、現代中國。大家在今日或者幾年、幾十年以後的將來讀到這幾本書，興許會很有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國，居然也有過這樣的年月，出過這樣的作家。或者也不該說「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幾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書，刀爾登猶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樣的、失誤而真實、可貴的生命軌跡，我們也應該要能。謹為之序。

胡又天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胡又天，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著有《玩世青春》、《寶島頌》、《金光布袋戲研究》等作品。

文明墮落的一阻力
文／繆哲

讀者眼前的，是刀爾登君近十年來文字的一選集。其中有為遣無聊而寫的，有為逞狡獪而寫的，但多數的篇目，則是謀稻粱。刀兄懸的標準高，為了混飯吃，不得不卑其筆；對平日的所作，頗不自重。得虧喜歡他文采的幾個朋友的熱心，這些散出於報刊的短文，才結作一書冊的模樣，不復侷促於明星的花邊、富賈的野史與鴻儒的闊論間。

我與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們一起讀大學，一起行走於某省的「南書房」，一起編報紙；在被人威脅奪下「五斗米」時，又「掛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讀書」了。刀兄的學問淵博，識見敏銳，這使他在不大的朋友圈或口碑圈裡，成了受寵的人，與被懼怕的人；蓋在刀兄的面前，我們未免顯得愚蠢。他的天資，是舊友皆歎為不及的。記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奪了鄙省的魁元；惟這一經歷，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體面事」，人說必掩耳。蓋刀兄的性格，是羞與人爭的——而高考無非爭競而已。這個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鳴裡，自毀黃鐘，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懸鵠太高；往往剛一開頭，就拿心裡的尺子——我每告誡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亞或王國維的尺子呀，哥們兒」——量自己，而每量必氣餒。故他的「有作」，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了。收入這集裡的文字，不過他棋酒的餘事，或混飯的勾當而已。

即便如此，這集裡的文字，也大有可觀了。就自然的作品說，人不多見山，多涉水，是不可稱某山高，某水廣的。人的作品，也須比長量短，方知高下。刀兄寫作的當今，是漢語史上最暗淡的一頁。人們所知的詞彙，似僅可描畫人心的膚表，不足表精微，達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懨懨如冬蛇，殊無靈動態。名詞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確地描述。動詞患了偏癱，無力使轉句子。形容詞、副詞與小品詞等，則如嫫女的豔妝，雖欲掩，然適增本色的醜劣。刀兄的文字，則是出乎其時代的。他的名詞有確義，動詞能使轉，小品詞的淡妝，更彌增其顏色；至若句式，則如頑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轉。故刀兄的友人們——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稱是「文明墮落的一阻力」。這或是愛屋及烏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於私誼者，是有時而盡的；人所主張與反對的，也有過時的日子。到了那天，人們評判文字的好壞，將不復以激情，以偏見，而僅以品質。刀兄的友人們於今天的感受，想那時必多共鳴的人。

語言與人心或文明的關係，是古來的老話題。奧利弗‧霍姆斯（Oliver Holmes）論伊莉莎白王朝的語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薰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漢書》稱「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則又以語言的腐敗，為世風腐敗的一後果。歐威爾（George Orwell）也稱語言的愚蠢，為起於思想的愚蠢。則知語言與精神的好壞，雖不知孰為表，孰為裡，然互為表裡，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漢語的污濁，亦自為精神污濁的一表徵。雖挽狂瀾於既倒，是個人力不能勝的；但刀兄於驅遣文字時所表現的「潔癖」，亦自為精神之「骨氣」的宣示或對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脫。如這集裡所論的，大都為古事；然所見每與我們聽說的不同。常人論以道德、善惡者，刀兄則論以平恕。此即《紅樓夢》所稱的「人情練達，世事洞明」，——雖然刀兄對《紅樓夢》一書，是素來鄙薄的。這個思想自周氏兄弟以來，即有人提倡之不遺餘力，但今天我讀刀兄的書，仍有孤明先發之感，由此也知我們思想的不長進了。

二十多年來，我與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頗感慶幸的。因我們所居的城市，粗鄙如「頭曼」；可與語者，舉目而寥寥。魚之大幸，固是相忘於江海，但陸處於涸轍，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遺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於遊耍了。言畢不免「當奈公何」之感。

二○○八年末，於石家莊「數他人之寶齋」

※繆哲，中國著名的中西藝術史學者。現任職於浙江大學。長年在人文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擁有頗高的評價，亦受讀者喜愛。

輯壹 刀爾登說今
我為什麼不喜歡狗
為什麼不能拿農民開玩笑
家有小學生
嘲笑鏈
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輯貳 中國好人‧中國壞人
童話皇帝 朱厚照
天下只有一個是 張巡
勿語中尉正承恩 嚴延年
菹醢盡處鸞皇飛 李斯
山厭高而水厭深 曹操
兔角弓射無明鬼 司馬相如
移羞做怒 劉瑾
打嚴嵩 嚴嵩
於今為笑古為義 宋襄公
凡忠必愚 馮道
鳥畏霜威不敢棲 包拯
有女莫嫁海主事 海瑞
誰令忠孝兩難全 趙苞
載不動這許多道 韓愈
製造小人 阮大鋮
彼此即是非 李光地
如何天理勝人欲 熊賜履

輯叁 世事‧人情
得天下者得民心 朱元璋
此一時彼一時 袁崇煥 李陵
生命在於運動 乾隆
無事和酒讀離騷
人心惟危
庾信文章豈老成
放縱的權利 夏姬
古來哪有望妻石 荀粲
吳三桂的信 吳三桂
生女必強撼 汪士鐸
何事辛苦怨斜暉 朱熹 唐仲友
徘徊不盡孤雲意 蔣宗魯 盧楠
雅集圖中衣帽改 呂留良 黃宗羲
果然名教罪人 錢名世
燒蕭條兮以禦水 于成龍 靳輔
誰使祖龍繞柱走 荊軻
卿本賊人 宋江
天下有事誰可屬 甘鳳池
畸人豐坊
避地何心遇晉人 張縉彥
誰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
寂寂廖廖揚子居 揚雄
百年持此欲何成 陶潛
此幾何非彼幾何 徐光啟
窮島至今多義骨 田橫
世風越俗，雅人過得越好

輯肆 以天下為狗任
一編書是王者師 韓非
以師為吏
丈夫遭遇不可知 主父偃
此式非天下式 卜式
推陰陽為儒者宗 董仲舒
百姓不仁，亦以聖人為芻狗 王莽
使汝為善我為惡 張儉
《大學》的故事
栽培不待風聲落 王柏
此心躍躍何嘗隱 何心隱
一朝了我平生事 劉宗周
最是為難談天衍 楊光先
重圍不解還家夢 岳鐘琪
眼大心雄知所以 曾靜
積善坊中相扶行 袁了凡
不嘗豆沫亦識味 武訓
唧唧唧唧複唧唧 木蘭

代後記 貓及其他

天下只有一個是
張巡

什麼事是以任何藉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沒有無論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可惜不曾仔細討論，而且行不義與殺不辜並舉，降低了這個命題的意義。再說，孟子也講權變，這一主張在他的道德體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確知。

唐代張巡，是極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亂，張巡固守睢陽，城破被執，罵賊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說。這樣一位大忠臣，亂後議封贈時，居然有爭論。原來張巡守城，糧草斷絕，連老鼠都吃光了，士氣低落。這時張巡殺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給將士吃。以此為開端，先以城中婦女為食，食盡，則食老幼，共食三萬人。城破時，百姓只剩下四百餘人。許多名士紛紛請求表彰張巡，這種意見終於占了上風，張巡被追贈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於食人一節，李翰在《張巡中丞傳》中說，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倉黃之罪輕，復興之功重」，——食人過小，守城功大，人無完人，不要求全責備。這便是歷代的主流意見。至於殺妾及食人一節，畢竟是不太好的事，連舌長如韓愈者，在給《張中丞傳》做的序文中也覺難以為言，乾脆略過不提。《新唐書》的傳文，也只提殺妾食妾，不提食盡城中婦孺，大概是作者覺得，妾是自家人，殺也罷吃也罷，近於以私奉公，無可厚非。

中國式的道德觀是一張價值表，排在高處的，可以壓過低處的，如果最高的一條不是「不得以人為手段」，那麼，有太多的名義，順手拈來，便可用來殺人。古代殺妻、食子之類的事，代不絕書。殺妾餉軍，在張巡之前，便有三國時的臧洪，之後又有金國的烏庫哩海罕。漢末有一個叫管秋陽的人，和弟弟及一個同伴，三人出行，糧絕，與弟弟共殺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議論說，管秋陽愛先人遺體（自己的身體，先人所遺，愛惜是謂孝），吃同伴不算錯，反正這人又不是什麼至交好友，那麼，不過如「禽獸而能言耳」。——孔融好為偏激之論，但他的主張，用傳統的語言，竟難以駁倒。俗諺說「兩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門」，信矣。您想啊，只要兩個人一商量，就擁有了多數的名義。魯迅說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幸好我們還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另一種議論，如金朝的王若虛，與人論張巡事，人問殺人「為己不可，為國何害」，王若虛說：「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人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王若虛說：「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說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說的「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說的殘忍的原因縱然不同，殘忍總是殘忍。正是這些議論，使人讀史時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後身向張巡的後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裡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讀此知人的同情心，雖經千年碾磨，終於不滅。不過紀曉嵐又反駁說：「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一點錯也沒有，本來就是那樣。

明代有一部戲曲，叫《雙忠記》，須讀此劇，才知如何「仗義殺人」。劇中張巡要殺妾，心中不舍，可見是有情有義的漢子；然後，那位娘子不待張巡開口，自己先猜出來，又免去了張巡的啟齒之難。下一步，張巡表示「心淒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別」，聽著倒像是要自殺，他的妾則很知大義地說「臣死君，妾死夫，理所當，情何辜」，對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結來世緣」。——敢情被吃一回，還不過癮。許多事情，都如《雙忠記》之於張巡事，塗飾一番，便成高節，成大義，成美談。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願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順便說一句，《雙忠記》在京劇和粵劇裡還在唱，儘管版本不同。

鳥畏霜威不敢棲
包拯

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麼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麼不笑。

宋仁宗時，海內無大事，士大夫樂享太平，詩酒往來十分稠密，我們看當時的名臣，無不留下這方面的豐富紀錄，唯獨包公，其個人生活，幾乎沒有指爪可尋。史書裡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麼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如果鞭打有違法行為的表舅不算「往來」的話）。他流傳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詩，晚年一篇家訓，其餘全是奏議。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峭直的典範。他從頭到腳找不出一絲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似乎就從沒有處過暗室，不曾道過中冓之言。裡裡外外立於不敗之地。

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道德的意義，不在於「滅人欲」，而在於克制一部分欲望，使個人行為與社會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衝突的勝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無道德衝突。《鍘包勉》裡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戰，但只是戲文，史上並沒有這種可歡欣的記載。北宋時唐風未滅，人們還算開朗，不大遮頭護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員，雖棲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個大大的例外。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中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呢。

歐陽修的批評，源於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人稱「紅杏尚書」者。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遊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彈劾過宋庠）來，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游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幹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後，成都數千人哭於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幹，見識在當時別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只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後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蹟，還有不少條狀。但這麼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是包公子孫不願意以示後人因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

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我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但沒有，無論前後，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對包拯的紀錄，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別人那裡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誌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願。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

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面部神經麻痹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痹的人。但不管為什麼，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麼多麼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有這樣的一位同僚，這樣一位鄰居，或這樣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惲夜宿開封府署，曾撰一絕云：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範見留題；
驚鳥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