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

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究竟有何不同？如何轉型？這是本書要回答的兩個核心問題。

民族國家的出現，是構成現代史學有別於傳統史學最重要的差異，這個差異並不只是將民族國家視為現代史學形成的外在條件，抑且在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不論時間、空間和記載人群活動的事類等範疇，民族國家都成了最根本且不證自明的前提。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現代中國史學以西方傳入的「長時段」、線性歷史時間概念，取代朝代更迭循環的時間；並以「民族」、「國民」作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取代帝王將相、公侯卿貴的故事。而標榜科學、客觀的方法，以及組織化、制度化的學術機制，則進一步為歷史書寫的公正品質提供了保證，讓人們得以相信學院生產的歷史知識為真。為了擴大影響力，現代史學家在戰爭期間亦積極投入通俗歷史的創作，為動員民眾而努力改造歷史知識的形式。

在這個巨大的知識轉型過程中，歷史如何被重新書寫？新的歷史知識如何建立？歷史學家們如何操作不同的社會網絡去傳播新的歷史觀念給廣大的群眾？因著民族主義、戰爭動員而逐漸趨於單一化的敘事方式，是不是摧折了歷史原本複線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本書從史學史的角度出發，將有助於吾人深入了解這些問題，並藉以思考當代史學的新出路。

劉龍心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曾任荷蘭萊頓大學現代東亞研究中心（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Leiden Universit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學術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002年）及專書、期刊論文多篇。 

對我而言，這是一本遲到將近十年的書。2009年從荷蘭回來後曾起心動念想把它寫出來，可是不久之後就莫名的病了，心理也開始起了變化，雖然日子照過、課照上、文章照寫，依舊忙忙碌碌，卻就是無法面對這件事。直到2013年開始思考近代歷史學空間觀念轉變的課題之後，新的研究方向才讓我重啟研究動能。接下來的日子，由於對新的課題興致高昂、躍躍欲試，心裡時時浮顯應把舊作完成的念頭，卻苦無時間。幸而2016年獲科技部補助，有機會放下繁重的教學工作，前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這本書才有了重生的契機。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因為所有的書寫與創作都和生命的內在關懷相表裡，不想寫、不願意寫的背後，隱藏的是心靈的荒疏，而身體，只不過是心理的投射與顯化而已。新的研究課題讓我找到一個更寬廣的視角，嘗試回答中國現代史學和傳統史學之間的差異：抽象的空間觀念如何伴隨具體事物的變化而改變，而改變之後的空間觀念又如何影響歷史的表述方式和歷史學整體的知識形態？這些新的問題刺激我回過頭來反思舊作，甚而從中得出新的體會。這一過程讓我意識到，很多事情似乎必須走到人生的另一階段，才能看出它的意義—或許，這也正是歷史想告訴我們的，只是，汲汲於當下的我們往往來不及看懂這些。

這本書裡有舊作也有新文，每個篇章都曾在國內外不同的學術討論會上發表過，有些則刊登在學術期刊上，分別得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方的學者給予指正，這些在我改寫過程中，都點滴在心。要謝謝的人很多，首先最該感謝的是科技部（國科會）在我每次提出專題和專書計畫時給予的補助，特別是早些時候資料庫還不是這麼發達的年代裡，每次到中國大陸或日本找資料都像是一場冒險，不知道自己可以看到什麼。如果沒有科技部的補助，僅靠個人財力，很多研究都不容易完成。其次，要感謝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於2008年邀請我到荷蘭萊頓大學現代東亞研究中心(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Leiden University)研究訪問，並且在他忙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之餘，還定期和我一起讀書、一起討論，享受自在、愉快而又充實的時光。2016-2017年中研院近史所呂妙芬所長慨然應允擔任我的sponsor，並且在我訪問期間提供了相當優厚的研究環境，讓我非常便利的取得各種資源，重新理清舊稿未逮之處。也謝謝黃克武教授和張哲嘉、林志宏邀我加入近史所知識史研究群，在所期間諸位研究員，如李達嘉、余敏玲、羅久蓉、張壽安、潘光哲、連玲玲和林美莉等，不時的關照與互動，更是銘感於心。2017年華東師範大學王東教授和李孝遷教授邀我前往客座，讓我有機會和歷史系的老師、同學們一起研究切磋，同學們的熱情、向學尤其使我印象深刻。此外，還要感謝所有曾經邀請我參加學術研討會或研究團隊的單位及研究伙伴，如復旦大學的章清教授、澳洲國立大學的梅約翰(John Makeham)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的李帆教授、香港樹仁大學的區志堅教授，以及南開大學的孫衛國教授、朱洪斌教授等等，因為每一次的發表都是一種學習，也是一次分享，在孤單而又有趣的研究道路上，非常慶幸有這些同行和朋友相伴。

2009年以後曾經或長或短擔任我科技部專題計畫的助理們，黃琬柔、李琬綺、張英瑜、陳品伶及曾宇宸，都是我趕寫每篇論文時最及時的救火隊，他們不但協助我處理資料，還幫我解決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及電腦問題，有時也跟著我一起讀書。完稿之後，曾宇宸、林政杰、廖佳盈更連續數日夜挑燈夜戰陪我趕工校對，完成最後臨門一腳的工作。也謝謝臺大生科系于宏燦教授、三民書局總經理劉仲傑先生，及編輯小組，在整個出版過程中給我的幫忙與協助，使我得以從容寫作。

研究工作常常沒日沒夜，沒有假期，寫起文章來最常忽略的就是家人，從我踏上研究之途開始，媽媽、小姨、小姨丈最常問我的話每每都是「這禮拜回不回家？」他們用最大的包容和耐心等我寫完每一篇論文、每一個計畫，從無怨言，只希望我下個禮拜能夠回家，他們永遠是我心裡最深的牽掛，也是我精神上最強大的支柱。當然朝夕相伴的紹理，更是我所有研究動力的來源，每個想法，每種構思，他永遠是我第一個聽眾，也永遠是最支持、最鼓勵我的人。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下了課，穿過整個臺北市，回到家裡和紹理一起散步，一起做飯，一起吃飯，分享一天的種種。書裡每個篇章，都有他的批評，也有他的心血。

最後，我想說的是，從事史學研究二十餘年，至今不能或忘的是業師杜維運老師一生對史學史研究的忘我與堅持，即使退休住在溫哥華，一樣天天筆耕不輟。這麼多年下來，尤其感激他放任且接受我做完全不一樣的史學史，寫我想寫的問題。一直以為杜老師少說活到90歲不成問題，可是就在我最低潮的那三年，2012年9月杜老師在溫哥華驟然過世。心裡一直帶著遺憾，來不及在杜老師生前把這本書寫出來，而且一拖還這麼些年。杜老師過世後，師母像是代替了老師，不時詢問我寫書的進度，偶爾返臺也必約會聊天，師母的詼諧、智慧、勇敢，讓我知道老師何以能夠放心寫作，完全無後顧之憂。全書出版在即，謹以此書獻給我親愛的杜維運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