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電子書)

公正的記憶
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分的一本書。它的起點是一個觀念，即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任何一場戰爭都能佐證這個說法，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最能用以借代戰爭與記憶問題的是，有些人稱為越南戰爭、有些人稱為美國戰爭的那場衝突。這兩個不同的名稱，指向這場戰爭的身分危機，源自它該如何為人所知道和記憶的問題。戰爭與記憶的並置，在二十世紀的災難後至為常見，數千萬人似乎呼求著要被紀念、被供奉，甚至，若你相信鬼魂，要被安慰。1戰爭與記憶的問題，因而首先是關於如何記得無法為自己發言的死者。他們的沉默令人不安，驅使生者──或許沾染著不只一點倖存者的罪惡感──為他們發言。
與這段悲戚的歷史不可分割的，還有更複雜的問題。我們如何記得生者，以及他們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我們如何記得死者，理論上為之付出生命的國家和人民？我們又如何記憶戰爭本身，不論是普遍而言的戰爭，或是形塑了我們的某一場戰爭。這些問題也指出，直到一個國家面對了過去的戰爭，不論有多少缺陷或遺漏，都不可能打新的戰爭。如何記憶戰爭的問題，是國家身分的中心要素，而國家本身幾乎總是建立在暴力征服領土與降伏人民之上。2對公民而言，這段血染的過往，籠罩在委婉說詞的花環和輝煌神話的迷霧下。塑造了國家的戰役，在國民的記憶中往往是為了捍衛國家，通常以服務和平、正義、自由或其他崇高想法為名。經此文飾後，過往的戰爭為現在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讓國民願意參與戰鬥，或至少是繳納稅金、揮舞國旗、投下選票，並滿足所有確認其身分與國家一體的義務和儀式。
還有另一個身分牽涉在內，那就是戰爭的身分，小說家包柏．夏科奇斯（Bob Shacochis）稱之為「國家靈魂的起源」。3每場戰爭都有獨特的身分，一張細細描繪了特徵的面容，國民一望即知。任何一場戰爭若被記起，往往是以一、兩個細節為人記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良善之戰」（Good War），而在越南的悲劇是一場惡之戰、一個病徵、一場泥沼、一次痛苦的挫敗，需要療癒與復原。我們傾向如記憶個人般記憶戰爭，視之為各自分離而特色鮮明。戰爭成為各自獨立的事件，有明確的時空界線，由開戰與停戰宣告，以及史書、新聞報導與紀念牌上的日期所劃分。然而，所有戰爭都開端不清、終局也不明確，往往接續了前一場戰爭並預示後來的戰爭。這些戰爭往往不只發生在它們因以得名的土地上，也外溢到鄰近國家；形塑它們的則是遠離戰場的戰情室與會議間。戰爭與個人一樣複雜，但是卻以它們的名字為人所記憶，而這些名字就和人名一樣，透露得很少。菲律賓—美國戰爭之名，暗指兩國強弱對稱，然而是美國人占領了菲律賓，引發血洗屠殺。韓國戰爭暗指這是韓國人之間的衝突，但中國與美國也都參與了戰鬥。以越南戰爭而言，是美國人發明了這個名字，將兩個名詞彆扭地銬在一起，透過不斷重複而讓人習以為常。事實上，習以為常到了即使把名稱縮短為越南（經常如此），許多人還是會將之理解為那場戰爭。很多人因而抗議，越南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場戰爭。但是早在這樣的呼籲以前，有些越南人（後來贏了戰爭的那一方）已經開始稱那場戰爭為美國戰爭。4儘管如此，如果越南戰爭之名並不理想，因為它誤導了我們對那場戰爭身分的理解，美國戰爭之名會比較好嗎？
這個名字免除了各方越南人也要為這場戰爭負的各種責任，不管是其中的勝利、災難、榮耀，還是罪行。更重要的是，這個名字鼓勵越南人自視為外國侵略的受害者。身為受害者，他們正好患上失憶症，不記得他們對彼此的行徑，和他們如何將戰爭往西擴張到了柬埔寨與寮國，而在戰後，統一的越南又致力於影響、支配、甚至入侵這些國家。5美國戰爭之名，與越南戰爭之名同樣意義模糊。後者如今代表美國的挫敗與恥辱，但是裡面也有美國勝利與否認的成分，因為它限制了戰爭的時空規模。論及空間，兩個名字都抹除了參與這場戰爭的不僅是越南人或美國人的事實。論及時間，有其他美國戰爭在它之前（在菲律賓、太平洋群島和韓國），與它同時（在柬埔寨、寮國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和在它之後（在格瑞納達、巴拿馬、科威特、伊拉克與阿富汗）。這些戰爭是美國在一世紀期間，為了在太平洋、亞洲，乃至後來的中東，即廣義上的東方（Orient）建立支配權的部分行為。6這個世紀的首尾由兩個重大年份所涵括。一八九八年，美國奪下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夏威夷，啟動了美國利益的海外擴張，直到在二○○一年遭到意料之外的反抗，即九一一事件與後續在中東的衝突。真正的美國戰爭是這一整個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這段擴張時期漫長而不平均，標誌著它的是少數週期性的高強度衝突，許多低強度戰鬥，和永遠準備中的戰爭機器持續的隆隆聲。結果是，「在美國，戰爭時期已經成為普通時期。」7
因此，為了該以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為名而爭論，是針對假選項的爭論。兩個名字都各自掩蓋了人命損失、財務代價、資本利得及戰火也延燒到柬埔寨與寮國的事實，這是越南人與美國人都不願承認或記得的。北越透過柬埔寨與寮國運送軍隊和物資，美國為此發動轟炸，兩國也都掀起內戰，在寮國造成約四十萬人死亡，在柬埔寨則在記者威廉．蕭克勞斯（William Shawcross）諷刺地稱為戰爭的「餘興節目」（sideshow）中造成七十萬人死亡。倘若我們將遭到轟炸破壞、政治不穩的柬埔寨，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間赤柬政權下發生的事，算成戰爭的附筆，那麼死亡人數還要再加上兩百萬人，或說柬埔寨近三分之一人口，雖然有些估計數字指出死者僅有一百七十萬人，即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越南交戰各方的死亡人數接近人口的十分之一，美方的死者則為美國人口約百分之○．○三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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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一場戰爭的成本與後果時，附筆和餘興節目都該計算在內，而這兩者不論在越南戰爭或美國戰爭之名中都遭到抹除。這兩個名字將損害限制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的越南，以及大約三百萬人的死亡。若將柬埔寨與寮國的餘興節目計入，這個數字上升到四百萬左右，若加上附筆，總數則約為六百萬。拒絕接受這場戰爭既有的命名，就是承認這場戰爭正如多數戰爭一樣混亂，無法輕易或整齊的由日期與國界所限縮。不給它一個名字，如我在書中有時只稱之為那場戰爭（the war），能清理出一個以不同方式重新想像與記憶這場戰爭的空間。不給它一個名字，也就是承認每個活過戰爭的人都知道的事：他們的戰爭不需要名字，因為永遠都只會是那一場戰爭。作家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提到另一場戰爭──她的那一場戰爭時，曾說：「我們永遠不能在這場戰爭後獲得療癒。沒有用的。我們這個民族再也不會感覺安心，再也不會於平靜中思考、計畫，並安排我們的生活。看看我們的家園承受了什麼。看看我們承受了什麼。我們將永不得安心。」9
這場戰爭──不諱言，是我的戰爭──甚至不只在兩個名字所指稱的美國和越南間上演。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是分裂的，美國分為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派系，而越南分為南方與北方，以及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兩方，但這些意識型態立場並非清楚的依照地理劃分。戰爭也有其他國家的參與者，首當其衝的是柬埔寨和寮國的人民，但也有許多南韓人。我要做的是，看見他們如何記憶自己的戰爭，而他們本身又如何被記憶，但這不是要嘗試全面納入和全面召喚回憶，因為我並未針對其他參與者發聲（澳洲人、紐西蘭人、菲律賓人、泰國人、俄國人、北韓人、中國人……）。10不過，擴大這個敘事以納入越南和美國以外的人民是我的表態，既指向記得之必要，也指向全面記憶之不可得，因為遺忘是必然，而每本書都需要其邊際。儘管如此，盡可能多記得一些是我的反動，因為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戰爭回憶，或至少在公眾間流通的戰爭回憶，都欠缺包容性。這些公眾記憶所展現的是，多數時候，國家與人民透過我稱為「記憶己方」（remembering one’s own）的倫理運作。這種倫理因國家而異，越南人比美國人更願意記住女性與平民，美國人比越南人更願意記得敵人，而兩方都未展現出記得南越人的任何意願，因為他們散發失敗、憂鬱、苦澀與憤怒的惡味。美國至少讓逃到美國的南越難民有機會講述他們的移民故事，藉此成為美國夢的一份子。11越南政府給他們的只有再教育營、新經濟區和從記憶中被抹除的待遇。既然如此，流亡的南越人多數也堅持不忘他們的自己人，亦不值得奇怪了。
對兩個國家和其多元的組成份子，包括戰敗和流亡的越南人，另一種倫理，即記得他者的倫理，是個例外，不是通則。這種記憶他者的倫理，讓記得自己人的傳統倫理改頭換面。它將誰在自己這一邊的定義加以擴大，以涵括更多他者，消除了接近而親愛之人（the near and dear）和遙遠而讓人畏懼者（far and feared）間的區別。這個倫理光譜的兩端，分別是記憶己方和記憶他者。我從這兩端出發，把這場戰爭中登場人物的回憶編織起來，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士兵和平民、多數和少數、贏家與輸家，還有許多無法歸入這些二分法、對立方和類別的人。戰爭牽涉到這麼多人，是因為它與一國多元的本地生活無法分割。將戰爭只想為戰鬥，其主角為士兵，而且在想像中通常為男性，只會阻礙對戰爭身分的理解，讓戰爭機器從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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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包容性的戰爭記憶，也是努力建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稱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結果。集體記憶指的是，因為我們已經從所屬社群繼承而來的記憶而得以存在的個體記憶，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他人而記得。12批評家詹姆斯．楊格（James Young）以他提出的收集的記憶（collected memories）模型修改這種說法，指出不同群體的記憶可以透過令人安心的美國多元主義而匯集起來。13學者薩克文．伯科維奇（Sacvan Bercovitch）指出，這些群體及其記憶互相間的任何可能歧異，透過「共識的儀式」（ritual of consensus）所馴化，那正是有如神話的美國之道（American Way）。14不論我們談的是集體記憶或收集的記憶，這些模型要可信，都必須將定義它們的群體包含在內，不論那個群體是大是小。因此，戰爭的號召通常伴隨著對公民的要求，要他們只能記得有限的身分認同和對集體的狹隘認定，僅擴及家庭、部落和國族。因此，美國之道的包容性，從定義而言就排除了任何非美國的事物，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對這場戰爭的記憶往往遺忘或模糊了越南人，遑論柬埔寨人和寮國人。反對戰爭的人追求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身分，可包含先前為我們所遺忘的人，希望這樣的開闊性能減少衝突的機會。
想要將更多自己人、甚或更多他者包容在內的渴望，會碰上個人的與政治性的問題，因為個體或集體記憶都無法達到完全包容。全面記憶（total memory）既不可能亦不實際，因為永遠有什麼會被遺忘。儘管我們很努力，還是會遺忘，我們也會因為強大的利益方，往往積極壓抑記憶而遺忘，形成米蘭．昆德拉所稱的「有組織的遺忘之沙漠」（the desert of organized forgetting）。15在這片沙漠中，記憶和水一樣重要，因為在權力的鬥爭中，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要打仗，必然要能控制記憶，以及和其本質相反的遺忘（看似某種欠缺，實際上是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若能夠，還會獨占兩者。他們敦促人民記得自己人、遺忘其他人，如此才能打造對戰爭至關重要的民族主義精神，這個自我中心的邏輯也在不同人種、族群和信仰社群中流通。這種記得自己人並遺忘其他人的主流邏輯極為強勢，連被遺忘的人一旦有機會也會遺忘他人。這場戰爭中輸家的故事顯示，在關於記憶的衝突中，沒有一個人在遺忘之事上是無辜的。
強勢與弱勢者爭奪記憶與遺忘的戰略資源時，鬥爭雖有時狂熱，甚至暴力，但更常是低強度的衝突，在其中，國家與其支持者使用的鬥爭手段，傳統與非傳統皆有。當權者控制政府、軍隊、警察，以及掌握監控機制與反叛亂手段的國家安全機器。這些當權者──政客、少數統治階級、企業與知識菁英──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多數媒體。他們對學者、大專院校、評論者、智庫與教育機器擁有龐大的說服力量。一般而言，這些當權者牢牢掌握戰爭機器，讓機器運轉的二元碼就是記憶己方的倫理，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善與惡的對立，便於建立同盟、瞄準敵人。另一方面，儀式、遊行、演講、紀念碑、陳腔濫調與「真實戰爭故事」，不斷召喚著公民去記憶國家的英雄與死者，而若公民也能遺忘敵方與他們的死者，這件事就更容易了。
反抗戰爭的人強調另一種記憶他者的倫理。他們認為應該記住敵人與受害者、弱小與被遺忘者、邊緣與少數族群、女性和兒童、環境與動物、遙遠與遭妖魔化的，這些人全都在戰爭中受苦，多數更往往在國家主義式的戰爭記憶中被遺忘。在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為了戰爭的意義和正當化戰爭的理由而起的鬥爭中，抗拒戰爭並記憶他者的人，不是為了一國而鬥爭，而是為了想像。在想像中可以出現新的身分，在國家身分與國家賦予戰爭的身分之外成為不同選擇。然而，儘管記憶他者在某些人看來值得欽佩，這種記憶模式也可能帶有危險或欺騙，因為記憶他者可能只是將對自己人的記憶反轉，像一個鏡面，使他者成為善良而正直，我們成為邪惡而有瑕疵的。記憶己方或記憶他者的這些倫理互相競爭，卻都是簡單的記憶倫理模型。我在這本書中尋找並主張的，是一種複雜的記憶倫理和公正的記憶（just memory），盡力記得自己人也記得他者，同時喚起讀者關注記憶的生命週期和其工業化生產，看記憶如何被打造與遺忘、演化與改變。
藝術對於保存公正記憶的倫理工作格外重要。我在本書中收入的文字、攝影、電影、紀念碑和紀念館，都是記憶和見證的形式，有時是針對私密、家庭、易逝而微小的事物，有時是針對歷史、公眾、恆久而劃時代的事物。我轉向這些藝術作品，因為在官方的備忘錄和演講被人遺忘、歷史書無人聞問，而權勢者歸於塵土之後，藝術仍在。藝術是想像的文物，而想像是人類所擁有最能展現不朽之物，像個集體的石板，記錄著人性與非人性的行為和欲望。權勢者畏懼藝術潛藏的恆久特質和它對記憶的影響，因而試圖輕忽、收編或壓抑藝術。他們往往得遂所願，因為雖然藝術僅偶爾帶著明顯的國家主義和宣傳意圖，卻往往隱含這些特質。本書中，我檢視了光譜上各種關於戰爭和記憶的藝術作品，從為權勢者的價值背書到企圖顛覆這類價值的作品皆有。即使知道許多藝術家與權勢者同謀，我依舊樂觀認為，未來的世紀中，這場戰爭或任何戰爭留給人類的記憶，很可能會是與權勢和戰爭對抗的少數傑出藝術作品（外加一、兩部歷史書）。
記憶與遺忘不僅受到藝術的建構，也可能被企圖捕捉並馴化藝術的產業所商品化。已有一整個記憶產業存在，隨時準備對耽於懷舊的消費者販賣記憶，靠歷史牟利。17資本主義可以把任何東西變成商品，包括記憶與失憶。因此，記憶的業餘從業者打造出紀念品與紀念物；懷舊的愛好者穿上古著，重演過往戰役；遊客造訪戰場、歷史遺址和博物館；電視頻道播放紀錄片和娛樂片，畫質清晰但記憶模糊。情感與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是記憶產業的要素，將戰爭和經驗轉變為神聖之物，士兵則變成不容輕蔑的記憶象徵，這可見於美國人對打了所謂良善之戰（Good War）的最偉大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之執迷崇拜。評論者嘲諷記憶產業，視之為社會記憶氾濫的證據，將記憶轉化為可拋棄和遺忘的產品與體驗，卻忽略了當下的困難與未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論點誤以為所謂的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只是徵狀，反映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記憶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memory）。記憶的工業化與戰爭的工業化平行發展，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在其中，記憶的火力與戰爭中實際使用的火力相當，為戰爭的身分進行定義與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