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启明文选(電子書)

喬啟明（1897—1970），山西省臨猗縣人，1921年由山西省政府保送至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讀書，1924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32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曾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國民政府農業推廣委員會主任，1949年之后歷任中國人民銀行農業金融局副局長、山西農學院副院長。曾長期參與和主持民國時期安徽、四川等地的鄉村建設運動，與卜凱（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一道籌劃并主持了著名的“中國土地利用調查”，并為在國統區建立以農會為中心的農業推廣制度做出了卓越貢獻。是我國本土學者中農村社會學和農村研究的主要開創者，也是以卜凱為首的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研究的“技術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在人口問題、土地制度、鄉村組織、鄉村社區和農民生活、鄉村建設和農業推廣等領域著述宏富，其代表性著作《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堪稱當時最優秀的農村研究成果之一，在目前仍然具有廣泛的影響。

《喬啟明文選》編輯推薦：對于發掘和借鑒民國時代的相關學術遺產，《喬啟明文選》不可或缺。它至少在三個方面提供了閱讀價值和反思空間。第一，其內容的廣博和多層次性、區域差異，會使我們對民國時期的鄉村社會及其諸多問題有著更切實的了解與理解，扭轉靜止的和平面化的農村史觀。第二，其對鄉村組織特別是“農會”問題的精辟論述，會使我們在面對目前鄉村的“治理危機”、探討重建鄉村政治和社會的方向及途徑時，確立更清晰的歷史參照。第二三，其對社會或“社區”的內在實質——共同的生活、事業和利益的結合，以及“適當圓滿的合作單位”——的把握，會使我們更深刻地領悟“社區”的意義和價值，對今天處于解體過程的鄉村社區以及陌生化、沙漠化的城市“社區”所存在的問題有著更透徹的認識，從而對“新農村建設”或“社會建設”的實踐方式及其已經或將要導致的問題保持足夠的警覺。

編者導言：喬啟明的中國農村研究及其開創意義——張玉林
第一編鄉村人口問題研究
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
山西清源縣一百四十三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
山西人口問題的分析研究
中國農村人口之結構及其消長
中國今日應采之人口政策之商榷
如何健全人地間之合理關系
近六十年來中國農村人口增減之趨勢
第二編土地問題和租佃制度
江蘇昆山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之比較以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
對閻百川氏土地村公有之我見
豫鄂皖贛四省十四地區之土地制度
豫鄂皖贛四省之田租高度測驗
豫鄂皖贛四省土地投資之報酬
抗戰以來各省地權變動概況
第三編鄉村組織和鄉村建設
中國鄉村經濟組織及社會組織之概況
安徽宿縣原有鄉村組織之概況
中國鄉村建設問題的過去與將來
溫江鄉村建設之原則與組織
農會與農業推廣
戰時農民組織與農會
現階段農會之認識與推行
農業推廣與農村組織
第四編鄉村社區與農民生活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自序
農村社會與農村社會經濟學
鄉村社會區劃的方法
鄉村服務者應認識自己所在的鄉村社會
江寧縣淳化鎮鄉村社會之研究
中國農民生活程度之研究
卜凱的《中國農村經濟》
抗戰對于各界人民生活之影響
中國農村社會之文化基礎
農民節和農村復興
附錄喬啟明著述一覽

至于女子過少的原因，除上述天然生產率男多于女，及溺女之風，對此皆有直接的關系外，下述二項，亦為重要原因。
一、女子幼年的死亡率較大 在第三表中，男女在0～9歲時，每女子百人，男子有135人，此種極大的不平衡，就可證明女子在此年級內，一定遭遇了某種大死亡。
二、女子在生產期內因為不講衛生，死亡率亦甚大，自20～49歲時，男多于女，即因此故。
根據以上結果，故50以上男子數，更較女子數為多。
五 生產率與死亡率
關于山西人口的生產率和死亡率，自民國元年起至十二年止的記載，完全保存，這是很幸運的一件事。在此十二年中，生產率最高的，在民國六年，為62.5％。最低的在民國八年，是12.3％。死亡率最高的，在民國五年，為40.2％。最低的在民國九年，為11.5％。因此自然增加率最高的在民國六年，為40.8％，最低的在民國八年，為—1.8％。若平均計算，則在此十二年中，生產率為32.6％，死亡率為18.9％，自然增加率因此為13.7％。
在此十二年中，山西人口之生產率及死亡率，皆有漸漸減低之趨勢。就中以民國八年之突然降低，尤足驚人。民國七年之生產率本為55.7％，死亡率為23.7％，八年忽變為l2.3％與14.2％，以致該年之人口增加率反為負數。以后四年，除民國十二年增加率增到3.7％外，其余三年，皆不過1％強。此種突變的生產與死亡，頗足令人莫解。豈在未曾實行人事登計以先，估計未免不確，民八以后，山西刷新政治，實行村制，據實報告，記載較為翔實歟？若謂民八以后，估計不精，或有以多報少之弊，則死亡率不應與生產率同時俱低。故民八以后，山西之生產率與死亡率，均較民八以前為低，或竟謂民八以后，山西之人口統計方較精確，皆為可能之事實也。
茲再以山西民國十二年之生產率及死亡率，與世界各國（1927～1928）一為比較（參看第四表）。生產率方面，埃及為50.6％，占世界最高位，瑞典最低，為16.2％，而山西僅為15.3％。死亡率方面，埃及最高，為32.0％，新西蘭最低，為8.5％，而山西則為11.9％。故以生產率論，山西可謂與瑞典相似，以死亡率論，卻與德國1928年相等。若再以自然增加率相比較，瑞典為4.2％，德國為7.0％，而山西則僅為3.7％，較任何國家為少。故世人謂我國為高生產率與高死亡率，似未能適用于山西。
以上所舉低生產率及低死亡率之事實，頗有人疑其不甚精確。實則就普通一般山西人的意見，及著者個人仔細的觀察，很信其為事實。因為山西自遭光緒三年的大饑饉以后，各村為墟，到現在五十三年中，墜瓦殘垣，尚可目睹，恢復原狀，猶非其時。若就民國十二年之增加率計算，非有l94年，人口不能增加一倍，與此種環境適相符合。若照馬爾薩斯氏學說，則山西人口受著疾病災荒的影響，實在不在少數了。
雖然，此種情形，不僅山西為然，即我國西北各省，亦無處不有同樣之環境。自光緒三年大災荒以來，民國七八年復有同樣的災荒，去年旱災，猶屬駭人聽聞。六十年中，大荒三見，第一次損失尚未復原，第二第三次復接踵而至。此種情形，若不乘早預防，西北人民決不會一年一年的增多，或者相隔數十年，反有一次大減少。人人天天喊著移民西北的口號，或者反有南移的傾向。試觀江南到處的客幫人，以及近年來大批的逃荒者，都不是由西北搬來的么？可惜這種研究，無從著手。若有比較的統計，恐決不是一個小小的問題吧。美國社會學家霍丁滕氏（Huntington），到中國觀察以后，說北方人有一次天災人禍，必有一部分較為精明強干的人民向南移動，頗近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