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國度》探討「中華民國在台灣」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這個歷史過程中，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又如何轉變。台海兩岸兩個中國政權的存在──一個控制中國大陸，一個控制台灣島──常被理解為中國內戰不可避免的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黨遭毛澤東擊敗後逃到台灣，建立一個與中共相抗衡的國家，從而創造出國際間棘手的「兩個中國」難題。《意外的國度》挑戰這個傳統說法，帶領讀者從新的視角檢視近代台灣的創建與形塑。
台灣的政治地位從一開始就充滿曲折。此島於甲午戰爭後割讓日本，二次大戰期間同盟國承諾蔣介石，日本戰敗後台灣會還給中國。隨著國共內戰轉為不利於國民黨，美國的決策者重新評估是否繼續支持蔣介石，於是「台灣託管論」開始盛行。之後冷戰對立和擔心台灣落入共黨之手，又使華府調整其政策。但美國對以台灣為最後根據地的中華民國的支持，仍然模稜兩可。台灣這個雖未享有完整主權但實質上存在的國家，得奮力在國際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
本書作者林孝庭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黨黨史資料、蔣介石私人日記、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嘗試描繪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段關鍵時刻的另一種歷史風貌，跳脫我們過去所普遍認知的框架，來重述這一段歷史。本書主張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過去學界所認知的，要更為複雜與詭譎，其中摻雜著許多以往為人所忽略的歷史因素與因緣際會。這個過程歸於諸多因素，包括二次大戰與戰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即興式的、未預先設定的、充滿著個人色彩的政策制訂與規畫，甚至蘊藏著歷史意外與巧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形塑過程中，還充分體現出美國政府官方與民間諸多人物，其所曾經扮演過的複雜關鍵角色，同時也與二戰後至冷戰初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問題，究竟如何與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和內部權力鬥爭，關係密切。

《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本書榮獲2018年杜魯門圖書獎及《紐約時報書評》編輯選書

2019年正值中共建政七十週年，美中貿易戰事正酣，焦慮的中國官員和官媒一片同仇敵愾，認為今天美國的政策是1949年圍堵戰略之續集。他們擔心美國部隊在東亞地區的部署和訓練任務，也密切注意西藏、新疆和台灣等熱點地區，懷疑美國一如以往想從中作梗。
若要理解當今的美中台關係，就必須了解七十年前這段歷史。《迅猛的力量》帶我們重回這個歷史轉捩點的現場。
1949年頭幾個月，美國總統杜魯門面臨了迫在眉睫的外交浩劫。整個春天和夏天，毛澤東的共產黨部隊擴散到中國大陸各地，殲滅美國盟友蔣介石的部隊，並控制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杜魯門和他的助手，包括精明而無情的國務卿狄恩．艾奇遜，忙著應付快速變化的局勢，不僅要與毛澤東鬥爭，還要對付國內政敵的猛烈攻擊。杜魯門和艾奇遜甚至透過公布白皮書的消極作為，無情地指控蔣介石，並承認毛澤東的革命已超出美國的影響力。在此過程中，美國的角色，上自政府組織下至許許多多個別人士，其政策規劃與制定、諸多大膽的假設與曾經被束之高閣的建言、對國共內戰「錯誤」的局勢推論，許多作為與消極的不作為，對後來的美中台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這動盪的一年，毛澤東在北京建立新的革命政府，為打造現代中國奠定基礎，而蔣介石則退守台灣基地。這些事件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最終導致了華府與共產中國數十年的摩擦、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承諾，以及隨後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
美國的決策者為了因應毛澤東的勝勢所做出的回應，彼此也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想和毛澤東打交道，有人想要對抗他，也有一些人完全不想理會他。在這些不同的主張中，還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細微差異。這些爭端不僅僅是戰術上的意見分歧，也反映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本質存在深刻的分歧，及美國自身的矛盾。1949年年底，美國將原本主要限於歐洲的圍堵共產主義政策延伸到亞洲。杜魯門政府制定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包括一連串祕密作業──來支持中國周邊國家。即使毛澤東鞏固了對大陸的控制，美國也悄悄提供金錢和武器給他的敵人。
本書作者凱文．裴萊諾引用中國和俄羅斯的文件資料，及最近中央情報局解密的檔案，精巧佈局、娓娓道來，也揭露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他透過主要參與者的眼睛來敘述這個非凡之年的故事，包括毛澤東、杜魯門總統、國務卿艾奇遜、明尼蘇達州國會眾議員周以德，以及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巧妙地將幾條不同的主線交織在一起，並加上國際政治的視角，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為豐富的歷史圖像。
凱文．裴萊諾細膩地重建那一整年的來龍去脈，變化流轉，描繪歷史如何隨著各方行動者的合縱連橫、計算與失算，隨著時序一步一步地展開。在其中，我們看到美國總統杜魯門與擘劃外交事務的國務卿艾奇遜，在理念上不時齟齬，也看到親蔣與棄蔣的勢力如何互相傾軋，以及中華民國極具影響力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如何運籌帷幄。隨著時局的變換，各方陣營也隨之做出調整，與時俱進。
在今天，由於北京對南海提出主權聲索，而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存在；因此，1949年的時代意義，對中國、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重要。在這本探討1949年蔣介石政府垮台、毛澤東共產主義勢力獲勝的作品中，這場非同尋常的政治革命至今仍影響著東亞政治。

作者簡介

林孝庭，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於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主要論著有《西藏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邊疆》（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現代中國的民族邊界：西方之旅》（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等中、英文專著，以及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會議論文、百科全書詞條與書評等百餘篇。

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資深國外新聞記者，足跡踏遍世界各地。在《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資深撰述及分社主任長達十年，曾經入圍李文斯頓外國報導獎（Livingston Award for foreign reporting），他的團隊於二○○四年榮獲得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文章散見於《華爾街日報》、《外交政策》及其他刊物。著有Lincoln in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a Statesman and the Down of American Power、《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黃中憲，1964年生，政治大學外交系畢，現專職翻譯，譯有《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明代宦官》、《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太平天國之秋》、《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全四卷）》、《太平天國之秋》等。

林添貴，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躁動的帝國》、《歷史的反叛》、《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宋美齡新傳》、《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大外交》（合譯）、《大棋盤》、《被遺忘的盟友》、《棉花帝國》、《核爆邊緣》、《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亞洲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地理的復仇》以及卜睿哲的三本著作：《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等。

名人/編輯推薦

《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
涂豐恩∣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許雪姬∣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薛化元∣政治大學臺史所教授
劉維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依姓氏筆劃）

《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林桶法∣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館長
胡忠信∣歷史學者、電視主持人
涂豐恩∣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陳榮彬｜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副主任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依姓氏筆劃）

▍Part 3
第十六章　鞭炮
第十七章　任何妖魔鬼怪都逃不掉
第十八章　挖掘出所有的汙垢
第十九章　第一道閃電
第二十章　危險的交易
第二十一章　上帝的聲音
第二十二章　對著鏡子觀看，如同猜謎
第二十三章　傲人的勝利
第二十四章　迅猛的力量
尾聲　天譴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

【導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十二月，於國共內戰全面挫敗而失去江山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四川成都倉皇播遷都台北，此後，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互不統屬、在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運作下的實存國家，於台灣島上逐漸形成。本書之宗旨，在於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過去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傾向於將台灣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視為二次大戰後國共兩黨激烈內戰下的必然結果。誠然，在我們過去的普遍認知裡，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最後階段，隨著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各地節節敗退，蔣介石不得不選擇以台灣作為最後權力根據地，致力將該島打造成為堅強的反共堡壘。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憑藉著台灣海峽天然屏障，得以阻止解放軍進犯，而一九五○年夏天韓戰爆發之後，台灣進一步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冷戰初期，由於解放軍尚欠缺由海、空侵犯台澎的實力，蔣介石與其追隨者得以在台灣島上逐漸安定下來，並在隨後數十年間，在島上細心經營，灌養反攻大陸與光復國土的希望。
本書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蔣介石私人日記、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嘗試描繪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段關鍵時刻的另一種歷史風貌，跳脫我們過去所普遍認知的框架，並重述這一段歷史。本書主張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形成的歷史過程，遠比過去學界所認知的，要更為複雜與詭譎，其中摻雜著許多以往為人所忽略的歷史因素與因緣際會。回顧這段歷史，短短十餘年間，台灣從一個日本殖民地，轉變成為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新收復的邊疆島嶼省份，再成為蔣介石「自由中國」的所在地與反共中樞，並在往後二十年間，成為國際社會上「中華民國」的正統象徵與主流政治圖騰。這個過程歸於諸多因素，包括二次大戰與戰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即興式的、未預先設定的、充滿著個人色彩的政策制訂與規畫，甚至蘊藏著歷史意外與巧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形塑過程中，還充分體現出美國政府官方與民間諸多人物，其所曾經扮演過的複雜關鍵角色，同時也與二戰後至冷戰初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問題，究竟如何與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和內部權力鬥爭，發生緊密關連。嚴格而論，此書並非在於回顧國共鬥爭史，而是聚焦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台灣在中國內部政情演變與東亞地區國際情勢發展這兩股急劇變動力量的牽扯下，如何被形塑與重新定位。
基本而論，本書的重點並非在於探討國共兩黨衝突根源，或者探討為何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出，而國民黨慘敗。過去的相關研究，總把重點擺在闡述共產黨為何打跨國民黨，然本書並不著眼於此，而是放眼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的東亞國際政治格局和中國內部情勢，並將此一時期的台灣，置於大的時空背景框架裡來檢視。本書從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開始談起，於日本戰敗後成為國民政府新收復的一個中國邊陲島嶼省份，隨著國共內戰席捲整個中國大陸，這座島嶼最終成為中華民國的所在地與國民黨最後的權力中樞，以後見之明，這個結局幾可說是既非國民黨政府、也非美國人所刻意促成的歷史結局。
台灣島座落於西太平洋，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如今構成「中華民國」的絕大部分領土。「中華民國」是這個國家的正式國名，冷戰時期，有人把它稱作「國民黨中國」（Nationalist China）或者「自由中國」（Free China），自一九九○年代起，「中華民國在台灣」成了最常見到的辭彙。中共領導人認為台灣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一部分。過去數十年間，由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且直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公開宣示不否定中共為一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為止，依然堅稱其有效主權涵蓋整個中國大陸。然而國民黨在島內的最大政治對手、二○○○至二○○八年間首度執政並於二○一六年二度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則向來主張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尋求將台灣視為自成一體、獨立、且具有完整主權的民族國家。統獨問題分裂台灣人民與社會；無論如何，沒有人會否認在討論或探討台灣未來時，兩岸關係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直到如今，不論各方如何詮釋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的效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該會議上的討論結果，成為台灣與澎湖在戰後從日本回歸到中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美國支持與英國無異議的情況下，蔣介石獲得盟邦承諾戰後收回台灣，然而，在這一表象背後，卻隱藏著許多極為微妙與複雜的形勢；在國民政府內部，遲至抗戰接近尾聲之際，該如何界定台灣未來的行政地位以及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依然懸而未決；在美國，外交與軍方內部人士對於戰後台灣政治地位該如何定位，才符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最佳利益，同樣爭論不休，儘管《開羅宣言》正式對外公布，美政府內部仍有不少人力主讓台灣於戰後接受聯合國託管，而非歸還中國。
雖然華府軍、政當局圍繞著台灣地位問題的辯論，最終並未影響國民政府於戰後接收台灣，然而美國政府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夕所採取的一些當時看似無關大局的舉措，卻對日後台灣的命運帶來深遠影響。舉其中一例：美國於日本投降後臨時放棄了原本擬定在台灣成立一過渡時期軍政府，負責接管台灣並監督島上日本原殖民政府所管轄之龐大公營與民間物資的轉移，而是放手讓陳儀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全權處理戰後初期台灣事務，這種下了十八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的遠因。隨著國共內戰局勢日益惡化，到了一九四○年代晚期，一些在二戰時期無從真正獲得實施之有關台灣地位問題「假設性」方案，譬如聯合國或東京盟軍總司令部託管，卻悄悄地在華府決策圈內獲得認真考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曾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要角的葛超智（George Kerr），他向來力主台灣自決與託管，其訴求在二戰期間與日本投降後，並不為美政府所重視，然到了國共內戰晚期，卻一度成為杜魯門行政當局對台政策的選項之一。
本書對於美國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新的審視。國民政府指責當時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背後煽動台灣人脫離中國統治，最後導致葛超智被美方召回，然而在離開中國返回美國前夕，葛超智對於台灣治理的個人備忘錄，被收入於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呈給蔣介石的正式建議報告書裡，也間接地影響了國民政府日後著手調整對台策略；蔣介石一改原本堅定支持陳儀的立場，任命文官出身的魏道明繼任，來撫平台灣同胞的憤怒與不滿情緒，並接納更多台籍人士進入省政府體制內，同時著手推動各項政、經改革。回顧歷史，這些舉措也標誌著台灣經濟體制，從戰後陳儀所提倡的統制經濟，逐步放寬，並於一九五○年代起，慢慢走向自由經濟與市場經濟。易言之，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一些初步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安撫當地民眾，然而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因為這些補救舉措也在無意中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過程，奠下基礎。另一方面，此時已回到華府的葛超智，仍不斷在國務院與軍事情報圈裡力倡美國應協助台灣建立一個開明、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系，方能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利益，而隨著國共局勢愈趨惡化，「台灣託管」此一觀點也迅速成為美方主流看法之一。
漸漸地，「台灣託管論」不只受到主張獨立的台灣人歡迎，由於台灣民眾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升高，該主張也受到華府某些軍、政首長歡迎。隨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形勢江河日下，前景黯淡，華府決策者決定放棄蔣介石，甚至到了一九四九年底之際，為了鼓舞毛澤東所領導的新中國走上「狄托主義」之路，與蘇聯區隔，華府一度打算靜待國共內戰局勢塵埃落定，期盼北京與美國展開交往。另一方面，杜魯門政府裡依然有許多不願見到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者，堅稱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只有在與日本簽定正式和約之後，方能生效，此一時期美國政府對台與對華政策的混亂與不一致，可見一斑。
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前後，隨著國共內戰加劇，以及不預期中國共產黨能夠很快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美國軍事情報部門開始預測，中國內部局面極可能重新回到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地方主義盛行，在中國共產黨尚未統治的地區，將出現許多不同的「區域性」反共政權。誠然，此種預測事後證明是錯誤的，然而在一九四○年代晚期，正是在此種思維下，美國政府體認到必須加速扶持中國各地的區域反共領導人，而非繼續與一個正在全面潰散瓦解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央來打交道。就台灣而言，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初「引退」之後，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於高雄鳳山練兵的孫立人將軍，以及向來立場與作風開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等，都是美方當時可能支持出面主持台灣政局的可能人選。此時退而不休的蔣介石，仍欲在幕後操控政局，其構想是希望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建立一個涵蓋台、浙、閩三省的戰略三角，然因失去了美國的支持與信任，下野後的蔣介石，其反共布局也變得更加困難，他與昔日部屬之間的關係也愈趨緊張。
本書對於蔣介石與他引退前夕親自挑選擔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之間的微妙關係，有深入的探討。一九四九年春，為了強化台灣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自主，陳誠認為他有必要違抗蔣介石的意旨，而與當時主持中央政府的桂系李宗仁妥協，陳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不顧蔣的反對，自台北飛赴廣州與李宗仁會晤，換來李宗仁同意台灣省政府日後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包括爭取到台灣銀行在台徵稅權與動用外匯權、省政府獲准動用黃金白銀外匯儲備、高雄與基隆海關獨立運作權、台幣與大陸法幣脫鉤等足以穩定台灣財政的重要措施，此亦可視為台灣命運重要轉捩點之一。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上各地局勢的演變，也都牽動著台灣日後的政治命運，本書中首次揭露的一九四九年雲南獨立運動，即是一例；該年秋天，雲南省主席盧漢依然幻想著美國對華援助的「區域化」，將有助於他設法保持雲南的中立地位，遠離國共之爭，當時他曾透過管道向華府表明，希望美國支持雲南宣布獨立，以拒絕蔣介石把國民黨中央由四川遷往昆明的意圖，盧漢並表示未來獨立後的雲南，將可利用境內豐富的礦產與鴉片來支撐其財政，只不過華府最後並未允諾，這也讓盧漢決定向中共靠攏，宣布雲南「起義」，形勢的演變，讓蔣介石失去了留在中國大陸上奮力一搏的最後希望，至此，退守台灣已成了他唯一的選擇。
一九四九年底，當蔣介石父子把搖搖欲墜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到台北時，國民黨所統轄的主要領土僅剩下台、澎、海南島，以及江、浙、閩沿海的外島，美國杜魯門行政當局對於中國局勢「塵埃落定」的消極態度，似乎一度讓國民黨政府最終被殲滅，成了注定之事。此時對蔣介石而言更為不利的，是國民黨內部的諸多嚴峻挑戰；由粵系所主導的海南島，結合桂系人馬，與蔣介石一同競爭美國的援助與支持，而台灣島內有關反蔣軍事政變可能發生的傳聞，也未曾歇止。美國此時還暗中支持位於香港、日本與菲律賓等地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運動，以及由廖文毅在東京所領導的台獨勢力，這些舉動都可能進一步削弱國民黨政府原已日趨薄弱的政治正當性。可以想見，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統治並重建蔣介石搖搖欲墜的領導地位，國民黨政府的國安單位開始以恐怖行動剷除共黨組織和其外圍份子，並將監視網絡擴及一般平民百姓，於社會基層裡布建細胞。這些舉措，意在讓當時剛在台灣島上立足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夠盡快穩定下來；隨著白色恐怖時代在台灣的開展，廣大台灣民眾有充分理由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統治產生憎恨，進而於島內醞釀出不同於國民黨的政治認同。
另一方面，在此中華民國危急存亡之時，許多不願意見到國民黨政府徹底垮台的美國人士，紛紛以個人身分展開具體行動，協助蔣介石穩住局面，度過危機，以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M. Cooke）為首的「特種技術顧問團」，即是一例，柯克於一九五○年春天起，悄悄地在台灣推展一系列非官方軍事顧問計畫，協助訓練國軍部隊，替台灣爭取武器裝備物資，並成為台北與東京麥克阿瑟盟軍總司令部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梁。柯克一度成為蔣介石在重大安全與防衛決策上最信任的人士，特別在棄守海南島與國軍撤退舟山群島，以及韓戰爆發後繼續駐軍金門外島等，柯克都曾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杜魯門行政當局形同放棄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之際，柯克所代表的一部分美軍勢力，卻讓當時台北的國家安全決策極大「私人化」與「地下化」。這段求助於美國非正式顧問團的獨特經歷，使得幾乎在國共內戰中被消滅且已被美國政府拋棄的國民黨政權，得以在台灣繼續存活下來。本書亦指出，在這個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此一歷史形塑過程影響極為深遠的關鍵時刻，美國很可能對國民黨使出了兩方、三方或多方籠絡的把戲，涉及的對象不只蔣介石，還有陳誠、孫立人、吳國楨、反蔣「第三勢力」、主張台獨的分子，以及滯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反共游擊隊等。
從一九四九年春直到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為止，美國曾多次表示願意與中共發展關係，藉此抑制蘇俄在遠東的擴張。毛澤東了解美國的動機，但最後依然選擇向蘇聯「一面倒」，與莫斯科結成緊密的軍事同盟，此後，毛澤東與蘇聯、北韓合作，支持平壤於朝鮮半島發動南侵戰爭，這一連串偶然性因素，都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台灣重現生機與扎根，起了重要作用。無庸置疑，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是讓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深化的最大偶發因素。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執行海峽中立化政策，讓國民黨政府轉危為安，此後，中共志願軍參加韓戰，美國為了戰爭需要，將大筆軍、經援助重新挹注於蔣介石所領導的「自由中國」，並在國際社會支持台北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中央政府的正統地位。韓戰爆發出乎大眾意料之外，影響了亞太局面，促使杜魯門政府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重新檢討反省其對華政策，甚至一百八十度地翻轉其原先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儘管蔣介石仍繼續受到華府鄙視，然而他遷往台灣的瀕危政權卻得救了。回顧歷史，韓戰所帶來的遠東局勢轉變，也使麥克阿瑟、柯克等向來同情蔣介石與國民黨的美國軍方人士，得以較容易將其向來僅止於檯面下的對台活動，浮出檯面，化暗為明。
在這一個「中華民國」體制於台灣重新塑造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細究。韓戰前，蔣介石原本期望「第三次世界大戰」儘快爆發，讓局面翻盤，藉以挽救其垂死的國民黨政府。然韓戰爆發後，由於其最後的島嶼據點的外在環境相對安穩，台灣成為美國在亞洲冷戰格局下的反共最前哨，在此情況下，發動一場毫無把握的軍事反攻大陸行動，在蔣介石眼中變得不切實際。於是，他開始啟動國民黨的黨務改革，並推動有限度的地方民主政治，以深化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強化其在台統治的正當性。由於這時台灣位於國際冷戰的最前線，蔣介石以武力光復中國大陸的主張，成為冷戰高峰時期極為有效的政治與宣傳辭令，既可用於吸引更多美援，也可用於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士氣和政治正當性。
傳統說法向來主張，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蔣介石極力敦促華府支持其趁勢反攻大陸，而杜魯門與艾森豪兩位美國總統則傾向於「圍堵」而非「推翻」毛澤東的新中國，本書利用解密的中、英文檔案發現，當韓戰陷入僵局時，其實是美國軍事情報高層，率先將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反攻「口號」，轉化為詳細的軍事「行動方案」，以符合美國在遠東的地緣利益。華府不時督促台北高層，在美方支持下，以實際軍事行動收復共產黨所控制的海南島與兩廣地區，反倒是蔣介石本人極力避免做出此類承諾，其目的在於鞏固其在黨國體制內的最高領導人地位，並確保台灣安全無虞。換言之，一九五○年代初期，當蔣介石在島上的地位仍未完全穩固、其權力地位仍有可能為其他美方所支持的人選所取代時，蔣介石把政治現實考量擺在第一位，鞏固其在台領導地位與權力基礎，成了首要之務，反攻大陸推翻中共之事，此時已非蔣的首選。在蔣的眼中，對大陸沿岸發動局部性、規模相對較小的突擊行動，藉此維繫其光復大陸之表象，最符合他的利益，美國中央情報局所支持的「西方公司」沿海游擊突襲行動，也成了台、美之間情報合作的重要平台。在韓戰軍事衝突最激烈時刻，蔣介石不願聽從美國建議，以軍事手段對付中國大陸並伺機收復海南島與華南，此一態度似乎也不經意地將台灣的國軍部隊轉化成為守勢武力，從而為一九五四底台、美雙方締結共同防禦條約一事，提供了一個概念性的基礎。
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灣的軍經援助無疑地強化了蔣介石與台北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然而美援的到來，卻也不可避免地夾雜著美方對蔣介石在軍事、外交等重大議題上的決策影響力。冷戰時期台灣接受美國大量軍援，國軍部隊逐步走向「美國化」，甚至連政府預算的執行都需事先獲得美方的同意。一九五三年夏，朝鮮半島停戰協議簽署之後，台灣作為美國牽制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地位開始下滑，國民黨的軍事投射能力範圍也逐步被縮限在台、澎、金、馬之間，難以超越台灣海峽地區。
一九五○年代初期，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美兩國所簽訂的兩項條約，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強化了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卻也進一步深化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事實。一九五二年台北與東京締結的《中日和約》，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恢復邦交，一九五四年台北與華府簽訂協防條約，雙方再度締結成為軍事同盟，這兩個重要條約讓蔣介石在台、澎、金、馬的最後領土根據地，獲得堅實的安全與外交保障，然而無論國民黨人士同意與否，此兩約的內容、精神與適用範圍，讓國民黨宣稱其所代表的中華民國領土範圍僅侷限於台、澎一隅的格局，逐步走向永久化與固定化。易言之，一九四九年底遷都台北後，國民黨政府不斷致力於在國際舞台上維繫其宣稱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中央政權之地位，然這兩個條約的締結，其精神與內容的執行，卻形同對如上的政治神話加以「解構」。
隨著一九五三年夏天韓戰停戰協議的簽署生效，國民黨政府也撤出了兩支在緬甸和越南的流亡部隊，這意味著以台灣海島為根據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亞洲大陸上不復存在任何可觀的軍事力量，此後，台北官方有關武力光復大陸的宣傳，變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一九五四年底，美、台締結軍事防衛同盟，被蔣介石視為是其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外交成就。對美國而言，與台北正式締約，為其在台取得和運用島上軍事基地設施，提供了一個法律與政治上的基礎，並有利於美國在台灣的軍事部署。從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強化反共圍堵的戰略角度觀之，一九五四年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實具有重大意義。然對蔣介石而言，與美國人重新結盟，有得也有失。他肯定知道這一重新結盟的重大後果之一，乃是他未來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將受到美方更強烈的影響與箝制，以及海峽兩岸存在兩個政治實體的永久化。
在協防條約簽定後的十年間，蔣介石未嘗不曾努力去挑戰、甚至打破由美國透過協防條約所規範的格局，較為顯著者，包括一九五○年代晚期的金門外島危機，以及一九六○年代初起祕密推動的「國光計畫」反攻大陸準備等，只不過國民黨回到中國大陸的夢想，隨著國共內戰、韓戰與冷戰的演變，已經逐漸變得遙不可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格局，至此大致底定，再也難以出現撼動的可能。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這短短十年裡，台灣從日本的一塊殖民地，變為戰後中國的一個省，再從中國邊陲島嶼，轉變成為幾乎潰亡的中華民國最後一塊領土根據地，以及國民黨政府最後的權力據點，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反共中樞的歷史過程，是意外、偶然、極富戲劇性與不確定性。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當中、美、英同盟國三巨頭與其幕僚晤面共同討論台灣與澎湖的未來前途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預見，短短十餘年內，台灣會有如此劇烈的演變。在此一過程中，美國的角色，上自政府組織下至許許多多個別人士，其政策規劃與制定，其諸多大膽的假設與曾經被束之高閣的建言，其對國共內戰「錯誤」的局勢推論，其許多的作為與不作為，都對台灣的政治前途，帶來深遠影響，也對形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關鍵時刻，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書特別強調國民黨和美國官民的因素，而另一個主角──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在此一歷史關鍵時刻的作為與不作為、成與敗，在中華民國如何於台灣定型的歷史過程中，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值得日後進一步探討。近年來美國學、政界不時出現「棄台論」的聲音，認為美國應該犧牲台灣，來改善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二○一六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有關台灣地位是否應當作為美、中關係談判籌碼的論點，層出不窮。本書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以及美國在此一歷史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希望此一研究不但對於我們思考「棄台論」有所助益，同時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美、中、台這個歷史上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以及持續至今的深遠影響。

《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尾聲：天譴】

六個月後，一九五○年六月的最後一週，杜魯門回到獨立城老家，預備和家人輕鬆地休息幾天。星期六晚間，用過晚飯後，全家人移動到圍了紗窗的後陽台，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日後回憶，「大家閒聊，也沒談什麼特別的事。」天氣轉涼，大家又移動到屋內的書房。幾分鐘後，電話響起，杜魯門去接電話。瑪格麗特記得，當他回來時，「表情肅穆」。杜魯門告訴大家：「是狄恩．艾奇遜。共產黨入侵南韓了。」
杜魯門上床睡覺前，還提醒賓客不要過度反應。他說：「明天，我要大家假裝一切如常。」翌日上午的新聞更糟糕。杜魯門從教堂回來，全家人正要坐下來午餐時，艾奇遜再次來電話。瑪格麗特回憶：「我還記得老爸去接電話時，我媽臉上的痛苦表情。這次，狄恩．艾奇遜說，無疑是全面入侵。」艾奇遜向杜魯門報告，北韓下令七個裝甲兵師越過邊境。杜魯門掛了電話，默默吃完午餐，趕回華府，和內閣會商對策。
韓戰是一場內戰，就像中國的國共內戰，是兩個具備極不相同治理哲學的本地派系之間的戰爭。但它也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大勝──以及因它產生的超級力量的捭闔縱橫──的直接遺緒。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美國和蘇聯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將朝鮮半島分割為北韓和南韓。美軍在一九四五年夏天抵達，填補日本戰敗退出所留下的真空。雖然後來美國把南韓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華府仍然深刻介入其中。美國的思維是，南韓復興可以增進日本的安全及經濟，針對亞洲大陸提供防衛縱深，同時又替日本商品創造一個市場，也提供原物料給予日本工業。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金日成領導的北韓共產政權和美國支持的南韓極端民族主義政府之間的衝突，已危及到此一不安的均勢。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終於使天平偏向全面戰爭。數萬名朝鮮族戰士曾經與毛澤東部隊並肩打過中國內戰；然而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們陸續回到北韓，使金日成增加許多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戰士。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改變了鄰近朝鮮半島的基本力量之動態關係。一九四九年之前，金日成的北韓政權被夾在南邊的美國占領軍與蔣介石在邊境另一頭不友善的中央政府兩者之間。美軍在二戰後逐漸縮編，最後美軍司令官終於下令要撤出剩餘的美軍部隊。毛澤東的勝利同時也消除蔣介石對金日成北翼的威脅，使得這位北韓領導人壓力大減，大膽發動全面進犯──企圖將整個半島統一在他治理之下。
一九四九年各個事件也影響史達林對於金日成揮師南下的態度。這位北韓領導人遊說史達林支持他的南侵行動已一年多。但由於忌諱歐洲尚未安定，又不願在亞洲引爆和美國的交戰，這位蘇聯領導人一直拒絕。然而，在一九五○年，美國干預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畢竟美國在一九四九年除了象徵性的動作外，並沒有阻擋毛澤東的勝利。一九五○年一月底，史達林終於表示願意討論這個議題。金日成稍後在春天訪問莫斯科，再度提出這個議題，這次史達林終於默許。不過，他提醒金日成，需要向北京──而非莫斯科──求助。史達林告訴金日成：「你若是被踢落牙齒，我是不會動根手指幫你的。你必須向毛澤東全面求助。」即使如此，史達林還是送俄國武器給金日成，並派遣顧問，以便在戰爭前夕強化北韓的兵力。
毛澤東對於北韓南侵的前景也相當矛盾。他的首要任務是完成自己的革命，鞏固他對大陸的控制。不過，中國歷代成功的領導人──從古代皇帝以降──也都了解，如忽略中國邊疆領土會削弱自身在中央的政權這個挑戰是在於確認哪個緊鄰地區最重要，然後衡量利弊得失。譬如，如果北韓侵略刺激到華府採取軍事反應，就會殃及到毛澤東征服台灣的企圖。然而，金日成最後還是自行決定發動攻擊，訂出突擊的時間。毛澤東也決定支持他的左翼同志。
杜魯門的回應和史達林、毛澤東的反應一樣，都是受到一九四九年諸多災難事件的影響。毛澤東的勝利促使這位美國總統將圍堵戰略擴大到全球，從歐洲延伸到亞洲。杜魯門在國務院的顧問已促請總統，在中國周邊沿線的戰略要點抵擋住共產黨推進。然而，困難之處就是細節──要決定在哪裡守衛的立場。杜魯門及其助理已決定東南亞是其中之一；到了一九五○年五月，政府開始運送武器給法國人，支助他們與越盟（Viet Minh）的作戰。現在，金日成南侵後，杜魯門決定朝鮮就是另一個戰略要點，誓言要擊敗北韓的進軍。
接下來的戰爭對於涉及的各方都是悲劇──不只是韓國人身受其害。共有兩百五十萬人於戰爭中喪生。但對如今退守在台灣的蔣介石夫婦而言，卻因韓戰而暫時得救。韓戰爆發前幾個月，毛澤東在華南集結部隊，準備攻打國府最後的基地。同時，台灣內部有一股敵對勢力醞釀要政變，推翻蔣介石──即使美國官員沒有全力支持，但至少知其內情。然而，北韓的入侵改變了一切。杜魯門迅速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布下障礙。表面上，這個動作是展現實力，意在守住台灣以北防線。但是，它也可以做為防止蔣介石利用亂局，從這個海島基地發動反攻。蔣介石向杜魯門提議可派三萬三千名國軍部隊參加韓戰，杜魯門立刻拒絕──再次確認他在一九四九年年底那幾天所做的艱難決定。
可是，杜魯門內閣的鷹派人士不肯放手。尤其是強生一再促請總統徵求蔣介石幫忙。強生希望在台灣海峽布雷，並從這座由國府控制的海島對大陸發動轟炸空襲。麥克阿瑟將軍發表一篇聲明，似乎在指控總統和國務院放棄台灣──其中含糊地提到「主張在太平洋姑息和失敗主義的人士」──杜魯門命令麥克阿瑟收回這段評語。總統氣憤至極，艾奇遜日後回憶，他可以看到杜魯門「雙唇緊閉，毫無血色」。強生不以為然，向艾奇遜高聲抗議，質疑杜魯門是否「膽敢」在戰爭進行期間，和他民間聲望極高的前司令官槓上。
但是杜魯門堅守他的立場。他日後回憶，他對國防部長愈來愈難以忍受，因為強生「開始表現出過度自大的態度，想要主導整個政府」。基於這個以及其他原因，杜魯門在九月間某日召見強生，要求這位國防部長提出辭呈。強生有如五雷轟頂，在夜裡躑躅獨行五英里，從華府康乃迪克大道走到查維卻斯鎮（Chavy Chase）。次日，強生又和杜魯門見面，落淚哭求總統不要革他的職。強生說：「你這樣會毀了我。」但是杜魯門心意已決。杜魯門告訴一位助理：「開革強生是我最艱難的決定。我（覺得）就像鞭打我女兒瑪格麗特一樣。」

不過，整體而言，夏天最後幾週的發展讓杜魯門精神大振。美國率領的聯合國部隊開始逆轉共產黨在朝鮮半島的戰果。九月中旬，在仁川大膽的兩棲登陸後，盟軍一路打進北韓，占領平壤，甚至即將制伏敵軍的勢力。毛澤東的使節慌張地與史達林會商，史達林要求中國介入。雖然毛澤東沒有任何正式責任與義務要參戰，他最後還是聽從史達林的建議。他決定派出數十萬大軍跨過鴨綠江，協助北韓。聽到消息後，年邁的史達林感動得含淚歡呼：「中國同志一級棒！」
中國參戰促使美國鷹派更加極力主張恢復與蔣介石的舊交情。麥克阿瑟將軍希望徵求台灣國軍的協助，開闢第二戰場，從毛澤東的南翼進行騷擾。依照麥克阿瑟的戰略，蔣介石要恢復他在一九四九年執行的相同政策，包括針對大陸封鎖海岸和空襲轟炸。然而，杜魯門和艾奇遜仍然不願意擴大戰事，堅守他們在過去一年所發展出來的較為謹慎的立場。最後，到了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魯門受不了麥克阿瑟一再抗命，決定開除這位不聽話的大將。杜魯門透過電視演講，重申過去兩年他東亞政策的邏輯。杜魯門問道：「有什麼事情比起我們的軍事力量投注在和中國全面戰爭，更吻合克里姆林宮的野心？」
同一時期，毛澤東也野心勃勃地在中國另一周邊地區確立其勢力。毛澤東長期以來擔心──也不是全無道理──美國特務在西藏陰謀鼓動反對的勢力。隨著一九五○年時序展開，艾奇遜在私下表示，希望見到西藏「悄悄強化」，美國在西藏首府拉薩的特務也爭取予以軍事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指揮官還拿出曾經替老美工作的白俄間諜所蒐集的情報，揭穿美方的陰謀。最後，毛澤東受不了，在一九五○年十月下令九萬名軍隊開進西藏，迅速擊敗地方上的反抗戰士。
毛澤東認為東南亞的動盪是他鞏固邊界的另一個機會。特別在中南半島，法國部隊持續激戰，要剿平胡志明領導的民族主義革命。胡志明是曾經在蘇聯研習的共產黨員，能說流利中國話，似乎就是天生的盟友。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胡志明從越南北部步行十七天到中國，與華南的中共官員會商；後來又前往莫斯科，會見史達林。到了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已定期送武器越過邊境，從廣西到中南半島北部，來協助胡志明的游擊隊。同一時間，杜魯門及其團隊也對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發動革命的前景產生戒心，因此開始增運軍事物資到中南半島。到了一九五○年秋天，杜魯門政府已送了數十架地獄貓（Hellcat）和熊貓（Bearcat）戰鬥機到越南，又派遣美軍顧問及其他轟炸機、推土機及重機械。杜魯門及其高級助理現在把中南半島戰事視為最高優先事項之一；唯有朝鮮半島的部隊能獲得更多的美國軍事援助。
最後，隨著韓戰戰情膠著，甚至一度備受輕蔑的蔣介石在台部隊也開始在美國的戰爭計畫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到了一九五一年，由於冷戰的軍事化程度上升，中央情報局在這個國民黨所控制的島上建立了一個繁忙的工作站，在台北近郊一個代號為武昌新村的營地活動。中央情報局成立了一家空殼公司──「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用來掩護美國在台軍官的活動。實際上，美軍在台灣培訓游擊戰士，教他們利用傳單、無線電和熱汽球向大陸散播宣傳。一九五四年，因為愈來愈關注共產主義在東亞的影響力升高，美國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禦公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這是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倡導的《太平洋公約》的溫和版。同年，美國又與蔣介石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防衛台灣免受侵略。
這些措施成功地確保蔣介石此一海島基地的生存。但是，中央情報局企圖破壞毛澤東在大陸統治的努力則證明不是那麼順利。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中央情報局已空降數百名特務進入大陸，企圖蒐集情報和製造事端。然而，誠如艾奇遜所預測的，這些任務都無法發揮作用。中央情報局一位站長日後回憶：「我們透過無線電聯繫，然後就音訊全無了。」

華德．李普曼在毛澤東勝利後幾個月，頗有先見之明地寫道，一九四九年的事件「需要以較長期的觀察去理解，而非僅靠明天的頭條新聞就能知其內情」。李普曼認為艾奇遜的政策基本上是合理的，他特別欽佩國務卿「拒絕以挑激美國與赤色中國的衝突，來遮掩（與俄羅斯的）衝突」。不過，他指出，艾奇遜的忍耐策略要好幾年才會見效──最後，也果真如此。他寫道：「我們不能繃緊神經等待毛澤東違抗史達林的新聞。上天有眼，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在亞洲的報應特別慢。」
艾奇遜雖有耐心，但他不是姑息主義者。他不喜歡強生，不是因為強生好勇鬥狠，而是因為國防部長觸動杜魯門最宏偉的幻想──包括美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中國的這個信念。艾奇遜是個註冊的民主黨員，具有進步的思想，但是他不能容忍某位現代作家所謂的「廉價、輕快的普世主義」（cheap and cheerful universalism）。艾奇遜認為，杜魯門最喜歡的詩〈洛克斯萊廳〉預言和平即將到來，其實包含「重大的謬誤」。艾奇遜後來解釋，丁尼生的樂觀主義忽視了人類生存的悲慘、嫉妒和敵意面，這些故意的衝突模式在地球上已存在數千年之久。
艾奇遜說服杜魯門在一九四九年採納的策略，依賴於黑暗但是連貫的世界觀。艾奇遜雖然是一位聖公會主教的兒子，卻不是傳統的虔誠信教者，不過他仍然吸收了聖經的宇宙論──尤其是理解人類意志的矛盾方面。一方面，人類是自由、強有力的；另一方面，不受約束的自由卻必然導致戰爭和毀滅。艾奇遜後來解釋，他認為「武力和暴力」雖冷酷，但在人世間卻是不可避免的現實。艾奇遜指出，美國的敵人──譬如史達林和毛澤東這類的人──都精明地基於「實力估算」的策略。美國如果打算在這個危險的世界生存下去，就需要做同樣的事情──但是需要謹慎小心。
或許艾奇遜的世界觀不是那麼開朗、樂觀，但也不是不抱希望。對艾奇遜而言，在無情的世界中禁得起風雨拂逆的第一步，就是試著看清楚現實。從悲劇的角度來看，認識到美國的敵人也只是人，受到同樣的弱點和判斷失誤的影響，甚至還有一種安慰作用。最重要的是，悲劇性的世界觀以其對人類理性界線的懷疑，為最終的救贖打開了前景。如同肯楠曾在日記中寫下，「認識到人類智慧的局限性，並允許真正的悲劇情境存在」的世界觀，也承認「人類不易察覺的解決方法……」的可能性。

對毛澤東而言，他不搞這些形而上學的臆測。他認為行使人類的意志時，沒有所謂矛盾這回事，只看機會是否存在。毛澤東學生時代時曾在一本課本邊緣潦草地寫下他的感想：「有人說，我們必須相信道德律法來自上帝的命令，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被執行而不被藐視。但其實這是一種奴性的心態。你為什麼要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自己呢？」一九四九年勝利後的幾年裡，毛澤東似乎運用這種意識作為他的模板──容忍不斷擴大的個人崇拜，並大膽試圖推翻中國古代正統的觀念。
毛澤東在戰後的政策包括野心勃勃、唐吉訶德式的社會和經濟改造作為。一九五○年代末期展開的大躍進運動，毛澤東試圖藉由激烈改造其經濟，強力迫使中國踏進現代時代。他渴望提升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產出，為鋼鐵和穀物產量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然後要求透過一系列激烈改革達成這些目標。中國的農村被改組為人民公社，毛澤東希望透過經濟規模和分工制度，增進效率。同時，個人及公社在後院土法煉鋼，希望提升產量。農村到處可以聽到勞工高唱「超英趕美」的愛國歌曲。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經濟經驗，大躍進帶來了巨大災難。後院煉鋼爐生產的鋼鐵毫無用處，反而占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勞動力。農耕方式的創新──有些是由毛澤東本人設想出來的──所產生的各種荒謬的作法：富有想像力但不切實際的新奇事物，層出不窮，包括拿朝鮮薊和向日葵、南瓜和木瓜交叉繁殖。不幸的是，一連串惡劣的氣候──包括中國某些地區鬧颱風和洪水，其他地區卻發生無情的乾旱──加劇了痛苦。農民們到處找樹葉、樹皮和蠕蟲吃，勉強求活命。由於改革失敗和隨後發生的飢荒，約有兩、三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然而，毛澤東的政權竟然挺過此一瘋狂決策造成的災禍，存活下來，到了一九六○年代，他又投入心力要改造中國社會。他和盟友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發動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企圖消滅資產階級影響力的最後痕跡，純化全國。毛澤東的信徒把它當做是合乎一九四九年革命邏輯的延伸，持續當年礙於現實考量而未完成的蛻變。現在毛澤東的忠實信徒指示，「只要是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及無產階級專政的事物都應該予以批鬥」。他們把激進青年組織為紅衛兵，派他們四處塗毀舊文化的標誌，攻擊他們所認為食古不化的中國知識份子或甚至任何政敵。在這場大屠殺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卻達到巔峰。朝聖者揮舞著《毛語錄》，跋涉數日參觀這位「偉大的舵手」昔日的「革命聖地」。民族主義的激情經常表現為尖銳的狂熱。狂熱的追隨者高呼反美口號，揮舞假想的刺刀。然而，最終這個原本就雜亂無章的運動開始分裂，引發了一系列內部的破壞性暴力，嚴重傷害中國經濟，也破壞毛澤東在海外的聲望。
即使如此，毛澤東繼續自視為世界舞台上的要角，提供武器和人員協助世界各地的革命黨，譬如越南的胡志明游擊隊。一九六○年代末期，被稱為一九四九年「私生子遺緒」（bastard legacy）的越戰，打得如火如荼。傷亡日益慘重、分裂益發加劇的戰事，逼得已退休多年的杜魯門和艾奇遜重新評估他們在亞洲圍堵政策的後果。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 總統明白，杜魯門政府當年第一步走向的這場戰爭現在已危及到他的施政，因此經常試圖爭取這位前任總統支持他升高越戰的決定──甚至幾度親赴獨立城拜訪年邁的杜魯門，向他請益。至少在公開場合中，杜魯門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艾奇遜則不吝提供意見。一九六七年艾奇遜在白宮某次會議中向詹森表示：「我們當然不應退出越南。」他又說，唯有展現美國的決心，才能說服胡志明放棄他對南越的企圖。然而，到了翌年，由於越共發動的春節大攻勢（Tet Offensive），加上美國及英國陷入經濟危機，艾奇遜開始對越戰失去信心。他現在勸詹森退出越南，專注於「力所能及」的地區──主要在歐洲。
不過，一九四九年杜魯門和艾奇遜共同制訂的戰略，也指向二十年後尼克森總統所採行的對北京比較親善的政策。到了一九七○年代，尼克森想退出越南，推動翻轉數十年來美國孤立毛澤東的政策。多年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關係逐漸磨損，部分是因為美國設法煽動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彼此針鋒相對。雖然尼克森的戰略和艾奇遜的戰略不盡相同，兩個人卻確實共同有著宏觀的意識：試圖鼓動中蘇交惡將有利於美國。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並與毛澤東會面的美國總統。此時的毛澤東日薄崦嵫，變成「孤立、癡肥、喃喃自語、不時流口水的獨裁者」。將近七年後，華府終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外交邊緣政策。

艾奇遜在晚年時並沒有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逐漸失和而感到欣慰。中國問題玷汙了他一度閃耀的聲譽；右翼的反共人士和左翼的反戰抗議者都為他感到可惜。最後，一九四九年的遺緒──儘管艾奇遜在某些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包括長達三十年不承認共產中國，長達數十年支持台灣，以及韓戰和越戰。艾奇遜指責「狂熱追求神靈的人」，只要涉及到中國的辯論，就立刻「熱血湧上耳朵」。但他的世界觀卻一直保有神學色彩。有一次在阿拉巴馬州一個空軍基地演說時，艾奇遜引用了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一首詩；切斯特頓是對人類心理頗有研究的作家。艾奇遜朗讀：「我告訴你，不是為了安慰你／是的，不是因為你盼望／除了天空變得愈來愈黑暗／而海面升高。」一年多後，艾奇遜在馬里蘭州的鄉村別墅因中風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杜魯門也感受到中國崩潰的打擊和背叛。在某種意義上，他從未放棄過挽救遠方麻煩焦點的願望。他在卸任告別演說中說：「我對自由人的命運抱持深刻而持久的信念。有了耐心和勇氣，我們終有一天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美好的黃金時代──我們可以利用科學為我們打造的和平工具，來泯除地球各處的貧困和人類的苦難。」不過，杜魯門認識到自己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理想，尤其是中國問題方面。杜魯門卸任後，有一次，在拍攝一部關於他的東亞政策的紀錄片時，影片製作人注意到，這位前總統一再溜進隔壁房間，裡頭有一瓶已經打開的波本威士忌。隨著說話愈來愈語無倫次，杜魯門開始胡言亂語，大罵「清客」和「黃膚老中」。製作人受不了，厭惡地逃離房間。艾奇遜去世一年以後──也就是尼克森訪問北京數月後──杜魯門也因病去世。
到了一九七○年代，毛澤東的聲譽就和杜魯門和艾奇遜一樣，都因為自己的政策而蒙塵。就像對待一九四九年的其他勝利者一樣，時間和命運都很無情。雖然中國國內崇拜毛澤東的狂熱達到巔峰，但除了中國以外，外國政治家都在嘲笑他的低能。到了晚年，即使一向狂妄、大談人類意志力的毛澤東似乎也開始懂得反省，緩和下來。他在紫禁城寓所接受一位美國的記者專訪，喝著茅台時，他提到人類非常需要崇拜某種東西或某個人。這位中國領導人似乎愈來愈介意自己的死亡。他向這位記者提到，即使是他也要「很快去見上帝」。隨著一九七六年到來，他多次心臟病發；九月間，毛澤東死了。
周以德比毛澤東長壽近二十年，得以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崛起的第一道閃光。他覺得被尼克森總統向中國開放的政策所出賣，致函尼克森抗議此「尖銳的大翻轉」。即使到了一九八○年代，周以德依然極力抗議北京政府所構成的威脅。他不能理解，已有數十年的事實證據，為什麼美國人還不能看清中共政權的真正本質。一九八二年，周以德出現在威廉．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主持的電視節目《火線》（FiringLine）後，收到一位觀眾的來信：八十五歲的宋美齡讚許他持續不斷揭露中共政權的「獸性」，也責備「心懷報復、包藏顛覆禍心的左派群體」過去錯誤的策略。一如過去五十年，周以德繼續到處旅行、演講多年。最後，他在一九九四年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五歲。
宋美齡回到台灣後，與丈夫定居在台北北郊山上的一棟花崗岩別墅。這個舒適的寓所遍植五彩繽紛的杜鵑花和蘭花，她作畫、祈禱，並思索計策。台灣在她丈夫的統治下出現殘暴的鎮壓，壓制政治異議份子。但一九七五年蔣中正去世後，島內的政治氣氛逐漸變得不那麼高壓。經濟上也蓬勃發展，成為東亞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隨著昔日的敵意消退，宋美齡回到美國，最後在曼哈坦上城東區買下一戶公寓。她在這裡反省，憶起「當年的緊張時期，深深焦慮的日子，遭逢和克服拂逆的時刻」，這些場景「像萬花筒般，一一在我的腦海中閃過」。當二十世紀終於轉到二十一世紀時，她早已歡慶百歲嵩壽。在一九四九年眾多戰士中，她最長壽。

天命繼續演進。宋美齡在二○○三年去世，高齡一百零六歲。她去世後十多年，東亞仍繼續演進。現在，我們可以在不到十四個小時內從紐約飛到北京，但是我們再也看不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昔日的中國長期被兩位數字經濟成長率、政府改造和意識形態淨化等消除殆盡，早已遠颺。儘管現代中國政治人物對毛澤東推崇備至，但是中國的蓬勃發展並非是因為毛澤東的影響力。毛澤東的繼任者繼續進行市場改革，對於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崛起，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不過，某些學者仍然提醒說，徹底否定毛澤東革命的淨化作用也是錯誤的。他們拿它與「森林大火」做比較，其雖然具有破壞性，也為「新的成長」奠定基礎。
不論原因為何，今天中國再次讓人無法漠視。當它的股市下挫時，全世界都會密切注意。當它的海軍在南海某個島礁加強工事時，超級大國就坐立不安。北京的政策和軍事領導人擔心現代版的美國圍堵政策，但是，實際上，那場戰鬥早已結束。不論是利是弊，中國早已整合進入全球經濟。中國有位著名的將領最近宣稱，他的國家「再也不會被圍堵」。基本上，他說得沒錯。
話雖如此，一九四九年的迴聲卻無處不在。美國人仍在辯論如何針對充滿活力的中國做出最好的回應──無論與其領導人接觸，或與之對抗；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在哪裡畫下紅線。一九四九年最波動的地區，仍然是今天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特別是台灣的未來，似乎不如過去幾年那麼令人放心。島內的政治──部分是因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大陸勝利而播遷來台的移民所塑造──仍然非常棘手。蔣介石的國民黨曾以鐵腕治理台灣，現在它再也無法獨斷獨行。在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中，台灣人推選的蔡英文是出自蔣介石國民黨以外（民進黨）的第二位總統。國內政治是台北最不用擔心的問題。雖然川普總統處理東亞事務種種不可預測的方式鼓勵了一些台灣人，但其他人更擔心，輕率的挑釁只會進一步破壞東亞地區的穩定。
與此同時，只要在政治上有用處，北京領導人從不吝於試圖重新創造一九四九年的魔力。在經濟不穩定時，這種民族主義的手法特別有吸引力，此時軍事強悍可以分散老百姓的注意力。然而，即使在旺盛時期，歷史回憶也有著誘人的力量。散布在現代中國各地，到處都有路標指向充滿英雄、惡棍和受害者的革命歷史。在西柏坡毛澤東舊基地的紀念館裡，隨著遊客腳步走動，可以看到牆上張貼了習近平的一句話：「任務尚未完成。」這是很好的提醒，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尚未結束。

得獎作品

《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

「一個嚴謹治學與修正論觀點的典型著作。林孝庭運用多種第一手資料，說明亞洲的冷戰初期是個變化快速且出人意表的時期，並說明一新政治實體在台灣的建立乃是諸多機緣巧合所促成。本書讓我們更加瞭解現代冷戰和中國史，內容令人信服且耳目一新。」
──芮納．米德（Rana Mitter），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 China’s World WarⅡ,1937-1945）作者

「本書敘述台灣在蔣介石打輸國共內戰後成為『中華民國』最後根據地的過程，內容引人入勝。在林孝庭的生花妙筆下，這段看來淺顯易懂的故事，猶如充斥國內外陰謀的複雜冷戰故事，而這段歷史的影響，遠不只是台灣以『意外的國度』之姿現身而已。」
──馬寇德（Edward A. McCord），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現代中國的軍事武力與精英力量》（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作者。

「對於想了解台灣問題的起源及中、美、台三角關係的讀者來說，有眾多書籍可供選擇，在其中，林孝庭的《意外的國度》熠熠生輝，某種程度上修正了前人對於台灣如何成為冷戰前線的看法。」
──史蒂芬．克萊夫特（Stephen G. Craft），《顧維鈞與現代中國的崛起》（V. K. 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作者

「或許是出於對現實國際政局的關懷，作者觀察到當前美國正重新思考全球布局，因而回顧美國在東亞的角色以及對華政策的歷史源流，找到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線索──自一九五○年代迄今都沒有改變的結構，即使冷戰終結也沒有基本的變化。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除了可以看到一個與以往相關研究不完全相同的論點外，關心美國與台灣關係將如何發展的讀者，本書應該也可以提供需要的答案。」
──劉維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意外的國度》既充滿著細節的魅力，又能宏觀地掌握歷史局面的演變，有條不紊地將一段複雜的歷史呈現在讀者面前，在在展現一位傑出歷史學者的功力。當國際局勢又一次變幻莫測的當下，在台灣前途依舊渾沌不明的時刻，重溫這一段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歷史，似乎不只有著知識上的重要性，可能也將有著現實上的意義了。」
──涂豐恩，「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意外的國度》是一部重量級著作，欲了解『中華民國在台灣』形塑過程的必讀之作。雖然本書為嚴謹的學術作品，卻充滿了可讀性高、對國內和國際政治權謀抽絲剝繭的文字描述，裡頭引人入勝的細節與獨到見解更不在話下。」
──約翰．葛蘭特．羅斯（John Grant Ross），《你不懂中國》（You Don't Know China）、《漫遊福爾摩沙》（Formosan Odyssey）作者

「《意外的國度》讀來令人愉悅。近年來，還有哪部學術作品達到如此不斐的成就？……林孝庭在此佳作中對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間飄搖不定的混亂局勢展開調查，一路追尋到國民黨失去整個中國、美國最終決定與台北簽署正式條約。」
──布拉德利．溫特頓（Bradley Winterton）,《Taipei Times》2016/12/24

《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中國可說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生活最重要的力量，這個前景使得凱文．裴萊諾這本清晰、有說服力的新書更有意義。透過重新建構杜魯門對國府覆敗、毛澤東崛起的反應，裴萊諾帶我們到故事的起點。這本優秀的歷史書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今的頭條新聞。」
──鍾．密羡（Jon Meacham），普立茲獎得主、Destiny and Power作者

「凱文．裴萊諾就1949年戲劇化的事件寫出這本極具說服力的作品，說明毛澤東的部隊擊敗蔣介石，而杜魯門必須決定如何回應的經過。在這本詳盡研究、文字優雅的書中，他告訴我們毛澤東的盤算和華府的辯論──這些決定未來三十年美國亞洲政策的事件。」
──佛蘭西斯．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普立茲獎得主、Fire in the Lake作者

「就在現在，當美國人正要再次試圖了解中國時，對美中關係戰後根源重新檢視可謂時機最適合。這本讓人不忍釋卷的書充滿出奇魅力的人物、戲劇性的時刻，也交代了至今仍影響世界的各種決定。」
──布朗德（H. W. Brands），德州大學歷史學教授、The General vs. the President作者

「當中國隱然即將成為美國的全球勁敵之際，我們很難記得──或甚至想像──美國曾被說是「失去」中國。當時是1949年，凱文．裴萊諾以銳利的觀察寫出這本生動、及時的書，帶我們回到當年。這是最有說服力的歷史敘事。」
──艾文．托馬斯（Evan Thomas），Being Nixon作者

「1949年是世界事務大變化的一年，凱文．裴萊諾巧妙地掌握住其重要性及事件的主角人物。這是一本重要、必讀之書。」
──喬治．赫林（George C. Herring），肯塔基大學榮譽教授、The American Century and Beyond作者

「這本書是裴萊諾對美中關係關鍵的一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上台掌握政權──的精心研究，呈現當時的決定如何持續影響美中關係，直到今天。」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貼近、逐步地重新建構這個故事，生動地令人感受到美國決策者在處理中國局勢迅速惡化時的情境……掌握了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建立的關鍵時刻。」
──《華爾街日報》

「一段雄偉的歷史……應該擺在每一位對中國和台灣感興趣的人的書架上。」
──《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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