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式訪談整合認知行為療法（簡體書）

動機式訪談（MI）是一種合作性、引導式的談話風格，旨在加強一個人自己（內在）的改變動機與決心。已被證明MI是促進當事人積極行為改變的一種一線的、循證且有效的干預方法，並愈發廣泛地應用在物質使用、心理健康、初級保健及專科醫療等領域。
認知行為療法（CBT）聚焦於改變適應不良的想法與行為，其一些方法不但是應用最廣泛的循證治療成分，而且這些成分的共性也體現在針對各種障礙的干預中，如抑鬱障礙、焦慮症、物質使用疾患等。
鑑於CBT需要在會談中做練習，還要完成會談以外的“家庭作業”，這些方方面面的改變，可能都是當事人在過往難以掌握、不堪勝任的。MI所啟動的行為改變，如果能結合更偏行動取向的治療介入後，可以獲得增強。因為動機在落實改變以及維持改變期間，無論是強度的起伏或是方向上的搖擺，仍然都不穩定。所以，整合MI與CBT可以創造出更有效的行為治療，其效果優於二者中任何的單一運用。
本書將聚焦在CBT的共同成分上，即那些被廣泛研究的CBT方法中都具有的成分，如在治療開始時建立聯盟、評估並製訂治療計劃、自我監測、認知及行為技巧的訓練、促進家庭作業的完成，以及維持改變。每一章會聚焦在一個治療成分，並基於MI的四個過程來對每個成分做展開。本書的重點在於MI技術與CBT的整合。書中所使用的案例涵蓋多種類別的行為和診斷，廣泛涉及了各種各樣的目標行為與問題，如抑鬱、肥胖、焦慮、物質濫用及遵醫囑服藥等。不僅可以幫助從業者化繁為簡，讓大家不必再輾轉於眾多的治療手冊以及各種各樣的培訓學習之中，而且讓大家可以透過MI-CBT的整合取向，把握其中的核心因素與成分，在面對各類問題以及不同的設定時都能更好地予以應用。

西爾維·納爾
·美國佛羅裡達州立大學醫學院行為科學與社會醫學系特聘冠名教授，佛羅裡達州立大學轉化行為科學中心創始主任，動機式訪談培訓師網絡（MINT）成員。
·長期致力於MI的教學以及MI整合CBT的研究與實踐工作，已發表了160多篇/部學術出版物，在HIV青年感染者的行為幹預領域具有豐富的臨床和研究經驗，所聚焦的內容包括遵醫囑服藥、遵預約參加諮商會談/治療介入、物質使用、高風險性行為。

史蒂文A. 薩夫倫
美國專業心理學委員會（ABPP）成員，美國邁阿密大學心理系教授，曾任哈佛醫學院心理系教授及麻省總醫院行為醫學部主任，也曾擔任《認知與行為療法實務》（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及《諮商與臨床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的編輯。
·已發表了260篇/部學術出版物，其研究領域為與健康相關的行為幹預以及成年人的注意力缺陷和/或多動障礙，曾榮獲國際艾滋病護理提供者學會（IAPAC）頒發的“ HIV治療依從性傑出貢獻獎”，以及分別由美國心理學會第44分會（性取向和性別多樣性心理學協會）、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總醫院心理學培訓部頒發的教學獎項。

推薦序

威廉？R. 米勒（William R. Miller）博士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心理學與精神病學榮休教授

乍看起來，動機式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和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二者的基本理念好像是背道而馳的。CBT通常是由指導性的專家角色來提供，即治療師這裡有當事人所沒有的、缺失的東西（如技巧、知識、理性的思維），而治療師的工作是去“安裝”這些內容：“我這裡有你需要的，我會給你。」相反，MI不是去“安裝”，而是要汲取和呼喚出那些本就存在的東西，即當事人自己的動機、洞察、智慧、見解及點子。所以，若有人說這二者背道而馳，好像也不算過分吧？
但我卻心如明鏡，清楚知道：MI和CBT不但相容而且互補。我曾在俄勒岡大學讀博士，並在那裡接受了臨床心理學的訓練。那時，我們這些「俄勒岡學派的擁躉們」都立志成為一名實證的行為治療師。在受訓的第二學年裡，安排有為期一年的實習課程“如何與當事人工作”，碰巧，那一年又趕上了行為學院的人不願意教這門課，於是就請來了諮詢心理學院的人教了我們一年「以人為中心的工作取向」以及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的理念與觀點。在這之後，我們才進入了對行為治療的學習與實踐（Gilmore，1973）。
然後接下來的這一年裡，我都在費勁扒拉地學習怎麼做行為取向的家庭治療。我會跟家長們進行工作，同時接受學院老師的指導。我們的老師受訓於傑拉德？派特森（Gerald Patterson）?D?D他是父母教養領域社會學習取向（Patterson，1975）的祖師爺。我們會教導父母用「星星表」（gold star charts）來記錄和監控孩子的行為，也特別強調對於正向增強的運用（Miller & Danaher，1976）。這套方法原理清楚，思路明確，也配備了非常結構化的家庭作業。但問題在於?D?D我們這些行為治療師很快就發現了?D?D人們通常是不會去完成這類作業的。所以，這套方法真用起來也就曲曲折折，難言順利了。
後來，我們組織了一個校外學習活動，前往俄勒岡研究中心觀摩帕特森怎麼做家庭治療。當我坐在單面鏡後面觀看時大受震撼：帕特森在和這些家庭工作時，所做的很多內容並沒有寫在他的研究論文或培訓講義中?D?D他溫和，循循善誘，風趣幽默，平易近人，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們說的話，他都在認真地傾聽?D?D你是可以和這個人傾吐一切的（他的人際技巧真的很棒）。於是我悟了：「啊，原來是這麼做的呀！」我回到了心理診所，並嘗試運用所學之傾聽技巧，然後我所做的行為療法也開始通暢了。而杰拉德？帕特森本人後來也對行為療法中的阻抗和人際影響特別感興趣，並在這方面貢獻了開創性的研究（Patterson & Forgatch，1985；Patterson & Chamberlain，1994）。
之後又歷經了數年，我發展形成了一種基於「以人為中心的風格」來實施「行為治療」的取向。這二者對我而言，恰如雙劍合璧。當我在新墨西哥大學教授博士生課程時，我對學生們的訓練就兼顧了行為治療與羅傑斯的風格。那麼，諮商師在實施手冊化的行為治療時，其對當事人的傾聽程度到底重不重要呢？在一項針對酗酒的臨床實驗中，我們將當事人隨機分配給九位不同的治療師，並透過單面鏡觀察和記錄他們的工作。與高共感治療師合作的當事人，在減少酒精使用上比與低共感治療師合作的當事人更為成功，且效果非常顯著。在六個月之後，治療師的共感程度仍可解釋當事人飲酒行為變化變異數的三分之二比例。請注意，這些治療師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套行為治療方案（Miller，Taylor，&West，1980），而且在兩年後的追蹤追蹤中以上效應仍然存在（Miller & Baca，1983）。轉年的1981年，史蒂夫？瓦萊（Steve Valle）也發表了類似的研究成果：在兩年後的追蹤追蹤中，那些與「以人為中心」低技巧水平諮商師合作的當事人，其復發率要比那些有幸與高人際水平諮商師合作的當事人高出二到四倍。
後來，挪威的心理學工作者邀請我示範怎麼跟有飲酒問題的當事人工作，我做的自然就是羅傑斯和CBT取向的結合了。順帶一提，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我構思了MI（Miller，1983）。我當時的考慮是將MI作為治療的一種鋪墊，也就是我們在開始做CBT之前可以先做一些事來「打開局面」（Miller，1983）。我們很快就發現並頗感驚訝的是，透過前期短程的MI幹預，雖然後續的治療還未進行，但當事人往往就開始了行為上的改變。隨後，我們繼續探索了怎樣整合MI的風格來實施主流的、手冊化的CBT干預（Longabaugh，Zweben，LoCastro，& Mill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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