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

童年時的不解，其來有自
叛逆長大後發現，創傷不曾退去，而是遺傳相隨
白色恐怖第三代的家族追尋記

本書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黃溫恭的孫女張旖容，所寫的家族史追尋記。她驅車往南方一路前行，回到那個自己甚至尚未成為受精卵的時刻──屏東縣春日鄉，一切故事的起點。
二○○八年，張旖容意外在國家檔案中發現阿公的遺書，開啟「遺書返還運動」，並展開家族記憶的追尋。
自幼時起，張旖容的心裡始終有個困惑：為什麼在母親眼中學歷等同一切？她寫下：「我沒有辦法太靠近媽媽，太靠近是會受傷的。」「媽媽可以輕易理解我的話語，但她不太能同理我的感受。同樣的，我也無法同理她的感受，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其實差不多。」
長期與母親關係的緊張、矛盾、彆扭，在追尋家族記憶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絲緩解。她知道母親因為作為「黃溫恭的女兒」，被迫放棄出國留學的夢想；阿嬤楊清蓮晚年失智後，逢人便問自己的身分證在哪，母親只好複製幾十張備用，阿嬤一問，就給她一張；自小作為叛逆女兒，婚紗照在六張犁公墓拍攝，婚宴辦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前，母親也未置一詞；等到自己開始育兒，孩子成為與母親之間重新建立的橋梁。
張旖容在自己的學術專業生物學研究中，體認到遺傳的複雜性。壓力和創傷不只影響下一代，也會藉由代間遺傳，影響孫輩。作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第三代，從遺傳解釋與創傷書寫中，似乎找到長久以來面對困惑的安身方式。
本書收錄黃溫恭案件相關檔案史料、家族相片及書信；並由白色恐怖研究者林傳凱以張旖容多年好友身分撰寫〈迷霧中的偕同之旅──記路竹支部與遺族的追尋〉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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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旖容
政治受難者第三代，生物學博士。成長於一個從不談論政治的家庭，卻意外發覺那不談背後的殘酷真相，自此開展了十多年的追尋與調查。

林傳凱
研究者，現服務於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長期研究戰後政治史，近年則投入「白色歷史鄉鎮化」行動，將昔日歷史帶回原鄉。合著有《無法送達的遺書》。

作者序　天堂路
二○○八年，我找到外公（本書稱阿公）的遺書、認識傳凱。
二○一八年，傳凱和我都在這一年博士班畢業，他找我一起寫下這十年──關於阿公和我尋找他的旅程。
我從答應書寫開始，就知道這是條只有我能走的天堂路，但我從沒想過要放棄，我知道我必須、也有能力寫完這本書。不過此時，我已結婚生子，身為家中幼兒的主要照顧者，要在書寫與母職身分之間切換，是困難的。
書寫必須投入自己，如同干將莫邪以身鑄劍，若無融鑄自身便無產出。然而母職恰是投入的反面，你必須捨下自己，順應著嬰幼兒的需求生活，兩者間從來就沒有什麼兼顧，只有取捨和外包。對我而言，寫作這本書的另一個挑戰是我要如何不在情緒漩渦中滅頂？拜疫情所賜，伴侶的工作從進辦公室轉成永久在家工作。和他同處在家中的不同空間，讓我總能在需要時即刻從他身上得到力量。也曾發生過，我在廁所找到正在刷馬桶的他，跟他說I want抱，他放下清潔用品，轉身給我一個緊緊的擁抱，讓我的淚沾溼他的上衣。我們在浴室抱了五分鐘，他吻了我的額頭，我緩過氣來給他一個吻，回到書桌前繼續我未完成的書寫，他繼續刷他的馬桶。
伴侶主動分擔家中多半的庶務又接住我的一切情緒起伏。每天，我總是可以在他哄小孩睡覺後，和他一起待在床上，告訴他我今天的進度，我常常說著說著就哭了，也或者，先哭完才繼續說下去。他總是在這時候接納、同理、認可所有的我。我總是躺在他身上哭，他會給我帶有溫度和力量的擁抱，告訴我他愛我，我做得很棒。透過這些微小的、重複的日常，我穩定了自己的非日常，讓我能日復一日投身回到追尋家族記憶的時空，在史料、家族故事和個人記憶與情緒間來回。
除了伴侶的支持，我亦尋求專業協助，確保我在書寫的旅程中能平安靠岸。我參加八週MBCT正念冥想課程和長達近一年的一對一心理諮商，讓專業諮商師和正念技巧陪著我去梳理這些情緒和議題。這條漫漫長路我一走就是五年，我有時走得快些，有時慢些，但我從未想過放棄或停下。此書，就是這些年來的結果。
本書獻給所有政治受難者家屬們，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受苦的人從來就不只有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第三代們無從選擇卻必須共同承擔苦難。我不會說一切都很好或是一切都沒事了，但我們在這裡，始終都在，不曾離開，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遺書及後續〔節選〕

《國防部公文》
受文者：總統
事由：為叛亂犯陳廷祥等業已執行死刑謹檢附執行照片及更正判決轉請核備；二、茲據該部……號呈以業將叛亂犯陳廷祥黃溫恭兩名於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檢呈執行照片暨更正判決請核備。三、謹將上項執行情形連同受刑人陳廷祥黃溫恭兩名生前死後照片各一張……

我從沒想過，他生前最後一張相片，竟然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拍攝的。照片很小，我分不清他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見不到驚慌懼怕，反而是某種安詳與篤定。無從想像起，最後一夜，他是如何度過的？公文寫到，夜半兩點開庭，六點執行。想來就是在這四小時之中，他寫下那五封絕筆信。然而，信卻到不了他親愛的妻子與子女手中。天地何以待他如此？

留給心愛的清蓮 一九五三．五．十九 夜
永別的時到了。我鎮壓著如亂麻的心窩兒，不勝筆舌之心情來綴這份遺書。過去的信皆是遺書。要講的事情已經都告訴過妳了。臨今並沒有什麼事可寫而事實上也很難表現這心情。我的這心情妳大概不能想像吧……
為表達我如何疼愛著妳，絞著最後的精力一字綴一字……請妳體察我此情！
……
請妳替我向大家道謝生前之愛顧。大家對我極好無比的了，我相信此後他們對妳也一定繼續很好的。非常誠懇地祝福他們的康樂！祝福兒子們的健康！無止境的進步！祝福妳的青春永存！幸福！快樂！我這拼命的祈願確信一定能達到的。
我的死屍不可來領。我希望寄附臺大醫學院或醫事人員訓練機關。我學生時代實習屍體解剖學得不少的醫學知識。此屍如能被學生們解剖而能增進他們的醫學知識，貢獻他們，再也沒有比這有意義的了。以前送回去的兩顆牙齒，可以說就是我的死屍了。遺品也不必來領。沒有什麼貴重值錢的，予定全部送給難友們。謝謝妳的很多小包、錢、及信。對不起。
嗚呼！最後的時間到了……緊緊地抱擁著妳的幻影我冥目而去……
再給我吻一回！喊一聲！清蓮！

這是阿公手寫五封遺書中的第一封，也是最長的一封。我從那疊申請到的檔案中發現這封遺書時簡直不可置信！那是夜半，止不住的淚水從我臉上滑落。之後一遍一遍地重讀，每次帶給我的情緒衝擊始終不減。究竟是怎樣的政府，要取走他的性命，而他，又是如何地想著要貢獻自己。對三十三歲，方當盛年的他，我相信送回去的兩顆牙齒，不會是自然掉落。但我已無法思考下去，究竟當時，是何等非人的遭遇。而他，是我的血脈至親。
阿公走後數日，才由路竹當地警察送來被槍決的通知書。阿公的父親黃順安面對噩耗當場暈厥過去，隔日阿公的大妹黃嫣和鄰人隨即北上想要領屍，但阿公已被葬在臺北六張犁公墓裡。直到七、八年後，方由阿嬤和黃嫣北上撿骨，撿回的骨骸放置於長型盒子中，暫放家中三合院五間房，數年後改葬路竹第一公墓。每年清明祭祖時，阿公的弟弟妹妹均會去掃墓祭拜。
一九七六年因應政府的「公墓公園化」政策，公墓遭廢除，阿公的遺骨再度被撿入金斗甕中，放在路竹鄉立納骨塔，阿公大弟黃中平依舊每年前去祭拜。二○○四年起媽媽、舅舅和阿姨也會去祭拜，但納骨塔管理不善，祭拜時還可以看到前一年的花依舊放在原處。大家商量之後，決定遷到臺北管理較完善的私人納骨塔。二○○七年三月將阿公的遺骨遷出，並火化安置於臺北慈恩園，二○○九年阿嬤過世後，同樣火化安放於阿公旁邊。五年夫妻，五十六年死別，終於又歸到了一塊。

阿嬤的旅程終點──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二○○八年底發現遺書時，外婆癌末住院多時。她長年患有阿茲海默症，不太認得人。本來我們想等她身體狀況好點，挑個她頭腦清醒的片刻，再把遺書拿給她或唸給她聽。只不過，我們始終沒能等到這一刻。
阿嬤退休前是小學老師，老年時儘管因為疾病身體機能和認知能力嚴重退化，但仍保有識字能力。我還記得陪她從醫院出來搭捷運時，她瞇著眼睛看捷運上的宣導圖片，唸出上面的字，為自己能唸出字而開心地笑得像個孩子一樣。
二○○九年七月十九至二十二日是陳文成基金會舉辦的綠島人權體驗營，地點在從前關押政治犯的綠島新生訓導處。我作為小隊輔，和隊員們一起度過三天。營隊結束前一晚，我接到媽媽來電，說阿嬤狀況不好。當時已是晚上十一點多，沒有任何交通工具能離開綠島。我和媽媽說：明天回去。
當晚，工作人員開會到清晨三、四點（這是很多營隊活動的惡習，工作人員也是人，也要休息睡覺的呀！）。我和幾個朋友索性不睡了，邀同行的柯志明老師去泡朝日溫泉。我們一邊看日出泡溫泉，一邊和老師聊當年他父親柯旗化兩次入獄又回家之後的相處點滴。老師的這趟行程，可說是傳凱用盡心思促成的。傳凱先是請另一位老師鼓勵柯志明老師重返綠島，行前，老師在答應去綠島的回信上寫著：「三十年了，好像也應該去面對，那些不想面對的回憶。」隨著營隊開始，一天、兩天，老師慢慢地可以開口談他的父親。老師說，要將這件事說出口，也經過好久好久的時間，上臺分享時，從破碎的片段，到完整訴說。那個當下，那些回憶和傷痛終於可以用語言傳達。
老師叫我一定要提早回去，他說當初想幫自己的父親出回憶錄，在排版好沒多久，父親就過世了。
從溫泉出來後，我搭上當天最早由綠島開往臺東的船班，再搭飛機回臺北，回家抓了遺書影本直奔醫院。下午三點，我人已在耕莘醫院，等阿姨從新竹趕到，醫師表示不再打強心針。能趕到的家屬全圍繞在阿嬤床邊，我站在阿嬤床前，把阿公將近六十年前在軍法處死刑犯獨居房桌上寫給愛妻的遺書，反覆唸了兩遍。阿嬤是有聽到的吧！
阿嬤過世前，我們沒能拿回遺書正本，讓阿嬤親眼看一看、摸一摸阿公親筆留給她的信。
終其一生，阿嬤從未見到此信，也不曾再婚。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當年送達阿嬤的手中，是不是，阿嬤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心愛的清蓮
我的阿嬤楊清蓮，一九二○年出生於臺南市大正町，是楊家三男五女中的四女，下面還有一個小兩歲的妹妹。楊家當時是大家族並未分家，阿嬤的父親早逝，主掌家計的二伯開匾額／裱框店。原先她有念小學，後來不知道怎麼不念了。九歲時又跟七歲的妹妹一起再念一次末廣公學校，一起畢業。
小學畢業時，三哥從臺北醫專畢業，在臺南醫院當醫生，也在家開業。家裡看阿嬤年紀比較大，能做事，打算讓她去三哥診所幫忙配藥，不繼續升學，把念書的機會留給小妹。誰知小妹考省南女失利，阿嬤見機問二伯能否把讀書的名額讓給她？但當時省立高中的考試已經結束，只來得及報名私立長榮女中。長榮女中是教會學校，學生們常到二伯店裡裱框，二伯認為這間學校的女學生氣質很不錯，雖然家裡並不信教，但也同意讓阿嬤去試試看。
阿嬤順利考上長榮女中，當時高中畢業的人不多，畢業就能取得教書資格，於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盲啞學校教書，在這份工作中她學會手語和按摩。幾年後，阿嬤相親認識小她幾個月的路竹牙醫師黃溫恭，兩人結為連理。婚後她很快懷孕，長子黃大一出生後不久，黃溫恭的工作開始不穩定，他把路竹的牙醫館收了，先是去高雄中學當了幾個月校醫。接著全家又搬到屏東縣春日鄉山上，黃溫恭擔任春日鄉衛生所主任，楊清蓮在春日國校當老師，生下長女黃鈴蘭。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阿嬤早上起床，挺著六個月身孕走到黃溫恭時常過夜的雞寮，卻找不到人。她的生命從此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時阿公有個嚴禁他人進出的雞寮，充作他的實驗室。他在其中做了各種實驗，其中之一是栽種香菇，他嘗試找出人工培植香菇的關鍵培養基。晚間，他也常留宿雞寮，沒有回到鄉公所的宿舍過夜。
他憑空消失後，阿嬤打給婆婆求援。婆婆是黃溫恭的繼母，兩人雖無血緣關係，但婆婆非常疼愛這個大兒子。不識字且裹小腳的婆婆，千里迢迢從路竹後鄉村來到屏東春日山上，把長孫大一先接回家照顧。還因為把身上帶的錢全部留給媳婦，差點回不了家，只好和枋寮車站的站長借錢買車票。
阿嬤則是帶著一歲多的女兒和六個月的身孕回娘家待產，後來才收到黃溫恭被捕的消息。三個月後，寶寶出生，是個女兒。她寫信告訴在保安司令部關押的丈夫這個消息，也寄錢和物資給在獄中的丈夫。
在春日懷上的這個女孩取名為春蘭，「蘭」從姊姊的名字鈴蘭而來，「春」則是紀念在春日的那段日子。春蘭滿月時，阿嬤帶著春蘭去相館拍下第一張滿月照，寄去給人在保安司令部、從未見過這個女兒的黃溫恭。此時阿嬤依舊帶著一絲盼望，希望丈夫能平安回家看兒女長大。
這樣的盼望，被那個叫作蔣介石的人，用一枝筆和五個字輾碎了。
蔣在判決書上，用一枝筆決定了他根本不曾親自審判、或親眼見過的黃溫恭的命運。
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蔣介石批示「黃溫恭死刑，於如擬」。十六天後，來自路竹的年輕醫師黃溫恭命喪川端橋南端刑場，享年三十三歲，留下同年的遺孀和襁褓中的一子二女。（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