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建築

作為建築，何為「勝」？何為「負」？
負建築絕非失敗的建築，而是人類真正需要的建築。
繼安藤忠雄及伊東豐雄後，下一位國際級的日本建築大師。

「被動性＝負」的建築理論

屹立於都心的摩天樓、建造於郊外所並列的獨棟住宅群……。將具有流動性的生活勉強地加以凍結並賦予紀念性、凌駕了周圍環境之二十世紀型建築的「勝建築」，現在正因其過度剛強而使得人們感到疏離。建築難道就不能變得更為文弱些、更溫柔些嗎？

本書的內容，是由極力探索著得以接納各種外力的「負建築」之途的新銳建築家隈研吾，所親手撰述的「被動性的建築論」。

「有沒有可能建造一種既不刻意追求象徵意義又不刻意追求視覺需求的建築呢？正是在這樣的悲觀氛圍中，我寫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也由此誕生了這本書，並取了個莫名其妙的書名——《負建築》。」
——隈研吾

長久以來建築被人類視為庇護所，土地和房屋被視為是一種財物，進入20世紀更在住宅政策和財團的文宣攻勢之下，更強化了擁有房屋就是擁有幸福的這種固有觀念。經濟活動的推波助瀾，加上鋼筋混凝土技術的發展，建商相繼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廈建案，一棟比一棟高的建築天際線開始遮住了人們的視野。
然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奧姆真理教毒氣事件，一直到911恐怖攻擊，原以為是庇護所的建築在瞬間瓦解，而災後背負原有的貸款和重建住宅財務壓力的「幸福」人們，反倒成為不幸的一群。這揭示的不僅是現代建築物理性的脆弱，也揭露了建築「私有」和「獨立」這兩個割裂性客體概念本質上的脆弱。身為一名建築師，走過石油危機、泡沫經濟的起飛到破滅，作者提出對建築與人的關係的深刻省思，期待能夠為建築找出一條永續而和諧的出路，與時間、自然並存共進。

隈研吾

1954年生於神奈川縣。東京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畢業，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客座研究員。1990年，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成立。

現職為東京大學特別教授、名譽教授。

著有《日本の建築》、《負建築》、《小建築》、《點‧線‧面》、《対談集 つなぐ建築》（岩波書店），還有《場所原論》（市ケ谷出版社，全2冊），《隈研吾：奔跑的負建築家》、《ひとの住処1964-2020》（新潮社），《隈研吾作品集2006-2012》、《隈研吾作品集2013-2020》(A.D.A. EDITA Tokyo)，《新‧建築入門》（筑摩書房），《東京TOKYO》(KADOKAWA)，《くまの根：隈研吾・東大最終講義》（編著，東京大學出版會）等書，並持續在海外翻譯出版。

前 言

我把一九九五年以後所寫的東西彙編成冊，於是有了這本書。
這段時期無疑是一個多事之秋，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事件有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恐怖主義行動、九一一事件等。這些事件廣泛地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我看來，它們同時也是建築領域的大事件──象徵著危及建築物安全的事件。
大地震使得建築物極其脆弱的一面暴露無遺。這裡所說的脆弱並非指建築的物理屬性或結構屬性，而是指其私有屬性。正是建築物的私有屬性決定了它是脆弱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建築相關側面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到：居住在出租房內的人其實並未蒙受多麼重大的損失；那些在震災發生前就無家可歸的人，他們的損失就更小了，可以說這部分人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受損失最慘重的正是那些用貸款購置了房產並因此擁有了私宅的人，他們就是那些深受風靡於二十世紀「自有住宅政策」影響的、勤勉工作的工薪階層。他們為了擁有一個家庭的「安全堡壘」而傾注了畢生的積蓄。也正是這樣一部分人最終卻失去了自己的家，甚至還要負擔起雙重的房貸。
從常理來看，住家是家庭穩定生活的保障，也是家庭幸福的保障。但現實所展現給我們的卻是一個相反的景象：正因為你擁有了自己的房子，於是你就陷入不幸之中，私宅反而成了導致家庭不幸的因素。正如本書所反覆闡述的那樣，儘管現代主義利用「自有住宅政策」擴張了其影響，但是從更深層次上來說這兩者實質上是互為關聯的。地震的發生從根本上動搖了「自有住宅政策」，也同時動搖了現代主義。
與地震造成的結果相同，奧姆真理教信徒們創建的宗教建築形式也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建築觀點。以往的宗教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建築物的各種元素，如高高聳起的、頗具象徵意義的外觀，以及充滿了天堂般光輝的、莊重的內飾空間等，透過使用所有這類的建築設計元素來激發教徒們對宗教的情感。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傳播已久的傳統宗教，還是新近出現的各種宗教，都表現它們對於高度依賴建築本身的表現元素的驚人一致性。
而奧姆真理教卻不同，該宗教的教徒完全漠視建築物本身的表現力。他們所建造的建築物，取名為真理，實際上不過是一些簡陋不堪的房子，與以往的宗教建築毫無相似之處。他們吸引信徒的是另外兩樣道具：一是藥物；二是讓信徒戴上帶有電磁波的奇特頭盔。這兩樣道具酷似一九六○年代末引起嘩然建築界的兩個建築設計（正確地說是非建築性設計）。一是維也納藝術家沃特‧皮克勒設計的「透明頭盔」（1967）；另一種是經常和皮克勒合作的建築師漢斯‧霍萊因設計的「非自然環境控制箱」（1968）。
「透明頭盔」是一種巨大的白色頭盔。皮克勒把它稱作「攜帶式起居室」，並預言建築將全部改換成利用數位技術的頭盔。而霍萊因的「控制箱」是對現有建築提出的極富挑戰性的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只需要利用一種錠劑來改換建築。我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的《新‧建築入門》一書的開頭，很偶然地把這兩種方案作為「建築危機」的象徵提出，到了一九九五年一月，這兩種裝置受到奧姆真理教的關注，他們把這兩個「作品」變成了現實。
時間很快到了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似乎為了總結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似的，這一天，作為世界文明象徵的超高層建築在一瞬間變成了一堆廢墟。超高層建築已經不只是二十世紀的一種象徵，它同時也包含了人類對建築的一種期盼。人們從內心深處期盼創造出視覺的象徵，期盼把建築建得高些、再高些。人們對建築的這種期盼實際上表現了他們對建築的欲望。最能體現這種欲望的就是紐約的高層建築群，而它們之中的代表則是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
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竟然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擊，更為甚者，它脆弱的一面又被完完整整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且不論實況轉播飛機撞樓事件的做法是否是有意為之，單是兩機先後撞樓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就非常富有戲劇性。作為人類視覺象徵的建築文明，其弱點既不是用語言也不是靠科學的推算來表現的，而是透過實實在在的視覺影像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了。
這一影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們的視覺記憶裡並將永遠無法抹去。這實在是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傷害。建築的所謂象徵意義由於這次事件的發生遭到了現實的嘲弄。由此可知，我們的視覺需求應該重新定位。在這之後，人們究竟會重建什麼樣的建築呢？有沒有可能建造一種既不刻意追求象徵意義又不刻意追求視覺需求的建築呢？正是在這樣的悲觀氛圍中，我寫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也由此誕生了這本書，並取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書名──《負建築》。
不管怎樣，這樣的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確切地說，建築的安全危機從一開始，也就是從上古時代人們嘗試在空地裡疊砌石塊的那一天起，就已經不可避免地存在了。眾所周知，物體的重心越高，它的穩定性就越差。即便是小孩子也知道物體堆得越高就越不安全。越高就越會惹得四鄰不安。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儘管如此，人類的視覺卻仍然在無限制地追求建築的高度。結果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從中可以看出，建築其實是滿足視覺需求升級的產物。雖然建築和視覺的追求能夠不斷地單方面升級，但建築物卻在不知不覺中超越了極限。一旦超過這一極限，其結果就會出現在人們面前，而它出現的方式卻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如此清晰並且如此始料未及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於是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除了不斷往上堆砌這種方法之外，建築的模式是否就別無它法？於是，話題又回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來。在不刻意追求象徵意義，不刻意追求視覺需要，也不刻意追求滿足佔有私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現什麼樣的建築模式？對此，我很想探究一番。如何才能放棄建造所謂「牢固」建築物的動機？如何才能擺脫所有這些欲望的誘惑？在這種心情下，我給本書取名為《負建築》。書名既定，內容相對就顯得沒有那麼樂觀、積極了。除了高高聳立的、洋洋自得的建築模式之外，難道就不能有那種俯伏於地面之上、在承受各種外力的同時又不失明快的建築模式嗎？

李清志：失敗之塔／一個日本建築師的省思
阮慶岳：弱而強的建築觀
作者前言

一、分割、批判、形式
　1. 從分割到統一
　2. 場和物
　3. 何謂批判性
　4. 形式與自由之間的問題

二、透明、民主主義與唯物論
　1. 透明得令人倍感淒涼／風格派
　2. 民主主義的理想／辛德勒
　3. 戰後的民主主義／內田祥哉
　4. 制度和唯物論／村野藤吾
　5. 場所、存在、表象／三愛夢幻中心
　6. 給我一個家，讓我看電視／威尼斯雙年展一九九五
　7. 少女與行者／威尼斯雙年展二○○○年

三、品牌、虛擬、圈地
　1. 公、品牌、私
　2. 風俗住宅
　3. 混凝土的時代
　4. 虛擬的和寄生蟲
　5. 「美」的終結
　6. 圈地

結束語
出處一覽
圖片提供
譯名對照表

1. 從分割到統一

建築物這個東西或許是全社會之敵。當談及公共事業、土木建築業時，人們往往把建築物視作「惡」的代名詞。為什麼建築物會被人們如此的厭惡呢？這種狀況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問題是出在與建築物相關的事物上，還是建築物本身的存在上？我想從這些基本的問題開始進行探討。
人們討厭建築物是有緣由的，因為它有許多負面因素。首先是體積龐大。在我們日常接觸的對象中，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比建築物更大的東西。大是建築物的宿命，也是建築物的定義。大也就礙眼。此外，建築物的建造一方，如建築物的開發商和建築師等，都願意把建築物建造得醒目而招搖。使得建築物顯得越發龐大，或者說視覺效果比實際上還要大。其結果卻是越大越礙眼，也越受到人們的厭惡。
人們討厭建築物的第二個因素是其對物資的消耗。因為體積大，建成自然需要大量的材料，這就無可避免地要造成物資的消耗。地球上的資源有限，並且已經開始枯竭。能源也是如此。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對物資的巨大消耗沒有理由不受到厭惡。
人們討厭建築物的又一個原因是它的不可逆轉性。建築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輕易地拆除或重建。能夠輕易重建或銷毀的東西就稱不上是建築物。因此，人們不喜歡或不滿意的建築物一旦建成，就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許多痛苦。與人的生命長度相比，建築物的壽命恐怕要長很多，所以，在不喜歡的建築物中生活的人不得不忍受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雖然二十世紀以後建造的建築物，其實際壽命並不是很長，但給我們的感覺並非如此。與人類纖細、柔弱的軀體相比，建築物顯得異常地結實和長壽，甚至會讓人感覺到它似乎在嘲笑人類短暫的生命，這就使人越發討厭建築物。可見，建築物的這種時時張揚的不可逆轉性實在令人厭惡。
上述三個因素是建築物不可避免的宿命。與世界的龐大相比，建築物的絕對體積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時，三個負面因素反過來又成了建築物的長處。人們在追求大體積、多耗材和長壽的過程中，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建築物。當然，並不是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具有建造建築物的特權。能建造建築物的「強者」數量有限，建築物因此在基本上是屬於相對稀少的存在物。正因為稀少，所以其體積大、耗材多和壽命長的特性都能夠得到寬容。
當建築物的體積超過一定的臨界值，就會引起人們的警覺。遠在希臘、羅馬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有關建造建築物的規範和相關的規定。不過，人們真正推出對建築物的限制規定是在二十世紀初。一七八四年，巴黎提出了限制建築外形的規定，但一九一六年為防止高層建築破壞城市景觀而實行的紐約區域規劃制，才是今天建築規範的初始原型。然而，儘管對建築物的外形有了約束，但對建築行為本身卻沒有施加任何限制。反倒是在二十世紀裡，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氣勢不停地建造建築物。用「建築的世紀」來概括二十世紀，似乎並不為過。
建築物已經供大於求。儘管如此，建築業非但沒有受到抑制，反而不時會出現不適宜的激勵性措施，以期重振正在趨向萎縮的建築需求。
社會與建築業息息相關。進而言之，相對於建築物本身，社會更需要的是建築行為。因此，不管建築物如何氾濫，社會都不會對建築行為喊停。建築業必須自始至終地受到鼓勵。
由此，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兩種激勵性措施：一種是自有住宅政策；另一種是凱因斯提出的政府財政行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備受住宅問題困擾的美國正式啟動了住宅政策。這一時期，歐美國家普遍面臨嚴重的住宅不足問題，但所採取的措施卻截然不同。歐洲國家有計畫地建設公共集合住宅，僅在一九二○年代就建起了五百萬戶。美國則積極地鼓勵民眾建設獨立式的私人住宅。一九三四年，美國成立了聯邦住宅局（FHA），專門負責管理長期的超過總建設費用百分之八十的低利住宅貸款並實行優惠稅率。也就是說，相對於歐洲國家由政府提供建築物的做法，美國以喚醒和激發個人的建築欲望作為政策的導向。此即是對建築業的所謂激勵性措施〔圖1〕。

〔圖1〕美國賓州萊維敦的房屋廣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萊維敦利用美國聯邦住宅局的住宅貸款開發、建設家園，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措施分別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呢？由於住房租金低廉易得，所以很難指望憑此喚起歐洲人積極投入工作的熱情。要想真正提高他們的勞動意願並促進消費，就必須採取其他措施，如實行強制導入連休制度等。
美國的自有住宅政策獲得巨大的成功。人們為了償還住宅貸款，開始像奴隸般辛勤工作。不僅如此，背負住宅貸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顯地表露出保守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政治的穩定。顯然，美國的住宅政策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都卓有成效。不僅是經濟，而且包括政治在內的整個社會都對住宅建設行為表示出極度歡迎。柯比意在其於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著作《邁向建築》〔圖2〕一書的結尾處，用「是建築還是革命」的這一名言作為結語。這句話用來點出這本徹底批判以往舊建築，並宣告革命性的現代主義建築已經出現的書是最合適不過。但是，如果你深入研讀這本書，會發現正是住宅貸款制度成就了柯比意的預言。對此，端著革命家的架子並利用反體制言論而成為明星的柯比意一定會氣急敗壞地加以反駁。然而，那些利用住宅貸款獲得了私有住宅的中產階級們早就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興高采烈地行進於保守派的行列之中，這的確應驗了「是建築還是革命」這句話。

〔圖2〕用來宣傳《邁向建築》的小冊子（1923）。柯比意利用照片效果和評論術語結合的新穎廣告手法，成功激起了讀者的欲望。

美國的政策漸顯其效，住宅建設的數量迅速增長。一九三三年住宅動工數量是九萬三千戶，一九三四年聯邦住宅局成立，一九四○年躍升至六十萬三千戶，大大促進經濟的發展。不僅建築業本身的投資額大幅增加，而且購建自宅的人們在與住宅息息相關的物品，從窗簾、傢俱等裝飾用品到家用電器、庭院等方面，普遍投入了大量金錢。一旦有了建築自宅的欲望，人們往往會開始失去理性，一味地滿足這種超出實際需要的欲望。
如果把美國的自有住宅政策看做是對付經濟危機的一個手段，那麼凱因斯提出的公共投資更是針對經濟危機所開出的高劑量強心劑。美國的自有住宅政策若是「小建築方案」，凱因斯提出的方案就是面向「大建築方案」的強心劑。一九三六年，凱因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及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展示了政府透過投資「大建築」來創造有效需求的二十世紀財政政策的雛形。他認為對公共建築、土木工程的財政投入，可以促進社會繁榮並活絡經濟。在書中，凱因斯用了「乘數」一詞。他認為有效需求將會以財政投入的數倍倍率產生；從長遠來看，它將伴隨經濟興旺，以增大稅收的形式，填補財政投入的赤字。並堅持認為建築和土木工程具有這樣的潛在能力。凱因斯還信心十足地向世界宣佈：資本主義已經得到了戰勝其最大結構性缺陷──「經濟危機」的劃時代處方。凱因斯的主張大大影響了其後二十世紀所有的經濟政策，尤其對美國的新政政策及戰後日本的經濟政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凱因斯在二十世紀會獲得如此廣泛和強力的支持？正像美國自有住宅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住宅」這一建築形式的魔力，凱因斯也深諳建築這一產業的特性和魔力，並對其充分利用。建築業確實具有這樣的魔力。作為支撐二十世紀權力基礎的兩大政策──住宅政策和公共事業政策，二者都是以建築魔力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得不把二十世紀稱作建築的世紀。那麼權力和建築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共犯結構？
首先，建築物龐大且直觀，這一點很具象徵意義。試想，除了建築物之外，還有什麼既有龐大的體積又有直觀的外形？大地廣闊無垠，建築物亦無法與之相比。但是，大地雖然遼闊，卻不具備建築物那種穩固、直觀的特性。建築物體積大又不失直觀，這使得它即便是尚處在計畫藍圖階段，就足以對周圍的事物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它會使人們對其充滿期待和想像，同時還由此引發凱因斯所說的乘數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對於當時的整個經濟規模而言，公共建築物的影響效果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
正如前文所述，建築物外觀體積龐大並且對物資消耗嚴重，這是建築物遭人厭惡的最主要原因。而凱因斯卻把這些負面因素逆轉成所謂經濟效應的正面因素來看。這是一次可稱之為魔法的、極其巧妙的逆轉。他不認為建築是耗費資源的行為，他認為建築是促進社會發展的穩健而誠實的行為。更進一步說，他認為只有消費才是值得讚賞和鼓勵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向英國政府半開玩笑地提出那個著名的建議──「把英鎊紙幣填埋到廢坑裡如何」？對於這個建議，他是這樣解釋的：首先，紙幣填埋到廢坑裡需要人工，於是就會出現工作機會；其次因為紙幣被填埋到廢坑後，紙幣數量銳減，於是對紙幣的需求就會大大增加。可見，在他的意識裡，並沒有物質和能源有限這一概念。二十世紀初期，即便像他這類見多識廣的人，對於環境有限性的概念也非常淡薄。當然，在他的意識中同樣也沒有資源消耗的概念。
於是，有人在脫離現實情況的抽象理論中提出了各種假設並進行了大膽的計算，又把這種計算結果毫無顧忌地應用到現實中，這就是二十世紀所謂的學問和科學的真面目。當我們看到許許多多依據凱因斯理論而在廣闊的土地上矗立起來的巨大建築時，我們無法不聯想到這種不計後果的計算方法，它是如此的缺乏嚴謹性。「箱子」一詞準確地反映了這種粗糙的計算結果，它讓人如此不安。脫離了複雜的現實，這種幼稚的計算結果，透過建築的形式輕易地轉化成了具體的物質形式，驟然被拋向複雜而又脆弱的現實中，這實在令人膽寒。人們把這種不協調的感覺叫做「箱子」。
凱因斯的理論就像一種魔術、一種騙術。它只是為了把建築帶來的負面因素逆轉成正面因素，也就是欺騙人們說那些都是正面的。而對於規模問題、物質及能源問題，他並沒有尋找相應的、確實有效的解決方法，他只是假設存在一種遠離各種現實關係的、懸在想像空間的「建築物」，然後像奧賽羅棋似的利用詭計把反面翻成正面，讓我們誤以為發生在脫離現實狀況的建築物周圍的所有問題都已經得到妥善解決。
更具欺騙性的是，在這一騙術中，凱因斯還打著「為了弱者的建築」這種幌子。他說，公共事業是為了弱者而開展的。在這一點上，自有住宅政策也有相似之處，它利用一些花言巧語，說為了沒有房子的弱者，必須建設住宅。想要駁斥這些謊言，確實不容易。凱因斯的理論因為所謂的「弱者」這一幌子而得以強化，幾乎找不到反駁的餘地。試想當有人提出在沒有道路的貧困地區應該開展公共事業時，我們如何啟齒提出反對意見；當有人說為了老年人這一弱勢群體，需要建設相應的福利設施時，我們只能表示贊同。在類似情形下，有人提議建造建築物往往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支持。
弱者是一個獨立體。就像建築是一個獨立體一樣，弱者也是一個獨立體。事實上，我們知道世界上其實並不存在絕對的弱者，任何看似弱勢的事物中，也會出現所謂的強者。然而，凱因斯卻把這種微妙的關係徹底地割裂開來，目的自然是為了繼續捏造他所謂「弱者」的存在。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紀的政治家們也同樣巧妙地利用了弱者的存在。那些與建築特權勾結在一起的政治家們首先以弱者代理人的姿態登場，他們充分利用弱者邏輯，掌管建築，並最終攫取特權。
對於必須依賴現代選舉制度的政治家們來說，建築行為的規模（大規模）充滿魅力。因為在大規模的建築行為之下，籌措選舉經費所需的高額資金可能會相對容易；同時，那些從事建築業的人們，或與這種大規模建築行為有著聯繫的人們，反過來又會在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來支援政治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建築物之「大」的特點，也就由消極的負面因素轉化成積極的正面因素。在那些利用弱者邏輯武裝起來的政治家們的積極干預下，公共事業的規模一味增長。由於它與實際的經濟狀況以及乘數效應毫無關聯，導致財政赤字無限制增大，最終發展到無以彌補的程度。這種惡性循環正是由弱者邏輯誘發出來的。
人們通稱這種情形是政治對經濟的侵蝕，當然也有人說它是政治大眾化的結果。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經濟所佔份量如此重的二十世紀的社會裡，政治和經濟之間也沒有能夠建立起平等的關係。當然，對於這種情形，我們把責任全部歸咎於政治未免有失公允，應該說是不完善的經濟邏輯給了政治可乘之機。遺憾的是，今日的文化對這種低級的「弱者邏輯」依然沒有絲毫的免疫能力。
二十世紀的文學不斷發現並製造各式各樣的「弱者」。正像二十世紀的建築由於與環境的割裂，使它作為一件作品而獲得了獨立性和純粹性一樣，二十世紀的文學也是透過把「弱者」從現實中割裂開來而獲得了作品的純粹性。「弱者」再次成為被割裂的產物。儘管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弱者，但要找到一個敢於正視「弱者」的論題，能夠指出在特定環境下所謂的弱者有時其實也是強者，並且勇於把弱者從孤立中解救出來的文學研究者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二十世紀的文學不加批評地強化了「為了弱者的公共事業」這一社會體系，而被利用。於是政治、建築和文學巧妙地建立起相互利用的關係。
粗製濫造的文學強化了淺薄的科學，並最終把這些粗製濫造的思想轉化成現實。而把粗製濫造的思想以建築的形式展現在大地上的正是建築師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確切地說我們應該感到驚訝的是，從來沒有人提到過建築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當然，關於建築的理由是有人問的，比如會有人問為什麼一定要建造，有沒有建造的必要等等。此外，還有人會計算建造某一建築物對政治和經濟將產生的影響。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不知為什麼，關於如何建造這個建築物，建築物應該以何種方式存在，它的質量如何控制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卻無人問津，也沒有人對此進行嚴肅的評論。
如果建築物只是一個獨立體，那麼無人問及這些問題也許很正常。畢竟要用周圍早已存在的標準去評價一個與周圍環境毫不相干的獨立體，實在有些勉為其難。人們把關注的重點放到了分割的效果上，由此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不正常狀態。其結果是，二十世紀的建築質量是有史以來幾乎從來不曾有過的低劣。與其他領域在二十世紀取得的成就相比，建築領域的墮落讓我們無言以對。當然就數量而言，建築確實取得了不可否定的成就，甚至於我們把二十世紀稱為「建築的時代」。但是，在質的方面，建築的現狀實在慘不忍睹。忽略建築本身的價值，而一味重視建築行為的價值所造成的後果，已經開始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了。
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情形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建築碰上了前所未有的一股逆流。建築物哪裡是社會一定必要的東西，人們甚至把建築看做是社會的敵人。用「反彈」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情形實在最合適不過。由於過度的激勵性措施而激起的建築欲望現在正迅速滑落。
出現這種情形的理由，或是動因很多。其一是經驗的累積。很多人不僅從事過建築業的工作，而且在建成後的建築物內居住過。他們不僅有建造建築物的經驗，而且還有居住在建築物內、使用建築物的經驗。他們不把建築物當作一個與周圍環境相割裂的獨立體，而是把建築物看作是無限延伸的時空連續體的一部分。建造一個建築物的時間是極其短暫的，短到我們可以稱之為瞬間。與此相比，建築物一旦建成後，它持續使用的時間可就長多了。這是建築物的一個特性。那麼為什麼人們在完成建築後，還要以維護和使用的名目而在它身上繼續投入大量的資金呢？雖然生活是瞬息萬變的，但是建築物卻不會改變，也不能補救。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要源源不斷地向建築物投入金錢和能源。
二十世紀的個人住宅、公共事業中，究竟有多少是在動工前就已經對這些花費有了心理準備呢？無論如何，建造建築物的人們遲早是要面對這一現實。很多時候，在不經意間，一個建築物突然出現，總會引起我們的矚目，這是因為建築是一個非連續的行為，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例如在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後，雙重貸款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因為地震的發生，有人在購屋貸款尚未還清前失去了自己的家，為了重新擁有住宅，他們不得不再次申請貸款購買新房。為此，他們需要承擔雙重貸款的償還義務。這實在是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