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

★塞繆爾．約翰遜獎得主、當代中國史學巨擘、人民三部曲作者力作★
揭破從毛澤東去世到習近平上台，中國經濟發展神話的謊言

中國觀察家詹姆斯．帕默（James Palme）：「誰都不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政府。」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是人造的，不可靠。」

中國經濟奇蹟下的真實情況，是國富民窮、嚴重貧富不均；
經濟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政治壟斷、擊敗民主國家！

中國看似走出文革的混亂，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經濟奇蹟；
有專家主張經濟改革必將帶動政治改革，中共會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
此一經濟奇蹟的真實性如何？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在政府追求表面數字成長、祭出荒謬政策的同時，
一般人民如何被壓迫、犧牲、反抗或掙扎求生存？
中國又如何一步步朝向更加專制獨裁的方向發展？
諸般假象由最勇於揭露真相、筆力最健的中國史學家馮客一一戳破！

中國就一艘油輪，看似高大氣派，卻忙著在補破洞……
「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明確的長遠規劃，也不清楚該如何引領這個國家一步步走向繁榮。中國就像一艘油輪，遠遠看上去顯得高大氣派，船長和副手們驕傲地站在艦橋上，可甲板下的水手正在拚命地抽水和堵破洞，以避免船隻沉沒。根本沒有什麼『宏偉計畫』，也沒有『祕密戰略』，有的只是無數偶發事件，以及無法預料的後果、出人意外的反轉和幕後無休止的權力鬥爭。」

「我相信，只有認清這一切，我們才能更加理解那段歷史。」
基於數十年親身走訪中國的經驗，加上對數百份共產黨機密檔案的解讀，並參考毛澤東私人祕書李銳的祕密日記，馮客對中國如何走出文革災難，並由此崛起的過程做了引人入勝的描述。從鄉村到工業大都市，再到黨內高層的祕密會議，帶領讀者深入了解這個國家史無前例的四十年經濟轉型――正是得益於這場轉型，中國從全球排名第一百二十六位躍升至第二大經濟體。
馮客大膽揭露，中國社會發展並非在黨的指揮下堅定地一路向前，而是充滿矛盾、錯覺和政治陰謀。書中提到中國僥倖躲過的災難、影子銀行、反腐大清洗、國家財富的急劇增長和民眾日常生活的貧困，同時審視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因懷疑西方政治干預從而對其日益滋生的敵意，以及如何透過構建龐大的安全機制和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發展成徹頭徹尾的獨裁政權。馮客直指，共產黨的目標從來不是加入民主世界，而是要與之對抗，並最終擊敗它。

馮客 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如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近作有《獨裁者養成之路》。目前定居香港。
www.frankdikotter.com

蕭葉
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及出版相關中英文論文、書評與譯著若干。譯有《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等書。

前言（節錄）
本書的敘述基於十幾個市級和省級檔案館所藏約六百份檔案資料，同時也參考其他較為常規的原始資料，如新聞報紙和未發表的回憶錄等。所有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李銳的祕密日記。李銳曾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祕書，後來因為對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發表意見而入獄二十年。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幾年後李銳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他擔任過多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這個部門在蘇聯被稱為Orgburo（組織局），專門負責調查和任命各級政府的共產黨官員。李銳身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最終卻成為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二○○四年，他的著作在中國遭禁。李銳的日記一直寫到二○一二年，其中詳細記錄了他與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談話。當然，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僅要講客觀證據，還需提出自己的見解，當兩者都不足以支撐研究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停筆，把機會讓給更勝任者。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決定把本書研究的下限放在二○一二年，即李銳擱筆、習近平上臺的那一年。
有朝一日，大量迄今未公開的資料一旦解密，我們關於「改革開放」的一些普遍認知都將經歷一次檢驗。例如，數十年來，各國的政治家、企業家、專家學者等各色人等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與我們一致，她它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甚至可能變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他們還說，經濟改革必將帶動政治改革，就像馬兒一定會拉著車往前走。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在任何時候說過支持三權分立的話。相反，他們一直反覆強調，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中共的政治壟斷。例如，趙紫陽――這位曾被許多人寄予厚望、至今仍受到大家尊敬的中共領導人，曾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稱，中國永遠不會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在這次會議前幾個月，他曾向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解釋，一旦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他們就會承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政府則可以逐步減少自由化的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不斷重複同樣的觀點。二○一八年，習近平警告說，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
過去兩、三年裡，許多觀察家終於改變了看法――儘管這一改變來得有點遲，他們不再認為中共會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中國確實發生了從計畫轉向市場、從國有轉向私營的經濟改革。可是，我們不得不對北京的官方宣傳提出質疑：「經濟改革」這個詞用得是否準確？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僅僅是對計畫經濟的修補，否則該如何解釋中共至今仍堅持「五年計畫」的模式呢？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共一直沒有放棄所有工業部門和大多數大型企業的所有權。時至今日，全中國的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大量資源掌握在國家手裡，主要的工業部門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銀行也全部屬於國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術語來說，「生產資料」仍然掌握在黨的手裡。這種由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的經濟模式，就是通常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
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後，中共領導人從未想過讓中國經濟真正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原因很簡單：他們知道，一旦這麼做，中國的經濟就會崩潰。正如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他們一直竭力限制私營企業發展，同時努力擴大國有企業規模。在無數次公開講話或閉門會議中，中共領導人反覆重申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堅信。一九八零年，與香港接壤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趙紫陽澄清：「我們搞的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抵制資本主義。」
近四十年後，中國排名前一百位的私營企業中，有九十五家屬於現任或前任中共黨員所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即貨幣）是一種經濟物品，追求的是回報率和利潤率。但在中國，資本一直是政治物品，由國家銀行分配給被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追求的是政治目標。此外，市場的建立主要是基於個人之間的商品交換。可是，如果沒有基於三權分立的獨立司法體系，個人對於商品的所有權如何才能得到保護？多年來，儘管一直有批評的聲音，總有人讚賞中國的「經濟改革」，認為中國會向「資本主義」轉型。對此，如果本書能證明什麼，那就是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市場改革就不可能存在。許多人總在爭論「自由」貿易是否可行或是否應該，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在一個沒有法制的社會裡，既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也沒有自由開放的媒體，那麼就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市場。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經濟自由。政治決定了經濟的性質，而不是相反。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以及如何處理權力：權力應該在不同的機構之間分配，讓它們相互制衡，並且由日益複雜的公民社會和獨立媒體來限制其濫用，還是應該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手中？前者被稱為民主，後者則是獨裁。
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都不是僵化不變的，它們都在適應著不斷變化的世界。例如，一九八二年，莫三比克決定與西方和解。一年後，莫三比克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允許家庭農場迅猛發展，取代了國有農場的地位，同時邀請西方跨國公司在莫三比克設立合資企業或與政府簽訂合同。該國領導人薩莫拉•馬謝爾（Samora Machel）是一位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九七五年，他領導莫三比克獲得獨立，如今，他搖身一變，從一名成功的游擊隊領袖成為莫三比克的推銷員，四處討好和拉攏世界各國的企業高管，試圖以豐厚利潤吸引他們投資――支撐這一切的則是無數被剝奪罷工權利的廉價勞動力。類似莫三比克的例子並不罕見。從達荷美到敘利亞，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一群獨裁者全都把賭注押在「改革」上：他們允許農民保留少量土地，在城市裡允許小規模私人企業的存在，並允許外國人投資經商，他們自信這些作法並不會削弱其政治控制。巴里•魯賓（Barry Rubin）詳細描述這些政權，並把他們稱為「現代獨裁者」。「現代獨裁者」是「獨裁者」花園裡的一個亞類，在許多方面與另一個亞類――「傳統獨裁者」――很不一樣。
有人認為，對於政府來說，效率比責任更重要。這種說法令人不敢苟同。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到的，不是權力的有序交接，而是各種陰謀詭計和無休止的派系鬥爭。這個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對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一竅不通，他們只痴迷於單一指標的增長，即使以犧牲發展作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如此造成的浪費令人觸目驚心，例如在國有企業中，價值減損的現象很是普遍，這意味企業生產的產品在價值上甚至低於原材料。更為重要的是，一黨制國家缺乏調控經濟的有效手段。這一點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可事實上，在一黨制國家裡，決策通常由地方政府作出，而地方政府往往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缺乏大局觀，有時甚至對北京的命令也置若罔聞。
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是否真正開放了呢？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比，答案是肯定的。但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幾乎沒有。在過去四十年裡，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絕緣」體系，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隔離開來。「開放」意味人口、思想、貨物和資本的流動。但在中國，國家控制所有這些流動，而且這些流動通常只是單向的：數百萬中國人可以出國，前往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但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卻很少。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仍不足一百萬，大約只占全國總人口的○．○七％。這個比例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甚至還不及朝鮮的一半，而在經常被斥為「排外」的日本，外國居民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則是二．八％。中國出口商品的數量多得驚人，但進口的商品卻相對較少。時至今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每年在電影院裡只能看到三十六部由國家批准進口的外國影片。外國資本可以進入中國，但中國的資本卻很難流往國外，因為中國政府想讓資本盡可能留在國內，所以對資本流動的管控極為嚴格。諸多檔案資料顯示，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政府制定了數不清的規章制度，透過處罰、獎勵、減免、補貼以及各種激勵手段，創造一個很可能是現代史上最不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
毋庸置疑，中國的經濟確實增長了。當一個國家從幾十年的人為災難中走出來時，這難道不是唯一的可能嗎？然而，就在最近的二○二○年六月，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透露一個令許多觀察家驚訝的情況：在這個即使生活在農村成本也很高的國家，大約有六億人的月收入不足一百四十美元。真實情況跟表面看到的根本不一樣：一般民眾過得節衣縮食，可國家卻積累了巨額財富；政府機關的黨員幹部可以享受住房、汽車、子女入學、出國旅遊等等各項福利，普通人卻只有靠自己的銀行積蓄支付生活必需的所有開銷；國家利用國民的私人存款建造起摩天大樓、高鐵、新機場和高速公路，以此來炫耀社會主義的優越，同時還用這些錢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轉，避免陷入困境。由於政府對金融的嚴格管控，一般中國人在國民產值中所占的分額，是現代歷史上所有國家中最低的。這種情況用四個字來形容，就叫「國富民窮」。
國家和受其控制的銀行可以隨心所欲花錢和放貸而無需承擔責任，揮霍無度造成債務不斷累積，可真實狀況卻被刻意隱瞞。情況到底有多糟？我們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即使是檔案中收藏的由政府審計人員撰寫的財務報告，也無法完全揭示真實的情況。太多人參與造假，偽造虛假的合同、戶頭和營業額，乃至做假帳的現象從上到下都有。沒有分權，沒有獨立的媒體，沒有獨立的審計，更沒有對選民負責的民選官員，這種情況怎麼可能避免？中共應對的辦法是定期開展反腐運動，這種作法始於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初。但由於腐敗根植於體制內部，「運動式反腐」只能令其暫時緩和，卻無法根除這一弊端。每當政府債務過高，中央就會要求各地停止基建專案，同時命令企業壓縮開支。
在中共各地檔案館中，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資料涉及債務問題。為了應對債務虧空，銀行會擴大放貸規模，這樣會形成更多不良貸款，於是再進一步擴大放貸，造成更多呆帳。如果說繁榮和蕭條交替出現是資本主義的特徵，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似乎更像是：繁榮，以及無限推遲的蕭條。經由各種管道――特別是一般民眾的儲蓄和外國投資，黨獲得數額龐大的資產。它砸進越來越多錢用於規模宏大的建設專案，卻根本不考慮資本回報，也不擔心由此可能造成的呆帳。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超過債務積累，債務就會被吸收，但事實上，債務的增速一直快於經濟增長。正如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的向松祚在二○一九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的經濟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投機行為之上，一切都過度槓桿化。」
在一個獨裁國家，領導人的每個決定都會產生巨大而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制定獨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在於遏制人口增長，可事實上卻造成男性人口遠遠超過女性，而且年輕勞動力人口日益萎縮。不僅如此，各級政府在執行上級指令時，同樣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因為下級政府經常曲解上級的意圖，或者採取拖延懈怠的態度，甚至完全忽視上面的政策。例如，一九七八年後，為了激發各地主動發展經濟，中央政府決定將更多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結果地方政府卻變得越來越保守本位，設置重重經濟壁壘來削弱競爭。本來整個國家只需要幾座大型鋼鐵廠就足夠了，可現實中每個村鎮和城市都在規劃和建設自己的鋼鐵廠，有些省甚至建了數百座鋼鐵廠，這種重複生產耗盡國家的稀缺資源。
各地政府為首的是黨委書記，他（很少是「她」）才是決定資本分配的人，市場並不起主要作用，而黨委書記決策的主要動機在於增強個人政治影響力，即使地方經濟搞砸了，他也可以指望國家銀行來撐腰，因為中央最怕的就是銀行擠兌或工人罷工這類「社會不穩定」現象。
從檔案資料來看，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明確的長遠規畫，也不清楚該如何引領這個國家一步步走向繁榮。打個比方來說，中國就像一艘油輪，遠遠看上去顯得高大氣派，船長和副手們驕傲地站在艦橋上，可甲板下的水手正在拚命地抽水和堵破洞，以避免船隻沉沒。根本沒有什麼「宏偉計畫」，也沒有「祕密戰略」，有的只是無數偶發事件，以及無法預料的後果、出人意外的反轉和幕後無休止的權力鬥爭。我相信，只有認清這一切，我們才能更加理解那段歷史。

前言
第一章 從一個獨裁者到另一個獨裁者（一九七六―一九七九）
第二章 經濟緊縮（一九七九―一九八二）
第三章 改革（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第四章 人民和物價（一九八四―一九八八）
第五章 大屠殺（一九八九）
第六章 分水嶺（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第七章 運用資本主義工具建設社會主義（一九九二―一九九六）
第八章 大就是美（一九九七―二○○一）
第九章 走向世界（二○○一―二○○八）
第十章 狂妄自大（二○○八―二○一二）
尾聲
誌謝
注釋
參考資料

第十章 狂妄自大（二○○八―二○一二）
北京奧運會後，隨著言論控制加緊，中共中央又於二○○八年九月十四日發起新一輪思想政治學習運動――這一天恰好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的前一天。中共領導人認為，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更需要正確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中央要求全體黨員全身心地投入經典著作的學習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書也被重新印刷，分發給高中學生。這場學習運動前後持續一年半的時間。
二○○九年是中共建國六十週年，北京舉行隆重的慶典和閱兵式。胡錦濤身著毛式中山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自豪地宣稱：「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進步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參與慶祝遊行的隊伍簇擁著國家領導人的巨幅畫像走過天安門廣場，數千名軍人排成一個個方陣，踢著正步接受檢閱，緊隨其後的是新式彈道導彈等各色武器，戰鬥機則以緊密的隊形從空中掠過。
慶祝活動結束幾個月後，中央黨校的校長習近平向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論壇」的會議發出賀信，呼籲全國學者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央黨校是中共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最高機構，習近平在信中則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礎。隨後，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的《求是》雜誌也發表文章呼應稱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建黨立國的基本指導思想，文章號召大家認真學習、理解、相信和應用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戰略任務」。
習近平身材高大，抹了髮膠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他曾短暫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海期間，他為人低調，只發表過一些平淡的講話。習來自陝西，學技術出身，擁有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的學位。與其他技術官僚一樣，他從湖南農村的基層職位幹起，步步升遷至私營經濟頗為發達的浙江省的省委書記。
習近平具備幾個優勢，特別是他平時盡量少說少做，以免被潛在對手抓住把柄。他很少選邊站，讓人感覺立場比較中立，而且看到誰都面帶笑容。在眾人眼裡，這個人不具任何威脅性，因此黨內不同派別都能接受他。此外，習近平還有一張王牌――他的父親習仲勳是個老革命，三十年前曾為深圳的發展出過力，因此習屬於「太子黨」，而且他與軍隊的關係也很密切，被軍方視為自己人。因為具備以上這些優勢，時年五十七歲的習近平很可能成為下一任總書記的人選。
除了對國內民眾進行常規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中共也開始在國際上積極塑造自己的形象。二○○八年一月，中共領導人指示意識形態工作也必須「走向世界」，以期在臺灣、西藏、新疆、人權和法輪功等問題上對國際輿論加以引導並展開鬥爭。為了展示中國的軟實力，當局決定大打「文化」牌，在國際上推廣「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週」和「文化中國」等活動，尤其是在各國建立孔子學院。二○○四年，首家孔子學院在烏茲別克斯坦成立，隨後又出現在華盛頓附近的馬里蘭大學。這一機構將在全球迅速擴張，為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的「組織和發展」提供載體。
中共在海外宣傳上花費重金。二○○九年，歐洲和美國的媒體都因經濟衰退而陷入困境，中國政府卻投入約一百億美元用於宣傳活動，其中大部分資金撥給中央電視臺。這個國家電視臺的總部大樓高達兩百三十公尺，是全中國造價最高的單體建築。中央電視臺（CCTV）透過六顆衛星，將其製作的多語種節目送往世界各地（其海外頻道在二○一○年更名為CGTN）。與此同時，新華社也將海外辦事處從一百個增加到一百八十六個，而《人民日報》社則創辦一份英文報紙，名為《環球時報》（Global Times）。用一位宣傳工作者的話說：「我們必須讓全世界聽到中國人講述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故事。」

至二○一○年底，共有八十個國家成立兩百八十多所孔子學院，其運作全部由設於北京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操控。此外，在文化部協助下，中國駐外使領館紛紛組織「中國文化週」活動。二○一一年，「中國文化年」專案率先在澳大利亞啟動，二○一二年又推廣到義大利、德國和土耳其。中國政府這些海外宣傳偶爾也會遭到質疑，並有外國民眾對艾未未和劉曉波的境況表示關注。但總體來說，來自中國的舞蹈、戲劇以及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藝術表演受到廣泛好評，新華社和《環球時報》總是稱讚這些活動極為成功地促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
中共所說的「文化」特指「社會主義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稱之為「中國道路」。具體來說，這個概念在國內指的是嚴格遵守四項基本原則，在國外則被描述為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像失敗的西方模式那樣提倡有限政府和開放市場。很快，中國政府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詞，也稱為「北京共識」，以示與「華盛頓共識」相區別和相競爭。許多人堅信，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將屬於中國。
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小冊子和書籍層出不窮，還召開無數學術論壇和研討會。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潘維的《中國模式》，以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張維為的《中國浪潮：一個文明國家的崛起》（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sational State）。張維為斷言中國有能力向西方學習，但西方卻沒有這種學習能力，他還說中國可以為西方提供新的思維和智慧。學者在世界各地發表演講，對中國的新型發展模式和經濟奇蹟大加讚賞。《人民日報》也為之歡呼，宣稱「中國模式創造了奇蹟」，「取代對優越的美國模式的信仰，標誌著其終結」。
中國不僅向世界推廣其軟實力，同時也開始提升硬實力。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外匯儲備激增，中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肆採購武器以發展其軍事力量。二○○一年，中國的軍費預算為兩百億美元，二○○七年增加到四百二十億美元，二○一一年則飆升至九百億美元。由於中國政府的不透明，一些國際組織估計，真實的數位大約是官方數位的兩至三倍。
中共政權最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海軍，因為中國的戰略重點正從陸地轉向海洋。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石油必須通過蘇門答臘和馬來西亞半島之間狹窄的麻六甲海峽，此外還有銅、煤和鐵礦石等進口原料也是由海路運往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商品出口也主要靠海運，而無論是集裝箱船還是油輪，都需要得到保護。最重要的是，一九九六年江澤民下令在臺灣附近海域試射飛彈後，美國便向該地區派出航母戰鬥群，而中共領導層決心一定要改變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阻止美國向臺灣、日本和韓國等長期盟友提供軍事支持。
中國的藍水海軍已經擁有兩百六十艘各式戰艦，包括護衛艦、軍艦和導彈驅逐艦等，還有一一支由六十多艘潛艇組成的潛艇部隊，其中一些潛艇配備俄羅斯製造的專門用來對付航母的巡航飛彈。二○一二年，中國的洲際彈道飛彈技術不斷推進，提高向美國發射核彈頭的能力。該年年底，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下水試航――這艘船是在原蘇聯的一艘舊船的基礎上改造的，被命名為「遼寧號」。
二○○二年後，中國在面對臺灣的海岸線上布置的飛彈數量增加了一倍多，至二○○七年達到約九百枚，二○一一年又增加到一千二百枚。華盛頓偶爾會表示對這一變化的關注，但仍堅持「戰略模糊」的政策，對是否會干預台海衝突故意不作出明確表態。「戰略模糊」政策是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出現的，其目的是為了贏得時間，希望臺灣問題最終能和平解決。而北京恰恰利用美國的模糊立場，不斷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
此外，中國還向空中和太空擴張其軍力。空軍增加數百架戰鬥機，包括一架可避開雷達的隱形飛機。同時，中國正著力研發天基動能武器和能量武器，以期在未來戰爭中摧毀敵人的衛星及其他太空資產。而在網路戰方面，中國也取得長足的進步，世界各地的專家都注意到，入侵電腦系統的數量激增，其中許多顯然來自中國。
隨著信心和能力的提高，中國越來越頻繁地對抗其他國家。軍方開始不吝展示自己的實力，特別是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南海地區，同時與日本爭奪無人居住的尖閣諸島（即釣魚島群島）的主權，在印尼水域與當地漁船發生衝突，並暗示要攻打臺灣，同時與越南就南沙和西沙群島的主權發生爭執。二○一○年七月，當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站在東南亞國家一邊，質疑北京對整個南海的主權要求時，外交部長楊潔篪幾乎無法抑制自己的憤怒，聲稱這是在「攻擊中國」。在他看來，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用他的話說：「中國是個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鄧小平曾要求他的同事「謙虛謹慎」。如今，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他們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並且不容置疑，因為他們堅信中國必將主導這個世界。
這種轉變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開始毫不猶豫地騷擾在公海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二○○九年三月，在海南島以南約一百二十公里處，五艘中國船隻包圍美軍「無瑕號」潛艇監測船，並在其行駛路線上抛灑碎片。這只是一系列小規模衝突中的一個，其他衝突還包括船隻幾乎發生碰撞，甚至飛機近距離地擦肩而過。
二○一二年底，隨著中國與印度、越南、菲律賓和日本產生領土爭端，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有所加劇。習近平身為中央海權領導小組的組長，似乎對南海問題興趣尤濃，而這一領域同時又屬於他領導的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職責範圍。二○一二年十二月，海南省通過新的規定，允許在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對任何船隻實施攔截和登船檢查。此時，距習近平擔任新一任國家領導人還不到一個月，可以想見，將來中國政府將祭出更加強硬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