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電子書)

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
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中國為何衰敗。
夾縫中的台灣，如何從「中西文明對抗」中，
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

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以及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世界列強們虎視眈眈，將台灣列為囊中之物，勢在必得。
另一方面，本書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從他們四人身上，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
尤其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宣告以失敗告終。
「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看本書如何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剖析從秦漢以來沒有兵的文化，到清末中國進入百年羞辱世紀，探討為何台灣處在中西文明對抗的夾縫中，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自我殖民的辯證》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一節　文明的對抗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府「美國未來安全論壇」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不但是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
「X計畫」
史金納女士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黑人學者。她說，一九四七年其部門的前輩喬治・甘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不具名的長文，為美國二戰後圍堵政策定調，她說她的團隊正在發展一項美中關係的新論述，稱為「X計畫」。
史金納說：「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挑戰，因為北京政權不是西方哲學與歷史的產物。」「這是我們第一次遭遇到非白人霸權的對手。」「我們認為它已經是根本性的長期威脅。」「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上的對手，我們也有意識形態的對手，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們大多沒有料到的全球性問題……我想我們必須拿下玫瑰色的眼鏡，看清楚威脅的性質。」
她認為：那就是「文明的衝突」。「以人權論述對付中國，可能不像對付前蘇聯那般好用。人權的原則迫使專制的蘇聯打開大門以致崩潰，但這一套對中國不管用。」在她看來，「貿易戰不是唯一的問題，而且可能也不是跟中國最大的問題」，「我們對中國應該看得更深更廣。我想美國應當領先對中國提出『X計劃』，就如（冷戰時期）當年甘南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要有底層的論述，來支撐我們的政策。」
「文明的衝突」的美國戰略
史金納的演講立刻使人想到美國歷史學者杭廷頓（Samuel R. Huntington）早期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認為：二十一世紀後，世界將面臨基督教、伊斯蘭、中華三大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對西方而言，這種結構性的衝突是一場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斯陷阱」，是不可能善罷的歷史宿命。因此，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捍衛者的美國，必須維持可以同時壓制另外兩個文明的優勢武力，同時盡力防治另外兩個文明的聯盟。只有如此，西方世界的安全和利益才是紮實的。
在史金納演講之前，二○一八年十月四日，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已經在華盛頓智庫（Hudson Institute）發表過有關中國政策的長篇演講，充分表達美國對中國的長程戰略、執行意志與手段，要求中國國家必須接受包括自然資源、生產力、市場與建設發展方向等，概屬於不得危害美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這等於是要求中國「退返改革開放初階」，因此東西方媒體大多視之為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鐵幕演說」，或「討伐中國檄文」。史金納所謂的「X計畫」，只不過是其進一步的具體落實而已。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二○一九年元月初，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了著名的「習五點」：
1、攜手推動民主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2、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3、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4、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5、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曾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專著《「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該書第一、二兩章先分別說明「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和香港澳門模式的不同；第六章「一國兩制」的理論容量，很仔細地介紹了大陸學者王貞威提出「中華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China）的構想；第五章「非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則分別介紹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和張亞中敎授的「一中三憲」，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各種可能性作了非常理性的探討。
從這本書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涉台部門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曾經下過非常細緻的功夫，台灣方面則僅有少數幾個人看過這本書。
第五節　中、西文化交會的「夾縫」
中國於十五世紀從世界經濟舞台撤出後，亞洲開始衰退，其經濟由繁榮降落到貧窮，中國亦喪失掉在航海方面的技術領先地位。但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歐洲人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東羅馬帝國滅亡，東西貿易受阻，而進入大航海時代（詳見本書第二章）。西班牙、荷蘭人先後將殖民觸角伸向台灣。
這時候，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互相征伐，落敗者淪為海盜。明政府因為倭寇侵擾海疆，採取海進政策，嚴禁人民下海。不但通蕃貿易受到禁止，國內海上貿易亦在禁止之列。東南亞沿海居民生計，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驅民為道，致使海疆綏靖工作更加困難。
夾縫中的台灣成為海盜棲息之所。明朝末年，鄭芝龍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頭目。明朝滅亡後，其子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並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重商主義
明鄭時期，漢人大批移入台灣，將之發展成為中、西貿易的中繼站。十六至十八世紀，是歐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流行的時期。
重商主義是當時西歐商人、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員提出的經濟主張，主導當時西歐各國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將一國的財富視為其所擁有的金、銀總值。一個國家如果不生產金、銀，就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創造順差賺取。
因此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就是採用各種方法，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進而干預國內就業、勞工和人民生活。對外則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與剝削落後國家，以增進本國的富強。
將金、銀視為財富，是從個人尤其是商人觀點在看問題。金、銀是當時各國流通的貨幣，也是交易的媒介、儲存的工具和計算價值的標準。個人可以用貨幣計算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把一部分財富用貨幣形式加以儲存，也可以用貨幣交換任何所需的貨物和勞務，因此貨幣就是財富。
「地主／貧農」的對立
本書第二章將會談到：在重商主義的主導下，以西班牙為首的西歐各國，如何發展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中南美洲的黃金和白銀，以之作為歐亞貿易的媒介，購買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使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產生出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卻沒有促成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沒有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為什麼呢？
韓毓海在《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在科舉制度的約制下，中國人富裕之後的首要之務，便是培養聰慧的子弟讀書，鼓勵他們去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利益。因為沒有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工具，有錢人大多將他們的黃金和白銀窖藏在家中。等到荒年米珠薪貴的時機，再以低價收購土地。貧窮人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土地、賣家當、甚至販賣妻子。結果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金、銀，不但沒有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反倒是成社會中「地主／貧農」的極端對立。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形成「沒有兵的文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以及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結構對吸引西方列強的入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便進入「百年羞辱」的世紀。用《易經》的卦象來說，這是「潛龍勿用」，必須等待「剝極而復」的時機到來。
小結
從本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本書第二、三章將進一步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的格局；第五章說明：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第四、六、七、八各章，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
在他們四個人身上，我們都可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我們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當然是以失敗告終。
推動日本維新諸志士的共同主張是「和魂洋才」。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走的卻是福澤諭吉主張的「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夾縫中的台灣因而陷入「殖民現代性的困境」。這個問題，留待本書第二部，再作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