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中華的成立、江南的發展、草原的稱霸、陸海的交會、中國的形成（套書附典藏書盒）

──榮獲2020年韓國坡州圖書策劃獎──

特別收錄作者群為臺灣版所撰寫之序言


今時此刻，重新認識中國史！

從亞洲觀點與多元角度出發，
超越傳統王朝史觀，全新架構中國歷史的時空體系
一套帶著世界史視野，更符合全球化現代、
更接近中國多樣性面貌的歷史敘述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是日本岩波書店精心策畫之鉅作，聚集五位日本頂尖學者，在編纂時著意突破窠臼，不只打破了傳統中國歷史寫作的框架，超越王朝斷代史觀與正統史觀，更反省了中國史寫作中時間與空間的既有觀念，進而提出了一套新穎的理解體系。

作者群一方面擔憂年輕一輩讀者對於中國歷史缺乏興趣，甚至充滿誤解與偏見；另一方面也對當下中國政治局勢發展感到憂慮，因此希望透過符合當代的寫作形式，結合東亞史與世界史的觀點，呈現出中國歷史中的多元化與多樣性。

本套書共分五冊，內容以中原、江南、草原，與三者的交會互動為主軸，涵蓋從上古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與變化。作者群綜合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學術厚實的專業基礎；寫作時則娓娓道來，以親切平實的口吻，呈現一套適合所有人閱讀的中國歷史。對於理解中國往昔的發展與今日之情況，都深具啟發與意義。



▍1.《中華的成立》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
從橫跨三千年的歷史中，
探問傳統中華世界原型的起源與變遷。
本卷以黃河文明興起的華北為中心，從新石器時代農耕社會的形成開始，講述到以長安、洛陽為核心地區的隋唐帝國興起與衰亡之兆，涵蓋先史時代到八世紀中葉，貫穿約略三千年的時光。透過探索「天下」與「中國」觀念的相互作用與消長伸縮，呈現中國古典政治體制的生成與變化。
在論述上，揉合日常生活、社會組織與政治過程等不同層次的時間尺度，嘗試在時空變化中，掌握中國古代歷史的多樣性；同時檢討傳統教科書的用語，以最新研究發現，重新定義各種詞彙，企圖更為貼近歷史樣貌，撰成一部嶄新的古代中國通史。

▍2.《江南的發展》
從古代文明時期到蒙古帝國前夕，
在激昂的歷史時空中，
俯瞰反覆與中原對峙及統合的「海洋中國」。
本卷聚焦江南地域與周邊海域，跳脫「中國史觀」的框架，將中原與江南視為兩個密切相關的平行世界，展現靈活的論述角度與新穎的歷史視野。書中探討長江流域一帶，從先秦時代至南宋覆滅這段漫長歷史歲月中，諸文化的起源與發展，生動刻劃長江流域與中原在經過多次的對峙與統合後，逐漸繁榮發展的過程。
藉由描繪南方「船的世界」與北方「馬的世界」在幾千年間的摩擦與衝突、妥協與融合，呈現了中國「古典國制」向南方擴張的過程；同時也探問「官的世界」與「民的世界」在這段時間的樣貌與變化，以雙重軸線展開歷史發展的探討。

▍3. 《草原的稱霸》
從五胡十六國的亂世至蒙古帝國的一統天下，
在歐亞大陸東方的歷史舞台上，
由馳騁草原的騎兵軍團揭開壯闊的興亡史。
以南方中原為根據地的農耕王朝，與以北方草原為根據地的游牧王朝，生存手段相異的兩大勢力，歷經千年的對峙，相互爭奪霸權。然而在過去中西方的歷史論述中，游牧民族總是被置於邊緣。
本卷以「歐亞大陸東方史」的嶄新框架，重新回顧歷史，連接起內亞、中國與東亞等不同世界。箇中關鍵角色，便是過去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中心地區、居住於乾燥地帶（草原或沙漠）的游牧民族，他們在中國歷史中頻繁登場，存在不容忽視。透過審視這些游牧民族及其所創建的國家和王朝，以及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聯，描繪出多種民族往來交流之多元世界的歷史。

▍4. 《陸海的交會》
在衝突與分裂的危機中，
摸索一元統合的新體制，
確立了「中華」的明朝三百年起落。
中華與夷狄的抗爭、華北與江南的對立、草原與海洋的對峙──此三個主軸於元末交錯，使中國社會經歷激烈動盪，而明代必須直接面對此一混沌局勢，並予以回應。明代初年的國家建設過程，以統一王朝的角色，收斂了原本三個衝突的主軸，並用儒家理論所支持的一元化與標準化，規範了原本的多元性與多樣性，成為強硬的剛性體制。
本卷描繪自十四世紀元末至清朝興起的十七世紀為止，三百年間明朝興亡的歷史。明代體制從初年建立，到出現鬆動，乃至崩壞的過程，並非只是單一王朝興衰，更是凝聚了宋代以降各類課題的時代興亡。

▍5. 《中國的形成》
從大清帝國成立到習近平時代，
探索「一個中國」大夢的歷史淵源，
以及四百年來多元與一體間的擺盪與掙扎。
「一個中國」、中國的一體化及其抱持的矛盾，並非由現今的中國政權才開始，它不僅有來自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淵源，更是必須回溯到清代的體制才能夠理解的問題。
本卷自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出發，當時多元勢力並存，直到清朝「盛世」崛起，才收拾了原本的混亂與殘局，並在十八世紀綻放多元共存的文化。直到十九世紀，清朝被西方與日本的衝擊所撼動，面臨崩解的命運，而在二十世紀的一片混沌之中，誕生了現代的「中國」。四百年來，在多元勢力蔓延的「一體」與分離之間相互拉扯，中國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得獎紀錄
榮獲2020年韓國坡州圖書獎（Paju Book Awards）之策劃獎（Planning Award）

渡邊信一郎
1949年生。專研中國古代史、中國樂制史。歷任京都府立大學教授、校長。現任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日本傳統音樂研究中心所長、京都府立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文理閣）、《中国古代の財政と国家》（汲古書院）、《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校倉書房）、《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伝統と近代》（共同編著，汲古書院）。

丸橋充拓
1969年生。專研中國隋唐史。現任島根大學學術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
代表著作：
《唐代北辺財政の研究》（岩波書店）、《唐代軍事財政与?制》（張樺譯，西北大學出版社）、《中国の?史 上（古代－中世）》（共同撰寫，昭和堂）、《中国経済史》（共同撰寫，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多民族社会の軍事統治――出土史料が語る中国古代》（共同撰寫，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古松崇志
1972年生。專研歐亞大陸東方史。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代表著作：
《オアシス地域の?史と環境》（共同撰寫，勉誠出版）、《中国経済史》（共同撰寫，名古屋大学出版会）、《概説中国史》（共同撰寫，昭和堂）、《金・女真の?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共同編著，勉誠出版）。

檀上寬
1950年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天下と天朝の中国史》（岩波新書）、《明の太祖 朱元璋》（筑摩學藝文庫）、《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永楽帝――華夷秩序の完成》（講談社學術文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岡本隆司
1965年生。專研近代亞洲史，現任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
代表著作：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從環境、氣候到貿易網絡，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史》、《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詹慕如
自由口筆譯工作者。譯有多部文學小說、人文作品，並從事各領域之同步、逐步口譯。
臉書專頁：譯窩豐 www.facebook.com/interjptw

林琪禎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學術博士，內容力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莆田學院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專任副教授。曾任文藻外語大學日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和春技術學院應外系及觀光系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等。譯有《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他們的日本語》、《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性表現規制的文化史》等書。

黃耀進
翻譯工作者。單譯有《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等；共譯有陳舜臣《半路上》、《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東京審判》等書。

郭婷玉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合著《圖解臺灣史》、《圳流百年》，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合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等書。

郭凡嘉
臺灣大學文學院畢業，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修畢，現於日本任教。譯有溫又柔《來福之家》及《中間的孩子們》、陳舜臣《青雲之軸》、中村地平的殖民地小說《霧之蕃社》、森見登美彥《空轉小說家》、角田光代《肉記》、柴崎友香《向遙遠的地方前行》等，並撰有日本小說家評論數篇。

名家推薦
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宋怡明（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邢義田（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梁其姿（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歷史講座教授）
陳登武（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楊瑞松（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渡邊信一郎教授提出「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正和中國本身近十幾年來對這一問題的熱烈討論形成極有趣的對照。在全然不同的方法論和視角下，這一套「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毫無疑問為一個多元的新時代成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架構。相信中譯本必為所有關心二十一世紀中國、東亞和全世界命運的華人所樂讀。
——邢義田（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這套書融貫了以日本學者為主的中國史研究成果，提出理解中國史的總架構，也給予撰寫者充分的發揮空間。內容深入而文字平實，觀點明晰又具開放性。以此顯現的中國，是個在世界史格局中富有韌性且自成一格的多元文明。
——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在一個被當下社會政治所產生的各種聲音和煙霧所阻礙的環境中，看不清未來，也不了解過去，可能是許多人的共同苦惱。但對過去的了解，至少可以讓我們看清一些當下的處境是如何形成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這套書最大的好處，依我之見，是提供了有興趣了解過去的讀者一套思考的重點。讀者依其中的重點去思考，不論同不同意作者所說，都有機會形成自己的了解。不是每個讀者都是歷史學者，也許無法站在專業的角度去檢驗作者的觀點，但是個人的存在，如果是一種有反省、誠心的存在，必須得有支撐的力量，而對歷史的了解是這種力量的來源之一。重點是，讀歷史時最好能心胸開放，頭腦冷靜，思慮清晰。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日本各大出版社，每隔一段時間，便請史學家寫一套供一般人讀的多卷本通史，分世界史、日本史和中國史，都是小開本便利攜帶，可在通勤車上閱讀。岩波書店不同，編寫的是專題式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比較類似《劍橋歷史》（Cambridge Histories）叢書。從1969年以來，每隔二、三十年便出版一部三十卷左右，總結截至編寫時期，各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學術性，大本精裝，供大學師生閱讀。至今已出版了兩部，第三部正在出版中。這次岩波書店出版的中國史系列叢書，和其他出版社一樣，針對的讀者是一般大眾，而列入便利攜帶小開本的「岩波新書」系列。但仍本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的編為目標，總結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傳給讀者，而訂名《岩波新中國史》叢書。例如明清歷史，過去的同類書或稱為《最後的東洋社會》、《紫禁城的榮光》、《傳統中國的完成》、《落日的大帝國》，比較看不出時代特性，但三田村泰助教授《明帝國與倭寇》及上田信教授《海與帝國》，一反過去把中國史尤其明清史看做閉關自守的大陸國家歷史，注重明清中國已進入海洋時代，與新世界的聯繫。檀上寬教授繼他在2016年的《岩波新書．天下與天朝的中國史》之後，《陸海的交會》再一次展現他對明史的見識：明代中國是大陸與海洋交錯，互為作用的。同時也是從明初的確立傳統中國一元體制，結束中國史的「十四世紀危機」，走向一元體制鬆動的明末，而進入世界史的「十七世紀危機」。從書後附的參考書目，可知檀上教授總結了大量現代學者的新研究成果，在這本小書中傳遞了豐富的新信息，是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和優點。
——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五位著名的日本中國史家，以長時期、多元的歷史視野，跳脫中華史觀和朝代史的框架，講述三千年來中華世界與周邊各種勢力的互動，中國體制與處境在歷史中的變化，引領讀者從歷史看今日中國的格局。雖然必須犠牲許多歷史細節，但作者充滿創意與洞見的精要敘述，卻更能帶領我們以世界史的眼光讀一部波瀾壯濶的中國史。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這套書出自日本新一代中國史學者之手，寫給一般讀者大眾，可謂相當令人興奮之作。作者群繼承了日本漢學的優秀傳統，但又將自身的博學結合了精湛的理論取徑。這五本書中一以貫之的主題，是質問我們今日所稱「中國」的起源，這個「中國」並非超脫歷史、永恆不變的實體，而是在農業與游牧、江南與華北、中原與海洋等不同區域間，持續互動、經過歷史和偶然而產生的結果。極力推薦！
——宋怡明（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什麼是中國？中國史又是什麼？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學者即針對這些課題提出重要見解，他們的想法也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以及中國史學的發展。「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無疑是此學術傳統不容忽視的另一里程碑。
——楊瑞松（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編輯前言（節錄）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中國，一個很近卻又很遠的國度。
當年，我們這部書系的作者們甫成長的時代，中國是個無法前往的國家。中國大陸上發生了什麼事，也幾乎是一片模糊。雖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距離十分近，但卻什麼也看不見。
然後，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如何？前往中國幾乎自由了，許多人在中國進進出出。一衣帶水，真的很近，關係也很深。無論好壞，中國都是個十分重要的國家。
但是，現在的我們，真的看清楚中國與中國人了嗎？無論表面上如何關注，其內涵仍然是個謎。原本應該拉近距離的中國，其實仍然很遙遠。
不過，歷史提供了線索，讓我們有機會接近中國這個謎團。就像我們要認識一個人，也要先看他的履歷表一樣。眼前的中國也是，過去的履歷，隱藏著接近其核心的脈絡。
當然，關於中國的歷史，早有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已留下不少著作。不過，這些著作大多有一個共通的模式，那就是大多採用編年史的寫法，按照時代的興替進行撰寫。
然而，中國十分巨大。疆域比歐洲還廣闊，人口也非常多。歐洲十數個國家，各自書寫各自的歷史，由於歐洲各國各自有多樣化的發展，因此歷史也必須按照各國各自的歷史進程書寫才行。
但中國呢？就算同屬一個國籍，但其中所具備的多元性，應該也不遜於歐洲。但以前的中國史書寫卻僅少觀照這個方面。僅從「中國」這個清楚的框架進行時代更迭的論述。最終變成與過去的王朝交替史觀並無二致，且容易受到特定意識形態所影響的內容。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書寫一部更適合現在全球化的現代社會所閱讀，且能更接近中國的多樣面貌的中國史敘述。
本書系以「多元性」為編寫方針，共以五卷構成。第一卷為東亞的文明為起點，描述中國逐漸具備多元面貌的過程。第二卷以南方在逐漸開發之後，躍上經濟文化中心的歷史為主要內容。第三卷則以不停對中原造成影響，最終卻融入其中的草原世界為論述的重點。第四卷起，加重海洋的觀點，敘述中國南北海域與陸域的多元化不停增強的過程。第五卷以承接第四卷的多元性敘事為起點，重新檢視與現代中國連結的歷史過程。
各位讀者若能經由本書的內容，理解中國多樣的面貌，實為作者的榮幸。

▍1.《中華的成立》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第一章 「中原」的形成――夏殷周三代
一、農耕社會的形成――新石器時代
二、夏殷周三代
三、殷周時代的政治整合――從貢獻制到封建制
第二章 中國的形成――春秋、戰國
一、春秋、戰國的「英雄時代」
二、小農民社會的形成――從百生到百姓
三、從封建制到縣制
四、商鞅變法――西元四世紀中葉的體制改革
第三章 帝國的形成――秦漢帝國
一、從郡縣制到郡國制
二、武帝時代――帝國的形成
第四章 中國的古典國制――王莽的世紀
一、宣帝中興
二、王莽的世紀
三、催生出王莽的社會
四、東漢的古典國制
第五章 分裂與重整――魏晉南北朝
一、漢魏革命
二、華北地方社會的變化
三、西晉――中原統一王朝之重建
四、五胡十六國與天下的分裂
五、鮮卑拓跋部一統華北
第六章 古典國制之重建――隋唐帝國
一、隋文帝再次一統天下
二、天可汗的大唐帝國
三、《大唐六典》中的唐代國制
結語
簡略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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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南的發展》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船的世界」與「馬的世界」
第一章　「古典國制」的外緣──漢以前
一、長江流域的諸文化
二、「楚」的血脈
三、與「古典國制」對峙的人們
第二章 「古典國制」的繼承──六朝至隋唐
一、南方眼中的《三國志》
二、江南的「中華王朝」
三、六朝的貴族們
四、隋唐帝國與江南
第三章　江南經濟的啟動──唐至宋
一、運河與海
二、文臣官僚的時代
三、花石綱
第四章　走上海上帝國之道──南宋
一、金與蒙古的對峙
二、江南的繁榮
三、海上帝國的形成
第五章　「雅」與「俗」之間
一、俗──地域社會的樣貌
二、雅──士大夫的人脈網絡
結語 再致年輕的學子們
後記
簡略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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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原的稱霸》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序章 歐亞東方史及游牧王朝
一、內亞的騎馬游牧民族
二、游牧與農耕相遇的內亞東方史
第一章　拓跋與突厥
一、鮮卑拓跋部與北魏
二、唐朝與突厥的興亡
三、安史之亂的動盪
第二章　契丹與沙陀
一、契丹建國
二、沙陀的興起
三、沙陀系王朝與契丹
第三章　澶淵之盟與多國體制
一、邁向澶淵之盟
二、黨項西夏的抬頭
三、契丹的情勢與北宋的西北經略
第四章　金（女真）的霸權
一、女真的興起
二、金國的霸權與歐亞大陸東方情勢
三、金朝的變革與北方情勢
第五章　大蒙古與中國
一、大蒙古國的建國與擴張
二、忽必烈與大元兀魯思
三、歐亞大陸的東西交流與中國
終章
後記
簡略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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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陸海的交會》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導言
臺灣版序
第一章 明初體制的成立
一、元末的叛亂與明朝的誕生
二、絕對帝制的確立
三、社會統制方策與他律型儒教國家
第二章 明帝國的國際環境
一、中華的復興與朝貢一元體制
二、永樂帝的積極外交
三、中華與夷狄的統合
第三章 動搖的中華
一、明初體制的弛緩
二、朝貢一元體制的崩壞
三、明代史的轉換點
第四章 北虜南倭的世紀
一、嘉靖新政的幻想
二、邊境地帶的騷擾
三、朝貢？還是互市？
第五章 鼎盛與顯露頹勢的明帝國
一、張居正的改革與挫折
二、流動化的社會
三、變化的東南亞
第六章 從明到清
一、政爭與混亂的結果
二、明朝滅亡
三、混沌的歸結
結語
後記
簡略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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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的形成》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在混亂之中
第一章　興隆
一、遼東
二、入關
三、沿海――互市
四、草原――蒙古、西藏
五、鄰國――俄羅斯、朝鮮
第二章　轉換
一、抵達――清朝的素描
二、雍正
三、極限
第三章 盛世
一、乾隆――其人與時代
二、經濟
三、社會
四、分歧
五、結構
第四章 近代
一、自負
二、烏雲
三、破綻
四、清末
第五章　中國
一、轉變
二、民國
三、革命
終章――紛亂的現代
後記
簡略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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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1.《中華的成立》
「均田制」的發現與瓦解
王莽的國制改革誕生於什麼樣的社會當中？
西元前三年三月，西王母運動正朝向長安推進，此時長安的哀帝將寵愛的侍中董賢（西元前二二―前一年）等三人封為列侯，不僅如此，還賜給董賢兩千多頃的廣大田地。一頃＝百畝為小農民的標準所有田地，可見得這個數字有多麼龐大。都城長安的面積也只有九百七十三頃。這是為了獎賞去年董賢告發東平王劉雲和王后謁夫妻詛咒哀帝、企圖謀反。這個事件其實是皇帝為了封賞董賢等人，故意設計的冤案。
丞相王嘉（？―前二年）對這異常的寵愛不以為然，於是上奏進諫，請哀帝節制寵愛，好保全董賢的生命。其中關於賞賜兩千頃田地一事，王嘉抗議「均田之制從此墮壞」（《漢書．王嘉傳》）。「均田制」在西漢末年就墮壞，這是怎麼回事？
「均田制」創始於五世紀末的北魏，持續到八世紀中葉的唐代中期，是對庶民百姓授與百畝＝一頃田地的制度。上述關於「均田制」的敘述始於北宋以後史家，在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中都會看到，直到現在大家對這樣的記載也都沒有疑義。但是根據《漢書》記載，「均田制」卻在西元前三年就墮壞，這實在是太奇怪了。不過丞相王嘉這番抗議無庸置疑。應該懷疑的反而是北宋以後的歷史記載。
根據個人管見，一開始記載「均田制」的是北宋的司馬光（一○一九―一○八六年）。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唐武德七年（六二四年）四月的條目中，武德七年頒新律令下標記「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並於下文記載暗示丁男、中男一頃給田和租庸調收取的規定似乎為密不可分的制度。「均田租庸調法」是司馬光自創的名詞，並非取自史料裡的詞彙。
唐代所編纂的史料中，也沒有將唐代丁男給田制記載為「均田制」。例如將律令格式條文重新編輯，由八世紀中期的唐人親自描寫國家制度的《大唐六典》三十卷中，完全沒有「均田制」這幾個字，而是給予庶民百姓田地一事統稱為「給田之制」，並且有具體描述。另外，根據新發現的北宋天聖令所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賦役令就更不用說了，天聖令裡所記載的唐令，並沒有均田二字。基本上繼承了唐令的日本令中，一樣看不到均田等文字，而稱之為班田、給田。那麼王嘉所謂的「均田之制」，指的是什麼呢？

何謂「均田之制」
三國時代的孟康解釋《漢書．王嘉傳》裡的「均田之制」，「從公卿以下一直到吏民，可持有稱之為均田、以頃為單位的田地，在各品制（階層）中平均分配。賜給董賢兩千多頃，破壞了這種等級制（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余頃，則壞其等制也）」。均田是指從高級官僚到下層吏員、庶民，階層式的土地持有制度，各根據其品制＝身分階層，規定了土地持有面積。
由王嘉指出，再由孟康解說的「均田之制」，其實體在漢初已經存在。那是在新發現的《二年律令》（呂公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中規定的爵制土地所有制度，根據二十等爵制的等差，來決定給田額的田制〔表3〕。給田的基礎是庶民無爵位者有一頃（分田），隨著爵位的上升，持有田地也越大。給田只會在製作戶籍時實施一次。土地可以買賣，但土地賣出後不會再補滿。這種爵制土地所有的淵源來自商鞅第一次變法的爵制秩序形成，還有第二次變法的阡陌制。
漢初的「均田制」（爵制土地所有），是一種以庶民無爵位者持有一頃（分田）為基礎，關內侯九十五頃為最大極限的給田制。雖說董賢有列侯（徹侯）爵位，但是給他兩千頃田地，任誰都會慨嘆「均田制」的崩壞。

戰國末期漢代農村社會
除了爵制土地所有的規定之外，因為給田後的土地允許買賣，因此戰國末期漢初的社會裡，農民的階層分化進展得很明顯。當時的人用大家、中家或中產、貧家等三種階層來表示。這種階層是用包含了田地在內的家產金額來區分。標準為家產十金（一萬錢）是中家、中產的指標。大致說來，中家的家產評估額約為五至十五金左右，持有耕地一至數頃，也有人還有一兩名奴隸。由數十家組成的里之半數左右，都是這類中家。貧家有家產數金、持有十至數十畝田地，占里的半數甚至大半。大家、富豪層為少數人，只有在數里形成的鄉或者是縣才會存在大家。他們持有數頃至數百頃土地，其中也有人有數十名到數百名家奴、勞工。
武帝時期受到頻繁對外征戰以及財政政策的影響，使得中產階層沒落，土地買賣開始活絡。西漢末年的成帝時期，國王、列侯和高級官僚、富豪層搜刮土地的情形日益嚴重，跟貧家階層之間出現了很大的鴻溝。哀帝即位的西元前七年，開始討論限制官人、富豪所有土地最多三十頃的「限田策」。但是受到哀帝外戚和董賢等人的反對，最後無疾而終。爵制土地所有的階層秩序，開始出現嚴重的瓦解現象。
西漢末年以商鞅阡陌制為基礎的爵制土地所有瀕臨危機，因為哀帝賜給董賢超乎想像的廣大田地，王嘉這才發現這就是「均田之制」的瓦解。在這裡我們想重新探討王嘉所謂「均田」中均的意義。

▍2.《江南的發展》
流民的去向
在中國這種高度流動性的社會，既然中間團體無法依靠，那麼「保護」人民的機制，到底是什麼？
答案就是之前也常提及的「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本書將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的人際網絡稱之為「幫眾關係」。當人們遇到問題時，往往運用「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關係，尋求保護或出路。被委託的一方基於「共同的朋友」作為信任的保證，而為這位「朋友的朋友」提供全力的協助。有共通利害者還會結成具有相同目的的各種團體，這類的拉幫結夥反覆運作的結果所形成的「幫眾關係」，士大夫、編戶、游俠、流民等各個階層之中，皆有「幫眾關係」的運作。
但是在一君萬民的原理原則之下，「幫眾關係」卻是被打壓的對象。借用導言所介紹宮崎市定的「電線比喻」，在「君」與「民」之間與之外，皇帝的權力所不及的領域，往往是「電壓」（能量）蓄積與爆發之處。
就國家的立場而言，民眾成為「編戶」，登記戶籍、從事本業、負擔稅役，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因為地域社會對於民眾的出入限制十分薄弱，造成民眾很容易脫離「編戶」的狀態，化為流民。
流民雖然往往成為社會秩序不安的要因，但同時也是都市與農村的勞動力來源。如前所述，江南的大都市有許多日雇的臨時工需求，真的找不到工作也能去從軍。流民所帶來的勞動人力，也成了支撐唐宋變革期後的社會行業多元化發展的基礎。
同時，當社會陷入動盪不安時，流民可能就會選擇加入盜賊團、祕密組織，或者地方上有力人士所組織的私家軍。唐末的反亂勢力與地方藩鎮、北宋末年的梁山泊與吃菜事魔、南宋初期的岳家軍等，都是收容流民的軍事集團。
「從軍至少能混口飯吃」。這些加入軍隊的流民，不論加入的是賊軍也好，還是官軍也好，其實出發點都一樣，僅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因此就算是官軍，也是在農村混不下去的流民所組成的鬆散部隊，跟近代國家募兵志願制所培養的，具有高度訓練與高士氣的「募兵＝職業軍人」的軍隊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鮮明的道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崇文賤武」的價值觀。

「武」的位置
中國史上歷代的王朝交替（易姓革命），其形式幾乎都是武力革命。擁有武力，掌握霸權者，創立新王朝後，即皇帝位。新王朝的創立者原本大多都是舊王朝周緣（或體制外）的勢力，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在短時間內爬上權力的頂點。本書第二章所述及的魏晉南北朝史中的王朝更迭，幾乎跳脫不出這類的例子。另一種如王莽者，在舊王朝的中樞之中表現傑出，進而爬上頂峰，最後篡舊立新的例子，則屬於少數。
但一旦新王朝成功創立之後，武功傲人的「開國元勛」卻往往成為被猜忌與肅清的對象，對其子弟兵的指揮權也被剝奪。西漢的韓信就是典型的例子。建國時所需要的「勢如破竹的武力」，在新體制建立之後，旋即被「解毒」（解編），重編成為體制內受官僚系統所指揮的禁軍制。
歷代王朝在邁入安定期之後，幾乎都會陷入弱兵化的現象。那是由於專制國家的組織概念多為以「清除政權內部的亂源」為優先所致（這種思想到了近現代一樣根深柢固，如蔣介石就算面臨日本侵略，也堅持「安內攘外」的方針，以討伐共產黨為優先）。
政權中樞對前線軍或地方軍往往充滿著警戒，若中央對地方武力失去控制力，就會爆發如北魏的六鎮起義、唐的安祿山之亂、明初的朱棣（永樂帝）奪權、明末的吳三桂降清等，都對當時的政權產生致命性的打擊。但若中央成功控制地方武力的話，如北宋的「杯酒釋兵權」，南宋的誅殺岳飛等，卻又會招致國防戰力衰退的後果﹝圖33﹞。
封建社會（日本或西歐）與部族社會（內亞的游牧國家），其集團的基礎單位即為軍團單位，故打造以「武」為原理原則的國家機關並不難。但在以「文」為原理原則的中華帝國，「武」必須被收編進入官僚體系內，有時甚至連制度化的契機都難以具備。
於是被賤視的「武力」、「武人」，只好維持著能量，沉澱至體制外的世界。當王朝陷入衰亡的局面時，「文」的專制國家早已經失去平定動亂的能力。於是體制外（底層、暗處）的武人們或是外來的游牧軍團便再度掌握霸權，最終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完成又一次的易姓革命。但就算易姓革命反覆地發生，文官體制仍然在每個新王朝之中延續。中華帝國之中的文武關係，就如此在漫長的時空裡重複地交替循環。

▍3.《草原的稱霸》
回首四世紀至十四世紀歐亞大陸東方的歷史展開，可以重新看出一路以來中國本土與內亞東部草原地帶的歷史有多麼深刻的相關。即便雙方偶爾出現幾個王朝分治的狀態，從大局來看，實際上仍可看作沒有界線的一個相連空間。
其中的焦點，便是兩者交界地帶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參見序章「農耕、游牧交界地帶的歷史重要性」小節）。亦即，本書依序說明的，自北魏的拓跋國家（大同盆地─陰山山脈）開始，突厥（第二突厥汗國）（陰山山脈）、安史勢力（北京地區）、沙陀（大同盆地）、契丹（大興安嶺南麓）、黨項―西夏（鄂爾多斯─寧夏平原）、女真―金（滿洲平原）、一直到大元兀魯思（北京地區─南部蒙古草原）為止，跨越了非常長的時間段，無論何者都興起於狩獵游牧與農耕皆可的區域，於這些地帶立基建國。簡單來說，正是這種不同營生方式與文化接觸的交界地帶，才是推動歐亞大陸東方或者中國歷史的動力產生區域。
西元前三世紀，以華北為中心的中國王朝（中原王朝）秦、漢，與以蒙古高原（北部）為據點的游牧王朝匈奴形成南北對峙，一段期間內塑造了歐亞大陸東方史的基本結構，但當匈奴衰退、漢朝分崩離析的過程中，這兩個類型相異的王朝國家之間壁壘不再，進入雙方交錯、融合的時代。
融合的契機便是受氣候寒冷化影響，游牧民族南下中國本土的所謂「五胡十六國時代」。在這場戰亂中勝出的是鮮卑拓跋游牧集團，以他們為核心，從代國─北魏到隋、唐為止一連串的「拓跋國家」統治了中國本土。興起於農耕、游牧交界地帶大同盆地的北魏，面對統治下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創造出一套分用部落制與州縣制的複合性統治體系。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以後，北魏逐漸傾向中國王朝制度，至隋、唐重新統一中國本土，以漢代以來中國王朝的國家制度（本系列叢書第一卷提及的「古典國制」）為基礎，建構出新的統治體系。
同時，自唐朝建國以來便擔任軍事核心的，正是源自北魏六鎮的鮮卑系、匈奴系集團。之後唐太宗擊敗東突厥，精悍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軍團追隨唐朝後即被用於唐朝對外戰爭與邊境防衛。七世紀後半在歐亞大陸東方樹立霸權的唐朝（Tabgach，拓跋、桃花石）軍事力量骨幹，便是由騎馬游牧民族所支撐。這種兼具中國王朝傳統國制加上游牧民族軍事力量的拓跋國家統治體系，使歐亞大陸東方的南北融合達成了第一個階段。只是，在拓跋國家的時代，北方的北蒙古高原游牧王朝柔然和突厥也興起，歐亞大陸東方仍舊保持著如同漢與匈奴般的南北對峙基本結構。
使用與拓跋國家不同的新方法達成南北融合的是契丹。契丹除了一直保持匈奴、突厥流傳下來的游牧王朝特質，同時從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初即把定居民族帶至根據地的草原地帶，使其從事農耕等生產活動，建設了許多作為生產據點的城市及聚落。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出現大量城市、聚落與耕地，這在歷史上還算首次。接著契丹將中國本土北邊（燕雲地區）的農耕、游牧交界地帶納入統治，使用基於中國王朝的州縣制開始統治漢地。契丹利用源自游牧王朝的制度與源自唐朝的中國王朝制度，創建出了一套新的複合制度，可以稱之為蕃漢雙重體系的制度。
契丹另一方面的革新，是創設了直屬斡魯朵（宮帳）的禁衛軍團，導入驛傳、文書行政等交通及通訊制度，整頓皇權得以強化集權統治體系等，這些措施克服了游牧王朝往往容易落入權力分散的共通弱點。因此，契丹建立了前所未見的新型態游牧王朝並獲得了重大的成功。
契丹並未發展成類似拓跋國家（隋、唐）或蒙古那般的大帝國，僅保持中等規模的版圖，同時與幾個王朝共存，與南方沙陀系中原政權（五代─北宋）之間又重現了南北對峙的結構。契丹靠著強悍的騎兵軍力占據優勢，在多極化時代的歐亞大陸東方稱霸。十一世紀初，契丹最終與長期以來對峙的北宋締結「澶淵之盟」，這種基於可稱為「澶淵體制」的多個王朝共存機制，之後也是歐亞大陸東方持續多國體制的骨幹體系。
隨著盟約締結一併導入的是，宋朝對北方王朝每年定期繳納銀、絹的制度，此制度也極為重要。因為在這個制度下，江南財物不是僅僅充作北方的軍事費用，也得以越過國境流入北方，進一步也起到促進歐亞大陸東方海陸長距離貿易的作用，使南北間的經濟連結更為加強。北宋給契丹的歲幣、給西夏的歲賜，南宋給金的歲貢、歲幣，皆同屬於此制度。
十三世紀完成空前統合的蒙古帝國，最終成為歐亞大陸的綜合體，兼容並蓄了各地積蓄的知識、習慣、制度、學術、技術等等。契丹的複合性統治制度對蒙古統治者們應該也是值得參考的重要先例，蒙古大致上是透過喀喇契丹（西遼）與金國（或者金國統治下的契丹人）承繼到這些統治技術。特別是驛傳制度（站赤）的建構、文書行政的發達、草原上都市的建設、君主近侍的禁衛軍團（怯薛歹）的建構等，蒙古帝國的此些重要制度多取自契丹這點，相當值得注目。
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兀魯思打造了連結上都、大都的首都圈，將政治中樞自蒙古草原北部移往蒙古草原南部及中國本土，此種大幅度南遷，既維持了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又納入了定居農耕民族的生產力，可視為類似契丹的統治體制，但操作更精鍊，體現出系統化的做法。當大元兀魯思進一步滅掉南宋把江南納入統治後，利用穆斯林的商業勢力打造出連結海、陸的交通與物流體系。至此，帝國包含了蒙古、滿洲、中國本土、河西走廊、東突厥斯坦、西藏、雲南、朝鮮半島等，幾乎涵蓋整個歐亞大陸東方，一個真正統合了草原世界與海域世界的王朝國家在歐亞大陸東方史上首度降臨。也可以說，過往花費數世紀形成的歐亞大陸東方之南北交流與融合的趨勢，在大元兀魯思之下成功開花結果。這個龐大的版圖日後將在大清國統治中原時再度重現，大清與蒙古帝國同樣以狩獵民族的軍事力量（滿族、蒙古族聯合的八旗軍）為核心，而該寬廣的國土後續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直至今日（詳細內容請參見本系列叢書第五卷）。作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大元兀魯思對歐亞大陸東方的統合，仍給今日龐大的中國留下深遠的影響。
統一中國南北的大元兀魯思透過對鹽專賣、商稅、米的海運等徵稅制度，推動把原本以江南為中心的中國本土財物汲取至北方（包含草原地帶）的財政、經濟政策。以游牧軍事力量為核心的北方王朝吸取經濟活躍的江南財富，這種做法經過多國體制時代澶淵之盟的歲幣（歲賜、歲貢）後，可說在大元兀魯思時代達到成熟的型態。若將歐亞大陸東方史的視野擴展，十一至十四世紀中國江南顯著的經濟發展與契丹、金、蒙古（大元兀魯思）等北方王朝霸權間的聯繫，也將會更清楚地浮現。

▍4.《陸海的交會》
南明的抵抗
為了對抗清朝以北京為中心而擴大支配中華，明朝在南方接連成立流亡政權，統稱為「南明」。例如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在明朝副都南京建立福王（弘光帝）政權，但因帶入前朝以來的東林、非東林對立，又遭到清軍攻擊，不滿一年便告崩解。其他如紹興（浙江省）的魯王政權、福州（福建省）的唐王（隆武帝）政權也大概都是建立一年左右便滅亡。南明政權中，只有建立於慶肇（廣東省）的桂王（永曆帝）政權在西南地區保持勢力。不過，一六六一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逃到緬甸的永曆帝亦遭清軍逮捕、處刑。
歸順明朝的海上勢力鄭芝龍，在福王過世後，仍與兒子鄭成功一同積極支持唐王政權。但是，一六四六年（隆武二年）唐王敗亡，鄭芝龍亦投靠清朝，鄭成功則侍奉永曆帝，繼續「反清復明」活動。在此期間，鄭成功向周邊諸國尋求軍事、經濟援助，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母親的祖國日本，此即所謂的「日本乞師」。然而，當時的日本已經進入鎖國體制，江戶幕府對於派兵海外持慎重態度，最後他並未如願。
鄭成功不只向周邊國家求助，也嘗試接觸遙遠的西歐各國。永曆政權中，包括王皇太后在內的許多人是基督教受洗者，他們透過澳門的傳教士，將王皇太后（教名為海倫娜Helena）的書信送至梵諦岡、請求教廷支援。使者於永曆四年（一六五○年）出發，直到永曆十三年才帶回教宗回信。此時，王皇太后早已過世，永曆政權也正處於逃往緬甸、滅亡之前。雖然南明向梵諦岡請求支援只是最後掙扎，不過，包括日本乞師等向海外求援一事，可說是證明了當時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心理、物理距離比想像中還近。
其後，鄭成功趕走在臺灣的荷蘭人勢力，以臺南為根據地，祖孫三代都持續著抵抗運動。約二十年後的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其孫鄭克塽向清投降。至此，清朝完成了支配中國。鄭氏政權崩解象徵南明抵抗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十六世紀後期倭寇出現以來的自律海洋世界之消滅。取代明朝的清朝，重新建構以海禁為基礎的管理貿易體制，展露出大陸國家的新面貌。自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積極在海洋活動的強大海上勢力。

明朝遺臣的選擇
即便明末混亂不已，明朝的滅亡仍然為官僚、知識分子帶來莫大衝擊。一次是李自成領導的賊軍致使國家失去皇帝（天子），另一次則是滿洲族清朝這樣的夷狄奪走中華土地，這都使得他們陷入茫然自失。短短的數個月期間，明朝遺臣兩度經歷了王朝更迭，在前途未卜的不安定極限狀況下，必須賭上性命決定自身前途。
明朝滅亡之際，官僚、知識分子大致有四種行動模式。一、與國家同生共死的殉國；二、對新王朝（大順或大清）徹底抗戰，支持南明政權的積極抵抗；三、不參與抗戰亦不協助新王朝的消極抵抗；四、或自主或被迫向新王朝投降、任官。當然，這四種模式並非界線分明，抗戰者之中也有積極程度差異，也有人在抗戰途中歸順新王朝、任官。反過來說，也有一度在新王朝任官，其後又反叛敵對者。
選擇投降或抵抗（殉死），並不只在北京淪陷之際，每當南明政權傾覆，這樣的抉擇也一再在南方上演。綜合來看，多數人選擇投降、任官，其中一大半是為了保全自家，但也有人心懷救世思想而協助清朝。清朝一方為了統治中華，亦需要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故而熱心拉攏其進入新政權。明清交替之際，這些人發揮了連接兩個王朝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們也因為侍奉兩個王朝而汙辱臣節，時常感受到「貳臣」的內疚。
不同於貳臣，遺臣（遺老）出於對清朝的民族式反抗與對明朝的忠誠，而堅持拒絕任官。比起協助清朝，他們更希望在清之後的後王（聖王）治世中實現自身理想。為了協助後王治世，這些遺臣們探究王朝滅亡原因，拚命摸索改善體制的策略或改革方案，因而出現不少象徵時代的經世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獲稱清初三大儒的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他們和東林派主導者一樣是江南出身的南人，可說是潛浮於當地的經世思想潮流隨著明朝滅亡而一口氣噴發、奔流於地表。

▍5.《中國的形成》
「一個中國」與其矛盾
持續發展的經濟，產生了對財富貪得無厭地追求，貧富差距擴大、貪汙腐敗蔓延、犯罪處處可見，引來了社會動盪與治安的惡化。這種趨勢在前任領導者胡錦濤（一九四二─）時期就已相當顯著，當然最有危機意識的就是當事者的中國共產黨本身了。也因此反貪的行動、強化法治、限制言論不遺餘力的習近平政權（一九五三─）迅速地成為了安定的基石，這也是我們所親眼見證的歷程。
事實上，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從透過對外的開放，積極地吸收外資開始的。若說過去的市場結構是因應外部需求的多寡，而影響經濟景氣的高低，那麼這樣的結構原理仍然是存在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這樣的狀況同樣也能套用在內陸與沿海的地區性關係。在二十世紀的尾聲，中國發起了促進內陸再開發的「西部大開發」經濟戰略，這不僅可說是必然的結果，也可說是歷史的課題。
如此一來，與外國有所聯繫的地區是否又會開始出現分離的傾向？而「瓜分」的噩夢是否又會再次出現呢？統治了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無可逃脫這種對外的既視感與恐懼。
在國共內戰之後，至今仍隔著一道海峽彼此對峙的臺灣，正是如此。與西方合作，早一步達成了經濟成長的臺灣，在一九八○年代之後，與大陸政權「中國」呈現了鮮明而不同的樣貌，並且也獲得了美國與日本等國的支持。因此共產黨政權不能讓臺灣「獨立」、脫離「中國」，並堅守「中國」的一體性，也就是「一個中國」。從歷史來看，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只發生在臺灣身上。
從民國時代就標榜著由「五族」而成立的「中華民族」的「統一」，在現實中也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博克多汗政權下的蒙古，儘管已在辛亥革命時宣布「獨立」，但卻在條約上被明確記載是「領土的一部分」，到一九二○年代才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在名義與實質上得以實現獨立，並維持著同樣的體制直到今天。
原本應該是「領土」的舊「藩部」的脫離，對「中國」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事。之後的政權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願重蹈覆轍。
在辛亥革命時由督撫重權轉移為軍閥統治的新疆省，在一九三○、四○年代有穆斯林住民（回族）在喀什、伊犁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企圖脫離「中國」而「獨立」。但此舉相當孱弱，很快就歷經了失敗，這番歷程就彷彿是過去張格爾之亂、阿古柏政權再現一般，這樣的局勢一直持續到十年前左右的「維吾爾動亂」。

習近平的現狀
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並成為構成「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之一的「維吾爾族」的「自治區」。這自然是新的「領土主權」之舉。直至今日，仍以「職業訓練」為名，實行著民族同化，這已是眾所皆知之事。或許是恐懼於過去阿古柏政權會再度出現吧。
這之間的事多多少少與內蒙古等其他的「自治區」是大同小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嚴重的就是西藏。西藏在民國初年其實是達成了實質上的獨立。但國民政府儘管忌憚著作為後盾的英國，卻仍然固執的對東西藏＝「西康省」實行內地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因戰爭國力疲弊，相鄰的印度一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立刻派遣壓倒性的軍力前往拉薩，實現了「解放」。
在同時發生了朝鮮戰爭的一九五○年代，進駐拉薩或許已被視為是與東方危機並行，決定「領土」統一的生死存亡重要時機了吧。以中國的立場來看，剛建國不久就憑著實力解決了國難，但反過來站在朝鮮半島的立場，則是歷經了南北韓分裂；而西藏是經過了動亂與鎮壓，導致達賴喇嘛十四世（一九三五─）必須要逃亡印度。若是「中國」以及「領土主權」無法確立，那麼至今仍未找到解決線索的半島問題與西藏問題，就可說是直接的出發點了。
這「一個中國」、「中國」統一與其所引發的矛盾，並非是從今天的習近平政權才開始的問題，而有著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歷史性淵源，而且必須要往前回溯到清朝多元共存的體制去思考，才能理解。
眼前的中國除了有新疆、香港、臺灣等極端尖銳的問題，也有圍繞在南海及釣魚臺等幾乎被遺忘的「領土」之爭。習近平體制企圖透過「社會主義強國」化來達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並絲毫不改其強硬的姿態。若將此政治強權看作是「在清朝政權之後，不得不與儼然存在的歷史舊制格鬥，所顯現出來的政權宿命性的弱點」，那是否算是身為歷史學家的偏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