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則：政治風暴下的中國知識分子(電子書)

當知識分子遇上政治，
當藝術遇上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自處？

陳獨秀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決不依附他人的政治力量。
林語堂短暫失誤過後，很快地清醒過來，冷靜下來，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做人。
田漢在熱心搞藝術的同時，並沒有完全忘了政治，常常將對政治的激情融入戲劇創作中。
聞一多由學潮的旁觀者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和鼓動者。
巴金勇敢地衝出家庭的牢籠，到異國他鄉繼續探求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真諦。

本書對郭沫若、梁實秋、聞一多、沈從文、陳獨秀等二十多位作家進行解讀，且根據傳記所提供的資料，揭示出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文化體制下知識分子的困境，進而反思中國歷史。

本書特色

根據資料，對知識分子進行解讀
史料齊全

孫德喜（1960-）

中國江蘇淮安人，武漢大學畢業，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現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迄今發表論文、詩文各百餘篇，出版《20世紀小說語言的文化透視》與《歷史的誤會》等著作。

後記

二○一二年年初，青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歷史的誤會─現代文壇上的人和事》。這本書被納入良友書坊的「閒話文庫」。當時我向編輯交稿的時候提供了三十多萬字的文稿，對約四十位作家的人生作了個人解讀。該書編輯後來與我商量，要求壓縮到二十五至二十六萬字，而我希望最好讓書的容量大一些，盡可能少刪去，這固然有敝帚自珍的成分，但是我覺得少刪去一些，可以使我對某些問題的思考更全面一些。但是編輯先生說作為「閒話文庫」之一，要求書的體量大致相仿，只好將書按二十幾萬字的規模來出。最終我接受了編輯先生的意見，與對方商談刪除某些篇幅。我曾經給良友書坊的《閒話》投過稿，到編輯這本書的時候，已在《閒話》上發表的四、五篇，為了避免重複用稿，於是先將這幾篇從中拿掉。同時，編輯先生建議將寫當代作家的也抽去一些，這樣可能會免去某些麻煩，我覺得也有道理。這樣，《歷史的誤會》出版後，我原來寫作家的隨筆還有十幾篇，我覺得這些也應該集中起來與讀者見面，但是單有這些篇幅我覺得比較單薄，於是又寫了一些，仍然保持原來的體制和形式，對於問題的思考自覺比前一階段的更成熟和深入一些，心態也更自由一些。

特別可貴的是，《歷史的誤會》出版以後，不少朋友給我回饋意見令我感到欣慰，給我很大的鼓勵，特別是淮陰師範學院的胡健教授、四川大學的陳思廣教授、集美大學的姚楠教授、華僑大學的阮溫凌教授、哈爾濱師大的汪樹東教授、蘇州科技大學的謝昉女士以及我的一些同事，都給予這本書以充分的肯定。我知道其中不乏情面之語，但也有非常可貴的諍言和激勵，激發了我進一步寫作的信心。正是在各位朋友的肯定和推動下，我還是以過去的一句話「在有限中追求無限，在自由中逼近真理」自勉，自己解開束縛心靈自由的利益誘惑，抵制了外在的某些羈絆，堅定按照這條路子寫作下去。

「閒話」名為「閒話」，據我看來，應該是「自由地侃談」，免卻學術論著的一本正經和高深的理論，可以隨意所談，談出點味道來。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對於中國來說，實在是意味特別。由於我們剛剛從專制走向共和，但是我們的歷史卻頗坎坷曲折。而這種坎坷曲折在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雖然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看似偉大，然而卻經受著各種的痛苦，精神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病態，不少作家毫無疑問成為嚴重精神病態的病人，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而且，他們的歷史距離我們並不遙遠，與我們的現實關係密切。或者說我們今天的現實就是他們處境的延伸。因而我覺得，瞭解他們的病狀實際上就是在認識我們自己，療治我們這個時代。

衷心感謝香港的《文學評論》、《前哨》、《香江文藝》、臺灣的《大海洋》、內地的《閒話》和《長江學術》等刊物發表了這部書稿中的部分文章，
本書在出版過程中得到了蔡登山先生的大力幫助和支持，本人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謝！同時還要特別感謝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陳佳怡女士和邵亢虎先生，感謝臺灣秀威科技資訊有限公司為出版本書給予的合作和便利！

還有必要重申，熱忱歡迎所有朋友對本書提出討論、質疑、商榷和爭鳴。為方便傾聽對於本人寫作的各種聲音，我在這裡提供電子信箱。我將永遠真誠地恭候與傾聽。

孫德喜
二○一二年五月十一日修訂於揚州存思屋

1孤軍作戰的陳獨秀 005
2不對稱的愛情與婚姻 013
3特立獨行的林語堂 022
4美麗的噩夢 033
5學潮中的聞一多 047
6不願懺悔的夏衍 058
7從批人到挨整的張聞天 075
8廢了文功的沈從文 087
9幸福的幻象 099
10尷尬沙汀 109
11走向祭壇的王實味 123
12農民作家趙樹理 131
13純粹文人邵洵美 141
14為了自由而流浪的徐訏 154
15消失了的民間 165
16「超現實主義」的艾青 177
17超越意識形態的愛國者 187
18被壓抑的歡呼 201
19一意孤行的張愛玲 206
20走向理性的柏楊 213
21中年的金庸與晚年的金庸 223
22荊棘中的獨立 230
23知識憤青戴厚英 241
24怨而不怒的張雅文 252
後記

1─孤軍作戰的陳獨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已是孤家寡人的陳獨秀在給S和Ｈ的信中透露：胡適送給他一個稱號「終身的反對派」。對於胡適贈予的這個稱號，陳獨秀本人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只是申明他並非「故意如此」，在他實在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後來的專家學者也基本上認同胡適對陳獨秀一生所作的這個評價。上海復旦大學的朱文華教授就將他的《陳獨秀評傳》的書名定為《終身的反對派》（青島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賈興權的《陳獨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版）將該書第十章的標題定為〈終身反對派〉。綜觀陳獨秀的一生，這個評價確實非常恰當，突出了陳獨秀一生中非常鮮明的叛逆的性格。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陳獨秀奮鬥一生，到最後卻是單槍匹馬，孤軍作戰，根本談不上所謂的「派」。

倔強的個性
陳獨秀的人生道路是由他的叛逆反抗的性格所決定的。早在他幼年的時候，陳獨秀的祖父就從他的倔強的個性看出他將來的「不幸」。自從一八九七年與大哥一起離開家鄉之後，陳獨秀就以激烈的叛逆思想出現在人們面前。辛亥革命以後，陳獨秀首先扯起「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的大旗，掀起了以反對封建專制文化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繼而與李大釗、李達、張申府等人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並且當選為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從而成為包括國民黨人在內的革命左翼力量的一面旗幟。然而，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國共之間矛盾衝突愈演愈烈直至兩黨的徹底分裂，共產黨方面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陳獨秀的領袖地位產生了嚴重的危機，他很快被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了下來，並且在黨內受到了進一步的排擠和批判，從而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代表，而陳獨秀對於來自黨內的指責和批判，感到十分委屈，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沒有錯，而是將本來應該由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承擔的責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要他承擔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

陳獨秀與後來中共領導人的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而且還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他被開除黨籍。如果按照簡單的邏輯推算，陳獨秀被清除出黨，必然會像張國燾等人那樣投入到共產黨的敵人國民黨的懷抱，然而歷史並不是按照這種簡單的邏輯運行的，陳獨秀雖然一度與國民黨左派關係十分密切，與許多國民黨高層人士關係不錯，但是那都是出於國共合作的需要與之來往頻繁，而他對於後來國民黨及其主政的國民政府仍然持反對態度，反抗其血腥暴政。在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是一手遮天的執政黨，共產黨是國民黨最大的反對黨，整個中國的政壇基本為國共兩黨所占，其他政治力量所占的空間實在是微乎其微。被他所創立的中共一腳踢開之後，陳獨秀只能在政治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但是，陳獨秀並不屈服，他依然高昂著頭顱，堅定自己的政治信念，組織成立自己的政治派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根據陳獨秀本人的意思，他的政治信仰與中國共產黨是一致的，都是要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只不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此時的中共中央存在著較大分歧，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其實，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政黨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是很正常的，應該存異求同，通過思想交流和理論探討來解決分歧。然而，陳獨秀與中共中央之間並沒有達成這種妥協，而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懷著敵意看待不同的意見和主張，因而對對方採取敵對的態度。更令陳獨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他所建立的托派由於內部的權力爭奪而不時排擠他，甚至惡鬥到也將他開除的地步。儘管如此，國民黨當局並沒有放過他，於一九三二年將他逮捕，並且給他判了刑。直到一九三七年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被要求釋放所有的政治犯時才將他釋放。出獄之後的陳獨秀考慮到國家利益，表示擁護國共兩黨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與國共兩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獨自打著自己的旗幟，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決不依附他人的政治力量，獨自一人地同他所反對的東西作戰，表現出獨立的堅強精神。

不合時宜
到了這個地步的陳獨秀，給人的感覺就是他的頑固偏執，實際上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陳獨秀雖然可以算是中國現代史上非常顯著的政治人物，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他仍然應該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一個並不滿足於埋頭做學問，並且胸懷遠大抱負和理想，充滿政治激情的現代知識分子，儘管他的身上多少還殘存著封建大家長的色彩。實事求是講，陳獨秀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因為他沒有通常政治家那樣強烈的權力慾和控制慾，所以他在從事政治活動的過程中難免不受到權力的排擠而處於被動。他更不同於那些政客和黨棍，從來就沒有想到利用政治鬥爭為個人撈取名利，他即使擔任了中共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也不是他爭來的，而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傑出表現為他贏得了崇高的威望，因而他被推到了領導崗位真正是眾望所歸。就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陳獨秀雖然缺點十分明顯，但是他並沒有為自己謀私利，在與國民黨合作的過程中，他基本上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根本沒有考慮到處抓權，不想與國民黨爭權奪利，而且尊重國民黨對大革命的領導權，他根本沒有考慮到自己所處的是一個如狼似虎的極其兇險的政治環境，在這裡沒有人像他這樣具有民主胸懷，尊重別人的存在和權利。

陳獨秀這種知識分子的本性無異於令他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成為他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必然給共產黨帶來巨大的災難，造成重大的損失。於是，他在黨內受到了嚴重的批評，並被剝奪了領導職權。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看，對於陳獨秀的批評與撤職是非常必要的。問題是這種批評並沒有擊中要害，沒有指出他的知識分子式的思維方式與所處政治環境的嚴重錯位，而是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甚至是投降主義的帽子，並且將本來應該由共產國際承擔的領導責任也一股腦推到他的身上。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在七○年代批「水滸」時所說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因為中國人向來不敢對最高領導皇帝提出反對意見，如果國家出了問題，絕對不會認為是皇帝犯了錯誤，而是把責任歸咎到奸臣和后妃身上。現在共產黨遭受損失，處於困境，沒有人敢於指責凌駕於中共之上的蘇聯共產黨或者共產國際，更沒有人敢於追究史達林的責任。所以，黨內對他的批評和處理並不能令陳獨秀信服，他為替別人背黑鍋（其實也不完全是別人的黑鍋，只是他的一種感覺，而且他以為他的想法從學理上來說沒有問題）感到十分冤枉。然而，在他長期主持下的共產黨內部卻沒有形成申訴和辯護機制，那麼，遇到委屈（哪怕只是自己的一種感覺），除了往肚裡咽，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