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器之道：史前至宋的陶瓷造型藝術（簡體書）

本書從藝術史的角度對史前至秦漢、隋唐、兩宋這幾個時期中國陶瓷的器形和藝術風格的演變進行了研究，特別是對其演變的動因進行了追根溯源的探究, 將中國陶瓷放置在與不同材質和文化相持相讓的適應過程中加以動態的描述。書中以大量的案例，解釋了陶瓷始而模仿金屬器（包括商周青銅器、隋唐金銀器）和外來文化，進而融合金屬器的器形和紋飾（包括外來文化帶來的藝術元素和工藝），終而在造型、紋飾、釉色各方面均創造出以宋代五大名瓷為代表的登峰造極的杰作的完整過程。本書不僅是一部獨具特色的陶瓷史，也為激發中國當代藝術的創造力提供了獨特的資源。

範勃，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油畫藝委會副主任、中國油畫學會副會長、廣東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主要從事現當代美術創作與方法研究，在《文藝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出版《轉譯》《曳遊》等專著5部。曾獲全國美術作品展覽銅獎、全國教材建設獎二等獎、廣東省教育教學成果特等獎等。

本書將陶瓷的藝術生產，放置在跨地域、跨時間、跨文化和跨媒介的宏大背景與動態關係之中，生動地詮釋了古典時期中國陶瓷之所以偉大，恰恰在於它是上述空間和時間場域各種因素大開大合運動進而交叉輻輳的結果。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李軍

序 形式的中國

在中國本土，瓷器從來都不是夢幻，而是一種真實存在。至少從商代中期開始，具有瓷器基本特徵的原始青瓷已粉墨登場，這使得瓷器幾乎與中國文明同時誕生。作者囑我為他新出版的“小

書”作序，盡管這部書的篇幅不足200 頁，卻因為所處理的題材， 具備了成為一部“大書”的資格。通讀全書，我強烈而鮮明的是以下四個印象：

首先，本書在方法論上與坊間汗牛充棟的相關讀物都有所不同，探索了對作為“藝術品”的中國陶瓷進行“藝術史”研究的路徑。這種路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陶瓷的造型問題上。在作者看來， 陶瓷與繪畫、雕塑一樣，都屬於造型藝術的行列，可以用藝術風格學的方式來加以把握。例如，作者注意到，早期陶瓷的器形存在著有意偏離功能的傾向，“轉而去突出不合邏輯的結構形式與非實用目的的外觀美感”，正是這種訴求成就了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中蛋殼黑陶杯那纖細脆薄、空靈精細、令人嘆為觀止的造型之美。值得稱道的是，在強調造型的同時，作者並沒有過度夸大藝術家主觀的藝術意志，而是將其放置在與不同材質和媒介相持相讓的適應過程中加以動態描述。書中以大量的案例，揭示了陶瓷始而模仿金屬器（商周青銅器、隋唐金銀器），進而融合金屬器的器形和紋飾，終而在造型、紋飾和釉色各方面，均創造出以宋代五大名窯瓷器為代表的那種登峰造極的杰作的完整過程。

其次，本書在年代上僅僅敘述到宋代，對於中國陶瓷史後半期輝煌的青花瓷和彩瓷時代不置一詞，顯屬有意為之。宋代的物華天寶，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終結和近世文明開端的標志，無疑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上述年代序列的選擇，猶如一次腰斬《水滸傳》的行徑，使中國陶瓷史在其第一個高峰期的花好月圓之際戛然而止，正是為了刻意宣示，前述從模仿、融合到創造的藝術生產過程已然完成。

再次，本書具體論述了這一生產過程的三個階段，亦屬匠心獨運。第一個階段在中國南（楚、吳越）北（中原）文化互動的語境下，討論了商周青銅器與原始青瓷的跨媒介模擬與轉換；第二個階段在東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下，追索了隋唐陶瓷器與西方（波斯、粟特）金銀器的交融與匯合；第三個階段在古今對話的語境下，探尋了宋代陶瓷以復古為創新的偉大成就。三個階段將陶瓷的藝術生產，放置在跨地域、跨時間、跨文化和跨媒介的宏大背景與動態關係之中，生動地詮釋了古典時期中國陶瓷之所以偉大，恰恰在於它是上述空間和時間場域各種因素大開大合運動進而交叉輻輳的結果——這一點，不僅在隱喻的意義上，更是在現實中，正如實際中國的形成一樣，使中國陶瓷成為另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China），一個“形式的中國”。

最後，我想指出，正如本書作者的藝術家身份所示，本書的寫作對於陶瓷/中國之形式意義的闡發，也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創造力，提供了獨特的資源。在這種意義上，本書的寫作不僅具有學術的意義，更具有實踐的意義。作者範勃近年來的一系列藝術創作，如《瀲滟》（2017）、《回到現場》（2019）、《無形的劇場》（2020）等，始終貫穿著對於跨媒介之“物”如盲文、藥丸、針筒、實驗室的迷戀，以及對於中國境遇的處境感；這種“戀物癖”和處境感被用於展現作者的形而上觀念，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器之道”。

但是，作者在本書中對於陶瓷、中國、創造力三位一體的歷史與哲學思考，居然從未付諸其藝術實踐，這頗令我詫異。或許這意味著一個偉大計劃的肇始？這使我對於他未來的創作潛能，充滿著期待。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李軍

202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