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地球：全面改寫經濟、政治、國際局勢的人口崩潰之戰(電子書)

★《寇克斯書評》「當代與社會議題類」年度最佳書籍★

全球人口衰退，已經衝擊著現在與未來的世界！
過去，人類的淘汰機制，向來是由饑荒與瘟疫主宰；
但這一次，我們選擇親手淘汰自己。

★ 丘美珍、沈榮欽、林靜儀、胡采蘋、曾啟瑞、鄭雁馨、劉必榮、史蒂芬．平克、路易斯．達奈爾、丹．賈德納、馬格納斯，好評推薦

不只是台灣，
全球人口都面臨災難性的衰退，衝擊著現在與未來的世界！
過去，人類的淘汰機制，向來是由饑荒與瘟疫主宰；
但這一次，我們選擇親手淘汰自己。

這背後絕非僅出於高房價、低薪資等眾人琅琅上口的因素。
這波人口急遽下降的趨勢，將比你我想像中來得更快、更猛、更危急。
全球經濟、政治等國際局勢與競逐版圖，更將遭遇徹底的顛覆與重塑！

過去多是因為氣候、瘟疫、戰爭等災難造成人口銳減；然而這一次，是我們人類自己選擇減少生育，造成經濟停滯、高齡化社會、缺乏新創活力與勞工力。

屢獲殊榮的記者和國際知名的社會研究人員走遍六大洲，親自採訪各國最重要的人口專家、深入當地人群與家庭，探究為什麼人們不願意生小孩，且人口崩潰的趨勢如此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在這場人口崩潰之戰中，中國因一胎化政策在崛起之路上大跌一跤、美國則受移民之賜重拾優勢、印度搖身一變成為新世紀經濟童話。但是加拿大早已認清人口崩潰的事實並做好準備，成為未來的明日之星。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本書將讓我們看清一個無法抵抗、阻止且不斷縮小的未來，但如果我們願意且現在開始行動，仍然可以塑造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你不須等個數十年，才能目睹一個正在變小或變老的世界。
你只須看看自己，因為這就是一個關於你的故事。

達瑞爾．布瑞克 Darrell Bricker
卡爾頓大學政治學博士，並擔任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博士研究員。在加拿大前總理穆爾羅尼任職期間，曾以公眾意見研究總監的身分服務於加拿大總理辦公室。現任全球最大調查研究公司益普索的公眾事務（Ipsos Public Affairs）首席執行長，是企業聲望、社會調查以及政治選舉預測領域的專家。

約翰．伊比森 John Ibbitson
加拿大最大的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自由作家。擁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其報導與專欄主要涉及北美的政治與全球人口統計趨勢。出版多本作品，並曾獲國家報紙獎、唐納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國家圖書獎、延齡草圖書獎和多倫多市圖書獎提名。

兩位作者本身都是成功的作家，第一本合著《大轉變》（The Big Shift）（暫譯）是對加拿大政治變化的一項研究，成為該國排名第一的暢銷書。

序：走遍六大洲，窺見人口衰退的真相

「是個女孩。」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在即將跨過午夜時，丹妮卡．梅．卡馬丘（Danica May Camacho）在擁擠的馬尼拉醫院裡誕生，正式宣告全球人口突破七十億大關。事實上，也有可能是幾個小時後在印度北方邦村落裡誕下的納吉斯．庫瑪（Nargis Kumar），帶領人類跨過這道門檻。或者，也可能是那名誕生在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的小男孩──彼得．尼可拉耶瓦（Pyotr Nikolayeva）。

當然，也有可能這一切跟他們無關。那個正式帶領我們邁向七十億人口大關的小生命，他／她的降臨並沒有任何鏡頭或儀式性演說為其留念，因為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與地點。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根據聯合國的最佳預測，全球人口將在該年的十月三十一日前後，突破七十億。各國也相應地選擇了幾名新生兒如丹妮卡、納吉斯和彼得等，做為這歷史性分水嶺的象徵。

對許多人而言，這並非值得載歌載舞的時刻。印度的衛生部長古拉姆．納比．阿札德（Ghulam Nabi Azad）認為，全球人口上升到七十億「不僅無法讓人喜悅，反而使人憂愁︙︙只有當人口穩定下來後，我們才能享受喜悅。」

這也是許多人的擔憂，他們警告著人口危機降臨的可能。智人隨心所欲地繁衍著，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估計，每年有至少一億三千萬名新生兒，而這些小生命正壓迫著我們在食衣住行條件上的應對能力。隨著人類擴散到全球各地，森林消失了，物種開始滅絕，大氣變得溫暖。

這些先知們宣稱，只有當人類願意拆除這顆人口炸彈，我們才不至於面臨愈來愈嚴重的貧困、糧食短缺、衝突與環境劣化。如同某位現代版馬爾薩斯（Malthus）所言，「除非出現劇烈的人口成長衰退、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或素食主義在全球廣泛興起──亦即所有與當代潮流為之相反的發展，否則人類將面臨富足時代的終結。」

然而，這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錯誤。

足以做為二十一世紀，同時也是人類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將在未來約莫三十年內，也就是人口開始減少時發生。一旦人口衰退開始，就無法停下腳步。我們面臨的不是人口爆炸的挑戰，而是人口驟減的隱憂──人類一族必須面對殘酷、且代代皆須承受其壓力的淘汰，而這樣的情況過去從未發生。

倘若你認為這聽起來過於聳動，我一點也不意外。聯合國預測在進入二十二世紀、人口開始穩定前，全球人口將在本世紀內從七十億，成長到一百一十億。然而，有愈來愈多世界各地的人口統計學家認為，聯合國的預測過高。他們認為，較有可能的情況是人口在二〇四〇年至二〇六〇年間，攀升到九十億的高峰，接著開始衰退，而這種情況甚至會促使聯合國，為這個趨勢選出代表性的死亡個案。在本世紀結束前，我們或許會退回此刻的水準，且人口成長也會穩定下跌。

全世界約有二十幾個國家已經出現人口衰退的情況；到了二〇五〇年，數量甚至會攀升至三十幾個。某些最富裕國家的人口，年年都在衰退：日本、韓國、西班牙、義大利以及多數東歐國家。「我們是一個瀕死的國家。」義大利衛生部長比阿特麗絲．羅倫辛（Beatrice Lorenzin），於二〇一五年時感嘆。

但這不是什麼大新聞。真正的大新聞是：人口最多的開發中國家也因為生育率愈來愈低，而變得愈來愈少。數年後，中國就會開始面臨人口流失；在本世紀中葉，巴西和印尼也會跟進。即便是很快就會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的印度，其人口也將在一個世代後進入穩定，接著開始下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東部分地區的生育率，目前仍舊很高。然而，即便在這裡，年輕女性獲得受教權和學會避孕方法的發展，也讓事情出現了改變。非洲國家那隨心所欲的嬰兒潮，很有可能用比聯合國人口統計學家預期還快的速度，畫下句點。

在學術研究與政府報告中，處處皆能看到生育率正在加速下滑的跡象，而其他現象只能透過與一般民眾的訪談得知。所以為了搜集本書的研究資訊，我們這麼做了。我們飛到六大洲的數個城市：從布魯塞爾到首爾，奈洛比到聖保羅，孟買到北京，還有棕櫚泉、坎培拉、維也納。當然，還有更多停留點。我們和學者及政府官員交談，而且更重要地──我們也和年輕人談：大學校園和研究機構，以及各地的貧民窟。我們希望知道他們對於自己這一生最重大決策的想法：是否、以及什麼時候生孩子。

人口衰退無法被歸類為一件好事或壞事，但其確實是一件大事。今天所生下的孩子，將在一個與我們當前處境和預期極為不同的世界裡邁入中年。她／他發現這個世界更為都市化，犯罪率更低，生活環境更理想，但也有著更多的老人。要找到一份工作並不難，但要滿足生活開銷卻變得不容易，畢竟醫療看護與老人退休金吃掉了她／他大部分的收入。學校變得更少了，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孩子了。

要想感受人口衰退所造成的衝擊，不需要等到三十或四十年後。在已開發國家，我們早就置身其中：從日本到保加利亞，由於年輕勞動力與消費者數量銳減，導致提供社會服務，甚至是推銷冰箱都變得更難。日漸都市化的拉丁美洲與少數非洲區域裡，由於女性愈來愈能掌握自身命運，相同的情形也在上演。我們會發現許多家庭中的孩子變得愈來愈晚才搬出去，因為他們根本不急著成家立業，也絕對不想在三十歲前就生孩子。在動盪不安的地中海區域，我們也能看見為了逃離艱困局勢的難民們，湧入那已經開始變得空曠的歐洲領土。

很快地，我們或許就會目睹此一發展對全球國力角力戰所造成的影響。而人口衰退或許也會主宰數十年後的戰爭與和平本質──某些國家必須焦頭爛額地應付著人口縮減與老化問題，某些國家的人口卻依舊平穩。未來數十年所必須面對的地緣政治挑戰，或許將涉及該如何適應並協調那因為一胎化政策而被憤怒與驚惶包圍的中國。

某些擔憂人口衰退會導致災難的人，提倡透過國家政策來提高每對伴侶願意擁有的
孩子數目。然而證據已經顯示此舉無效。「低生育率陷阱」告訴我們，一旦生一個或兩個孩子成為常態後，常態就會繼續下去。伴侶們不再視生孩子為實踐家庭義務或向神交差的一部分。相反地，他們視撫育孩子的舉動為一種個人成就，而就這個目的而言，一個孩子就滿足了。

解決人口衰退問題的其中一種辦法，就是輸入替代品。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兩位加拿大人想要寫下本書。數十年以來，與多數大型已開發國家相比，加拿大接受的移民人口數量最多（按人均數計算），同時種族對立、貧民窟問題或針對此議題爭執不休的情況，也比其他國家來得輕微。這是因為加拿大視移民為一種經濟政策──在擇優制度下，加拿大移民者平均受教程度比本地人還要高。此外，加拿大也採納了多元文化主義：在其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之下，人人共享慶祝自己原生文化的權利，這也塑造出地球上少數幾個較和諧、繁榮且多語言的幸福社會。

並非所有國家都能以加拿大那般泰然自若的態度，接納湧入的移民潮。許多韓國人、瑞典人和智利人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法國堅持移民者必須有身為法國人的自覺（儘管許多老法國人根本不認為辦得到這種事），導致移民社群被孤立在邊緣地帶，與社會格格不入並低人一等。英國則預測該國人口會繼續成長，並在本世紀末時，從今日的六千六百萬成長到八千兩百萬──只要英國人願意繼續接納穩定的外來移民。但脫歐公投顯示，許多英國人希望將英吉利海峽變成一道護城河。為了應戰人口衰退，各國必須同時接納新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前者很難，而後者對某些人而言，更是不可能。

在諸多強權中，美國獨特地因為人口衰退而受惠。數世紀以來，美國總是歡迎新移民，先是大西洋彼岸，然後是太平洋，接著是今日德州的格蘭河岸（Rio Grande）。數百萬人興高采烈地跳進這個大熔爐（美國版的多元文化主義），豐富了彼此的經濟與文化。移民讓二十世紀成為美國的時代，而繼續接納移民能讓二十一世紀依舊為美國的天下。

但凡事總有例外。近年來，高漲的陰謀論、本土主義者與美國優先者，威脅要切斷那曾經讓美國之所以強盛的移民潮，並在邊界築起一道與世隔絕的高牆。在川普總統（Donald Trump）的率領下，聯邦政府不僅嚴加遏阻非法移民，更同時遏阻了具有技術的移工。這對美國經濟而言，無疑是一道自殺政策。如果這樣的變化是永久性的，如果美國人毫無理智的恐懼讓他們背棄了原有的移民傳統，並將世界拒於門外，那麼美國在人口、權力、影響力及財富方面，也將步上衰退一途。這是每一位美國人都必須做出的決定：做一個開放、具包容力且歡迎外來者的社會，還是一個閉關自守並因為孤立而凋零的國家。

過去，人類此一種族的淘汰機制，向來是由饑荒與瘟疫主宰；但這一次，我們選擇親手淘汰自己。我們自發性地選擇減少人口，而這樣的選擇會是永久的嗎？答案是：非常有可能。儘管有時政府確實能透過慷慨的兒童照顧福利及各種補助，來提高夫婦願意撫養的孩子數量，卻怎麼樣也無法將生育率提高到足以永續維持人口數量的替代率──也就是每名婦女生下二．一個孩子。除此之外，這些政策的代價也非常高昂，因此在經濟不景氣時，預算往往會立刻被刪減。而讓政府去說服一對原本不打算生的夫婦生孩子，在道德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爭議。

在我們逐漸適應這個愈來愈小的世界時，我們該慶祝抑或哀悼人口的凋零？我們會努力確保人口的成長，還是欣然接受一個人人都能活下去且比較不需要拚命的世界？答案仍然未知。或許某位詩人會發現，人類有史以來，這是頭一遭顯得如此蒼老。

各界推薦
序：走遍六大洲，窺見人口衰退的真相
第一章 人口簡史
第二章 馬爾薩斯與後繼者們
第三章 歐洲一片白髮蒼蒼
第四章 亞洲經濟奇蹟的代價
第五章 寶寶經濟學
第六章 非洲問題
第七章 巴西的工廠關門大吉
第八章 移民的推力與拉力
第九章 印度象崛起，中國龍衰退
第十章 第二個美國人的世紀
第十一章 衰退時代下的文化滅絕
第十二章 加拿大的解決之道
第十三章 未來的挑戰
致謝
註釋

【內文試閱】
第四章 亞洲經濟奇蹟的代價
愈來愈老的日本

井深大（Masaru Ibuka）是一名深感挫折的執行長。身為索尼（Sony）企業的共同會長，他很喜歡一邊走路一邊聽歌劇，而索尼那台旗艦型攜帶式卡帶錄音機 TC-D5 儘管常見，卻還是太笨重了。於是，他請工程師為了他的個人需求，設計出一台真的能便於攜帶的產品。井深大對交上來的成品非常驚艷，因此帶著產品跑到會長盛田昭夫（Akio Morita）的面前，說道：「你不覺得一台可以讓你邊走邊使用的立體聲卡式播音機，是一個超棒的點子嗎？」隨身聽於是問世了。

索尼的工程師刪去原有卡式錄音機的揚聲器及錄音功能，設計了一款更輕盈的耳機，並將裝置的效能強化到僅用兩顆三號電池就能驅動的程度。在進行了少許的宣傳活動後（畢竟當時對攜帶式音樂播放裝置的需求仍為未知），索尼於一九七九年七月推出了 Walkman，並期望能在一個月內賣出五千台。然而，銷售量居然直接大破五萬台，卡式隨身聽也成了一九八〇年代的象徵性代表。而研發出更便宜、音質更動聽的攜帶式音樂系統的嘗試，在歷經 Discman、iPod 及智慧型手機後，演化成如今我們隨身就能享受的音樂串流資料庫。Walkman 成為日本創意及行銷遠見的巔峰里程碑，但自此之後，幾乎是一路往下。

倘若你想要了解人口衰退對一個社會的影響，不妨看看日本。一九五〇年，在日本努力地想要重建因為二戰而被摧毀的經濟時，日本婦女的平均預期生育率為三個孩子。但當「日本製造」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廉價且劣質的代名詞時（請回想老舊的電晶體收音機），日本母親開始選擇生少一點孩子。到了一九七五年代，隨著日本製造成為品質與高價位的代表（以豐田汽車的 Corolla為例），且該國也成為已開發國家後，曾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這個國家，其生育率下滑到替代率之下，並於二〇〇五年降到最低點一．三，接著再些微反彈到如今的一．四。這種情況在大型已開發國家內並不罕見，但日本與典型的歐洲或北美洲國家卻很不同。日本人可是──嗯，非常的日本人。日本是一個秉持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也稱屬人主義）的國家：獲得公民身分的條件就是透過血緣，或更準確而言──透過擁有公民身分的雙親。倘若丹麥籍夫妻在加拿大生下孩子，這名孩子同時會是加拿大與丹麥的公民；但同樣一對丹麥夫妻在日本生下孩子，這名孩子只會是丹麥的公民。理論上，外國人可以取得日本國籍，但必須經歷一連串讓人絕望的程序，且這些都必須以片假名來進行。調查員會拜訪你的住家和工作場所，在你獲得許可後，還必須放棄原有的國籍。二〇一五年，日本只核可了九千四百六十九位公民資格，遠比五年前的數目還低；二〇一〇年，該數目為一萬三千零七十二人。二〇一〇年、也恰好是日本人口攀上新高峰的一年，總人口數來到一億兩千八百零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二人；五年後，人口數為一億兩千七百一十萬。短短五年內，日本損失了一百萬的人口，同時獲得日本公民資格者的數量也更少了。這就是擁有低生育率、反移民政策國家，會遇到的情況。在描述日本如今的人口情況時，最常使用到的字眼就是「災難性的」。不妨思考：如今活著的日本人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為年長者，這也讓日本成為全球最高齡化的社會。四十歲女性的數量比三十歲女性還多，而後者的數量又比二十歲女性多。這也是為什麼人口衰退往往是無藥可救的；一旦發生了，就幾乎無法逆轉──因為每一年到達生育年齡的女性數量，都比前一年還要少。而更難逆轉的，還有伴隨著低生育率出現的思維，人口學家稱此思維為「低生育率陷阱」。該理論指出，倘若生育率低於一．五的情況，發生超過一個世代以上，這樣的生育率就會成為新常態，而且是一個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如同牛津大學的莎拉．哈波（Sarah Harper）所描述的：「就業模式改變，托兒所與學校減少，同時社會型態將從家庭／兒童取向，轉型為個人主義，生兒育女成為一種個人實現或成就。」對日本夫婦、南韓夫婦、德國夫婦或加拿大夫婦而言，生孩子不再是一種必盡的家族、社會或對神的義務。這是讓夫妻能表現自己，體驗生活的方式，遠比選擇中世紀現代主義風格的客廳裝潢更為重要，或是在哥斯大黎加叢林中度過的那兩周、或是剛獲得超棒的圖像設計師新工作（儘管有些不穩定且薪資較低）等那些能無止盡延伸下去的事物。這些聽上去，是否跟你認識的某些人很像？

到本世紀中，日本人口將下滑到僅些許超過一億的程度；而在本世紀末，則會降為八千三百萬，甚至低於二〇一〇年高峰期的三分之二。政府政策的大方向，是想辦法讓日本人口數量維持在超過一億的程度，但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做。隨著年輕人為了工作與希望而離開鄉村、移往都市，「某些村落的人口下降到當地人會用假人來裝飾，期望能增添些許活力的氣息。」二〇一〇年對日本而言，還是另一件事情的里程碑。該年是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中國的成長是促成此一轉變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仍在日本自己身上。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那年，也是日本股市崩盤的二十周年。在股市崩潰後，導致了一九九〇年代那所謂的「失落的十年」，接著是二〇〇〇年代第二個「失落的十年」以及第三個「失落的十年」，和這三十年所創造出來的「失落世代」。經濟下滑的直接原因，為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提高利息導致房地產泡泡破滅，接著引發全盤崩潰。銀行倒閉，倖存者拒絕借款，急於保護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為了解決危機，政府投入了數百億到公共建設上，希望能重振經濟。但這種凱因斯式解決之道，導致私有資本市場挨餓受凍，同時可能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

但另一個原因發生在職場上。伴隨著不景氣和不斷成長的債務（G D P的二五〇％），日本成為地球上負債最高的國家，更遑論那逐漸增多且會成為經濟重擔的老年人口。由於日本的退休年齡為六十歲，且薪資極大程度上是隨年資而成長，因此即便年長者想要繼續工作，公司也無法繼續聘用他們。如此一來，日本的工作年齡人口穩定下滑，從而讓日本創下另一項紀錄：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的撫養比。所謂的撫養比，是指具生產力的工作年齡人口，對上退休人口與孩童（並加上不具生產力者）的總數。在日本，該比率為六十四；美國為五十二、中國為三十九。這意味著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日本只有較少的工作者來承擔老年人口與幼齡人口所需要的政策開銷（醫療保險和教育）。但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後果。

回想 Walkman：此一產品是為了熱愛歌劇的中年使用者所設計的，但那些在卡帶式隨身聽於二〇一〇年停產前購買了兩億台的消費者，也是如今那些會在手機上訂閱音樂串流服務的使用者：年輕人。年輕人會消費，在數十年裡，他們購買了數量上億的四十五轉小唱片、黑膠唱片、卡帶、八音軌匣式錄音帶、CD、iPods、智慧型手機，或是訂閱 Spotify 及 iTunes。這些成年的年輕人們，購買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洗衣機、沙發、冰箱和休旅車。他們為嬰兒添購推車，並為了參加公司活動而買一件簡單的黑色洋裝。他們會買房子，過幾年再換一間更大的房子。二十、三十和四十歲的工作者，不僅創造了最多能推動經濟的財富，他們還進行消費。

日本的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間之所以停滯不前，某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高齡人口的消費愈來愈少，導致需求愈來愈低，而擔心需求繼續下滑的銀行，願意提供的創業貸款自然也愈來愈少。如同經濟學家吉野直行和法哈德．塔亨薩迪－賀薩里（Farhad Taghizadeh-Hesary）所觀察到的：「老化的人口和消失的工作人口，是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不景氣的一大原因。」而最終代價同樣也是最難以捉摸的。即便在日本最輝煌的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他們在某一項產品上的競爭力總是不如人，這樣產品就是電腦。針對這一點，人們曾經提出各種解釋（包括宣稱日本在文化上缺乏創意的標準種族主義式主張）。但確實有一項原因特別顯著。數位革命──電晶體、晶片、個人電腦、網路、線上購物、雲端服務等，絕大多數都是由位在矽谷、西雅圖，或精英學校如哈佛等地的發明家與企業家所推動的。倘若你曾經讀過這些人的自傳──從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等積體電路與晶片的開創者，到微軟的比爾．蓋茲、蘋果的賈伯斯、臉書的祖克柏以及亞馬遜的貝佐斯，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在他們提出某些具開創性的點子時，他們都很年輕。日本沒有這麼多年輕人了。當社會邁入高齡化時，創新開始變得困難。

日本與韓國的情況，也同樣發生在亞太地區的香港、台灣與新加坡身上。這五個國
家全都只用了一個世代的時間，就讓須耗時一世紀的經濟現代化成真。而這五個國家的生育率如今也都位居世界最低。香港的生育率據某項推測來看，實際上已經下滑到一以下。而其他開發中、未完全開發的亞洲國家則緊跟在後，泰國一．四、越南一．八、馬來西亞二．〇。亞太地區大型國家的生育率逐漸朝替代率靠攏，甚至有低於替代率的趨勢，是全球人口衰退的一大推力。亞洲老虎們在短短數十年間，就讓地球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脫離赤貧，這絕對是名副其實的奇蹟。但這樣爆炸性的成長，卻也有其代價──社會無法像經濟那樣快速演化，舊時代的價值觀與新現實產生衝突。而預料之外的後果，打亂了政府的如意算盤。如同多數現象（無論是自然或人為），感受最深的，往往就是年輕人。



第九章 印度象崛起，中國龍衰退
最大的國家，最低的出生率

中國國家統計局座落在一幢灰褐色、蒼白、低矮，且看上去不曾奢想得到任何建築獎的北京樓房內，建築物的內部整潔得令人惶恐。就在我們踏進去的同時，一群身穿清潔工制服的年長女性巡視著大廳，努力擦拭著閃閃發亮大理石地板上看不見的汙漬。大廳裡，穿著天藍色短袖高領齊膝洋裝、頭髮整齊地在腦後紮成包頭的女性們，聚精會神地排排站，就好像空姐正在接受檢查一般。在和我們的接待者（想與我們討論社會研究與民調發展的中國國家統計學者代表）碰頭後，一部分的女性跟在我們後頭，和我們一行人一起穿越最初走進來的那條長廊；其餘人則繼續站在走廊上，指引我們走到適當的房間，感覺就好像這些中國統計學家們不認得自己的辦公室。

那是一間無窗的會議室，就跟世界上那些平凡無奇的辦公室沒有兩樣，裡頭放著電腦、投影機等。女人們在每一張椅子後面站定，每當你啜飲了一小口提供的綠茶後，這些人就會立刻為你加水。在那筆芯削得完美的鉛筆和筆記型電腦旁，貼心地擺放了溫熱的濕毛巾，只要你一拿起來使用，毛巾就會立刻換上新的。天知道假如你拿起鉛筆來用，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事後，中國同事向我們解釋，中國政府有所謂的充分就業政策（或至少是他們能做得到的充分）。這些女性是從農村招募來的，負責到北京執行這些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即便是毫無意義的工作，也總比人力閒置好。

身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可隨意使用。許多西方企業正是因為那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將工廠遷移至此，並引發許多認為中國廉價勞工損害美國製造業的批評。這樣的批評或許曾經是對的，如今卻也不復當年。是的，中國的人均G D P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生活水準卻出現巨幅的提升，其成長率更是遠超過任何已開發國家。美國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ć）認為，如今真正的薪資落差已不存在於中國與美國間，而存在於此兩國內的高薪所得者與低薪所得者間。中國的勞動市場正在逐漸萎縮，因為中國人大規模地放棄生孩子這件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擁有最低的出生率，而這樣的低出生率已經維持了數十年之久。由於中國不接受移民，因此想當然的數學結果告訴我們，其將面臨人口衰退與迅速老化、勞動人口縮水，且社會的依賴性更重。中國正在步上日本的後塵。唯一的差別在於：日本社會是先變富裕，再開始變老。中國則沒有這麼幸運。

在近期一趟從深圳（擁有一千兩百萬人、連結著香港與中國內陸的城市）到北京的旅途中，我們對看不到什麼嬰兒的情況感到吃驚。在多數機場中，帶著孩子的父母是相當常見的情景，而安檢區內的嬰兒車更是永恆不變的麻煩（「我從來沒有見過一輛嬰兒推車能在二十分鐘內摺疊好，」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在《型男飛行日誌》〔Up in the Air〕中的角色這樣說道）。但無論是在深圳或北京，你幾乎見不到嬰兒推車，見過的數量用一隻手就足以計算完畢（左手完全派不上用場）。我們真的努力找過了。

因出生率已死一事而感到擔憂的中國政府，終於在二〇一六年廢除了那可怕的一胎化政策。一胎化政策是理想主義與官僚主義走火入魔的產物。在內戰結束、現代中國創立後，毛澤東鼓勵中國人民生育孩子，以滿足軍事與經濟結合的期待。結果證明，好事太多只會變成壞事。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過剩的人口導致了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在這場饑荒後，中國政府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並成立了計畫生育委員會。一九七一年，第四個五年計畫啟動後，政府展開了所謂的「晚、稀、少」政策，呼籲人民晚一點結婚、拉長生下一胎的間隔，同時生少一點孩子。光這些或許就足以讓生育率掉到替代率的程度。一九七九年，在政府的鼓勵與都市化下，生育率從一九六〇年的六．二，下降到二．五（一九六〇年代，中國僅有一六％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如今，該數字已經成長到五四％。二〇五〇年更預估會攀升到七六％）。但計畫者就是熱愛計畫。同年，鄧小平頒布了具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儘管有許多例外（少數民族有豁免權，且在許多情況下，當第一個孩子為女孩時，可以得到生第二個孩子的許可），但根據國家官員的估計，在這項政策於二〇一六年被正式廢止前，中國總共阻止了四億名新生兒的誕生。

一胎化政策是威權主義最可怕的體現。國家沒有利用激勵的方式（像是透過教育或
免費的節育用品），反而採取壓迫手段，讓那些渴望生下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的父母為之心碎，並讓獨生子女只能孤單地長大。如同多數高壓政策，此一政策也弄巧成拙，讓出生率在死亡率開始下降的同時（感謝經濟發展與更好的醫療系統），卻繼續朝著替代率以下貼近。現在，中國人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比二〇一〇年又增加了令人吃驚的十八個月。這也意味著在本世紀內，中國的老年與依賴人口將繼續攀升，出生率卻會繼續下降。到了二〇四〇年，中國人將有四分之一為老年人口（全球的預估平均值為一四％）。

我們必須強調此點：大量人口不代表就有大量的生育人口，尤其在平均年齡偏高時。一九六〇年，中國的年齡中位數只有二十一歲；現在，卻是三十八歲；到了二〇五〇年，更會上升到五十歲。屆時，比起和自己角逐世界強權的美國，中國的年齡中位數將更接近日本（日本為五十三歲，美國為四十二歲）。人口統計學家王豐用一個數字，簡潔地總結了中國的人口困境：一六〇。「首先，該國擁有一億六千萬名內部移動者，這些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人，提供了經濟蓬勃發展所須的勞動力。第二，有超過一億六千萬名的中國人，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第三，有超過一億六千萬個中國家庭，僅有一個孩子，這也是我國長達三十年限制夫妻只能生一胎的政策下場。」王豐嚴肅的結論指出，人口下滑與社會高齡化，或許會掀起政治正當性的危機。「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的政治正當性都是建立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之上，而後者必須仰賴廉價且出於自願的勞動力。勞動力老化將迫使此經濟模式做出改變，並讓政治統治變得更為艱難。」中國的一胎化政策還有另一項更悲劇的後果：因為針對特定性別而進行的墮胎手術，導致中國失去了大量的女性人口。一胎化政策再加上必須生下男丁以傳承香火的傳統思維，是男女比例失衡的主因。一般而言，每一百零五名男嬰應該對應一百名女嬰。在中國，卻是每一百二十名男嬰對上一百名女嬰。而男女失衡的情況，在中國某些鄉村間更為嚴重。「失蹤」的中國女性數字約介於三千萬至六千萬之間（儘管有些鄉村地區的女性根本沒有報戶口）。倘若有至少三千萬名女性失蹤了，這也意味著至少有三千萬名男性找不到老婆。此外，儘管在中國社會風氣下，女性大多會結婚，但現在有許多女性為了追求個人事業而反抗結婚。這也意味著她們會透過晚婚的方式（倘若最後有結的話），來追求自己在教育與事業上的目標。中國或許很快地，就會出現數百萬名孤單、在性方面受挫的年輕男性，而這對社會安定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中國政府認為，一旦廢除了一胎化政策，很快就會迎來國內的嬰兒潮。但截至目前為止，這樣的嬰兒潮並未發生。如同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見到的，一旦小家庭成為常態，這樣的常態將會延續數個世代。低生育率陷阱抑制了預期，這點在中國尤其顯著，畢竟政府長久以來不斷宣揚小家庭的好處。此外，輸卵管結紮是中國最受歡迎的節育方法，生育年齡的婦女之中，有整整一半的人表示自己或伴侶有進行結紮。因此，即便潛在父母現在想要再生一個孩子，他們的生理條件也不允許。

易索普關於理想家庭規模的調查，也強調了此點。高達九三％的中國受訪者，一致同意最理想的家庭規模，就是擁有兩個以下的孩子。有兩成的受訪者甚至認為只生一個或沒有小孩，是更為理想的狀態。小家庭常態已經深深烙印在中國的文化內，就連離開中國的中國女性，往往也會繼續抱持著這樣的思維。在加拿大的所有移民族群之中，中國女性的生育率是最低的，甚至比本來就已經夠低的土生土長加拿大女性還低。儘管有這麼多壓倒性的證據，指出中國的生育率會繼續維持低水準，聯合國卻預測數字會從二〇二〇年的一．五，成長到二〇五〇年的一．七五，再攀升到二一〇〇年的一．八一。這將讓中國在本世紀末，仍能維持著十億人口的水準。但有鑑於所有證據都指出中國家庭傾向維持現在的小規模，或許我們可以認為沃夫岡．魯茲和其維也納同仁的預測，會更接近現實。考量到中國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所帶來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生育率在本世紀間，將會維持在一．四至一．五間。假使預測為真，中國的人口將在二〇〇年下滑至七億五千四百萬人──比聯合國的預測人口還少上兩億五千萬，也比當前的中國人口少了令人震驚的六億三千萬。在本世紀內，中國就有可能失去近乎一半的人口。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倘若魯茲的快速發展模式或聯合國的低出生率預測成真，中國人口有可能崩解到僅剩六億一千兩百萬至六億四千三百萬。整整七億人，將從地球表面消失。

這種低出生率有可能成真嗎？不僅有可能成真，甚至還有可能太樂觀。目前中國統計部門的生育率數字為一．二，且官方分析師考量到未報戶口的可能新生兒，判定這樣的數字過低。但假如這個數字一點都不低呢？某些人口學家引用了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二〇一六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其中所使用的生育率數字為一．〇五。其他研究則指出在長達十年中，生育率一直維持或接近這樣的水準，直到二〇三五年為止，生育率將會繼續如此。這聽上去並不會讓人難以置信。畢竟，香港和新加坡也顯示當地的生育率已經下滑到一．〇或以下；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其生育率也低於一．〇。與此同時，還有許多中國人生活在生育率較高的農村地區，正朝都市蜂擁而去。倘若中國的父母繼續如此，在本世紀末，中國的人口將只剩下五億六千萬。就人口層面來看，中國將不再是如美國般的大國。無論如何，中國的人口正面臨蓄意、被操控的大型崩潰邊緣。過去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本書的稍後，我們將探討此種改變帶來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後果。但對中國來說，這都不是什麼好預兆。

全球人口要成長到如聯合國預測的一百一十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靠印度繼續維持其在上一世紀中那樣瘋狂的高生育率。一九五〇年，印度的人口只有三億七千六百萬；五十年後，其人口卻成長了三倍，直逼十億。在未來幾年內，印度就會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據聯合國預估，二〇六〇年在這片次大陸上，將住著令人吃驚的十七億人口。接著，人口會開始緩慢地下滑。這種預測成真的機率有多高呢？我們一起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