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簡體書）

《歷史研究》系「社會工作研究方法指導叢書」之一。該叢書從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引進，旨在提升我國社會工作者的研究方法素養，內容涉及干預研究、歷史研究、紮根理論、需求評估、實務研究的質性方法、質性研究的元分析、準實驗研究設計、單一系統設計數據的統計分析、尋找和評估證據、社會工作實務研究等主題，以實踐為導向，將各種研究方法較好地應用到社會工作實踐中去。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亟需社會工作研究方法類圖書，本叢書對提升我國社會工作者研究方法素養具有重要的借鑒參考作用。
《歷史研究》主要闡述了在社會工作中如何開展歷史研究。本書首先介紹了歷史研究與社會工作的關係，以及歷史研究在社會工作研究中的重要性。其次較為系統地闡釋了如何開展一項歷史研究，重點論述了歷史研究的總體設計和方法、資料收集、資料來源和資料分析。最後還列舉了一些開展口述史訪談的常用表單，並附上了諸多社會工作檔案和特藏的館藏清單，可為社會工作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支持。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源遠流長，非常需要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本書可以為中國社會工作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構作出貢獻。

作者簡介
伊麗莎白·安·丹托（Elizabeth Ann Danto），博士，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社會工作專業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弗洛伊德的免費診所：精神分析與社會正義（1918—1938）》（Freud’s Free Clinics: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Justice，1918-1938）。

譯者簡介
孫志麗，博士，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史。著有《民國時期專業社會工作研究》。

適讀人群 ：社會工作、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研究者和學生
一本簡明而又系統地介紹社會工作領域歷史研究方法的實用指南。

導言
史學
村民們正在觀看一部關於英格蘭歷史的戲劇。突然間，我們就進入了19世紀。「梅休上校沒有質疑製片人在不到15分鐘的時間裡跳躍兩百年的權利，但場景的選擇讓他感到困惑。『為什麼沒有英國軍隊？沒有軍隊是什麼歷史，嗯？』他沉思自語道。梅休太太歪著頭，抗議道，畢竟不能問得太多。」相反，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似乎在《幕間》（Between the Acts）中說：我們必須問，問，問。
我們問歷史問題，是為了使我們對場景的選擇不那麼莫名其妙，是為了不會無緣無故地跳躍兩百年的歷史，也是為了使我們能夠知道我們永遠不會問得太多。本書就是一本關於如何問歷史問題的小書。
社會工作中的史學是什麼
一些最令人興奮的社會工作被書寫成歷史。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赫爾之家回憶錄（memoirs of Hull House）和米米·阿布拉莫維茨（Mimi Abramovitz）的美國殖民地貧困婦女生活編年史，為臨床和社會福利政策的現實增添了色彩。還有，她們所描述的豐富的現實是系統發展起來的，並且符合普遍接受的方法論原則。「史學」（historiography）是用來描述歷史研究方法的術語。有目的地收集歷史資料只是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你研究『史學』時，你並不是直接去研究過去的事件，而是去研究個別歷史學家著作中對那些事件不斷變化的解釋方法就是對歷史形成的路徑和歷史被書寫的路徑開展研究」，正如富雷和薩列福裡斯（Furay & Salevouris，2000，p.223）所定義的。換句話說，社會工作中的史學不是歷史本身，而是研究歷史的系統過程。對「過去的事件」的研究訴諸經驗，但研究「不斷變化的解釋」所能帶來的更強烈的可能性是，我們掌握著難以理解的、被掩藏在正常情況之下的歷史敘事範疇。這些史學觀點允許我們去揭露那些通常在無意中被埋葬在書籍、家族、政治組織、社會階層和文化偶像中的故事。探索歷史是如何書寫的，為我們提供了通往世界已知和未知領域的入口。
史學分為許多不同的領域，第一個領域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和時代背景下，歷史學科是如何發展的，即在特定的時期內，相關特定主題的歷史著作是如何產生和為什麼產生的。例如，「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工作史學」指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這十年中發展起來的關於社會工作歷史的方法論路徑（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和思想。史學的第二個領域是由研究者運用特定的方法、路徑、技術和指導原則去系統收集實證信息，以便發展出一套可以用來辯護的歷史敘事而形成的。第三個同樣具有冒險精神的史學領域聚焦社會工作如何發端和在哪發端（事實上，這正是它的本質）、社會工作如何發展及其今天處於什麼地位的深刻討論。在美國，沒有哪一種專業要比社會工作對人類的需求有更寬泛的認識。大膽但也實用，社會工作與眾不同地將追求社會正義與對個人、伴侶和家庭的臨床治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宏觀和微觀實踐方法的支持者們一直在挑戰彼此對社會進步主義和人文主義價值觀的承諾。探索這種長期爭論的歷史研究可能會使研究深入到更引人入勝的領域，如福利國家的起源、奴隸制的影響、兒童福利（child welfare）領域中「兒童權利」觀點和「家庭保護」思想的比較，或者心理健康領域中對天性和教養的基本討論。
社會工作中的史學與中世紀英語或量子物理學中的史學有著相同點和不同點。和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不同，社會工作的歷史研究者必須同時追求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將社會工作看作在社會服務機構（social service agency）持續運行範圍內對案主作出響應的實踐；另一條線索是把這種實踐放到機構所在社區更廣大的（甚至全球的）政治、語言、文化背景中。和所有史學一樣，社會工作中的歷史研究需要對如何能最好地實施研究作出決定。
歷史的想象力是巨大的，而個人的研究被特定方法論的基本原則限定了，這些限定包括： 對問題的界定，可檢驗的假設（testable hypothesis，或同樣的研究問題），變數（variables）的定義，歷史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對研究結果的解釋。一項研究必須提出好的學術問題，然後試圖通過分析系統收集來的實證資料來回答這些問題。社會工作中的歷史研究必須考慮到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與其他學科的史學一樣，資料從以下四類歷史證據中收集：（1）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或原始文件，一般來自公共和私人的檔案館藏；（2）二手資料（secondary sources），其他學者撰寫的歷史著作；（3）實錄（running records），如機構報告、案件說明；（4）回憶（recollections），如自傳、回憶錄（memoir）、口述史（oral history）。此外，實物和手工藝品（包括建築、地圖、物品、樣品、藝術品）都提高了歷史研究的信度。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環境（文化、社區、原籍地）、建構（主觀、敘事、移民）、偶然性（時間、地點）和能力（個體或集體資產、複原力）等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批判性思維也是如此。在新的思想體系中，後現代和多元文化方法論使社會工作者對前幾代人特別是對被剝奪權利和被邊緣化的群體的生活經歷有了更深刻、更豐富的認識。「後現代運動對社會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瓊·萊爾德（Joan Laird）在1995年寫道，「現在就想知道這種範式轉換影響有多廣泛還為時過早然而，它正在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社會工作領域一些長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假設。」史學以它深遠的眼界和深刻的方法論推動著這場重新審視的進程。嚴格來說，它對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環境中的人類行為、臨床和社區實踐的學習和教學，當然還有研究都非常有用。

導言 史學/1
社會工作中的史學是什麼/1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的重要性/5
總結/8

第一章 史學方法/10
經驗史學/11
社會史學/15
文化史學/17
女性主義史學、性別史學和酷兒史學/19
後現代史學、公共歷史和後殖民主義/24
馬克思主義史學/29
定量史學/31

第二章 總體設計與方法/34
研究目的/35
研究原理/36
問題構想/38
假設的形成/40
術語界定/43
預設和價值觀/44
資料收集策略/46
整體設計和方法示例/47

第三章 準備收集歷史資料/49
開發研究工具/49
文獻：收集檔案資料/54
更多的計劃/56
印第安人檔案材料協議/59
訪談：收集口述史資料/61
實物：收集素材資料/67
數字：收集定量資料/68

第四章 歷史資料的來源/71
原始資料/72
使用檔案材料/81
檔案的專用術語/84
非傳統資料/100

第五章 資料分析/109
組織資料/111
對證據的批判性評估/114
分析口述史資料/119
分析定量數據/121
發布資料許可/122
版權及合理使用政策/125
後續/126

第六章 歷史研究的表單和資源/127
表單：口述史研究中的樣表/127
資源：社會工作檔案和特藏/132
資料：相關期刊/188

參考文獻/194
索引/200
譯後記/213

訪談：收集口述史資料
向社會工作者提及口述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個人或家庭治療記錄。但是，那些研究歷史的人，特別是那些被邊緣化的人，非常清楚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在這些文化傳統中，記憶是口頭的，而不是書面的。昌西（Chauncey，1994，p.370）認為，「在我早期的研究中，很明顯，口述史將是關於同性戀世界內部運作的唯一最重要的證據來源」。口述史是一種記錄歷史的方法，其特點是對親身經歷或直接參與某一事件的人進行錄音或錄像訪談，這些人有這方面的知識，並有個人意願為這項記錄作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訪談主要由新聞記者和專業作家進行。然而，隨著錄音和錄像技術的廣泛出現，口述史已經成為一種寶貴的歷史資源。通過口述故事來傳遞社會經驗的舊方式，已經被新技術、新方法和新理論合法化了。
先驅學者路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將口述史研究定義為，「通過記錄口述的文字——通常是通過計劃好的、錄音的訪談——獲得的原始資料，這些訪談物件被認為擁有迄今為止難以獲得的、值得保存的信息的人」（Dunaway & Baum，1984，p.67）。例如，許多參與2004年伊拉克戰爭的退伍軍人認為，對巴格達（Baghdad）的轟炸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他們的敘述描繪了一幅與美國政府的官方描述不同的人類毀滅性的畫面。這些口述史，以及同一事件兩個版本之間的矛盾，可以為社會工作者對創傷、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以及藥物濫用等領域進行干預提供有趣的前景。同樣，當口述史引導我們去質疑一個事件的正式歷史——所謂的「官方報道」（official story）時，它尤其有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前夕，口述史學家、「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中某位物理學家的女兒瑪麗·帕列夫斯基（Mary Palevsky）回憶了她父親對原子彈的發明和使用所造成的道德上的痛苦與他對科學的熱愛之間的衝突。帕列夫斯基（Palevsky，2002，p.71）回顧了她記錄下來的父親生命將結束時的口述史，而且從中意識到「曾經關於原子彈的私人問題已經成為公眾討論的一部分」。反過來，這個問題激發了她的學術行動，她加入了關於「適當」紀念廣島爆炸事件的論戰。
由於時間和資源的巨大投入，口述史研究者發現，制訂一個可行的計劃是有用的。這個計劃應該包括一個預期的訪談候選人清單（連同每個候選人的相關討論主題），建立他們與歷史項目之間的關聯，並設置訪談的優先順序。描述為什麼選擇特定的人接受訪談，有助於研究者為訪談做準備，並提高訪談的信度。一個好的口述史研究計劃還應包括背景研究，這樣可以揭示某一事件在其他敘述中的遺漏。主題清單可能會發生變化，但產生清單的過程為歷史學家的總體計劃提供了連貫性和方向。初步的背景研究應從一些簡單的問題開始，比如「這個人已經接受過訪談嗎？」「我期望從這個人那裡獲得什麼信息？」為了避免浪費時間或重複信息，研究者顯然應該決定哪些受試者能為研究投入的精力提供最多的信息。
對口述史的需求從未如此之大。目擊者的描述補充了官方的歷史記錄，並讓一線的社會工作者和領導者了解他們前輩的經歷，並用參與者的話語和聲音把博物館裡的展品生動地展現出來。在今天這個以媒體為中心的世界，其結果是對形成當地歷史和文化遺產的事件與人類經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當然，口述史的研究並不是沒有方法論上的缺陷。將一項歷史研究建立在敘事訪談基礎上的問題在於，它吸引人的（通常是迷惑性的）連貫性和單一色調的陳述。社會歷史學家尤斯塔斯（Eustace，1993，p.84）說，儘管歷史寫作者應該利用人類故事，但謹慎是必要的。「在某種程度上，敘事綜合和理論分析總會出現矛盾，」她寫道，「事實上，故事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能夠創造完美無缺的幻覺。」
口述史有兩個有趣的分支類型：檔案記憶（archival memories）和間接記憶（indirect memories）。某些記憶保存得非常完整，即便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沒有弱化，因而它們被「存檔」在大腦中。一個真實的事件很可能獲得準永久性——換句話說，我們會將它記住，就好像它發生在昨天一樣——如果（1）事件發生時，人們的情緒非常激動；（2）隨後的事件使最初的事件感覺像是生命的轉折點之一；（3）這個事件是相對獨特的，而不會被重複掩蓋。相比之下，來自間接記憶的信息比我們想象的要多，這些間接記憶來自那些沒在場但聽說了他者描述事件發展情況的人。歷史寫作者可以使用這種來自間接證人的傳聞證據，路易斯·戈特沙爾克（Louis Gottschalk）說，如果歷史寫作者「不完全依賴它們的話」（Gottschalk，1969，p.292）。為了保證信度，我們應該問：「（1）間接證人的證詞是根據誰的原始證據作出的？（2）間接證人是否準確地報告了整個原始證據？（3）如果沒有，他在哪些細節上準確報告了原始證據？」如果間接證人是研究者唯一的知識來源，那麼對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滿意回答可以被解釋為原始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在作為研究者知識來源的意義上說，二手資料成為歷史學家「最初的」（original）或「原始的」（primary）資料。就像任何原始資料一樣，間接證人的證詞必須得到證實，以確保其準確性和可信性。
講故事（storytelling）一開始可能看起來不可靠，但對那些堅持積極傾聽原則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尊重口頭傳統是很容易的。不可預測性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不應該是這樣。土著群體的故事因征服和種族滅絕而遭到嚴重破壞，智力障礙人士幾乎沒有能力代表自己，忽視這些人所遭受的深刻的歷史損害既不明智，也不可能。為了避免這些風險，一個認真對待人類故事並將其納入歷史敘事的研究者應該接受某些提醒。第一，訪談是記錄一個人在回答研究者的問題時說的話。第二，無論如何記錄，訪談都是一項正式的記錄，必須予以相應處理和保存。因此，從根本上來看，口述史是一種合作型的冒險，它反映了訪談者和受訪者雙方為創造一份獨特的歷史資料而作的努力。不管具體的話題是什麼，訪談者都應該儘可能全面地引出受訪者的想法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