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人：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共二冊）

推薦人 
卞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依姓氏筆畫排列）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一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二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三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四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五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聆聽時代的變奏：跨越兩個時代的臺灣人》推薦序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人類社會向來就有口述傳統，在無文字的社會，口傳更是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有文字記錄的社會，口述仍然是傳承記憶不可或缺的方式。不過，正如電影《羅生門》一般，由於觀看角度的差異、記憶力的限制等，人們的敘述不盡然一致，事實真相也不見得可以藉著眾人的敘述而拼圖完成。儘管如此，口述記錄仍是提供歷史認識的重要素材。
近來，由於歷史研究不再侷限於菁英等演出的舞台，一般市井小民的常民生活，也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影響所及，日本有鼓勵書寫所謂「自分史」之風潮，有別於傳統的偉人、名人傳記，尋常老百姓的歷史也受到重視，愛知縣春日井市民會館內所設置的「日本自分史中心」，收藏了八千多種個人史，是其中最著名者。相較之下，臺灣人的個人史極為罕見，連口述記錄也稱不上豐富。
其實，臺灣並不是沒有口述歷史的傳統。由官方進行的口述記錄，可以追溯到1946年臺灣文化協進會舉辦的「音樂座談會」，1952年臺北巿文獻會也為「艋舺耆老」舉行座談會，藉以蒐集歷史資料。但由於臺灣特殊的歷史發展，史政單位訪談的對象往往是黨、政、軍要人及學術文教界重量級人物，口述史含有為高官將校或特殊人物立傳的意涵。直到199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臺灣歷史的熱潮興起，臺灣史人物才成為訪問題材。之後，口述歷史作為一種蒐集資料方法以建構歷史或觀點，或者作為當事人的發聲管道，在臺灣已經相當普遍，並呈現多樣的趨勢。豐富而多元的聲音，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臺灣口述歷史書目》中便可看出。特別是1991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小組之後，數十年來臺灣社會三緘其口的「二二八事件」，終於開始突破禁忌，接著而來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也在政治氣氛緩和之下，漸漸地將其苦難的歷史公諸社會。
戰後的禁忌歷經數十年的努力終得突破，而臺灣人戰前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體制下的經歷，又是如何被傳承與記憶呢？在臺灣史尚未蔚為風潮前，除了抗日、反殖民運動外，日治時期的臺灣史大多隱諱不明。有些學者將在殖民中期的1920年代以後出生、接受完整的日語教育、特別是歷經1937年蘆溝橋事件後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者，泛稱為「日語世代」。儘管這幾十年間還可做更細緻的世代分期，但是能夠或者只能夠以日語溝通者，與戰後的世代的確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些「日語世代」，在本土的臺灣研究尚未開展前，能夠傾訴的對象，往往是較早進行殖民地史研究的日本學者。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投身臺灣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如中村ふじゑ女士訪談霧社事件遺族的《オビンの伝言--タイヤルの森をゆるがせた台湾．霧社事件》，栗原純（歷史）、所澤潤（教育史）、松永正義（臺灣文學）等人的口述訪談，以及在計畫下發行十九集《臺灣口述歷史研究》的具體成果。日本學者留下了許多日語世代的珍貴記錄，但是他們也對口述史的信憑度以及如何進行、技巧等方面提出質疑與討論。
上述臺灣人的相關作品，多是比較聚焦、具主題性的訪談記錄。本書的作者大谷渡教授在出版主題性記錄《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々》（中譯本：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與《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之後，將其累積的其他訪談內容，編輯成本書出版。本書的特色為受訪者都是具有日文溝通能力的共同點，至於報導人身分則呈現多元現象。包括孫海峰、王威厘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外省人軍人，看護助手傅秀松的戰爭經歷及其戰後在眷村活躍的形貌。基督教長老會李麗珍牧師娘與其妹妹許麗娟的成長歷程，及其隨挪威傳教師克利絲汀．哈根到日本傳教的事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臺灣人多重的、巧妙的角色扮演。另外，許多經歷特別的臺灣人雖然所佔篇幅不多，但是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如有多位看護助手登場，讓這群戰爭時期不讓鬚眉的女子躍然紙上，藉著這些人的詳細敘述，可以澄清看護助手與「慰安婦」的不同。本書特別吸引我的是從臺中農學校到「拓士戰場」受訓的張德卿，訓練過程以及之後受命向「小川老師」報告周遭動靜的故事，簡直像諜報人員般精彩。而廖坤福等學徒兵的飢餓模樣，有別於冠冕堂皇的官方報導，反而是最真實的小兵面貌。大谷渡教授的訪談不僅內容生動，也提出佐證的相應資料，讓口述記錄信而有徵。
不過，面對這些珍貴的訪談資料，我倒有不同的反思。有位與臺灣人長期接觸的日本友人曾對我說：「臺灣人有二枚舌頭，有些人甚至有三枚舌頭。」他的意思是說，訪談內容與所用語言有關，用日語交談時，內容或許與用中文、臺灣話有若干差異。這該如何解釋呢？應該不是真話或者表面話的問題，值得更深入分析。但是，如果我們簡單的分析日文記錄，或可發現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相對於同樣被日本殖民的韓國/朝鮮人，實在稱不上嚴厲。舉例而言，自稱「記錄作家」，對公害、炭坑勞動的實態、特攻隊員、朝鮮人「強制連行」（被強行帶走）等主題不斷揭露的著名作家林えいだい（林榮代），在他編著的五十八本書中，有許多書名即帶有嚴厲批判意味的朝鮮人相關記錄，如《強制連行．強制労働筑豊朝鮮人坑夫の記録》《清算されない昭和朝鮮人強制連行の記録》《証言．樺太朝鮮人虐殺事件》等多數作品。相對而言，關於臺灣人的少數記錄，則如《證言．高砂義勇隊》《臺灣の大和魂》等，連書名都相對平和。
是不是因為臺灣人的溫順、平和，反而讓臺灣人的受害歷史遭到忽視？臺灣人被戰爭動員與犧牲的情形，絕不亞於朝鮮半島之人，然而，同樣是被徵調，朝鮮人稱為「強制連行」，臺灣人則稱為「志願」。戰後，日本政府將「強制連行」的名簿交給韓方，讓韓國人得以追尋前人的足跡；而臺灣人被戰爭動員的實態，卻因為缺乏「留守部隊名簿」等基本資料，始終停留在「被動員者二十萬、死者三萬」的概數，難以描繪動員參戰的輪廓。
既然如此，在官方資料不足的現狀下，如何讓臺灣多元的聲音豐富臺灣的歷史內涵，便成為我們無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也是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本書為日語世代留下記錄，除了具有為一般庶民發聲的意義外，其翔實而細膩的描述，更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增加我們對該時代的認識。讓我們傾聽多元的聲音，聆聽時代的變奏。

譯序（節錄）
近幾年，出版界出現了許多書名冠上「你所不知道的」、「被誤解的」等字眼的臺灣歷史書籍，頗為暢銷。這種現象，反映出大眾對於了解臺灣歷史的渴求；另一面，也道出了大眾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充滿陌生感。
其實這些標榜「不知」、「誤解」的書籍內容，早已在近幾十年中積累了許多論著，臺灣歷史研究也已成為顯學。然而，何以大眾仍舊對這片土地充滿了「不知」與「誤解」？
究其原因，除了這些嚴肅艱澀的學術文字大多被鎖在研究者的書房裡或研討會中，與庶民生活脫節；另外，就是臺灣長期對於人文歷史教育的不重視。成績取向的歷史教育，強調的是記憶背誦，不僅容易讓人生厭，也連帶地讓學子們對於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一切歷史敬而遠之。

◎歷史教育的缺陷
臺灣歷史研究曾有過一段很長的斷裂與空白。上個世紀，受制於研究環境與民族史觀，不僅歷史教育難有多元發展。在黨國教育體制下，大眾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嚴重的斷層。對於這座島上曾經歷過的各種人、事、物，我們只能從官方篩選過的零碎片段裡，勉強拼湊出一種模糊的概念。在當時，歷史教育就是愛國教育，歷史研究也必須政治正確。至於那些「不正確」的部分，就理所當然地被隱匿，甚至被扭曲。
在我的高中時期，國立編譯館版的歷史課本裡，只有兩個部分提到臺灣史。一是第三冊第二十一章，在近代中國史的〈自強運動〉這一段裡，用一節的篇幅敘述沈葆楨、劉銘傳等人在臺的積極建設。再來，就是最後一章〈復興基地的建設〉，講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各項政績。此外，再無其他敘述。
這中間的斷裂如此巨大，以至於當我進入大學接觸到臺灣史相關課程時，才驚覺那一段對於近代臺灣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日本時代，竟在自己的教育經驗中呈現一片空白。
解嚴後，臺灣研究興起，過去不能討論的禁忌逐漸瓦解，歷史神秘的面紗得以揭開。在前輩研究者的努力挖掘下，相關史料獲得保存、解讀，為臺灣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研究，為了立論有據，引入大量的史料或表格數據，使大眾難以親近。學院內也因研究者苦於學術規範與升等壓力，對於史學成果的普及明顯力有未逮。
雖然這些研究內容也常被教科書採用，但仍擺脫不了「歷史教育，只教強塞硬記」的現實。2000年初，我在國中教授歷史科，此時正好是臺灣史單獨編為一本《認識臺灣：歷史篇》教材的時候。但這本照舊依時代遞嬗、政治發展為主軸的教科書，從史前時代講述到戰後，將各種紛雜的臺灣史事濃縮為課綱中僅有一學期、每週僅有一節課四十五分鐘的課程。就教學實務而言，這樣的時間分配明顯不足，實難有多餘時間補充相關資料，更遑論深入介紹這些歷史人物。在有限的授課時間與升學壓力下，老師們只好在課堂上畫重點，要學生背誦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這種教材看似充實，教學卻極度貧乏的課程內容，不僅讓人提不起半點興趣，更像是在讓學生們在誦經似的學習過程中，練習對自身所處的土地、生活的環境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
於是，學生們知道有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背誦米糖相剋與皇民化運動，卻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輩在日本時代如何搭火車上學、聽留聲機播放臺語流行歌曲，或者坐輪船到日本畢業旅行，擠在公會堂裡聽著臺上演講者大談女性主義，在戰爭時期疎開到鄉下躲避美軍空襲，甚至為了「報效國家」，志願或非志願的去南洋當軍夫或護士。

◎以人為主的歷史故事
研究所時期，教授曾要我們對臺灣的歷史分期做一討論。諸如明鄭與鄭氏王國，清領或清治，日據還是日治，這些用語都關涉著史家對於這個時代的評價與立場。而「日本時代」，這個讓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年代，這段很難用一種觀點、一種立場就能夠完整表述的歷史，遇到臺灣戰後的政治處境，又讓這樣的情感變得更為複雜難解。
早期在民族主義的史觀下，對於「日據」時期的一切，講述者大多採取仇視與醜化的態度；到了解嚴後，對於「日治」時期所帶來的現代性與文明，則出現了各種歌功頌德的論調。這兩種極端，讓過去臺灣的歷史研究充滿了對立與衝突，至今仍在歷史教育中屢屢引起波瀾爭端。
若我們能拋開意識形態，聆聽曾經活在日本時代的人，他們所經歷的生活經驗、青春記憶，是否能稍稍撇除前述的這些成見，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真實？可惜的是，學界雖然累積了許多關於日本時代臺灣人生活經驗的口述、訪談成果，但談到把這些研究以通俗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卻起步甚遲。
本書作者大谷渡為關西大學教授，出生於1949年日本奈良縣，專長為日本近現代史。他早期主要研究近代日本教派神道之天理教，而與臺灣相連的契機，是開始研究1920、30年代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他於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北村兼子　炎のジャーナリスト）後，為了繼續追溯北村兼子對當時東亞的觀察，於2002年來臺找尋相關資料，並撰寫〈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等論文，連接了日本與臺灣的關聯性。隨後他多次來往於日本臺灣之間，其足跡除了各大圖書館之外，也採訪許多大正、昭和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之後，他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將其研究改寫出版。2008年的《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びと》、二○一五年的《台湾の戦後日本：敗戦を越えて生きた人びと》，透過這些書，向日本國內介紹這些曾經活在日本時代、與日本關係甚深的臺灣人故事。
《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びと》一書已於2017年中譯為《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書中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等，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人爭取民族運動與民主的過程。作者並將人物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一圈一圈地，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而在本書中，作者不僅承繼前書的口訪記錄，並有野心地想要透過生於日本時代、戰後轉換國籍的這些臺灣人，發掘他們內心深刻的複雜情感與變化，從而建構出臺灣人從戰前到戰後的精神史。本書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傅秀松為主軸，從她的求學過程、在戰爭時期響應徵召遠赴廣東擔任看護婦助手，因戰敗進入集中營，輾轉回到臺灣，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統治政府。然而她學習北京話、裁縫、打字技術，努力適應戰後臺灣社會；又邂逅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國軍孫海峰，婚後活躍於婦聯會。她沒有忘記在青春歲月中留下美好記憶的日本時代，與日本友人、工作同僚仍保持密切往來；但也對於戰後日本政府刻意忽略這群曾為日本國效力的臺灣軍人軍屬感到不平，持續地投入平反運動，爭取應有的自尊與權益。作者並透過其夫孫海峰的經歷，導引出中華民國與日本軍方在戰前戰後鮮少人知的合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