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理解：自我意識、主體間責任、跨文化諒解（簡體書）

愛爾馬‧霍倫施泰因（1937- ），瑞士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哲學心理學、語言哲學與文化哲學。他的學術經歷非常豐富，既在德國接受了現象學的訓練，又在美國接受了語言學的訓練。他既是一個典型的西方人，又十分鍾情東方的文化與哲學。1977-1990年，他一直在德國波鴻魯爾大學任哲學教授。除此之外，他還在比利時的胡塞爾檔案館、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德國的科隆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大學等機構工作過。2002年，他在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哲學教授的任上退休。自2002年退休後，他一直居住在日本的橫濱。
徐獻軍，哲學博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心理學系主任、中國心理衛生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哲學心理學、現象學精神病理學等研究。著有《具身認知論：現象學在認知科學範式轉型中的作用》等，出版譯著兩本，發表論文三十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

前言
第一章 現象學運動的方向——從純粹邏輯到人性
第二章 定向的零點——我在知覺空間中的位置
一 傳統現象學的論題
二 方法論闡釋
三 作為定向中心的主導知覺構造
四 格式塔和意義要素
五 行動空間VS直觀空間？
六 軀體圖式
七 空間規定的起源和基點
八 結論
九 胡塞爾論題中未經反思的前提
十 結論

第三章 “我”的獨特詞法——“我”在語言中的地位
一 具有肯定指稱的、作為元語言表達的“我
二 作為可逆關係表達的”我“和”你
三 作為行事表達的“我
四 定向的零點

第四章 良知與理性責任
第五章 主體間責任——對倫理辯護原則的現象學辯護
一 共識理論
二 共識理論的現象學基礎
三 共識理論的觀念化
四 對話的闡釋學觀念化

第六章 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系與多文化關係——以聯邦德國報刊中對日本的報道為出發點
一 最野蠻的人（Siamo barbarissimi）
二 理智人種學的歷史根源
三 十個試驗論題

按語：對文化差異的思考
索引

醫學至少把跨文化交往的影響保留在社會層次上。只要跨文化交往發生在特定層次上（正如在第一階段那樣），防御措施就會啟動，並且社會內的抗體就會產生，而社會諸群體間的張力也會被利用到。如果有更多的層次能夠同時對其他文化產生獨立的興趣，那麼對應措施就能獲得一些有效的成果。一個典型的情況就是遍及全球的美國影響圈。美國影響圈不僅由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在國家政策可能存在的地方）來承載，而且超越了流行音樂和搖滾樂、同時代青年和亞文化群體（他們仍舊遵循其他規範）的音樂和新式生活習慣。這種影響也經常會為人忽視。在同時代不讀美國報刊的人就根本不會發現，德國周刊在科學和藝術上的主題以及插圖，都與它們在美國的姊妹出版物保持兩周的距離。如果這種影響達到特定規模，那麼它們就完全不會被輕易看作是陌生的東西。那些已經深受陌生文化影響的人，對自身文化與陌生文化之間界限的定義不同於過去的人。
一種文化的政治統治工具經常會被猜測為它進行傳播的基礎，但這只有非常有限的適用性。根據人類學的研究⑦，陌生政治統治是對文化傳人進行抵制並對自身文化傳承進行狂熱接續的起因。盡管希臘主義通過亞歷山大大帝（一個希臘化的馬其頓人）的征服而擴散到遠東地區，但是希臘文化在希臘城邦解體之後通過羅馬的征服而得到鞏固並擴散到了更多地方——羅馬的首都和它的西部地區。比政治力量更具影響力的是經濟往來和文化成就。商人是陌生生活習俗的最重要傳載者。文藝復興以及作為通用語言的意大利語，在16世紀就已經傳播開了，盡管當時的許多亞平寧城邦是弱小的。
對陌生文化影響進行抵制的結果經常是矛盾的。在比利時的語言爭論中（它的背景要在比利時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中去尋找），被佛蘭德地區引為兩個國家地區進行分離之論據的是由法語習慣用語（Gallizismen）導致的語言非純粹性。然而，對佛蘭德日常用語地位的提升就是對佛蘭德方言的拉平和低地書面語言的強化，結果就廢止了鄰國所說的自身語言的變種（人們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對之抱有許多敵意，但同時受到霸權保護的語言）。抵抗新對手造成的一個好的副效應是對過時世仇的清除。因此，不可忽視的是，向外捍衛語言和文化雜多性時，經常伴隨著在更為內在部分對它們的防礙。我們要選擇的不是對文化雜多性及其削弱的維護或對文化及其緩慢失落的單純支持，而是對不同層面的適應和協調。
因此，比利時的例子在其他地方（國際語言的必要性）也是值得一提的。魯汶大學的法語校區在搬遷到瓦龍語地區以後仍然不完整，而佛蘭德校區（它仍然特別強調日常用語及其純粹性的重要性）開始提倡英語課的國際交往作用。此前這兩個校區不僅使用不同的授課語言（法語校區使用法語，而佛蘭德校區使用英語），而且使用不同的教科書。佛蘭德校區選擇的立足點是課本的質量和最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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