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教育：為核心素養而教，為生存能力而學（簡體書）

哈佛大學教育變革領導力小組負責人托尼·瓦格納走訪了美國多所公立和私立學校，與商界的引領者們交談，了解職場和社會迅速變化的需求。他提出，未來新環境需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善於溝通的創新型人才，他們必/須具備7大生存力。

作者提出，學校教育理當是培養未來人才7大生存力的關鍵一環，教育工作者應該堅持以核心素養立意，教育也應順應全球化、知識時代與科技發展等挑戰被重新定義。作者為教育領導者指明了方向，討論了圍繞核心素養設置課程、考試命題與評價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以及如何實現“以學生為中心，促進教學方式的轉變”，還討論了如何將孩子培養成終身學習與終身好奇的成年人。

每一個關心孩子的人都應該了解時代的需求，並把這種需求作為指引貫穿於面向未來的教育過程中，讓孩子為日後的學習、工作、履行公民責任做好準備，獨立應對充滿真實挑戰的世界，掌握自己的明天。

托尼·瓦格納

公認的杰出教育家，擔任哈佛大學創新實驗室常駐專家、哈佛大學教育變革領導力小組負責人，他也是學習策略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他常應邀在國際研討會發表教育專題演講。著有《用心學習》《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創新管理課》《為孩子重塑教育》等書。

沒完沒了的考試、成績、成功、上名校壓得學生和父母喘不過氣來。今天的學校與真實世界之間仿佛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學校安排的教學和考試、學校對學生的期待，與這個社會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學生認可的激勵方式有著天壤之別。

閱讀本書你會了解學校應當如何與現實接軌、如何激勵今日的學生，明日的棟梁，了解為人師、為人父母、為人雇主的新定義，了解如何為急劇變化的社會培養未來人才。打開教育的黑匣子，為學生釋放出7種決勝未來的生存力：跨領域合作與影響型領導力、隨機應變與靈活適應、積極進取與勇於開創、有效的口頭交流與書面溝通能力、獲取與分析信息的能力、好奇心與想象力。在教學中靈活融入7種生存力，幫助學生為學習、工作、履行公民責任做好充分準備，具備終身競爭力、學習力、思考力……

在我看來，教育面臨的一個全新的、鮮為人知的挑戰：在當今這個競爭激烈的全球“知識經濟”中，大學、職場、社會都需要學生具備一套新素養。然而，我們的教育卻沒能讓學生掌握這些新素養。這就直接把年輕人，甚至國家置於競爭的下風。學校在原地踏步，而這個世界正在大步向前。因此，我們的學校教育不是太失敗了，而是過時了。縱使是那些在標準化測試中名列前茅的學生也會被時代甩在身後。過時與失敗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也因此需要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這些新素養是什麼？為什麼它們變得至關重要？為什麼連我們尖端的學校都不曾教授或考查這些素養？我們如何讓學校對學業負責，如何監督教學工作？為了迎接這些新挑戰，教師的培養方式、支持體系應該作何改變？我們該如何激勵今天的學生在新世界勇往直前，脫穎而出？一所能直面這些挑戰並培養出卓越畢業生的好學校是什麼樣的？對於日益擴大的全 球成就差距，作為公民的我們能做什麼？必/須做些什麼？上述都是我在本書中將會提及的問題。

一個嶄新的教育大環境

50多年前，魯道夫·弗萊什（Rudolf Flesch）寫了一本言簡意賅的書，名叫《約翰尼為什麼不識字》（Why Johnny Can’t Read）。這本書一經出版便引發了一場“識字戰爭”。哪種拼讀識字的教學法是更有效的？各個學派就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了今天。相對於不同的觀點，這個話題本身有著更深刻的意義。在20世紀，學校與家庭關注的焦點都是識字閱讀、運算和基礎寫作等基本技能。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精準”的課程意味著他們必/須在放學後背誦大量的單詞，做更多的數學題。雖然學者和家長對如何教授技能莫衷一是，但大家從未質疑過這些能力的重要性。在美國歷史上，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第/一個提出識字是公民的必/備技能。到了20世紀，“3個R”在職場中有了越發重要的地位。

然而，到了21世紀，僅僅掌握閱讀、寫作和數學這些基本技能已經不夠了。現在，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幾乎任何工資超過低工資水平的工作都在招聘能解決腦力難題與技術問題的員工。我們將在第1章詳細展開這一點。此外，向我們撲面而來的還有呈指數級增長的信息巨浪、不斷革新的技術，以及全球變暖等更複雜的社會挑戰。因此，21世紀的工作、學習和公民責任要求所有人會思考，即會推理、分析、權衡證據與解決問題；還要求我們能有效地進行溝通。這些不再是精英階層才應掌握的素養，它們已然成為每一個人的必/備生存力。

過去10年裡，我探訪了美國公立學校。在那些學校裡，我看到約翰尼、胡安和萊蒂西亞在學習拼讀單詞和閱讀文本，他們並沒有學習如何與文本進行理性和感性的互動。他們也沒有學習清楚地寫出或說出自己的想法。盡管記住了歷史上重要的名字與日期，學生們卻無法解釋歷史事件背後的意義。他們可能正在學習加減乘除法，但卻完全不了解數字的奧妙。由於不知道如何分析、統計數據，也不會計算概率，許多學生不明白報紙上的圖表在說些什麼。教師要求他們把大量的科學原理記在腦子裡（往往很快就會遺忘），但很少有學生知道如何應用科學方法，即如何做出一個假設，檢驗它，並通過分析得到結果。然而，這種科學的思維方式是許多分析與研究的核心。我還觀察到，在學校上學的時間越長，學生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就越弱。之後我們會讀到，有效的溝通、好奇心和審辨思維並不只是博雅教育追求的目標，它們更是21世紀必/不可少的素養與思維習慣。

為什麼哪怕是在頂尖的高中，學生在課堂上總是缺乏好奇心與求知欲，他們的思考總是停留在淺表？一個簡單的解釋就是，學校的教學理念從來就不是為了教會所有學生如何思考。我們的公共教育體系在20世紀初期初具雛形。自那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只有那些去大學預科班的學生才需要學習如何推理、解決問題，等等。而長久以來，這群人只占所有學生的一小部分。即使是這群為數不多的學生，在學校能習得上述素養多半是靠機緣巧合，而不是教學的刻意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教師並沒有學習過如何教學生思考。在過去，教科書並不是為了教學生推理或分析，考試也不是為了考查推理和分析能力。而時至今日，我們的教科書與考試還保持著從前的模樣。

縱觀歷史，大多數人從事的都是體力勞動，而非腦力工作，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不上分析技巧。在不同時期，出眾的學生往往更有可能從與父母的對話中學習如何思考，例如，在家庭聚餐時或家庭旅行中，而不是從他們的課堂上。他們帶著智能與上進心進入學校，然後又帶著這份智能與上進心從學校畢業。一些教師看似為這類學生“鍍了金”，但是事實上，那很有可能只是一種巧合，至少在公立學校是這樣的。私立學校的創辦初衷是培養精英，所以一直以來都對學生有著更高的要求。然而，私立學校培養的高中生還不到全美高中生總人數的5%。

……

要教給所有學生如何思考和保持好奇心，光靠教師們精進教學能力是不夠的。讓教師參加更多職業發展培訓，編寫內容更優質的教科書，設計配套的考試，都是必/要卻不充分的舉措。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學校是為了什麼而教，我們想為學生提供怎樣的學習體驗，以及我們期望高中畢業生知道什麼、有能力做什麼、應該為什麼而學。我們之中不乏許多人已為人父母，甚至孩子已經開始上學了。作為家長，過往的學習經歷塑造了我們的認知，並定義了學習應該有的模樣。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過去的經驗仍然支配著我們對學校的理解。然而，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可能一葉障目，讓我們很難意識到對於現在的孩子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我會邀請你反思這些問題：所有學生都需要知道的是什麼？在21世紀，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成年人意味著什麼？優質的教學是什麼樣子？我們應該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

回答這些問題，並不是為了人生的哲思，而是因為要讓我們和孩子們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立足、養家糊口，我們需要新的答案。托馬斯·弗裡德曼、丹尼爾·平克（Daniel Pink）和其他許多人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現在的孩子們必/須與世界各地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同齡人競爭工作。科技已經使越來越多重復性的工作被自動化取代或外包“出海”。這樣的變化敦促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樣的教育才能讓這一代年輕人獲得並守住一份好工作。

在重新思考21世紀的教育目標時，我們要考慮的不只是如何讓學生養家糊口。學校應當如何與現實接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一下

在短短的幾十年裡，這個世界發生的三個根本性轉變。

• 新興的全球“知識經濟”迅猛發展，給各行各業都帶來了深遠

的影響。

• 信息從原來的數量有限且不易獲得，快速轉變為數量過剩且流

動性巨高。

• 媒體和技術對年輕人的學習方式有著越發重要的影響，同時也

改變了他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年輕人彼此之間的關係。

每一個轉變對我們的教育系統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如果三管齊下，

我們就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有關教育的所有假設，比如學生應當學什

麼，應該怎麼學。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探討這三個轉變具體是什麼，

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教學、考試、教育、師範專業與激勵學生學習

的方式。

第1章，我們將了解職場大環境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連同其他的因素使得我們必/須掌握的七大生存力。在當今的全球“知識經濟”形勢下，這七大生存力對工作、學習和履行公民義務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第2章，我們將把嶄新的職場環境與陳舊的教育體制進行對比，後者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在這一章，我們還會“參觀”美國一些知名的公立學校，在那裡的課堂上捕捉七大生存力的痕跡。第3章，我們將把目光投向以選擇題為主的大規模的標準化考試。我們將討論這些考試為何變得如此普遍，並衡量它們對當今教育的影響。另外，我們還將在這一章介紹一些新的評估方式。新式評估將讓學校有機會考察學生對七大生存力的掌握情況，進而更好地對核心素養的教學負責。第4章，我們的師範培訓需要改革，在學校裡提供給教師的支持也需要有所調整。第5章，將會討論這群和我們成長環境截然不同的“網絡世代”，他們是如何被這個嶄新的世界所塑造的。這一章還會提到教師在激勵今天的學生、明天的職場人時所面臨的挑戰。第6章，我們將探索三所不同凡響的高中。這三所學校會向我們展示如何教授和評估七大生存力，以及未來教育的新方向。後面的結語章節將拋出一些問題，以便我們打造出一個嶄新的對話環境，探討新世紀的教學與評估。

本書將在開篇介紹為什麼我們不能只教那些被認為“天賦異稟”的學生如何思考，而應該教所有學生學會思考。為了朝這一目標邁進，我列出了一些必/須考慮的問題。為了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和審辨思維，教育制度需要做出哪些改變？為了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教師需要采取哪些新措施？

什麼樣的考試能考查學生在這些新素養上的水平與進步？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固然重要，不過，正如愛因斯坦所建議的，“提出問題”更加重要。

簡單來說，這個“問題”就是，今後國家的經濟實力、民主發展水平，甚至是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都有賴於我們對未來幾代人的教育方式。這種新的教育方式將與我們許多人經歷的截然不同。讓我們跟隨這本書踏上旅程，去了解全球成就差距，用新視角思考教育，探索出更合適的教學方式。

是時候幫助所有學生為學習、工作和履行公民義務做好充分的準備了。

贊譽 

序言 

前言 

第1章 職場新環境與七大生存力

生存力#1 ：審辨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存力#2 ：跨領域合作與影響型領導力

生存力#3 ：隨機應變與靈活適應

生存力#4 ：積極進取與勇於開創

生存力#5 ：有效的口頭交流與書面溝通能力

生存力#6 ：獲取與分析信息的能力

生存力#7 ：好奇心與想象力

第2章 過時的學校 

雙城記

在軍隊教育系統裡聽課漫步

公開不為人知的“差距”

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第3章 關於考試與評價的那些事 

成為合格的公民，已準備就緒？

上大學，胸有成竹？

參加大學先修課程

重新定義教學中的“精度”

是什麼扼殺了學生的學習動力？

建立更有價值的評估方式

新型評估背後的分歧與成本顧慮

為什麼更精準的評估會舉步維艱？

接受精準的新定義，評估中也要考查核心素養

第4章 重塑師範教育 

師範生之路 ：拿到從業資質也對教學一知半解

在公立學校教書，教師評估走形式

在私立學校教書，無反饋獨自摸索

身為校長，瑣事纏身，無力顧及教學

一個商人的教師之路 ：教書絕非易事

師範教育與外界脫鉤，教學領導力培養不足

教核心素養還是知識點？

教師體制的另一種可能

教學管理者所需的素養

教師的職業文化

組建實踐共同體，從一座座城堡到整個王國

如何大規模推行培養教學領導力的項目？

總結 ：還差一塊拼圖

第5章 激勵今日的學生、明日的棟梁 

在數字時代長大成人

信息時代思維下的3種新型學習方式

年輕一代是交互型的生產者，還是孤島型的消費者

讓思維和創造力回歸課堂

為人師、為人父母的新定義

職場中的意義感與尊嚴

不造人，何以造物 ：積極適應年輕一代的好雇主

勇往直前與心不在焉的差距

第6章 兼顧職場與學業需求的學校——激發學生的興趣、願望與熱情 

高科技高中：以項目式學習培養科學素養

大都會地區職業技術中心：一個學生，一種教法

弗朗西斯·W. 帕克特許基本學校：設計跨學科教學與學生成果展示

結語：一些答案，更多問題 

好學校與好課堂是什麼樣的？

來自家長、教師和社會各界領導的問題

開啟嶄新的對話：我們的孩子路在何方？

作者漫談

評估的重中之重：所有畢業生都為上大學、進職場、履行公民責任做好了充分準備

評估學生對核心素養的掌握情況

教師之間通力合作且坦誠相待

資助教育研發

“研發”之余 ：打造創新文化

後記：時運不濟，千載一時 

糟糕的時代

美好的時代

致謝 

建立更有價值的評估方式

在過去的5年裡，測試評估領域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學者們研發出了能合理評估所謂高階思維能力（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的方法。理乍得·赫什博士（Dr. Richard Hersh）是這場考試革新中深具影響力的一位領導人物。在幾年前擔任文理學院院長時，他意識到自己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

“我在活動中會跟家長或捐款人打招呼，然後我們會聊聊博雅教育是多麼有價值，”赫什告訴我，“但偶爾會有人問我：‘赫什博士，博雅教育的價值到底在哪裡？你怎麼知道你的學校是否在提供這種教育？’在那當下，我總能應答如流，但我卻始終沒有找到一個令我滿意的答案。”

因此，在幾個大型基金會的支持下，以及在當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史蒂文·克萊恩（Steven Kline）和羅杰·本杰明（Roger Benjamin）的幫助下，赫什開始了他的研究。他想看看是否有可能評估學生在大學裡的“增值”情況，也就是學生在大學4年實際學到了什麼。首先，他們與大學教授一起商榷了大學畢業生應該掌握哪些學科知識。“對於這個問題，教授們甚至在院系內部都莫衷一是，可想而知跨學院甚至在全校範圍達成共識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赫什直言，“但他們都認可學校應該教所有學生一套核心素養：審辨思維、分析性推理能力、書面交流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我們設計出了一個內容相對中立的評估。然後，樣本學生會在大一和大四時分別參加一次評估，幫助我們了解他們在這四個方面的成長。”

正如赫什說的“生活不是一道選擇題”，現在學生們可以參加大學學習評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CLA），一個90分鐘的開放性的“實作評估”。在評估中，學生要嘗試解決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他們需要展示自己推理、解決問題和寫作能力。在我做的樣題中（該評估至少有十幾種不同版本的樣題），題目設定在一個犯罪率很高的城市。我需要給這個城市的市長候選人解釋在幾個降低犯罪率的方案中，哪一個更有可能帶來成效。首先，我必/須評估發布在網上的8份文件。這些文件都是基於真實情況改編而來的，一份是報紙上有關犯罪模式的報道，一份是關於增加警力的研究，還有一份藥物治療的報告，等等。讀完後，我必/須在網上寫出兩份說明：一份要比較增加警力與引進藥物治療的利弊，另一份要寫出候選人的立場。這個評估非常有挑戰性，而評估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七大生存力掌握情況的信息。

經過幾年的研發，CLA於2003年被正式推出。CLA作為一種考查“增值”的評估獲得了美國的認可，也成了業內的示範。超過250所學院和大學正在使用CLA評估學生在大學4年的學習情況。赫什和其他研發人員正在探索能否將CLA用作評估高中生的大學和就業準備情況。這個新項目被稱為大學與工作準備充分度評估（College and Work Readiness Assessment，

CWRA）。包括霍奇科斯學校（Hotchkiss）、霍蘭德霍爾學校（Holland Hall）、聖安德魯學校（St. Andrew’s）和勞倫斯威爾學校（Lawrenceville）在內的眾多赫赫有名的私立學校都在用CWRA考查所有學生的學習情 況。教師們說，到目前為止這是測試大學所需能力的更佳評估方式。此外，CLA的費用還不及AP考試的一半，每個學生40美元左右。因此，公立學校 沒有理由不採用它來評估學生是否為大學做好了準備。一些私立高中的學生在試點評估後接受了采訪。以下是部分學生的反饋：

“這簡直顛覆了我對考試的認知，每個問題都帶勁，很有挑戰。”

“這比我在高中參加過的任何一場標準化考試都有意思。我終於能把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運用進來了。”

“我認為這個考試很有創意、很有意思，還能激發思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考試方式。”

“這次考試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評估的是一個人的分析能力、使用證據的能力和寫作能力，而不是SAT考試考的知識點。”

“我用上了審辨思維，還需要評估問題。我不是在憑運氣瞎猜，我得根據給出的信息分析各種情況。”

“我在這次考試中用到了我的審辨力，而不是公式、套路和單詞。”

在這些小型私立學校中，每個學生都需要參加CLA。除此之外，CLA則主要用於抽樣調查，即只有部分大學新生和大四畢業生會參與評估。抽查結果能告訴大學（或者在未來，告訴高中或學區），樣本中的學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思考和交流所需的核心素養。“教師們也可以以CLA為模板自行設計實作評估去考查所有學生的學習情況。”赫什解釋說。

美國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是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項目。和CLA類似，它主要對學生的核心學術能力和一些學科知識點進行輪流的抽樣評估。從CLA和NAEP這兩個評估中，我們總結了幾條改進公共教育問責制的經驗教訓。一方面，與其要求各州每年花費大量資金來設計新題目，並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參加考試，我們可以把這筆錢用於研發質量更高的、開放性的、考查素養的考試，並降低考試的頻率，實行按人口比例的抽樣評估。另一方面，抽樣評估後，“問責人”就變成了組織機構，比如，學校、學院或學區，而不是個別學生或教師。CLA的魅力在於，它考查的是每位教師在每節課上都應當教授的核心素養。坦白來說，無休止的州級考試既不是更有成效的，也不是更高效的問責方式，反而會打擊學生和教師的士氣。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教師問責制，在本章剩下的篇幅和第6章中，我們會分享一些讓師生更有效地為教學負責的方法。

近年來，市面上還涌現出其他幾種可圈可點的標準化測試。例如，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過的由經合組織開發的新版PISA跨學科問題解決能力評估。教育考試服務中心開發了一個被命名為“ISkills”的信息與通信技術素養評估。這個在線評估要求學生在75分鐘內應用各項技術完成一些任務，包括在網上獲取和評估信息、在數據庫中搜索特定的數據、設計一張支持某個論點的圖表，以及把分析得出的信息整理製作成一個幻燈片。

這兩種評估目前尚未被任何州採用，一方面是因為其成本高於現有的考試，另一方面是更替評估方式還不是一個廣泛的需求。

然而，與州級考試或AP考試相比，這些評估方式更有希望測評出學生們在幾大生存力上的表現：審辨思維和解決問題，獲取與分析信息，有效的口頭交流與書面溝通，甚至可能是隨機應變與靈活適應。那麼，怎樣評估剩下的生存力——積極進取、好奇心和想象力？

羅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認為智力分為三種：創造性智力、分析性智力和實踐性智力。他深具開創性意義的研究向我們說明，為什麼諸如SAT這樣的評估至多只能淺顯地考查一個人的分析力。斯特恩伯格一直致力於開發能測評學生創造性智力和實踐性智力的方法。他認為這兩種智力對人生的重要性相較於分析性智力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2006年，斯特恩伯格離開耶魯大學，成為塔夫茨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院長。目前，塔夫茨大學已經開始在大學招生中全面使用能考查三種智力水平的評估方式。斯特恩伯格相信，這種新穎的評估手段將吸引一批與眾不同的學生報考塔夫茨大學。同時，斯特恩伯格也在培訓大學教師如何在課程中培養學生的這三種智力。

斯特恩伯格突破性的舉措與研究獲得了全美上下的關注。不過，是否總有一天會有人開發出一套能評估七大生存力的標準化考試？對此，我們也不要過早下定論。要評估一些所謂的軟實力，如團隊合作、領導力、積極進取心和好奇心，你首先需要充分了解一個學生，並在一段時間內觀察他或她的學習。這個過程就像是拍一部電影，而不是簡單地按快門。這樣的評估也無疑會用到人的主觀判斷。職場人士會告訴你，在大多數招聘和晉升決定中，他們更依靠主觀判斷而並非白紙黑字的評估，當然也不會僅靠一面之詞。在面試過程中，許多公司會要求應聘者與5個或10個人談話。在員工的年度績效考核中，公司也常常使用“360度評估”（“360 reviews”），整合同事的評價來評估一個人的表現。在考查學生的學習時，這類合作型的評估又會如何進行？

紐約成績標準協會（The New York Performance Standards Consortium）為校際合作樹立了一個相當了不起的榜樣。該協會成立於1997年，由28所高中組成。這些高中一直在共同定義和評估對高中生來說重要的硬實力與軟實力，並實行相互問責制。他們合作開發出了所有高中生在畢業前都需要完成的“實作任務”（performance tasks）：一篇分析性的論文、一篇研究報告、一個科學實驗和一個對應用數學概念的展示。你也可以把這些“實作任務”稱為學業“勛章”。教師們共同探討如何評估這些任務，外加各個水平的評量標準。至終，大學學者和商界專家這些外部人士也會參與評價學生的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內布拉斯加州在評估方面取得的成就。道格·克裡斯滕森（Doug Christensen）是一位兼具魄力與膽識的領導。在他的領導下，內布拉斯加州教育機關已經發展出了一套獨具一格的州級評估問責制度：校本位教師領導的評估系統（School-based Teacher-led Assessment Reporting System，STARS）。內布拉斯加是唯一不採用選擇題考試的州，取而代之的是寫作考試。同時，每個學區還需要根據州級標準設計自己的評估系統。學區的評估可以包括口頭報告、展示和項目，在實施前必/須得到州政府的批準。研究員克裡斯·加拉格爾（Chris Gallagher）研究了內布拉斯加州的這套評估系統。他說，大部分學區的評估是由學區的教師設計和批改的。正因為如此，內布拉斯加州甩開單純的服從，打造出了一種能力和承諾至上的文化。

“我們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克裡斯滕森解釋說，“這種模式的出發點是課堂。我們要確保課堂的教學與課標一致。接著，教學還要與該學區研發的評估方式相關聯。這些評估考查的是學生應用概念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非簡單地記住事實、數字和日期這些背完就忘凈的信息。”

上述的例子表明，我們不是沒有經過實踐驗證的更優質的評估方式。

這些創新的考試用師生都認可的更具動力與吸引力的方式，來考查學生更需要具備的能力。

教師的職業文化

毋庸置疑，每所學校都有盡職盡責的教師，到處都有盡心盡力的學校在訓練學生的審辨思維。甚至，不少學校的教師們為了提升教學能力一直在通力合作。我會在第6章向你介紹其中的一些教師和學校。但是，這些教師和學校只是個例，我把他們稱為一個中規中矩制度中隨機出現的卓爾不群。我知道大多數教師和學校領導都在一心一意地教書育人，並不是他們造成了教育制度中的問題。除了教師的培養與指導方式之外，問題還出在教師職業文化上，還有教師單槍匹馬的狀態上。

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理乍得·埃爾莫爾（Richard Elmore）常說：“教育是一個沒有標準的職業。”他的意思是，在衡量什麼是有效的教學或領導力時，我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尺。不像醫生、律師、會計師或建築師，

這些職業都有必/須成文的嚴格執行的行業標準。同時，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每天都在孤軍奮戰。由於缺乏行業標準，也沒有可以學習的同事，很多事情都要靠我們自己摸著石頭過河。

在我看來，天生質量與個人經驗同時影響了教師的職業文化。先談談天生質量。自20世紀初以來，被教師這個職業所吸引的人都自帶一種工匠精神。他們樂於精進某項技藝，也很享受獨立工作。相比挑戰與變化，這類人更重視穩定性與連續性。個人經驗是，教師的培養方式以及學校裡的教學安排進一步強化了教師們的先天質量。就像剛才我們也說到無論願意與否，教師們總是形單影只地在工作。教學就像手工藝一樣，有其規律性和重復性。教師們每天會把同樣的課教上兩三次，常年近乎一成不變地教授著同樣的內容。

這個制度得以運行至今靠的是人們對傳統權威的服從。只有過去的流水生產線才要求工人服從上級，而現如今大多數工作早已不靠發號施令、服從命令來完成了。在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我還記得我們每天早上都要在考勤表上打卡。在今天的一些學區，校長們哪怕是出去辦點小事，也需要得到學區主管的許可。從國家到學區，到學校，再到每個教室，教育的權力和責任都是自上而下地在單向傳遞，從而造就了一種服從的文化。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種文化並沒有深入人心。許多教師表面上遵守著學校或學區的規定，在課堂上卻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隨心而教。

教師們長久以來都心照不宣地履行著一份不成文的協議：只要能讓我

在課堂上或學校裡按照我的教學風格來工作，填寫各類工作表格、參加各種會議、表面上迎合“一天一個樣的改革”都不是問題。教室或學校從來都是教師和校長的地盤，他們中的很多人仍把自己視為獨立的分包商，而把學區中央辦公室的管理人員看作墨守成規的警察。校長常把自己當作一個村的村長或一個小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高中校長尤為如此。即便課程已經被規定好了，許多教師還是隨心所欲地教著他們喜歡的內容。的確，美國歷史上優秀的教師往往都非循規蹈矩之輩，例如，黛博拉·邁耶（Deborah Meier）等教學先驅一直堅信要教所有學生如何更好地思考。不過，這其中也有許多教師枉為人師。他們只會教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卻沒有顧及培養學生需要的核心素養。還有一些教師仍然認為，他們的教學工作就是個體面的過場：“學生沒學會不關我的事，該教的我都教了。”

其實，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的“通病”就是都不願意批評他人或評價彼此。我的同事埃爾莫爾的另一條金句是：“教育行業是個充滿善意的‘安樂窩’。”這可不是句表揚的話。現實情況則是管理層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管理層想要好好評估教師，他們也沒有接受過評估教學或指導教師這方面的培訓。而且，沒有幾個學區主管會讓手下的管理人員深入課堂，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水平。畢竟一般來說，管理人員的工作是確保食堂井然有序、校車準時運行，以及家長的投訴能得到基本的響應。當管理人員踏入教室，開始對課堂“指手畫腳”時，他們就撕毀了那張不成文的協議。也就是說，教師和校長一直把教學的自主權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掌上明珠。

教育界帶著這份心照不宣的“共識”安然度過了20世紀。然而今非昔比，它暴露出的致命弱點為教育變革創造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簡單來說，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敦促學校改進教學，然而教師和管理層靠單槍匹馬是無法滿足這些緊迫的要求的。當前的評估方式（問責制）在考查學生核心素養上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這類考試的弊端已經對教學模式產生了深具破壞性的影響。教師沒法憑一己之力讓所有學生都達標，而管理層也不清楚何種指導機制能讓所有教師不斷提升教學水平。現實就是，沒人能靠自己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用著/名教育領導人物安東尼·阿爾瓦拉多（Anthony Alvarado）的話說，他們意識到了“孤立是進步的敵人”。現在越來越多的教師比以往更願意，甚至更渴望合作、互助、彼此學習。

試想一下，如果讓教學團隊定期觀察課堂、討論教學中的常見問題，他們在工作中是否會變得更高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其原因是什麼？

在接下來的一年半裡，我多次前往夏威夷參與各種不同的項目。在每一次的交流中，我都提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建議用“新3R 準則”來重塑學校：精準（rigor）、相關（relevance）與關係（relationships）。在某一次交流後，有人問我是否願意幫助一組校長將“新3R準則”

付諸實踐。我同意了。於是，我與來自南科納（South Kona）的6位校長進行了為期3天的研討會。我帶領他們探討課堂上的“精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以及怎樣教所有學生更全面地思考。

時任學區主管阿特·蘇扎（Art Souza）對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他欣然加入了這個校長小組，和大家一起探索教學中的“精準”。第/一天，我們齊聚在一位校長的家裡。首先，我邀請大家一起來討論 幾個基本問題：你如何定義“精準”？今天的“精準”與50年前的相比，在哪些方面有何異同？師生在你定義為“精準”的課堂上會做些什麼？哪些證據表明這些課堂比其他課堂更“精準”？這場討論進行得如火如荼，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評估一下我帶來的教學視頻。

午飯後，我播放了一段教學視頻。接著，大家圍成一圈聆聽每個人對這段教學的評價。上午的興奮很快化為了失望。和之前的活動一樣，大家的意見千差萬別。校長們對偌大的分歧倍感驚訝。我告訴他們，我覺得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他們之前從未真正分析和討論過教學問題。之前，校長們對即將到來的聽課漫步都表示很緊張。不過，看到大家對同一堂課的評價竟會如此不同之後，校長們都意識到共同觀察和探討教學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

在多媒體與社交中學習

泡著網絡長大的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單純的文本互動，他們早已習慣了多媒體環境下的學習方式。奧布林格夫婦提到：“研究人員報告說，無論是閱讀長篇小說還是作業要求，N世代的學生很抗拒大量的文字信息。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將作業的步驟從文本說明改為圖形示意後，拒絕做作業的人減少了，考試分數也提高了。”我不僅與學生進行過交流，還訪談過他們的高中和大學教師。這些談話都證實，學生越來越不喜歡講座式的學習和僅從課本上獲取信息，他們渴望更多的課堂討論。

相較於扎進圖書館的書堆裡，N世代更喜歡在網上做研究。其中一個原因是網絡為他們提供了非常不同的體驗。“歌曲賦予散文意境。視頻給予照片活力。議題被轉化為在線投票與討論。對N世代來說，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似乎都能在多媒體中呈現出來，”溫德姆寫道，“要想集中學生的注意力，我們的課堂就得借鑒這樣的生活方式。在黑板上寫完板書、布置一份閱讀作業就萬事大吉了——教師們得把這類過時的觀念拋之腦後了。各種多媒體，如電視、音頻、動畫和文字會更吸引N世代參與到學習中。”

一旦開始在網上搜索信息，N世代的學生們就會發展出約翰·西利·布朗所說的“信息導航”的能力。這是一項非同小可的能力。布朗認為：“未來世界需要的素養是人們有能力成為自己的圖書館員。你要知道如何在混亂、複雜的信息中遊刃有余地找到方向。不會‘導航’的人很可能就會成為21世紀的文盲。”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杰森·弗蘭德（Jason Frand）在對學生們進行了觀察後表示，今天的大學生希望與他人互動，還想要從各種信息源獲取信息：“這些具有信息時代思維的學生，他們希望教育能夠強調學習過程，而不是灌輸一本本知識點。他們希望成為學習社區的一部分，在那裡每個人都能成為學習的傳播者和接收者。他們抗拒像電視節目那樣的廣播式學習（或在階梯教室裡埋頭記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