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七十一天：二戰前後臺灣主體意識的萌芽與論爭

戰爭結束前，
大多數臺灣人不曾聽聞「開羅宣言」，
根本不知道戰爭結束後的處境。

那麼，在得知日本戰敗的那一瞬間，
臺灣人在想什麼？
回歸祖國的歡喜？
對殘留日軍的恐懼？
還是當時的臺灣有第三條路可以選？

日本戰敗，臺灣尚未建立新政府，這段期間長達七十一天。
生活在看似「真空」、「無政府狀態」下的臺灣人，對臺灣的未來有什麼想法？對中國與日本抱持何種感情？是否將日本戰敗和歸還中國劃上等號？又或者有誰想出臺灣前途的其他可能性？島上的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的關係又有什麼變化？

這七十一天是吳濁流筆下的「政治真空時期」？還是曾經引燃有待究明的「臺灣火」？答案就在《關鍵七十一天》。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交，關鍵七十一天，當時的臺灣人是否意識到歷史之門開啟的意義？一旦機會之門再度開啟，現在以及未來的臺灣人，準備好了嗎？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陳翠蓮教授 全力推薦

阿部賢介
1981年出生，日本神戶人，畢業於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曾任職於三菱商事株式會社、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現任職於丸紅經濟研究所。身為在日臺灣華僑第二世，從小將臺灣視為第二故鄉，研究所畢業後依舊掛念著臺灣的未來。

【推薦序】

（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翠蓮）
阿部賢介是我在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的指導學生。作為具有臺灣血統背景的日本人，阿部特別關心在二戰結束前後臺灣地位大變動的歷史轉折期，臺灣人的動向與主張。為了完成論文，他積極申請各類獎助學金，獲得資助後前往日本上天下地蒐集相關檔案史料，探索這一段較未受到關注與深入研究的歷史。如今，將他所完成精彩的學位論文出版為《關鍵七十一天》，以饗讀者，作為指導教授，深感與有榮焉。

《關鍵七十一天》一書有幾個特色。首先，阿部鎖定日本剛戰敗、中國政府尚未展開佔領統治的短短期間做為焦點，分析時代巨大變動之下臺灣社會的動態。這個課題對當代臺灣來說，別具意義。面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臺灣命運的轉折點，當時臺灣人是否意識到歷史之門開啟的意義？人們如何應對、選擇或行動？其次，本書修正了各種對於二戰結束初期歷史的分歧解釋。過去黨國威權時期，統治當局宣傳「臺灣光復」、臺灣人熱烈歡迎祖國；民主轉型期，有人強調在這段「歷史真空期」臺灣人展現出高度自律、自治的能力；民主化之後，更有學者聲稱在此時臺灣人就已提出臺灣獨立的主張。一段歷史，三種解釋，究竟真實狀況如何？第三，與先行研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阿部大量使用日本軍方檔案史料與臺灣總督府各種報告書、二戰結束前後僅有的報紙《臺灣新報》，以及日本官員、在臺日人、臺灣菁英的日記與回憶錄，並輔以美國國務院檔案，在這些多元的史料基礎上，重建這段歷史。

鮮明的學術對話企圖與多元的史料資源，使得阿部的研究成果無論在證據上與論證上都顯得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不過，為了使讀者大眾更能親近、便於閱讀，改寫後的本書並未收錄研究回顧與史料運用章節，有些可惜。

本書有幾項重要發現。第一，書中以具體史料、數據，釐清了關鍵時刻的幾個爭議課題，修正過去的看法。阿部認為，戰爭結束到中國政府接收的期間，並未出現「政治真空期」，總督府雖然權威消失，但仍然有效運作，甚至第十方面軍意圖以維持治安名義擴大憲兵隊編制、以維持軍方在臺影響力。所謂「臺灣人自律與自治」也是過度美化，在中國政府抵臺之前，社會治安與秩序已逐漸崩壞、非法情形猖獗。又如，以具體數字說明臺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與戰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書中也指出，辜振甫等人的八一五獨立事件並不完全是日本少壯軍人唆動，臺灣仕紳有某種主動意願，但在安藤利吉總督的強硬制止下嘎然中止。第二，作者以二戰前後的各種史料，說明臺灣人對於時代巨大變動毫無心理準備、對戰後臺灣歸屬處置一無所知的蒙昧狀態。第三，作者並不順應當代需求而討好宣稱「戰後臺灣人就已主張獨立」，他本於史料指出，戰爭結束初期臺灣人確實存在「祖國情感」、迎接祖國統治，這種態度甚至使得美國情報機關在調查報告中判斷臺灣人並未爭取獨立或盟國託管。阿部自省：祖國憧憬是日治時期抵抗日本殖民統治而萌生的「精神籌碼」，「祖國認同」與日本統治息息相關，戰後初期臺灣人「歡迎祖國」的心態正是日本統治臺灣所留下的影響之一。作為日本人，阿部反省日本殖民統治之惡對臺灣人集體心態的影響，讓人咀嚼再三。

阿部的研究成果並不討好世論、也不美化臺灣人，他對部分議題並不直接給答案，保留了歷史的曖昧空間與討論餘地。這是相當值得肯定的學術研究態度。而這些曖昧與保留，也正是研究者得以繼續挖掘與論證的課題。

《關鍵七十一天》描繪了二戰結束前後那個重大歷史時刻臺灣社會對外在局勢蒙昧不覺，與對集體命運的缺乏準備。如今，歷史巨輪又隆隆作響。令人不禁要問：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學到什麼？一旦歷史機會之門再度開啟，這次，臺灣人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翠蓮

導言
「政治真空期」甘有影？
戰爭的腳步和開羅宣言
終戰當下臺灣人的想法Ⅰ：臺灣民族運動先驅林獻堂之例
終戰當下臺灣人的想法Ⅱ：臺灣之喉黃旺成之例
終戰當下臺灣人的想法Ⅲ：地方青年醫師吳新榮之例
「玉音放送」與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後的臺灣社會
戰爭結束後的經濟狀況
戰後的日本當局
戰爭結束後的臺灣人動向
戰爭結束的喜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中旬的臺灣人動向
聽見「祖國」的腳步聲――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後的臺灣人動向
臺灣人的意願？日本軍的煽動？――探討「八．一五獨立事件」
尚未燃燒的「臺灣火」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導言
戰後初期的臺灣史研究，多半著重在描述臺灣人脫離日本殖民支配、回到祖國懷抱的喜悅，甚至許多早期論文還會脫離學術脈絡，直接就說島上人民「欣喜若狂」地歡迎從中國大陸前來接收全島管轄權的國民黨官員及中國軍隊。更多研究則是直接略過這段轉換期，探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後，陳儀政府在臺灣的倒行逆施，並直接導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從這天到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正式接受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投降為止，共歷時七十一日。目前筆者寓目所及，似乎還沒有學者仔細討論這段妾身未明的歷史曖昧期。這二個多月的時間在臺灣史上要歸入哪個時期？是放進日治時期還是併入民治時期呢？越是深思，越是令人困惑，同時也引人玩味。
雖然日本軍已經戰敗，但新政府尚未正式成立。生活在如此「無政府狀態」之下的臺灣人民，對臺灣的未來擁有什麼樣的想法呢？他們對中國與日本又是抱持著何種感情？他們是否毫無疑義地將日本戰敗和歸還中國劃上等號，又或者有誰想出臺灣前途的其他可能性？島上的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的關係又有什麼樣的變化？
有學者認為：「自從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支配之桎梏被解放的臺灣，原本有可選擇三種年號的可能性。第一種是臺灣零年或元年、第二種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第三種是一九四五年。……但，在臺灣沒有獨力構想臺灣零年的設想，亦沒有其主體。」當時也有作家形容這七十一天是「政治真空時期」。但是當時身在臺灣島上的六百萬人（包含日本人），難道會在經歷如此歷史巨變的時候，茫然無知地虛度兩個多月嗎？如果我們能諦聽即將從日本殖民統治中解脫卻又尚未接受中國統治的臺灣人心聲，是否能找出臺灣人對未來的理想與期待呢？
終戰前，由於臺灣總督府實施嚴密統制，大部分的臺灣人甚至不知道在一份名為「開羅宣言」的文件裡，盟軍已然決議將臺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更遑論對戰局趨勢持有正確的預見。因此島內臺灣人在戰爭結束前根本沒有面對日本戰敗以及臺灣歸還中華民國的心理準備。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臺灣人依舊與日本的帝國主義政策緊密地聯繫著。戰爭結束當天，因為可以收聽到廣播的環境相當有限，透過「玉音放送」獲知戰爭已然結束，日本確定戰敗的人其實並不多，甚至有部分人士將天皇的訊息誤解成激勵國民繼續作戰的宣傳。
然而透過臺灣總督府的公告、媒體報導還有傳播速度最快的口耳相傳，日本戰敗這件事終究傳達至臺灣全島的每個角落。其後，日本最高統治機關臺灣總督府以及約十五至十七萬日本軍仍然駐留臺灣，掌控社會秩序。同時，隨著中國軍隊即將來臺的消息遍及全島，日本當局逐漸失去威信，治安、經濟等各方面都出現惡化的趨勢。
面對這樣的狀況，臺灣知識份子憑藉各自思想與做法，為臺灣的未來四處奔走。其中林獻堂採取較為慎重的態度，一方面與日本當局保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則致力維持治安。吳新榮則對新時代懷有莫大期待，著手組織三青團，積極展開迎接「祖國」的事宜。然而當時臺灣人對中國懷有的「祖國認同」，實際上並非全部的現實，比較多的案例反倒像是非理性的激情。等到他們實際跟中國接觸，就難免顯露出陌生與失望之感。儘管如此，強烈的「祖國認同」仍舊支撐著臺灣人擁護中國的熱情。
臺灣與日本、中國兩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在日治時期或是戰爭結束以後，都對臺灣的命運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發生於時代轉換之際的「八．一五獨立事件」，恰好表現其影響之一端。以辜振甫、許丙為首的「八．一五獨立事件」，過去的研究者不是直接說他們是受了日本軍的煽動，就是完全否定日本軍有參與其中。本文希望藉著梳理文獻，深入剖析究竟當時的臺灣人是否存在獨立的意志和機會，更希望讀者再度檢視臺灣近代史的複雜性，體會這些史實對今日臺灣處境的影響。






「政治真空期」甘有影？
臺灣近代作家吳濁流在其著作《夜明け前の台湾――植民地からの告発》中，以「政治真空狀態」一詞形容為期七十一日的政治空窗階段。作者說這段時間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負責維持治安，「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渡過」，並且敘述當時臺灣人的心理是「一種對日本人的示威」，也就是說：臺灣人經過了五十年與日本人的「道德競爭」，已經具備掌控良好社會的能力，這個時期的治安正好展現與日本「道德競爭」的成果。有學者認為，這種表現，「實是臺人歷經被殖民統治後，一旦可以（自我）統治時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情操」。
在「真空時期」裡，無論臺灣人民是沉溺於脫離殖民統治的狂喜氣氛，抑或是積極準備歡迎「祖國」的工作，甚至點燃重建臺灣的理想，具有自主性的思考與行動能力可說是毋庸置疑。換言之，缺乏臺灣主體性的觀念容易讓人忽略這段歷史中臺灣人複雜的思維與動向，從而將之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另外，日治末期臺灣民族意識不只受到臺灣總督府推動的「皇民化政策」影響，還包含戰爭體制下臺灣人民在現實與認同上的曲折糾葛和搖擺掙扎。戰爭結束（抑或日本戰敗）究竟為臺灣民族意識帶來什麼樣的轉折與契機呢？我們絕不能略過「八．一五獨立事件」這個重要的史實。
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三月間，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等五人，以「於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後，竟受敵臺灣軍參謀部之唆使，陰謀臺灣獨立，殊違背『波茨坦宣言』之精神」的嫌疑被逮捕，並於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以戰犯嫌疑被移送到臺灣軍事法庭審理。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軍事法庭判決書記載：

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我抗戰勝利，日本投降，依照波茨坦宣言，臺灣故土，歸還我國。人多慶幸，辜振甫等三人以傾向日本，窈抱遺憾，適有日軍少佐中宮悟郎、牧野澤夫（按：應為牧澤義夫）等不甘投降，陰謀假名自治，竊據臺土。投降甫定，隨即擬定臺灣自治草案，網絡臺紳主持，內定辜振甫任總務部長、許丙任顧問，林熊祥任副委員長。同時擬定自治協會，由日人主持，該中宮悟郎等心知所擬負責臺人，未必全部贊同，且不盡相識，洽辦亦有困難。爰於同年月十六日、十七日，先邀素識至辜振甫之臺北市末廣町木材會館商討其事，囑並轉邀他人參加。辜振甫之意志不堅，竟予贊助。會後轉商與許丙、林熊祥，並獲同情，其餘擬定人選，因時間短促，方在試探勸誘，或未及接洽，事即敗露，被前總督安藤聞悉，同年月二十二日，適有臺紳杜聰明、林呈祿、羅萬俥、簡朗山等拜會安藤，辜振甫、許丙、林熊祥亦隨前往。安藤即發表談話，誥誡島民不得輕舉妄動，並明示絕對禁止有關圖謀臺灣獨立或自治。辜振甫等三人聆言後，知事不可為，乃將陰謀取銷……於同年月二十四日，在許丙家開會，加以開釋，屆時安藤談話，在報紙發表，隨即宣讀散會。

雖然辜、許、林三人於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被逮捕，並於一九四七年七月被判處一年十個月至二年二個月的有期徒刑（相較於二二八事件，可謂輕判），這件事對終戰後的臺灣社會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中國政府的軍事法庭雖然明確裁定這個事件是受日軍煽動所導致，然而真相實則未明。此處，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八．一五獨立事件」是否能被視為政權轉換時期的代表性事件？雖然這件事在歷史涵義和臺灣民族主義的關聯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無論如何，事件背後的社會環境與思維脈絡還是值得我們深入討論。
以《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一書成名的臺灣史研究者許世楷先生認為，「抵抗」是當時臺灣人唯一的自主行為，因此他決定以臺灣人的抵抗為主題進行研究。雖然最後囿於史料闕如，無法論斷「八．一五獨立事件」究竟是否為臺灣人的自主行為，然而重現事件背景之下的臺灣社會與人民動態，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臺灣民族主義的議題自一九八○年代臺灣實質言論自由化後，逐漸在臺灣史領域生根茁壯，引入各界理論相互激盪。其中，區辨「他者」的存在是民族主義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真空時期」的臺灣人如何在複雜的愛恨糾葛與想像中區別「自我」與「他者」呢？
半個世紀以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可逆的位階始終纏繞著臺灣人與日本人。日本戰敗之後，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瞬間崩解，此時臺灣人對日本人又採取哪種態度呢？
臺灣人是否出現明顯的報復行動或同情表現？
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有何互動或權力消長？
臺灣人究竟是與日本同為「戰敗國民」，還是歸屬於中國，同為「戰勝國民」？
以上種種疑問，筆者將在下文嘗試提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