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再造與多元轉型：明史

黑暗停滯的時代，抑或近代文明的曙光？

穿越百年迷思與爭論，
重探一個被誤解朝代的價值與意義。

長期以來，明代總被認定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干政、特務荼毒；終致民變四起，朝代覆滅。近代史家比較中西近代化，又認為明朝「閉關自守」，發展停滯，是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
然而，近年來對明代深入研究的成果，傳統的負面論點受到強力挑戰與反駁。對明太祖的評價，不再停留在殘暴專制，轉而注重其開國宏規，短期內使人民安居田里。
討論明代歷史地位，不再說明代閉關鎖國、重農輕商，轉而突顯明代中期以後，經濟、社會、文化多元發展，社會經濟形態轉型，手工業與市場經濟蓬勃，對外貿易空前擴展，經濟規模為當代之巔峰，而且為世界市場的中心，並不落後於正在興起的西歐。社會多元發展，階層間流動率高，為近代以前世界之最。陽明思想興起，注重啟迪個人心性良知，並透過出版、講學及小說、戲曲，重塑儒家思想文化，普及民間。城市繁榮，言論開放，批評時事戲曲小說盛行，市民運動蜂起，敢於挑戰朝廷惡政。晚明江南士人文化的發展，更是璀璨優雅，為今人所嚮往。
本書由六位學者共同執筆，綜觀百年來正反各異的各類評價，結合最新研究成果，描繪出明代兩百多年盛衰起落的基調與變奏、危機挑戰與克難奮發；呈現明代多元發展及轉型，「大明終始」，生生不息地再造華夏文明的歷程。

▍【聯經中國史】簡介
 聯經出版公司五十週年鉅獻
 戰後臺灣中國歷史研究的總整理
 亞洲視野，國際視角，全新解讀
 終於，我們有一套新的中國通史

過去幾十年，臺灣的歷史學者們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嶄新成果。對於這些學術成果的積累，我們認為有必要展開一項全面的整理工作，因此有了「聯經中國史」的出版計劃。
這套書有以下幾項特點：
第一、寫作對象是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與學生，因此採用敘事性的手法，而非僅僅純粹的史學論述或理論解釋。
第二、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現新的視角，讓讀者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新的瞭解與認識。
第三、敘述的重心放在社會經濟、日常生活與文化發展，減少對宮廷政治的詳細描述。
第四、不再將漢族或漢字視為中國歷史的唯一中心，更加強調自古至今中國歷史與周邊不同族群的互動和交融。
第五、強調中國歷史與亞洲和世界的緊密聯繫，從更廣大的視野中突顯中國歷史的特色。

▍【聯經中國史】預定書目與作者
主編／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已出版：
《華麗的貴族時代：魏晉南北朝史》／呂春盛（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北南角力中的新秩序：遼金元史》／陳昭揚（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華夏再造與多元轉型：明史》／徐泓編（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徐泓、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邱仲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唐立宗（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合著
《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葉高樹（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吳翎君（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陸續出版：
《上古史》／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秦漢史》／李訓詳（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隋唐五代史》／陳登武（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宋史》／梁庚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徐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1943年12月25日生，福建建陽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國家文學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終身講座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藝術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科院署理院長，國立暨大歷史學系創系主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中國明代研究會理事長，中研院史語所學術委員，中華奉元學會創會理事長。已發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史學史，明代婚姻與家庭及國內大移民與城市，清代臺灣自然災害等論著九十餘種、會議論文一百二十餘篇，學術評論三十餘篇與歷史普及讀物三十餘篇，近著有《聖明極盛之世？：明清社會史論集》、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範式與明清經濟史研究〉、〈明朝國號「大明」的緣由及意義〉及〈龍德而隱：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等。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合聘教授。碩論《〔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博論《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之後以「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為大主題。嘗試由知識取向與性格特質、特殊心態與標異行為、生活特色與感官文化、男女關係與情色意識等方面，對明清士人生命經歷及文人文化深入探究。此外也從事武俠文化、文武關係和當代史學史的探究。我的思考取徑介乎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關懷意旨為個人生命意向與社會文化形態如何相互形塑。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文化史與近代中國城市史。著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與狄雅斯合著）、《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清代小偷操作攻略》（與吳景傑合著）等書，以及論文數十篇。

邱仲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964年生於宜蘭，大學就讀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後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師從徐泓先生攻讀明清史，1997年獲博士學位。1991年起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擔任教師，2001年進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迄今。早期研究以明清北京史為主，如燃料、用水、用冰、排水、瘟疫、城市氣味等；並研究江浙沿海的漁甲制、冰鮮船，與中國歷史上鯨魚擱淺的問題；後擴及醫療制度及天花防治等論題；又對明清花卉史產生興趣，針對園藝業、花卉鑒賞、蘭花產銷有所論述。其間，對明代以降的眼鏡與西洋鏡也曾著墨。近期關注明代邊區環境變遷、軍事防禦體系，及明清長途旅行史等議題。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研究紀念講座」。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與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明清制度經濟史與法制史，探究明清商人團體、商業法律、訟師秘本、商人手冊與市場文化等主題。已出版《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三部個人專著，並合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明清法律與社會變遷》兩部論文集專書。

唐立宗／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理事長。研究領域為明史、明清社會經濟史、華南地方社會史。研究成果有《在「盜區」與「政區」──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行政演化》、《坑冶競利──明代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等專著，以及明清史論文數十篇。

總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改變，一方面源自於近代中國幾次重要的史學革命，從梁啟超在《新史學》「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批判，到胡適的國故整理運動、傅斯年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再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興起。這幾波的史學革命，雖然彼此關注的重點各不相同，但對於歷史的定義、史料的範圍、解釋的角度等議題，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際間對中國歷史的演變，無論是在歐洲、日本還是美國，一代又一代學者，不斷推陳出新，提出新的觀點與詮釋。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臺灣的歷史學者在這個領域，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發展出獨特的學術風格。他們既繼承了近代中國新史學的脈絡，又吸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學術潮流，加上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並在上個世紀末，接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衝擊與洗禮。
幾年之前，有一位編輯朋友來信提及，臺灣已經很久沒有編寫成套的中國斷代史，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也與我談起，覺得有必要將這些累積起來的成果作一個整理。二〇二四年，適逢聯經出版公司創立五十週年，因此有了這項《聯經中國史》的出版計畫。
將近二十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任內，為了慶祝史語所成立八十周年，曾組織一項「集眾式」的工作，與史語所同仁共同完成《中國史新論》，當時也是由聯經所出版。不過，《中國史新論》是專題式的論文集結，旨在呈現臺灣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所開展的新課題、新領域與新方向。
《聯經中國史》也是一項「集眾式」的工作，但定位截然不同。在策畫之初，我們便希望這套書是要服務大學生和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也因此，我們訂下了幾點寫作的基本原則：
第一、書寫方式採取敘事型的手法，而非純粹學術論述或理論分析，引文也只限於必要的範圍。
第二、必須融入近年來新研究之成果，但並非研究回顧，而是以新研究為基礎，融會貫通而成的新通述（synthesis）。
第三、反映近年來新研究之趨勢，避免只聚焦於上層政治、宮廷政治，而多著墨社會經濟、日常生活、菁英與大眾文化（high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之交流、性別、地方社會的多樣性等議題。
第四、重視非漢族群與非漢字中心的觀點，以及不同朝代與亞洲其他地域互動的關係，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史。
第五、在參照融會新近研究時，注重中文（特別是臺灣）學界的研究，以期與其他相類似叢書在見解與框架上有所區別。
為了完成這項計畫，我們邀請了精熟各個時代的資深歷史學者擔綱作者。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作者，承擔起這項不容易的工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認識和書寫歷史的方法。我們期待這套叢書，能代表這個時代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聯結起過去與現在，並為所有想要了解中國歷史的人，提供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視野。

總序　
導　言　告別惡評──明代的歷史地位 徐泓
一、近百年來多惡評
二、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三、近年來正面論述漸多
四、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五、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六、結語
第一章　大明一統──元末革命與明太祖起兵及大明皇朝的創建　徐泓
一、生長於天災頻仍的淮西貧農朱重八
二、元末革命：從社會革命到民族革命
三、白蓮教、明教與紅巾軍起義
四、朱元璋建立革命根據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五、掃平群雄，驅逐蒙元，統一天下
六、創建大明皇朝，興建都城
第二章　創業維艱──明太祖的治國方略與大明的立國宏規（上）　徐泓
一、明太祖的建國理念：「大明終始」「民安田里」
二、「民安田里」的經濟基礎：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
三、「民安田里」的安全保證：鞏固的國防
四、「民安田里」的實現：〈教民榜文〉的理想世界
五、 實現「民安田里」的管治體制：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府
第三章　創業維艱──明太祖的治國方略 與大明的立國宏規（下）　徐泓
一、禮法並用：社會與國家管治體制的工具
二、恐怖鎮懾功臣與官吏：掃除皇權的威脅
三、薦舉、科舉、貢監與吏員：人才薦舉培養與官員的選拔
四、「同生天地之間」的民族政策與「不征之國」的天下秩序
五、「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明太祖的功過
第四章　基調與變奏──洪武體制的持續調整　王鴻泰、邱澎生
一、打造永樂體制
二、政治文化建構與文化政治操作
三、強人主導的軍事體制的終結：仁宣之治
四、幼帝老臣與野心太監：正統帝、三楊與王振
五、正統土木堡之變與景泰、天順政權
六、從海禁到下西洋：亞洲國際秩序變動及其重建
七、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由永樂變奏到正統年間重歸基調
八、「湖廣熟，天下足」：明代前半期的農業發展
九、盛世的政治社會危機：從基調到變奏
十、洪武體制的變動與社會矛盾
第五章　守成不易──明代中期的政治格局與社會變遷　邱仲麟、唐立宗
一、常被忽視的時代
二、宦官用事的開端
三、成化朝的內政問題
四、短暫的弘治中興
五、正德帝寵信劉瑾
六、縱樂荒嬉的天子
七、明代中期的經濟發展
八、明代中期的社會變遷
九、社會矛盾下的民變
十、陽明心學的興起
第六章　東邊晴來西邊雨──危機時代的新變革　邱仲麟、唐立宗
一、大禮議
二、嘉靖前期的朝政變革
三、嘉靖後期的內閣紛爭
四、海禁政策與倭寇大起
五、北虜問題的嚴重化
六、隆慶朝局與邊患底定
七、張居正登場
八、張居正改革：田土清丈的措施
九、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的推行
十、明代的火器革命
第七章　夕陽無限好？──早期全球化下的晚明社會文化結構轉型　邱澎生、王鴻泰
一、社會文化結構轉型
二、農業部門的三大變動
三、商業與手工業部門的變動
四、商人社團興起及商貿政策與法律調整
五、庶民文化與城市生活空間的發展
六、傳教士與中西交流　
第八章　帝國的末日──明末清初的紊亂與掙扎　巫仁恕
一、明亡述論
二、黨爭誤國
三、萬曆反礦稅使民變
四、天啟開讀之變：政治民變
五、十七世紀的危機：氣候變遷與銀荒
六、從民變到流產的「革命」
七、努爾哈赤與建州女真的崛起
八、南明政權的悲歌
九、清初民間的抗清運動
十、鄭氏在臺灣的抗清
參考書目

導言：告別惡評──明代的歷史地位

一、近百年來多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但一般仍多以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惡評不少：

黑暗的時代
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
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停滯的社會
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的變化。他們也同意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 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的明代，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時期。

閉關自守的國家
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部分地取決於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的地理因素。馬克思繼承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近代以來，與西方接髑，中國才被迫放棄閉關自守，進入世界。
明清中國「閉關自守」論為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二十世紀後期，以風靡全中國的央視電視紀錄片《河殤》為代表。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人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二、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明人對明代歷史地位的自我肯定
過去，人們並不是一面倒地否定明代，肯定明代歷史地位還是不少的。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洲；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大明王朝很有骨氣，中國歷史其他朝代所難及。身在晚明的宋應星也從社會經濟民生立論，肯定所處之時代為「聖明極盛之世」。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
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清朝皇帝對明朝的贊語：「治隆唐宋」
向來繼起的王朝論述「勝朝何以失天下」時，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贊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贊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贊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十七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三、近年來正面論述漸多
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經濟的崛起，究其促進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華歷史文化。不特中國學者，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華歷史是被誤解的。

中國學界對明代的肯定：反駁傳統惡評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教授於一九七八年，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殖、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立論，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許多中外學者參與討論評價明代歷史地位，如經濟學者梁柏力總結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重新評價明清歷史。盧興基重提侯外廬所說的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認為這開啓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明代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

西方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近來，一些西方學者反思學界盛行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如王國斌（R.Bin Wo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一般誤作「彭慕蘭」）比較研究近世中西歷史的發展，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十四至十七世紀，而在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而崛起是產業革命後的事，明代並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日本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正面看待，肯定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戰後，日本學界反省侵華戰爭的大錯，認識到當時只從負面論中國歷史，導致誤判「腐敗的中國」不堪一擊。日本學者植村清二說：「沒想到六億中國民眾經此強力打擊，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集結強烈的民族意識。中國就像一大塊脆弱的生鐵，經大戰的灼熱溶解，千錘百煉，鍛煉成富彈性堅硬的鋼鐵。」於是，日本學界改從正面看中國歷史，西嶋定生首先研究江南農村手工業的棉紡織業，產業革命的發生跟紡織業有關係，珍妮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兩根紗，他發現明清太倉式的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四根紗，而且中國的紡織業早就用水力紡麻。雖然這不足以證明中國手工業在明清具備產生產業革命的條件，但至少可以說中國的手工業技術在當代是領先的。

四、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明朝不計南明三十九年，也有二七六年；歷代王朝中，明朝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東、西漢合計的漢朝，南、北宋合計的宋朝，與武周合計的唐朝，才比明朝國祚長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算起，也只有二七六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

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
明朝之前有元朝，後有清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明朝開國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修復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凸顯華夏族群的身分象徵。蒙元時代，尊奉佛教，儒學式微；中國南北之間存在嚴重的政治分裂和族群割裂，「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有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太祖為再造華夏，派遣大量國子生，奔赴胡化嚴重的北方，推廣王道教化；利用科舉大力拔擢北方士子，撫平了南北隔閡；並從服飾、語言、生活禮制等，推動消除胡化，復興中華的政策。
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亦以《易經‧乾卦》「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仍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究竟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飾等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
然此再造華夏之舉，並非排外行動，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沿襲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明太祖並宣稱：「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
明太祖說：「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十八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保守地估計，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後來，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臺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現代中國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大明是當代世界最強的國家
不但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十四至十七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
大明同時存在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諸國家如神聖羅馬帝國及十六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及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無論人口和經濟實力，均無法與大明王朝相比。據近年人口史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在一億三千萬到兩億之間，領先全球，比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一億到一‧六億多，名列其後的鄂圖曼帝國也只有六百三十萬到八百四十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當時人口最多的歐洲國家法蘭西也只有一千六百萬。
以十五世紀的世界為例，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西班牙前身卡斯提爾王國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在帖木兒帝國的朝廷上，親眼見到不可一世的帖木兒汗，竟然委婉地回應大明使臣對他們七年未朝貢的責問；外交場合是依實力講話的，大明國威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