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作曲家群像14：舒曼

羅伯．舒曼是十九世紀偉大的作曲家，也是當時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主宰他的是那狂熱的想像力，以及瞬息萬變的情緒，時而激昂，時而消沉。是浪漫時期的作曲家中，最徹頭徹尾的浪漫者，他完全地實踐對音樂的愛，對人的感情，並且將所有的人生經歷和感受，不論悲傷、快樂、或是痛苦，都透過音樂來宣洩，因此有最浪漫的音樂詩人的雅號。

作者追蹤舒曼的一生，從早年奮鬥的歷程到晚年崩潰的悲劇收場，做了生動的描述。舒曼對於文學的著迷，不亞於他對於音樂的喜愛。童年的舒曼最大興趣是文學而不是音樂，他經常在父親所開的書店和圖書館，徜徉在文學的世界裡。不過，就像很多現代的父母一樣，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有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舒曼的母親期待舒曼能夠成為一位法律人，而不是收入不穩定的音樂家，因此他的音樂人生不超過二十年，大器晚成，卻又英年早逝。

關於舒曼對克拉拉深摯的愛，以及他與克拉拉專制的父親之間的抗爭，本書均賦予新的看法。此外，書中收錄的畫像、音樂作品及描繪各地景物的版畫，鮮活地重現了舒曼那個時代的背景。本書雖是為一般讀者所寫，但專業人士也能從中對舒曼的內心世界及音樂有深刻體會。

提姆．道雷（Tim Dowley）

於倫敦出生、求學，在曼徹斯特大學修習歷史，並獲得博士學位，後為名編輯，著作等身。他同時擅長吹奏長笛和小提琴，曾寫作多本出色的音樂家傳記。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導讀
浪漫派文人作曲家

舒曼是德國浪漫主義的一個現象。這個現象，要是我們沒有跟上它的始末，就是事過境遷，我們甚至還不會察覺到，好像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浪漫主義在當時的德國是一股洶踴的潮流，然而對於未被捲入這個潮流的其他歐洲國家及美國，如今在詮釋或欣賞舒曼的作品時，仍多少有種隔閡之感。
德國於十九世紀前後的浪漫主義起始於文學。其中兩位代表人物是舒曼最崇拜的（舒曼的文學傾向以及與他父親的關係，本書有詳細的說明）。詩人尚‧保羅（Jean Paul原名為Jahann Paul Friedrich.Richter, 1763-1825）在他的作品中把浪漫主義的象徵與動機、人物與背景建立起來。舒曼說，他從尚‧保羅處學到的對位法比從理論老師那兒所學到的還要多。尚‧保羅所描寫那種隱藏在面具下不可透視的衝動、人性的分裂，在舒曼的作品中不時出現，他的《大衛同盟舞曲》與《狂歡節》中，充滿活力的弗洛瑞斯坦（FIorestan）與溫柔內省的優塞比斯（Eusebius）就是取自尚‧保羅作品中的孿生兄弟，這也同時代表舒曼自己不同性格的自我。
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是一位集詩人、律師、指揮家與鋼琴家、美學家與畫家於一身的怪才。他以尖銳諷刺的文筆塑造出浪漫音樂家的典型：克萊斯勒（Kreisler），也正是舒曼作品16《克萊斯勒魂》（Kreisleriana）的主題人物。在霍夫曼的美學中，他認為音樂是所有藝術中最浪漫的，而這浪漫是一種世界觀，它代表永恆與諧和，對美好的過去與理想的未來充滿憧憬，只是對現實充滿失落感。這種人生觀往往也是瞭解舒曼作品的關鍵。當時在音樂界興起一股對古音樂的懷念，而舒曼從舒伯特的交響曲中尋獲了他所憧憬的理想（有關舒曼如何在維也納取得舒伯特的手稿，並且要孟德爾頌在萊比錫發表一事，在本書中也特別提起）。
藝術作品最終還是反映創作者的人格，當我們分析及聆賞音樂作品時，如果不能同時研究作曲家的身世與背景，恐怕很難領會作品的真意與訊息。一位偉大作曲家的一生往往要比常人更豐富，所以更需要後人仔細的考證與研究，在獲得可靠的資料之後，還需要有智慧與判斷力，對作曲家個人與時代背景作整體的描述。我們對作曲家的認識如果是片斷的，或只是從小說、電影中獲得一些誇張不實的印象，將會誤導我們的判斷。可見要瞭解一位作曲家及其作品，詳細研讀一本可靠的傳記是多麼重要的事。
坊間流傳有關舒曼的傳記十分豐富，從一般性的人物與作品研究之外，還有專著論及他與浪漫文學的關係，甚至他的病情研究（如精神疾病、手傷、以及死亡等）；此外，述及他的鋼琴、聲樂、管弦樂及室內樂作品的分析論著更是難以計數。至於舒曼自己所寫的書信及文章更是第一手資料，只是他的文章太模仿尚‧保羅的風格，充滿幻想、抒情與寓言，與他的早期鋼琴作品風格相似，因此他的評論文章顯得十分主觀，過於依據自己的好惡作評斷，而未能建立客觀的美學論點。我們今日只以之作為認識舒曼個人與作品的參考。
德國的舒曼研究，也有從他的妻子克拉拉著手，最近似乎更為盛行，兩德統一時甚至還以她的圖像作為100馬克鈔票的票面，可見她受歡迎的程度。克拉拉是音樂史上難得一見的才女，不但琴藝超凡，在詮釋上有見解與深度，並且是位相當有成就的作曲家。她與舒曼度過16年艱苦的日子之後，還繼續演奏與教學生涯，致力於推廣舒曼與布拉姆斯的作品，無疑地，她對這兩位作曲家的創作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本書描寫的克拉拉，以及她與舒曼之間的愛情與婚姻，並未加以大事渲染，應該算是很中肯，離事實很近才對。
莫札特逝世200週年紀念時，德國的｢鏡報｣竟有人為文將莫札特論成近似白癡的天才；最近也有論者，把克拉拉描寫成自負的演奏家，為了自己的事業，甚至不顧舒曼作品的偉大。這些都是出自商業賣點的危言聳聽之論，沒有學術上的價值。不過，舒曼常埋怨克拉拉把他的曲子彈得太快似乎是真的，因此在用克拉拉所編訂的《舒曼全曲集》版本時，值得加以考慮。
舒曼是位文人氣息很重的作曲家，在浪漫派音樂中獨樹一格，今日對於我們而言，最珍貴的還是他留下無數不朽的音樂作品，要深人瞭解這些偉大的作品，也需要探討他所成長的時代背景。浪漫派藝術家的形象是在這個時代所塑造成的，今日我仰尊對藝術家的看法也多少受到這種形象的影響，但是大部分卻流於膚淺、表面化的刻板印象。為了真正瞭解一位音樂家與他的作品，或是自己準備從事音樂的人，對於一本好的傳記，要細心研讀，任何細節都不可錯過，並加以詳記。這樣才能把在我們心目中已被表面化或神話的音樂家還原為與我們一樣的人，作為我仰尊實際生活上的借鏡；這樣，他的作品才能與我們產生實質的關係，瞭解所謂｢靈感｣是從如何的專著與體驗中獲得。其實，就是純粹從歷史背景的探討，也能擴充我們的視野。
英國從古典到浪漫時期並沒有出現特別傑出的作曲家，但是在倫敦卻有最好的聽眾、客觀而精闢的評論家。許多歐洲大陸的作曲家在倫敦受到極優厚的照料，從韓德爾、巴哈的小兒子約翰‧克利思欽、海頓到孟德爾頌與蕭邦等等，都受到倫敦聽聚的大力支持。貝多芬甚至由於他的作品在當地受到熱烈的歡迎，曾經考慮移居倫敦。
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致力摧廣古典音樂，在音樂作品方面產生像布列頓那首《青少年管弦樂人門》（1946）的代表作，以英國音樂之父普塞爾的主題寫作變奏曲與賦格、介紹樂團中各種的樂器；在文字方面更是出現許多介紹客觀而有實質內容的佳作，Omnibus press所推出的｢偉大作曲家群像｣系列叢書便是很好的例子。以這本舒曼傳記為例，作者提姆‧道雷（Tim Dowley）是位歷史學出身的音樂家與作家，從各家研究舒曼的成果入手，並以原始資料為根據，客觀地整理出舒曼的全貌，讓人讀了覺得清晰而富於趣昧，實在是一本音樂入門的好書。

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
徐頌仁

原著致謝詞
總序
導讀
1. 次維考的童年
2. 學生時代
3. 重返萊比錫
4. 克拉拉
5. 結婚
6. 舒曼與克拉拉
7. 德勒斯登
8. 比塞爾多夫
9. 日薄西山
舒曼年表
舒曼作品全集
譯名對照表

1
次維考的童年

羅伯，亞歷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1810年出生於薩克森邦次維考小鎮（Saxony Zwickau）。當地的｢次維考週報｣（Zwickauer Wochenblatt）登著：
6月8日，本地著名的書商士紳奧古斯特‧舒曼先生（August Schumann）得一子。
奧古斯特‧舒曼是一位牧師的孩子，他生於1773年，歷經幾番努力始為｢著名士紳｣，早年都在和貧困與雙親的反對奮戰。其父因畢生清苦，所以極力勸導奧古斯特從事安穩之職，未料他卻醉心於詩，還寄了些處女作給書商海因澤（Heinse）求教，不過海因澤對他印象並不深。1792年，奧古斯特到萊比錫（Leipzig）的一家雜貨店做助手，同時申請入萊比錫大學學藝術，直到盤纏用盡，才不得已回到老家。不久他開始寫小說――《騎士生活與修道院傳奇》（Knightly Scenes and Monkish Tales），雖然海因澤對他的作品仍不予置評，還是為他安插一個工作，在其采兹（Zeitz）的書店裏當助手。
剛開始時一切順利，但他卻愛上醫生房東的千金約翰娜‧許納柏（Johanna Schnabel），並遭到強烈的反對，直到奧古斯特答應不做書商，轉而經營利潤較高的雜貨店，兩人才得以結合。
但奧古斯特仍對文學無法忘情。18個月後，他出版不少書，有小說、商業指南，又投資1,000塔勒（thaler，編註：舊時德國錢幣單位，l塔勒約等於3馬克）買店面。1799年，奧古斯特終於如願以償重拾舊業，在采兹開書店。1808年，他們搬到慕德（Mulde）河邊的次維考小鎮，奧古斯特並與其兄合資在鎮中心開店，生意興隆。
奧古斯特似乎並無明顯的音樂才能，但十分熱衷文學，出版過好幾本小說和故事集；然而，關於商業和統計方面的著作，反而較為讀者接受。他成功地出版一套｢全球｣經典，作品袖珍本，還將拜倫（Byron）的《培柏》（Beppo）與《哈洛德》（Childe Harold）兩部作品譯成德文。
奧古斯特終年勞碌焦慮，導致精神失調，瀕於崩潰，在舒曼出生那年，他的病情尤為嚴重。
至於舒曼的母親約翰娜則輪廓模糊，曾有作家這麼描述她的晚年：

可能由於婚姻門不當戶不對，她經常陷入浪漫感傷的浮誇幻想中，時而狂熱，時而乖僻。

傳言她迂腐、貧乏，極端病態。不幸的是，舒曼似乎遺傳到他雙親的神經質。
舒曼為家中五個孩子中最年幼者，小時並末展現特殊才華，從小在中產階級尊貴優渥的環境中長大，家中氣氛總是安定和諧，也許貴為么兒的舒曼有被寵壞之嫌。
1812年，歐洲戰事頻仍，拿破崙率領50萬大軍東進俄國，途經次維考小鎮，走了兩天才穿過。翌年，拿破崙自莫斯科敗北撒軍，回程又經次維考，饑餓的士兵四處搜括，還帶來疾病和鼠疫，醫院裏滿是傷患，惡劣的衛生狀況更加速霍亂蔓延，次維考，在幾週內就有500人病死。戰事的蹂躪無疑影響了舒曼一家，孩子們印象尤深。
舒曼6歲上小學，校長是阿克狄肯‧杜那（Archdeacon Dohner）。事實上，他早受啟蒙，有位年輕家教在他家授課做為寄宿的代價。
舒曼7歲習琴，受教於約翰‧加菲德，昆奇（Johann Gottfried Kuntzsch）。昆奇為人和藹保守，才氣不大，全憑自學而成。他在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司琴，並在次維考高中兼課，他曾試圖聯合合唱團、樂團和軍樂隊共同演出，推動次維考的音樂風氣，但畢竟資質平庸，成果有限。然而舒曼很快學會即興彈奏，還寫了一組鋼琴舞曲。他的朋友回憶道：

他能藉琴曲描繪出每個朋友的性格，其精確度，叫人忍俊不住。
舒曼未曾或忘師恩，1832年昆奇任教次維考中學15週年，舒曼以桂冠慶賀，並致語：

唯您慧眼識英雄，指引我步上音樂之途，並讓我的潛能領我繼續前行。

舒曼的音樂天分也深得父親的肯定，還特地為他買了一台昂貴的史特萊赫（Streicher）平台鋼琴。不久，在舒曼家中便可常聽到改編自名曲的四手聯彈；舒曼與同時拜在昆奇門下的一位友人龔德利希‧皮爾慶（Friedrich Piltzing）開始探索海頓、莫札特和貝多芬，他也常彈自己的作品取悅父觀。此時他企圖心最大的作品是為詩篇第150篇（Psalm 150）所寫的包括聲樂和器樂伴奏。
舒曼從小就參加次維考中學的音樂會，有一次他演奏伊格納兹‧莫雪勒斯（Ignaz Moscheles）高難度的《噩歷山大變奏進行曲》（Alexander March）。1819年夏，舒曼到卡爾斯巴德（Carlsbad）聆聽偉大的莫雪勒斯演奏，令他十分難忘，1851年他寫信給莫雪勒斯，說他30年來一直珍藏著那場音樂會的節目單，視之為｢聖跡｣。也約在此時，其父安排他到萊比錫旅行，舒曼在當地首次觀賞莫札特的歌劇《魔笛》（Magic Flute），但鋼琴依舊是他的最愛。
當時昆奇繼續鼓勵舒曼朝音樂發展。1821年11月，聖瑪麗教堂上演早被遺忘的神劇――費德利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所作的《世界法庭》（Weltgericht），就由舒曼司琴。
有一次，黎伊妮（Righini）的歌劇《泰加瑪》（Tigrama）序曲的總譜和管弦分譜誤寄到舒曼的書店裏，舒曼號召他的同好舊友組團演出，樂團包括兩支長笛、小提琴、法國號和一支豎笛，他自己則擔任指揮，同時負責鋼琴部分。中學時代，舒曼既會彈琴又擅演說。14歲時，昆奇認為自己再也無法教舒曼什麼，遂建議他另尋良師。
舒曼自幼就埋首父親的書堆中，任其閱讀品味自由發展，13歲便自編詩集，其中還包括自己的創作。1828年，他編輯了第二本，這回幾乎全是自作，深受當代拉丁詩風的影響。他同時在筆記本裏譯了不少荷拉兹（Horace）的讚美歌（odes）――它們也曾深受貝多芬鍾愛。
舒曼高中畢業不久，就和他哥哥卡爾‧舒曼（Carl Schumann）共同籌畫再版弗雷利尼（Forcellini）的《拉丁大字典》（Lexicon Totius Latinitatis）。或許奧古斯特曾暗自期望他的小兒子能從事文學工作。
舒曼從中學起便熱衷社團活動，1825年左右，他創立兩個學生社團，其一倡導劍術與體操，之後再成立文學社，其最高宗旨如下：

每位文明人都有責任暸解祖國的文學。

舒曼寫信給他萊比錫大學的朋友愛彌兒，佛萊克斯（Emil Flechsig），信裏充分流露自己的文學傾向。他熱愛西塞羅（Cicero）、凱撒（Caesar）、荷馬（Homer）、荷拉兹、柏拉圖、索佛可利斯（Sophocles）和塔契圖斯（Tacitus）;在當代德國作家中則欣賞席勒（Schiller），但還不懂歌德（Goethe）。浪漫文學顯然最能激發他的想像，他的偶像典範是感傷派小說家尚‧保羅（Jean Paul，即J P Richter），他不僅常寫信盛讚這位熱情的作家，連行文都模仿他的風格。1827年舒曼寫給佛萊克斯的信即為一例：

老友啊，與你歡度的時光仍歷歷在目，我傷感地奔向大自然，一再展讓來信不下十次，直到落日餘暉吻別甜翠漸褪的南崗林梢，而金色的薄雲在純淨的蒼天裏飄著……。

舒曼畢業之前，最高興的一件事即是拜訪一位在次維考經商，的音樂同好――卡爾‧卡盧斯（Carl Carus）。幾年後，舒曼形容卡盧斯家中的氣氛為｢平安喜樂，樂音繞樑｣，在那裹，｢人們每天熱烈談論莫札特、海頓和貝多芬，就在他家，我才接觸到這些大師們的後期之作｣。
也是在他家，舒曼認識了卡盧斯的姪媳婦阿格內絲‧卡盧斯（Agnes Carus），她年輕、漂亮、聰明、歌又唱得好，令舒曼大為傾倒，即刻為她寫歌，並在他們次維考鎮外的寇帝兹（Colditz）府宴上，為她伴奏法蘭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藝術歌曲。
舒曼情竇初開，先是愛上了莉蒂‧漢裴爾（LiddyHempel），同時又對娜妮‧帕奇（Nanni Patsch）著迷不已，還模仿尚‧保羅的語調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