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電子書)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社會，建築在經濟迅猛增長之上的政權合法性一再受到來自社會其他方面的挑戰。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官僚腐敗、民族問題以及環境污染，無一不是觸發社會不滿情緒乃至民眾暴力抗爭的誘因。
本書從衝突與抗爭的角度來探索當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性，集合十多位學術與文化背景各異的學者，從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以及歷史研究等多個角度條分縷析，系統地解讀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三十多年來，不同形式的衝突與抗爭之紛繁複雜的根源，以及國家應對策略的利弊得失。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現為哈佛大學政府系亨利．羅索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及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近期主要著作包括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2002),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7) (與Merle Goldman合編),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2007) 以及最新出版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2012）。

塞爾登 (Mark Selden)，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和《亞太學刊》(The Asia-Pacific Journal) 主編。現為康奈爾大學高級研究員、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歷史與社會學教授以及《亞太學報．日本聚焦》協調人。其有關中國的主要學術著作包括《革命中的中國：重訪延安道路》（2002）、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 與Friedman 及Paul G. Pickowicz 合著) (2005)、《東亞的復興──以500 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2006）（與喬萬尼．阿里吉、濱下武志合編）等。

夏璐，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碩士，香港大學博士。

周凱，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湖北大學歷史學學士，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碩士，香港大學博士。

閻小駿，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

與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有兩大弱點：一是沒有堪比牛頓力學的基本理論，二是罕見公認的研究前沿。中國社會與政治的研究尤其如此。本書理論範式清晰，前沿問題明確，是學術著作中極為可貴的例外。中文讀者讀這本書，固然可以獲悉事實，更值得期待的是就三個問題得到出乎意料而言之成理的答案。第一，中國社會是不是健康正常﹖第二，如果不是或不完全是，那麼它發生了哪些病變﹖第三，發生病變的原因是什麼﹖書中對這三個問題的深入理解、提出問題的恰當方式、探索答案的可靠路徑，是本書英文版多次重印的原因，也是中文版面世的價值。

──李連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

此書第一版問世之初至今一直是我首選的教學必讀書目，書中彙集多個領域的一流學者，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切中時弊要害又極具學理深度。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文集在理論深度上毫不遜色於學術專著，卻更加明暢簡潔，平易好讀。

──白瑞琪教授，美國歐柏林大學政治系

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伴隨着激烈的社會衝突，如何認識和剖析這些衝突是學界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本書以改革以來中國的國家、社會和市場互動為基本框架，囊括了一批優秀學者對不同社會領域的衝突與抗爭的精彩分析。我願意用一句話向中文讀者強力推薦此書：要想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衝突和抗爭，就從閱讀本書開始！

──陳峰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責編推介語（責編：張薇）

貧富分化、城鄉差異、官僚腐敗、民族問題、宗教信仰問題以及環境污染，無一不是觸發社會不滿情緒乃至民眾暴力抗爭的誘因。然而無論國家還是社會都對積怨已深的底層群眾深懷恐懼，以致於精英階層和國家政權都一致認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暴亂。但問題在於：中國政權對由此產生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又能承擔到何時？

本書對於任何想深入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經濟變遷的讀者來説，本書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編輯手記

 

我並不是這本書的第一個編輯，但這本書是我編輯的第一本書。

接手的時候，書稿剛剛完成譯稿簡體轉繁體的校對工作，一邊看一邊按下接受、接受、接受的按鈕，偶爾也會“拒絕”一下，好像整天的工作都只與鼠標左鍵有關。就在這樣純鼠標操作的過程中，我開始進入書稿內容，也開始學習進入一個編輯的職業身分。

 

原本是社會科學訓練背景的我第一次就接手這樣的書稿當然倍感親切。中國社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開始的經濟改革與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也本就是我讀書時的關注點。這本文集所彙集了不同學術背景下對於中國研究頗有建樹的專家學者，對於中國研究或中國社會現象並無深入了解的讀者來說，這般陣容與選題，無疑一副“十全大補湯”；即便對中國研究學有專攻的讀者，其選題是廣博也必然可以“補血益氣”，打通經脈。我一邊編輯一邊想：之前沒有讀過英文版，這次直接編輯中文版也是一種學術緣分吧。

 

讀書時看英文書，好在英文底子還算夠用，但有些書常常還是看得雲裏霧裏，往往需要反覆幾次才能消化，假以時日才能吸收。如果能找到好的中文譯本當然會立刻“抄近路”，何況平時與朋輩談論起來，也不想因為總看英文文獻，不熟悉概念術語的中文名稱而搞到中英夾雜，半中不洋。但最怕還是譯者自己已被原文影響，翻譯出來還是半中不洋，讀者沒些許英文功底簡直都沒法明白這中文寫得是甚麼意思。與其買本洋涇浜的書費腦筋，倒不如看本英文的更多裨益。這下輪到自己編輯翻譯書，自然格外要求不能出這樣的問題。我自認為一本翻譯書假使不能比英文書更接近本土讀者，那還沒有出版，就已經失去了出版的意義。好在這本書的譯者們與我的想法一致，我只需要做些輔助工作，對句式稍作調整，用詞略微斟酌，語言上便已然通達順暢。

 

不過更加體現編輯功夫的還不在此，文句通達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英文書與其他學術書，在翻譯中有一個獨特的問題，那便是“回譯”——將研究者當時由中文語境中翻譯作英文的部份，再找回原來的中文。嚴格來說與其叫作“翻譯”，倒不如說是“還原”。而我則需要在譯者辛苦“還原”過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報章內容上一一核查：究竟當時的那句話是不是這樣寫的？翻譯可有千條妙計，還原卻必須找到唯一答案。

成為編輯之前就聽說這一行是真正的“隱士”，好的編輯功夫全體現在讀者閱讀時的自然流暢，不被察覺的編輯才是真的好編輯。《菜根譚》里有句話說：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我想好的譯文也是一樣，讀起來自然流暢而不覺是翻譯而來，便是好的翻譯書。我想好的編輯也是一樣，當你拿到這本書只覺自然無奇，全然被內容吸引而不覺編輯的斧鑿之痕，那便是我這菜鳥編輯在重重書稿後加班辛苦時心頭暖暖的成就感了。

 

導論

當代中國的變革、衝突和抗爭

塞爾登 Mark Selden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在二十世紀末的幾十年裏，中國所彙集的令人驚異的經濟增長記錄挑戰了眾多發展經濟學家和漢學家們最樂觀的預測。這些發展成就是在克服了一系列難以逾越的經濟障礙後方才實現的，包括：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模糊的產權關係、非理性的價格、落後的交通系統、過時的銀行與證券設施以及低效率的市場。社會與政治方面的障礙—— 包括因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與道德淪喪、嚴重的政治分歧以及毛時代遺留下來的農村貧困和教育水準低下等問題—— 同樣構成了嚴峻挑戰。然而即使如此，不管是以人均GDP來衡量，還是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parity）、出口總量、人均收入、引進外資量、城市化水準或科技成就等其他指標來比較，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並持續至新千年，中國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和穩步上升的人均收入的確讓整個世界豔羨不已。經濟發展令中國躋身包括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體在內的國際團體，並使其在整體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中國的騰飛恰恰發生在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的時候。

 

而當許多其他經濟體—包括那些曾經輝煌的東亞新興國家—在1997年後陷入了發展停滯甚至衰退的困境時，中國仍以持續經濟增長（只是增長速度略低）的姿態跨入了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基於同東亞其他活躍經濟體的共生關係，以及與美國赤字經濟的特殊關係，中國已被譽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的經濟大國以及最能吸引外資的「磁石」。

 

然而，中國同樣也是一個被打上深深的社會裂痕烙印的國家，這些裂痕每每彰顯於社會階層關係、民族關係以及城鄉分化上。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也給自然環境帶來沉重的負擔，令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這種高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由美國發端並逐步擴展至全世界的經濟衰退和金融泡沫破裂使世界各地的經濟增長驟降，令各國都面臨巨大的破產威脅。隨着中國登上世界經濟舞台，中國發展潛在的各種問題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困境出現之際顯得更為突出。

 

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驚歎不已的時候，這些成就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後果以及改革的「外部性」（externality）卻並未得到足夠的學術關注，包括急劇擴大的區域間及階層間的不平等、環境破壞、以農民工為主的弱勢階層數量激增、日益增多的民族紛爭，以及原國有企業數以百萬計的職工就業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喪失。經濟成就和逐漸上升的地區及全球性大國地位的炫目光環，使學者及新聞工作者長久以來都未能注意到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融入全球體系所造成的衝突，以及每個階段無數的抗爭。1 這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

 

2009年7月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爆發維漢民族暴力衝突。其後連續數日的發展最終導致192人死亡、1,721人受傷（據官方數字）的慘劇，震驚了社會各界。在人們的預期中，中國政府在突出強調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高度重視社會穩定，理應能將衝突輕易處理或遏止在萌芽狀態。就像同年早些時候政府先發制人地遏止了可能因達賴喇嘛出逃50 週年及「天安門事件」20 週年所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如同本書的作者們所論證的，這些日益增多的社會衝突不僅深深植根於當代中國社會，而且廣泛地常常以對抗方式、甚或以暴力形式在中國社會全面上演：公開或隱蔽，有組織或無組織，發生在街頭或發生在法庭之上。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社會衝突中的多數都發生在上述主要社會矛盾的重合之處。烏魯木齊的「7．5事件」，維漢之間的民族衝突在數週之內分別在三個相隔很遠的省份爆發，這些衝突與2008至2009年的經濟危機所引致的大面積失業問題交織在一起並相互惡化。同時，以互聯網、博客、微博（Twitter）和手機為標誌的新媒體的使用，嚴重挑戰了政權在危機時刻對敏感資訊的壟斷控制。這些衝突中所爭論的議題，還與國家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密切相關，包括規定少數民族可以在現有政策下生第二胎或第三胎，為少數民族保留一定的工作機會，以及在大學錄取分數上照顧少數民族考生等。與美國一樣，實行這些特殊政策的後果是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美國則是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些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往往會升級成暴力事件。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將上述議題放在全球化過程中探討：美國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後宣佈將「反恐戰爭」擺在優先位置。

 

對於新疆這個與西藏一樣敏感的邊疆地區，中國政府很快響應美國的行動，向新疆的疆獨分子「宣戰」。本書考察了這些衝突的根源，探討了中國政權試圖緩和與抑制這些衝突的政策計劃。在經濟高速增長時代，反覆出現的矛盾衝突是新增並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公的產物，不平等的民族關係也是誘因之一。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已經在多個層面發展了40 年，其核心包括市場自主性逐漸擴大，流動性增強，現代化與國際化，以及國民經濟中集體成分和國有部門的逐步解體。就中央看來，這些改革是以加速經濟增長、鞏固執政黨權威、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消除貧困等方式來轉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從各種支持並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來看，這些改革政策給予他們大量的機會來擴大社會自主權，並開展一系列促進生產及創造利潤的活動。這些活動以前都是被政府限制和禁止的。但是，在那些並未受惠於改革或對改革計劃失望的人看來，這些改革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後果亦不少，包括執政黨的特權待遇得到維護，社會結構向城市居民利益傾斜而對農村不利，並由此引致階層與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同樣的社會結構也維護了操控資本和國家權力者所享有的特殊利益。一言以蔽之，不論是由上至下推行還是由下至上產生的改革都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災難性的—變革。這些變革不但波及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而且觸及到每一位公民，因此引發了對公民權範圍的反思與討論。當這些變革遍及華夏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甚至觸及國門之外時，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亦將藉此被重新定義。

 

儘管這些種類繁多的衝突與抗爭直接歸因於改革，然而它們也往往根植於中國的鬥爭歷史，並且展現出與歷史傳統一致的信仰和行為模式。改革年代出現的抗爭政治涉及到抗稅、罷工、民族衝突和法律挑戰，也包括爭取民主的示威及以環境保護、反腐敗、民族宗教及性別等議題的抗議運動，還包括對地方選舉的質疑、以及被剝奪選舉權的人爭取公民權利等抗議活動。相對於每一次直接對國家權力、權威以及國家控制範圍（近來也逐漸擴展至對資本的勢力範圍）的挑戰，都會有成千上萬無形的日常抗爭。2這些日常抗爭採取的方式包括個人行為上的規避、逃跑和拖延等。在沒有公開的宣言和遊行的情況下，這些方式也有效地擴展了社會權利的領域。這些行為以及日益增多的訴訟案件中對法律的直接挑戰，都不斷制約着官方權力範圍，提高國家控制的成本。抗爭者亦有效地利用了中央與地方官員，或是國家與私有資本之間目標衝突所顯露的社會空間。在某些案例中，抗爭者要求更自由的市場、更多的政治及社會權利、更完善的法律保護和更便捷的區域間流動性；在另一些案例中，抗議者則要求國家保護他們免受掠奪型官員和企業的侵害。在此情形下，參與者常常使用以前革命時期存留下來的口號，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這些不同挑戰所累積起來的壓力迫使當代中國在法律與社會實踐上做出至關重要的變革，而這類發展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析家們忽視。他們要麼侷限於在中國尋找美國式民主的萌芽，要麼被高速的經濟增長率所迷惑，讚歎北京、上海等特大都市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最令人驚訝的變革與發展無疑都發生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但其影響也無可避免地延伸至政治及司法範疇。

 

本書通過考察主要的抗爭模式，為讀者呈現改革時期當代中國社會的另一幅圖景。全書各章節追溯了不同形式的衝突與抗爭背後紛繁複雜的根源：老問題與新問題，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與家庭，抑或少數群體與多數群體等等。本書尤其關注由就業、失業與社會階層的新關係所形塑的抗爭，產權變革的衝突，公民權與邊緣性的模式轉變，以及城鄉、民族、信仰及性別權利的模式轉變。由於這些社會衝突的誘因多數源自當前環境中劇烈的社會變革以及新科技與通訊手段在使用上的快速變化，本書的開篇將對中國改革的主要特徵做一番簡要考察。

 

改革的內容及後果

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正式開始於1978年12 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自此，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體對尚處起步階段的農業非集體化和市場規模的擴大給予了積極支持。然而，改革至關重要的緣起實際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僅因為中美外交關係在七十年代出現了突破性進展及1970至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更表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和以1970年華北農村工作會議為標誌的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開端。1971年，當時的國防部長、毛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死亡，被普遍認為標誌着「文化大革命」激進階段的結束，這也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緣起之一。

 

這一階段中國的改革的核心內容依然是農業的非集體化和市場的開放，以1978至1982年間的諸多適應性變化和嘗試為先聲。儘管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權至今依然主要歸村集體所有，但每一戶村民得以單獨和村集體訂立合同，以向村集體上交糧食和提供勞力、同時以某種形式向國家交稅為代價來換取對農業生產的管理、產出和行銷上的自主權。本書中何培生（Peter Ho）所著章節談到的正是這問題。中國30年來集體農業的試驗實質上在向小規模密集型家庭農業的回歸中被否定。這一回歸後的制度被官方正式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RS）。基層農民和部份幹部對擴大市場、社會流動以及家庭經營規模的要求所形成的壓力，以及中央對集體農業政策可行性越來越多的懷疑，使得集體農業在短短數年內就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恢復了家庭農業主體地位的多種形式的家庭承包制度。1984年，土地承包期被定為15年；到1993年，這一期限被延長至30 年。1998年，江澤民主席宣佈土地承包在到期後再延長30年。2008年，將早已廣泛推行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實踐寫入新土地法的嘗試，卻再次僵持不下。不少觀察家認為這一嘗試會令土地開始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而2009年，一部詳細規定土地爭議解決辦法的新法出台，該辦法再次確定了土地管理權的歸屬。現今最具爭議性的農村矛盾衝突正是來源於此。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同時，從非集體化改革的早期開始，國家就以各種形式歡迎自由市場，並鼓勵農村企業進行多樣化發展—— 包括鼓勵發展小規模的製造業和手工業，放寬對城鄉流動的限制，並對政府農產品採購價格進行實質性的提高以啟動多樣化的農村經濟。上述的每個例子中，國家都積極回應基層要求擴大家庭自主權和市場規模的壓力，而這些壓力正是在與市場背道而馳的集體農業時代逐步醞釀出來的。這一套政策組合的直接結果不僅是農業的非集體化，更包括農業產出的激增、鄉鎮企業的擴展、以及自25年前集體化時代肇始以來農民收入的第一次井噴。隨着農民重新獲得了對勞動力的自主掌控權以及國家放鬆對市場和副業生產的限制，農村勞動力和資本開始迅速地流入新的渠道。同時農村居民，尤其是身處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民，因為可以更好地利用迅速增長的出口規模而得到了許多新的致富機會。

 

3然而，這一切並不意味着與革命年代徹底的切割。不僅土地的所有權仍然繼續在村集體手中，而且土地革命遺留下來的「均貧富」觀念仍舊貫穿土地承包制度的始終。同時，集體在農村事務中的管理角色也得到了一定延續。有些地方把農業經營權轉移到村戶家庭手中時，其他一些地方仍然保持着由村集體來指導鄉鎮企業和副業生產這一特徵。即使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中的家庭經濟也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 因為大多數的家庭都沒有停止在集體經濟的邊緣灌溉各自的一畝三分地。所以，中國改革的商業化成份的基礎在廣大農村地區一直以胚胎的形式存在於之前的集體工業和家庭經濟中。

 

對改革所帶來的新機會最強有力的反響或許是遍及整個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Township &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的增長。許多鄉鎮企業都源於之前的公社和大隊企業。而改革時代相對開放的市場條件—包括與國際市場和資本的接軌，以及大量流動勞動力的輸入—為農村工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這一現象在沿海地區和城市郊區尤為明顯。在20世紀80 年代初公社被鄉鎮替代時，許多農村集體工業繼續繁榮發展。隨着時代的推進，這些由集體所有和管理的企業多數被改制成了股份公司、私營企業或合資企業，甚至包括一些外資參與的企業；與此同時，在整個20 世紀80 年代，許多新的家庭企業及合資企業的出現也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

 

隨着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需求增長，要求放寬戶籍管理制度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戶籍制度以僵化的類別劃分隔離城鄉公民，尤其阻止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並人為營造了一個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以損害農民利益為特質的正式等級制度。改革為成千上萬的人們提供了出路，使他們得以改變工作地點、居住地點乃至獲得新的僱傭機會。但是正如王飛凌在其章節中所指出的，作為城市中以及那些已變為鄉村工業重鎮的富裕農業地區中的「外來者」，移民在他們新的家園將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官方或非官方的限制。由於沒有合法的城市戶籍，他們始終不能享受那些擁有正式城市戶口的居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權、退休金、醫療和福利待遇，甚或是合法租住或購買房屋的權利—這些障礙無疑使得新移民很容易就被城市摒棄。儘管外來務工人員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國家始終視他們為二等公民，把他們標籤為「流動人口」，並以謹慎的態度防範他們成為潛在的社會動亂之源。

 

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數量在20世紀90 年代從五千萬猛增至一億，在2000年後更有勢頭闖過一億六千萬大關。在這種形勢下，固定的城市居民傾向把他們看成是犯罪的源頭，同時越來越認為他們威脅到了自己就業的穩定—這樣的心態變化模式對於研究德國、法國和美國等國家移民人口的學者而言應該是非常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