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 耗時近10年的近代史巨作 ★
重探關鍵歷史,一場史無前例、改變百年世界走向的戰爭。
在烽火中看民族國家的建構,思索人與戰爭的關係。
是顛覆、是還原,也是重新評價歷史。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岱君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的跨國研究項目,廣召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青史並未成灰:新史料、新觀點,重探中日戰爭
《重探抗戰史》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既有研究與史觀,客觀公正地探討歷史的真形貌,回答關鍵但始終撲朔迷離的問題。包括:日本何以侵華、為何落敗?貧窮落後的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南京大屠殺不為人知的真相;蔣介石對侵略者「以德報怨」的原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政權?以及若無「兩顆原子彈」,這場戰爭是否會有不同結局?
第一卷論述1931至1938年,中日戰爭開始到武漢會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由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淞滬戰役的過程與真相;抗戰大戰略如何形成;國民政府如何使日軍落入持久戰的陷阱,並深究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本質、八一三淞滬大戰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中日戰爭帶來的並非分裂,而是中國走向真正統一、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階段。
第二卷論述1939至1945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並與世界大戰合流,歐亞戰局也牽動中國戰場,並探討始終真相未明的關鍵問題。包括:日本為何甘冒天下大不韙,在深陷中國戰場且軍力吃緊的情況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為何始終未能攻進重慶、為何不直攻四川速戰速決?尤其重要的是攸關抗戰成敗、直接影響戰後國共命運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日本為何要傾盡國力發動這項跨廣大幅員、死傷慘重的計畫,企圖打通中國大陸、直通南亞?
第三卷集中探索被真假資料與流言環繞的事件與發展,揭開東京與重慶之間,其實在抗戰期間從未中斷過的祕密和議內容,並大膽討論汪精衛與汪政權建立的種種祕辛,以及它如何運作、真的是個壞政權嗎?中國究竟為何有那麼多偽政權?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是如何,又怎麼互動?同時解析由於政治因素始終未能明辨的國共關係,如: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共敵後關係真相為何?還有,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策略,並爬梳他未能收復東北的原因。最後將眼光投往國際,論析戰時中蘇、中英、中美關係中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如何使美國拋棄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又如何在這樣的命運中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政權?
▍重探歷史,是為了映照未來
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不只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希望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能夠藉此鑑往知來。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郭岱君(Tai-chun Kuo)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英文秘書、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事處主任等職。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近現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等。
2003年起參與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資料保存與研究」專案,此項收藏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學術界公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全球收藏近代中國檔案資料最豐富的史料中心。
共同作者簡介
【第一卷】
加藤陽子(Yoko Kato):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周珞:獨立軍事史研究者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原剛(Hara Takeshi):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調查員
深町英夫(Hideo Fukamachi):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張玉萍: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講師
傅應川: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第二卷】
小谷賢(Ken Kotani):日本大學危機管理學部教授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原剛(Hara Takeshi):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調查員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傅應川: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
黃勇:四川廣播電視大學教師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第三卷】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
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主任
黃自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嵯峨隆(Takashi Saga):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潘 敏: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序
導論(節錄)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
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家破人亡,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而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猶在。許多被日軍占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仍有餘悸;而中、美、蘇、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或史料不足,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多失之單薄、偏頗,許多事實真相尚待挖掘、釐清。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控制華北,卻為何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本速戰速決信念、贏得最後勝利?中日之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
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抗戰史研究著有成績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大陸、英國、蘇俄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國民黨黨史資料、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許多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數百篇研究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這場戰爭,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曾邀請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這場戰爭。例如,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The Battle for China論文集,作者包括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不少新的線索與觀點。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運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中外學界的共識。
這些發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而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究這場中日之戰的亦不多見。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文件的保存,可謂獨步全球。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得窺其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長期難解的疑問隨之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布「臨命400號」宣布「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中央軍進入華北,導致日本不安,立即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介石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想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患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稍顧慮,徘徊與猶豫於其間也」 。
如果不是蔣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他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衝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改變態度,婉謝主導調停,以致蔣介石期望的國際斡旋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
目次
【第一卷】
不容青史盡成灰─寫在前面/郭岱君
第一編 中日戰爭的起源
第一章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加藤陽子
第二章 日本走向九一八/加藤陽子
第三章 國民政府隱忍備戰/傅應川、張玉萍
第二編 大戰略形成
第四章 一二八淞滬抗戰/肖如平、洪小夏
第五章 抗戰大戰略的形成/傅應川、郭岱君
第六章 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肖如平、郭岱君
第三編 大戰初起
第七章 重探七七盧溝橋事變/岩谷將、郭岱君
第八章 重探八一三淞滬會戰/傅應川、岩谷將、洪小夏
第九章 重探南京保衛戰/洪小夏、傅應川、原剛
第四編 走向持久戰
第十章 重探徐州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第十一章 重探武漢會戰/傅應川、洪小夏
【第二卷】
前言
第五編 持久戰的實踐與頓挫
第一章 中日戰略調整及其實踐/岩谷將、傅應川、洪小夏
第二章 三陽一線之戰:以戰為守的消耗戰/傅應川、蘇聖雄、洪小夏、黃勇
第三章 重探1939 年冬季大攻勢與桂南會戰/蘇聖雄
第六編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中國戰場
第四章 太平洋戰爭:日本死中求存的絕境策略/小谷賢、郭岱君
第五章 重探中國遠征軍及兩次滇緬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第六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戰場/傅應川、黃勇、蘇聖雄
第七編 阻止日軍最後攻勢
第七章 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郭岱君、岩谷將
第八章 重探豫湘桂大會戰/一號作戰/傅應川、原剛
第九章 國軍最後的反攻作戰/張世瑛、蘇聖雄
【第三卷】
前言
第八編 和戰問題及各地的偽政權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及汪政權/郭岱君、岩谷將、嵯峨隆
第二章 重探戰時中日和議問題/楊天石、岩谷將、郭岱君
第三章 重探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潘敏
第九編 敵後作戰
第四章 國軍敵後作戰之謎/洪小夏、張世瑛
第五章 揭密中共的敵後作戰/洪小夏、張世瑛
第六章 敵後國共關係/洪小夏
第十編 抗戰勝利與戰後中國
第七章 戰後中國的命運/黃自進
第八章 重探戰時對外關係/肖如平、林孝庭、鹿錫俊、陳立文
終章 觀察與省思/郭岱君
後記
書摘/試閱
偽政權的職能為何?
一般來說,一個政權的職能可分為政治統治和資源汲取兩大類。政治統治包括維持社會治安和秩序、舉辦公共服務事業、加強社會管理和社會控制等等方面;而資源則是統治的基礎,政府唯有掌握了必要的財力,才能有效地進行政治統治。日軍占領江、浙一帶後,國民黨縣以下基層行政機構大多自行解散。相當一段時間內,基層社會完全處於權力真空狀態,社會秩序混亂不堪。
汪政府成立後,開始著手組建縣以下基層政權,通過「清鄉運動」,基本完成了這一任務,實現了對蘇中、蘇南地區的有效控制。各級偽政權成立後,均標榜恢復治安、復興建設;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加強,縣市鄉鎮政府的經濟汲取能力也相應增強。
安定民生和復興建設
戰爭給日本占領區帶造巨大的混亂與創傷,因此,各級偽政權在成立之初,均以恢復治安、救死扶傷、復興經濟為施政方針。華中梁鴻志的維新政府成立後,立即號召各級政權復興農村經濟、充實各種建設事業、安定民生的工作。大體而言,這些工作包括:安置、救濟難民(難民統計、設立難民收容所、設立工廠解決難民生計等等)、修建遭戰爭破壞的房屋道路橋梁、恢復學校正常開課、恢復城鎮交通、貿易等。
不過,維新政府所做的這些事僅限於縣城及其附近的幾個鄉鎮,顧不上廣大的農村鄉下地區。這個現象直到汪政府「清鄉」後才有所改善。日偽在民政方面亦做了不少事,包括恢復各縣的民眾及學校教育、提高公務員及教師的待遇、穩定物價、恢復工廠以資貧民生活等等。
以教育為例,淪陷初期,江蘇各城鎮學校校舍很多被毀,學生無處上學,教師失業,無以維持生計。日本人從穩定人心、恢復社會秩序角度出發,每占一地後就試圖組織地方人士修建校舍,儘早復課。各地「維持會」均設有教育科、學務處、民教科之類的機構,以示對復興教育事業的重視。比如崑山自治會的學務處設立督學、教育委員、教材編審員等,人員配備也較為完整。這些機構亦積極籌劃修復校舍、組織各校復課等事宜。雖然戰亂之中,這些工作並未能確實到位,但對於恢復當時教育、穩定人心,仍有相當效果。據統計,當時蘇、浙、皖、京、滬3省2市,大約有40萬兒童因此「得受其中初等教育」。
維新政府成立後不久,江蘇各縣教育復興工作已初見成效。到1938年10月,武進等16個縣的初等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復興,其中速度最快的江都縣,在校學生已占戰前的35.4%。即便是復興成績最差的無錫縣,在校學生與戰前學生的比率也由1938年的2.3%,增加到1939年度第二學期的43.79%,成績相當可觀。僅就初等教育復興而論,日偽政權在1942年之前還是取得一定成績的。其學生數由1940年底的187,867人增加到1942年的301,891人,教職員工亦由3,368人增加到8,377人。到1942年,江蘇初、中、高等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復。
日偽在教育的復原工作上做得不錯,但其他方面則沒有這樣順利,其中最困難的是治安。少數幾個縣在縣知事的積極參與下,復興和治安工作做得比較出色,甚至得到日偽上級政權的嘉獎 。然而大部分縣幾乎乏善可陳。例如溧水縣在戰爭中受創特深,1939年,江蘇省政府派人兩次調查該縣縣政建設情況,發現該縣「一切機構,蕩然無存」,僅有一自治機關,後來在省府的支持下取消自治會,改設縣政府,並委派吳碩人為縣知事。然而這位吳知事「自視事以至卸任,滯留他埠之日較多,在署之日甚少,其政績如何,自在洞鑑之中」。稍後,(偽)省府又派許逸槎繼任,省府本指望這位「年富力強」之縣長一洗前任之窳政,然而許縣長卻與日本聯絡官意見「諸多不洽,以致辦事掣肘」,不久便辭職,調往他處 。
治安問題做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當時混亂的社會大背景下要想做好治安工作確實特別困難,再加上汪政府又缺乏群眾基礎,偽政權官員與日方人士之間意見經常不一致,官員的行政不作為,直接負責治安問題的警察局自身的問題也不少,這些因素都造成治安工作不順。
社會控制
汪政府推行「清鄉」運動為的就是落實對基層的控制。清鄉時,各級行政機關自上而下層層設置保甲機構,希望透過保甲組織來加強對基層的控制。汪政權的清鄉主要做3件事:(1)清查戶口,劃分保甲;(2)督辦軍米資敵;(3)設立封鎖管理處。陳毅在談到蘇南清鄉時指出,日偽甚至將原有保甲及縣區行政人員全部調往南京受訓。清鄉區各縣在編制保甲時往往是編制、複查、抽查三管齊下,以使保甲名實相符。
日偽時期的保甲除具有傳統保甲制度的一般特徵外,在某些方面將保甲職能發揮到極致。以其對社會控制為例,清鄉地區嚴格執行彙報制,甲長每天必須向保長彙報,保長每天向鄉長彙報,鄉長每天則向區長書面彙報。大小事都必須向上彙報,舉凡有無陌生人來往?有什麼活動?得到些什麼消息?陌生人來往住宿均要到警察所登記等等,都必須向上彙報。此外,通過保甲組織來檢查「自新戶」的言行,並實行嚴格的聯保連坐辦法,如發現「自新戶」有「通匪縱匪」情事,凡擔保連坐切結人及本甲甲長、聯保連坐切結各戶一概連坐。
汪政府在基層社會除了設置區、鄉鎮、保甲等行政機構外,還設置了大量軍警和特務組織,這些組織積極干預基層行政機構的運作,有的地方甚至反客為主,代行基層行政機構的職能。
雖然汪政府通過一系列舉措加強基層控制,但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即使在「清鄉」的高潮時,保甲制度亦未按照規定的程序建立起來,甚至連一些形式上的工作亦未完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傀儡政權工作熱情不高,基層行政人員辦理保甲敷衍了事。以保甲編制上極重要的清查戶口而言,有的地方「所報戶口與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往往一戶長姓名重複多達數十戶。另一方面,抗日軍民的破壞以及民眾的不合作也是重要原因。新四軍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整後,很快滲透到清鄉區基層政權,致使很多地方的基層政權具有兩面性,基層行政人員大多為兩面派,對日偽能躲則躲,不能躲就敷衍應付。
此外,汪政府在加強基層控制中賴以依靠的軍警組織,不但未能穩定基層,反而成了基層社會的亂源。大量證據證明,對日汪基層政權破壞最烈的就是被吸收進偽政權機構的民團、自衛團、地痞流氓。他們經常羅列各種藉口,誣告民眾,敲詐勒索。這些誣告只需交些「罰款」就能無事,多則數百元,少則50元不等。
賦稅徵收
徵收賦稅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輕忽的事。淪陷初期江蘇各城鎮成立的治安「維持會」,規模大小不同,但幾乎都設立了賦稅徵收機構,有的叫「財政科」,有的稱「財務股」,還有叫「稅務局」,不一而足。1938年6月,日偽江蘇省政府成立後,省縣政權的機構名稱相對劃一。江蘇省政府成立了財政廳,縣公署則設立財政科,到租賦徵收季節,各縣還成立租賦徵收機構,例如吳縣設立「租賦並收局」(後又改為「租賦徵收總管理處」);崑山縣不但在縣成立「徵收租賦總處」,還在鄉區設立「田賦經徵分處」或「徵收租賦分支辦事處」。此外,省縣政府都設立了金庫,本來金庫只管收入和支出,並不是徵收機關,但當時縣金庫卻可以派收稅員分駐縣轄各稅收所代徵稅款。
1940年8月,江蘇省政府針對各縣「徵起稅款,不分省縣界限,任意挪用」的情形,逐漸廢止縣財政科,在「稅額較巨各縣分設縣財政局,以其逐步整理,納入常規」。財政局成立後,縣知事無直接執行財務行政之權,只有監督指導財政局的工作。儘管各縣財政局的設立,使縣府不能如以前那樣為所欲為、目空一切,但財政廳仍不能完全控制縣方,縣方挪用事情依舊時有發生。有的縣長膽大妄為,竟勒令各區長把田賦款(包括省縣款)直接上繳縣府,「不准徑交財局糧櫃」。
1941年7月汪政府開始「清鄉」運動,強化偽政權的經濟能力是主要目的之一。汪政府在「清鄉」區各縣設立「賦稅管理處」,直接隸屬於江蘇省財政廳,省府的財政收入因此大幅度增長。汪精衛在1942年曾指出,「清鄉區」的財政收入比未清鄉的地區收入,增加35倍。1942年上半年,江蘇「清鄉區」上繳的稅款占偽省府總收入的60.6%,非清鄉區只占39.4%,且後者的範圍大大超過「清鄉」區,更凸顯了「清鄉區」稅收能力的增大。到1942年下半年,「清鄉區」和非清鄉區稅收比率進一步拉大。
稅收增長主要原因是對「清鄉區」的經濟汲取比以前增加,各種附加稅捐多如牛毛。有些地方附加稅竟達53種,且名目古怪,聞所未聞,如人命捐、偽軍偽員討老婆吃壽麵賀喜捐,富人要交殷戶捐等。另外,各地方「官署暨軍警機關,多有違法徵稅情形」,各地關卡林立,對行商盤剝尤其厲害。這些關卡所徵收的稅款和勒索的物資大多落入徵收人員的腰包,只有少部分上繳到日偽政權機構。例如,吳江縣盛澤鄉大檢問所主任陸君全任內徵收的物資,最多上繳一半,多數被截留進入其私囊 。對上述亂設亂收現象,汪政府雖屢下禁令,甚至撤銷了南京附近的幾個關卡,但遠離京畿的縣仍舊我行我素。各地縣府在日本宣扶班的撐腰下,或者改頭換面,繼續徵收;或者敷衍政令,暫停徵收,稍後數日,復又開始,甚至變本加厲 。上述種種,說明了汪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還是有限。
他們為何要加入偽政權機關?
以上對淪陷區各個偽政權的探討顯示出,淪陷初期,不僅人民死傷、房舍交通毀損,原有的行政體系更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離形成真空,以致社會體系崩壞、治安蕩然,各地反日和武裝抗日行動仍然相當頻繁。另一方面,日本控制的偽政權在各地成立後,各項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施政也跟著展開,其成效因人、因地而異。不論是何種情況,當政治及社會機制陸續恢復運作時,面對侵略者,淪陷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為生存,或與日偽來往,或與之做生意,或到日偽機構工作,甚至還有少數站在日偽立場為日偽權益奮鬥的。
縱觀抗戰期間,在日偽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對日軍的反應大致可分3種:
第一,積極抵抗。即直接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武裝鬥爭。這種抵抗在抗戰期間自始至終都存在的,其主體力量是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軍隊,以及淪陷區堅持與日軍鬥爭的地方勢力。
第二,消極抵抗。淪陷區沒有組織起來的民眾(尤其是部分村民)對日本占領者持消極抵抗的態度。民眾往往在日軍到來之時,全部逃離或者隱藏起來,情勢緩和後,再陸續回來。這固然是由於恐慌心理,害怕遭到日軍的屠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
第三,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即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生存而順應日本人的統治,或者想方設法利用日本人,獲取利益。與日偽合作者又因職位高低而有差別。例如:
(1)上層:即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他們有意無意中將日本侵略者捲進政經利益的鬥爭中,利用侵略者為自己服務,侵略者反而成了地方利益、政治鬥爭的工具。
(2)中層:大多是戰前國民政府的一般行政人員、教育界人士,以及地方上的商人階層。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進入日偽政權機構,這些人也很快適應日本入侵者的統治,利用侵略者給予的權力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不少商人利用日本人的各種政策牟取利益。
(3)下層:可分成普通市民及農民、土匪幫會及地痞流氓兩大類,前者一般採取順從的態度,有時也拒絕合作,這種拒絕態度有時會發展為較積極的抵抗;後者本來就是無賴的投機之徒,利之所在,趨之若鶩。
由於淪陷區存在不同的政權組織,很多地方的中下層人士以及部分上層人士的行為表現出「兩面性」、甚至「多面性」。順從的、助紂為虐的有之,敷衍、陽奉陰違的有之,在順從與敷衍間遊走的亦有之。這種現象實際上也是人們在特定環境下尋求生存之道的一種選擇,他們在「通敵」與「反抗」之間奮力掙扎,小心應付,作出讓步和妥協;即使是那些心甘情願的通敵者,也試圖在通敵與抵抗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不是不顧一切地倒向日本占領者。
正因如此,淪陷區日偽基層政權也普遍出現「兩面性」的現象。那些參與淪陷區偽政權或與他們來往的人多被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籤,但他們行為又往往顯示出複雜面,似乎又很難簡單地以「漢奸」或「賣國賊」名之,或「模式化」。
問題在於,那些被視為漢奸、賣國賊的人,他們的實際作為究竟如何?他們是否出賣了國家民族利益?他們的內心世界究竟如何?這是一個很少被觸及的問題,本研究嘗試作些探討。
什麼是「漢奸」?中國向來有「漢賊不兩立」的觀念,歷朝歷代,凡是與侵略者合作的人多被稱為「漢奸」。《現代漢語詞典》對「漢奸」的定義是:「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原指漢族的敗類)。」依此定義,漢奸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1)侵略者;(2)投靠侵略者的人必須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至於「民族國家利益」則可大可小,大到出賣國家領土,小到和入侵者說一句話,都有可能被貼上漢奸的標籤。中國歷史上,每逢異族入侵時,官方和民間把那些投靠入侵者的人、不得已與入侵者合作的人,有時甚至把一些與入侵者有聯繫、有接觸的人(比如與入侵者做生意等),統統稱為「漢奸」。
另一方面,漢奸一詞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被指為漢奸的人將遭人唾棄,活著時抬不起頭,死了也永世不得翻身,甚至連累其子孫後代。
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研究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廣州地區社會各階層(官府、紳士、團練、農民、宗教、祕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他指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人們為了獲得某種目的而廣泛使用「漢奸」一詞,並隨意擴大漢奸範圍。漢奸是官員們推卸戰敗責任、百姓發洩恐懼和失望的對象;漢奸也被士兵們所利用,他們胡亂指責農民叛國,以此作為其恣意搶掠的藉口。因此,所謂的「漢奸」不僅是指與入侵者有合作行為者,也有包括被某些人為逃脫責任而製造出來的「替罪羊」 。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也指出類似的現象:「在鴉片戰爭中,『漢奸』是一個最不確定的稱謂,一切不便解釋或難以解釋的事由、責任、後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漢奸』的身上」,當一些組織尤其是官府壓制的「會黨」與官兵械鬥、為外國人提供勞務或食物、從事鴉片走私、甚至僅僅不願與官府合作時,都被官府指責為「漢奸」。
台灣學者羅久蓉觀察1941年鄭州維持會的案例,發現漢奸的形成與一定的歷史情境有關,這些情境包括淪陷時間的久暫、各地社會經濟生態、權力運作以及人際關係等。她指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合作實有各種原因:有的出於保家、保地方的心態,有的是通過同學同鄉的關係進入日偽組織,有的在淪陷初期不願意進入日偽政權機構,但後來有些偽政權職務反而成為競相爭奪的肥缺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儘管「情境不足以解釋淪陷區民眾為什麼與敵偽協力合作,但是我們在探討漢奸生成原因時,卻不能把行為從情境中抽離」。也就是說,不能無視行為背後的環境或人際因素。
本研究在探究與日偽合作者的行為時發現,合作者的動機、心態,及行為表現,往往因其經濟狀況、社會地位,以及社會權力資源的不同,而有相當的差異。例如,與日偽合作的行政人員而言,一般可分成3個階層:(1)上層行政人員,包括維持會長、縣知事、縣長、區長以及每個機關的主管人員等;(2)中層的行政人員,指縣、區鄉政權裡一般的科員及辦事人員;(3)基層的鄉鎮保甲長。這3個階層人員的動機與行為呈現出相當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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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 商品名稱 | 定價 |
9789570863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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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 |
9789570863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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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66506 |
重探抗戰史(三):抗戰與中國之命運 |
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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