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電子書)

錫安主義就是殖民主義，以色列就是種族隔離國家，巴勒斯坦大浩劫就是種族清洗
身為深愛以色列的歷史學家，挺身而出指陳歷史真相
 

以色列的目標，是霸占最多巴勒斯坦土地，留下最少巴勒斯坦人民？
《聖經》可以拿來當作土地權狀，剝奪世代住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猶太人受的苦難，可以變成驅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
 
甘地指出：「為了讓巴勒斯坦部分或全部回歸到猶太人手中，作為他們的民族家園，而去驅離有自尊的阿拉伯人，這無疑是違反人道的罪行。」
這本書可謂一位猶太學者的人生體悟，他深愛以色列，但對於身處同一塊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迫害，他無法視若無睹。
 
在細查以色列解密檔案、外洩的「巴勒斯坦文件」、相關人士書信與日記，以及各國歷史檔案後，歷史學者帕佩讓我們看清國際強權、官方謊言、媒體偏頗，是如何決定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的命運。
他指出，只有建立一個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都是平等公民的單一國家，才是未來的唯一解方。

伊蘭・帕佩Ilan Pappé
以色列歷史學家與社會主義運動家。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巴勒斯坦問題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民族政治研究中心聯合主任。著有《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和《以色列的理念》。

方昱和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挪威奧斯陸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碩士班畢業。現旅居奧斯陸，為自由譯者與撰稿人。主要關注中東史地、移民與移工、各國飲食文化及語言教育等相關議題。

推薦序
以色列神話——妖魔與神格的解構
張景安
 
 
以色列在中東國家中多被視為是較為先進、開放且相對民主的，既對性別多元包容友善，同時與西方多國有良好交往。眾所周知二戰期間猶太人所受的屠殺迫害，亦是人類歷史上所惋惜、不齒的一樁慘案。此類想像與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並非是錯誤的，然在此光鮮亮麗的包裝下，吾人更有必要多加去解析、認識以色列(或其盟友)所形塑出此景象下的事實。在討論中東國家時，多數國人對該區域的資訊來源仍較為局限或片面，所取得的資料也多為西方主流媒體所想要傳達之知識。本書作者帕佩教授（Ilan Pappé）於國際學界中東研究上享負盛名，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研究之產出，獲得多數學者之共鳴與推戴。個人淺見以為，帕佩教授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不僅是因其出生、成長於以色列並任教於西方中東研究名校大學；更重要的是，其不懼外界勢力壓迫，勇敢且正直地以以色列學者的身分，依據歷史事實資料客觀地針對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的問題提出精闢之分析與解答。
近年國內媒體報導中，偶而不時會見政治人物或評論提及我國應該要多效仿、學習以色列，因兩國的處境相當，均為小國且與不友善的國家(或政治實體)比鄰而居。每當閱讀此類報導，個人或多或少感到些許訝異或感嘆。訝異的是，提出此類論述的專家是否真的對以色列的建國脈絡、發展過程、政治實踐以及對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有足夠的瞭解？感嘆的是，若這些專家對以國的歷史脈絡真有深入瞭解，又怎麼會要我們學習以色列呢？若真要比較兩國之處境，除兩國皆為小國且被不友善對手圍繞或鄰居外，然若檢視兩國其他面向，所見乃大相逕庭之對比。舉例而言，從歷史方面來看，我國建國歷程並未持續將原生於所欲建國土地之住民，大規模地以驅逐(例如：巴勒斯坦難民)、侵占(例如：屯墾區)或殘忍不人道(例如：轟炸、虐待等)之途徑對待；在外交方面來說，我國亦未能如以國獲西方強權美國的幾近百分百的政治與軍事支持，也因此不能期待於緊要關頭時獲得如國際強權對以國之奧援；就軍事方面而論，我國已改採四個月針對男性的募兵制，以國則是維持全民皆兵無論男女至少兩年的徵兵制。更重要的是，我國未持有核子武器，且我國與對手乃處於一不對秤實力賽局中相對弱勢的一方；最後，從政治方面觀之，即便兩國皆與不友善的國家或政治實體鄰居，然我國所面對的是世界上第二強大僅次於美國的對手。因此，此類呼籲我國需多效仿以國之論述，實為是在國情基礎上的不對等比擬，或是驅使我國政府及國人邁向道德仁義不健全之路的倡議。試問，難道我們要忽略因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而產生的上百萬巴勒斯坦難民，以及至今仍未能安身立命、漂泊受屈的巴勒斯坦人們，而去學習這樣途徑下所生成的所謂進步與發展嗎？（在此強調，個人對二戰時納粹屠殺下所受迫害的猶太同胞情事亦未能苟同；然這不應是可合理化日後受迫害民族轉而對其他民族不義之舉的一項說詞。）
許多人針對巴以衝突之認定，仍停滯在這是一場宗教或民族間對峙的說法，即所謂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對抗，或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世仇。然處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應對這類粗淺的宗教、民族致使衝突的論述有所改觀，而須進一步去釐清兩者間衝突之根本脈絡原因。本書某種程度上對於大眾關於以色列的十項普遍不明確的瞭解，但被廣為傳述的「神話」進行了完整的解構及講述。從以國在「應許之地」上建國前該塊區域的情形概況，到日後對於巴以兩方之過度妖魔化或神格化，以及未來雙方間的展望，做出了一系列系統性的解釋。若真的希望能夠對此近八十年的衝突有更深刻的認識，個人在此強烈推薦帕佩教授這本《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大作，也深信此本書無疑是一本瞭解巴以關係的重要基石。最後，誠摯希望巴以雙方間於不遠所能見的未來達成一個和平的共識，也願該區域百姓除能免去其所背負的莫須有之無妄指謫原罪，亦能不再受不義之舉的迫害。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
一位猶太學者的人生體悟
包修平
 
台灣出版市場已有不少介紹以色列的專書，[1]一般來說，對以色列的描述大致有三種形象：一、以色列蘊藏深厚的宗教、歷史及文化底蘊，如耶路撒冷是三大一神信仰者及旅行者必訪之地。二、以色列是台灣學習的模範，特別是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復國」之後，多次遭到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圍剿，但以色列憑藉堅強的生存信念，奇蹟式擊敗阿拉伯聯軍，樹立以小博大的榜樣。三、以色列的科技創新及教育方式經常為台灣菁英們所稱道。然而，商周出版的《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Ten Myths About Israel）可謂是顛覆了上述外界所賦予的以色列形象。
作者帕佩（一九五四— ）是個出生在以色列的猶太人，父母親在一九三〇年代為了逃避納粹德國的迫害，移民至在英國當時所管理下的巴勒斯坦。帕佩曾在以色列海法大學任教，現任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巴勒斯坦研究歐洲中心（The European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的主任。他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學術自傳《離開體制：在以色列爭取學術自由》（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提及他在二十八歲之前，是以色列堅定的擁護者。他在高中畢業之後，加入以色列國防軍，並在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期間，被派駐至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監視敘利亞軍隊的動向。然而在帕佩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思想逐漸出現變化，轉為質疑以色列建國的合法性。[2] 由於帕佩的立場鮮明，屢遭以色列官方、學界及民間的譴責，被標籤為叛徒或是「自我憎恨」的猶太人（Self-hating Jews）。[3] 在面臨龐大壓力下，帕佩在二〇〇七年選擇離開家鄉，到英國任教。[4]
帕佩在以色列歷史學界被稱為「新歷史學者」（New Historians），與之齊名的還有施萊姆（Avi Shlaim，一九四五— ）與莫里斯（Benny Morris，一九四八— ）。這三位學者在一一九八〇年代，藉由以色列軍事檔案的開放，得以重新檢視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的本質。例如莫里斯發現一九四八年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並不如傳統以色列官方所說，是因為巴勒斯坦人的自願出走，或是阿拉伯領導人要求巴勒斯坦難民離開家園，實際上是戰爭本身所導致的結果。[5]施萊姆則解構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戰爭的諸多迷思，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發現當時外約旦國王曾經在開戰之前，與以色列政府達成口頭協定，密謀瓜分巴勒斯坦土地。[6]
帕佩的代表著作《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重新建構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的歷史。他根據以色列軍事檔案、以色列領導人日記與書信等一手資料，發現猶太領導者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已經制定一套驅離巴勒斯坦人的軍事計畫，並在一九四八年期間執行。最終，猶太軍隊摧毀了五百三十一座巴勒斯坦人的村落，並清空十一座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市，其結果導致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被迫成為難民。[7]
該書出版後，帕佩成為解構以色列建國神話的領航人物。在此之前，英文學界多半傾向接受傳統以色列史學，即猶太復國主義史學（Zionist Historiography，猶太復國主義亦譯為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晚期，具備有「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及「阿利亞」（Aliyah）兩個基本概念。「以色列之地」係指猶太民族的土地。三千年前，該概念指稱猶太人曾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但在公元七〇年羅馬人強制驅離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並摧毀其聖殿後，猶太人展開長達一千多年的離散歷史。[8] 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既使猶太民族不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離散的猶太人仍對這塊土地享有主權。如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會使用「拜占庭時期下的以色列」、「十字軍東征下的以色列」或是「鄂圖曼時期統治下的以色列」，藉此強調過去一千多年以來，以色列之地的概念持續存在。[9] 至於「阿利亞」原本是宗教意涵，係指在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徒登上聖殿山崇拜上帝。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者將阿利亞引申為離散的猶太人移民至以色列之地的行為。[10]
帕佩從小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觀的洗禮，對於以色列建國歷史與價值堅信不移，但在英國求學期間，逐漸擺脫其意識形態。帕佩在這二十多年來，發表許多挑戰猶太復國主義史學的文章及書籍。[11] 他經常在世界各地演說，試圖扭轉大眾對以巴問題的傳統認知。整體來說，帕佩的核心觀點指出當前西方大國主導的「兩國方案」無助於解決以巴問題，真正問題在於猶太復國主義本身，為了建立以猶太為主體的民族國家，以色列政府、學界、媒體、軍方與非政府組織建構了一套「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論述，讓歐美社會對巴勒斯坦人的整體認知受到影響。帕佩認為這種認知並無助於促成以巴之間的和解。[12] 另一方面，帕佩建議世人應跳脫現實主義的角度，以人道立場重新檢視以巴問題，例如將以色列視為「屯墾殖民者國家」（Settler colonialist state，本書譯為「定居殖民主義國家」），而巴勒斯坦人則是從事「反殖民鬥爭」（anti-colonialist struggle）。[13]
帕佩表示既然以色列是個屯墾殖民者國家，兩國方案已經無法替以巴雙方帶來真正的公義與和平，因此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唯一解決以巴衝突的辦法。[14] 至於如何達成去殖民化目標，他建議以色列政府必須承認一九四八年期間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種族清洗罪行，同時要真誠處理占領區內的猶太屯墾區、巴勒斯坦難民返鄉權，以及以色列境內與占領區內巴勒斯坦人爭取對等權益等核心議題。[15] 對於帕佩來說，一國方案是去殖民化的最終展現。換句話說，在一個世俗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享有對等權利，不再有種族隔離的問題。[16] 帕佩強調一國方案是建立一個雙民族國家，兩個民族（指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擺脫種族中心主義思維，重新解釋歷史並且擁抱受害者不再受到結構性的傷害。[17]
《這才是以色列：揭露歷史謊言和神話底下的以色列》可說是帕佩對以巴問題的研究精髓。該書引用嚴謹的學術著作，破除大眾對於以色列的十種迷思，例如書中提及巴勒斯坦是無主之地嗎？猶太人真的在西元一世紀時離開家園嗎？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教之間的關係為何？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嗎？兩國方案真能解決以巴問題？也許帕佩在書中的觀點讓不少人感到驚世駭俗，或者他提出以巴和解的理念又過於異想天開，不過若能仔細研讀書中的內容，並檢視其引用的文獻資料，或許下次新聞報導「以巴衝突」時，讀者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兩方會有不同的思考模式。
 
本文作者為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巴勒斯坦研究博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開設世界史、現代中東歷史及現代巴勒斯坦歷史等課程
 

[1] 「2018寒假閱讀節 閱讀神之國以色列」書展書單，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0/relfile/37525/7570154/91a8ee71-2e65-4d7f-b17f-f8e88cffd9e7.pdf。
[2] Ilan Pappé, 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 (New York: Pluto Press, 2010), pp. 13-16.
[3] Blair Kuntz, “A Threat From Within: A Century of Jewish Opposition to Zionism,” MELA Notes, No. 80 (2007), p. 78.
[4] Ilan Pappé, Out of the Frame: The Struggle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Israel, pp. 162-163.
[5] Benny Morris, The Br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
[6]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
[7]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Oneworld, 2006), p. xiii.
[8] Nur Masalha, Palestine: A Four Thousand Year History (London: Zed Books, 2018), p. 6.
[9]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Vol.7, No.1 (Spring-Summer, 1995), p. 48.
[10] Baruch Kimmerling, “Academic history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he case of Israeli-Jewish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Memory, Vol.7, No.1 (Spring-Summer, 1995), pp. 48-49.
[11] 帕佩的學術成果請見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iais/staff/pappe/。
[12] Ilan Pappé, “Deterrorising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struggle: the roadmap to peac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2(2), (2009), pp. 127-146.
[13] 帕佩將以色列視為「屯墾殖民者國家」的論述請參見Ilan Pappé, Israel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9-13；Ilan Pappé, The Biggest Prison on Earth: A History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pp. 1-8；Ilan Pappé (ed.), Israel and South Africa: The Many Faces of Apartheid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 1-20；Ilan Pappé,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London: Verso, 2014), pp. 1-13；Mustafa Abu Sneineh, “Interview: Ilan Pappé: How Israel turned Palestine into the biggest prison on earth,” Middle East Eye, 24 November 2017,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interview-ilan-pappe-how-israel-turned-palestine-biggest-prison-earth。
[14] Ilan Pappé, “Revisiting 1967: The False Paradigm of Peace, Partition and Parity,”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3(3-4), 2013, p. 350.
[15]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430; Ilan Pappé, “The State of Denial: The Nakba in the Israeli Zionist Landscape,” in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ad Moor (ed.), 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 (London: Saqi Books, 2012), p. 50; 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I.B. Tauris, 2010), p. 430.
[16] Omar Barghouti, “A Secular Democratic State in Historical Palestine: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Ethical Decolonisation,” in Antony Loewenstein and Ahmad Moor (ed.), 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 p. 244.
[17] 原文為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along non-ethnocentric, polyphonic lines and would embrace the suffering of those who have been victimised by the structures of evils in the land” 請參見Ilan Pappé, “One-State Palestin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lan Pappé and Jamil Hilal (ed.),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p.434.

前言

歷史存在於每一場衝突的核心之中。對過往存有真實而無偏誤的理解，方能使和平成為可能。相反地，對史實的竄改或操縱，則僅會播下災難的種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事例便顯示了，對歷史——即便是最近代的歷史——的謠傳，會造成莫大的傷害。如此這般對歷史的蓄意誤解會助長壓迫，並包庇殖民政權及其體制性的占領行為。因此，宣傳假消息和扭曲事實的種種政策能存續至今，並在衝突的延續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抹煞人們對未來的盼望，這一點都不讓人意外。
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過去與現在，種種被建構出來的謬論阻擋著我們去理解衝突的起源。與此同時，對於相關事實真相一直以來的操控，更是不利於持續至今的流血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該當如何呢？
說到這片爭議叢生的土地是如何成為以色列國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的歷史敘事奠基於一團迷思與神話之上，而這些迷思也巧妙地質疑巴勒斯坦人對這片土地的所有權。西方主流媒體和政治菁英經常視這些迷思為確鑿真相而照單全收，也以之為以色列過去七十餘年的種種行動辯護。對這些迷思的默認，也往往能解釋西方諸國政府為何不願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去干預這場從以色列建國以來便持續發生的衝突。
本書意在挑戰這些在公眾領域中被視為不爭事實的迷思。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是在扭曲事實和編造謊言，並都能夠——且必須——藉由對史實更進一步的檢驗而一一駁斥。本書全文上下都將常見的臆測和史實並陳。透過將迷思和事實並陳，每個章節都經由對最新歷史研究的考察去暴露某項普遍看法的弱點。
本書囊括了十項基礎性的迷思和神話（或可稱為十叢謎團），而對任何以各種管道接觸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的人來說，這些迷思與神話都是常見而不陌生的。種種迷思和其反駁論述都將以時間先後排序。
第一章以十九世紀晚期錫安主義登陸之夕為背景描繪出巴勒斯坦的地景。在本章探討的迷思中，巴勒斯坦被描繪成空蕩、乾旱而幾似荒漠般的一片土地，由乍到的錫安主義者墾耕。對其反駁的論點則顯示一個早已存在的繁榮社會，現代化與國族化的進程正在快速發生。
「巴勒斯坦為無人之地」的迷思與「猶太人為無土之族」這項著名的迷思相關，而這正是第二章的主題。猶太人是否真的是巴勒斯坦原初的居民，而每一種可以讓他們「回歸」到「家園」的手段都理應被支持嗎？這項迷思堅稱，在一八八二年到來的猶太人都是約西元七○年時被羅馬人驅逐之猶太人的後裔。其反方論點則對這種基因譜系的連結抱持懷疑。一項相當有力的學術研究成果顯示，在羅馬時期居住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其實逗留在當地，首先改信基督宗教，而後皈依伊斯蘭。這些猶太人究竟是誰仍是一個未解之謎——或許是九世紀時皈依猶太教的哈札爾人（Khazars）；又或許，這些猶太人千年以來雜糅了各種種族血脈，因而一直將此一哉問的任何解答拒於門外。更重要的是，我在該章主張，在錫安主義前的時期，世界上各猶太社群和巴勒斯坦之間的連結是基於宗教與精神的，而非關政治。在錫安主義成形前，將猶太人的回歸與國家的建立相連結的任務，在十六世紀之前泛屬於基督宗教信徒，十六世紀後則特屬於新教徒（Protestant），尤其是英國國教（Anglican）。
第三章仔細檢驗將錫安主義與猶太教等同視之的迷思（因為如此一來，反錫安主義便只能被描述為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我根據史實評斷猶太人對錫安主義的態度，並分析錫安主義者如何藉由對猶太教的操控來達到殖民與其後的戰略目的，試著以此駁斥這樣的恆等式。
第四章處理了殖民主義和錫安主義兩不相關的宣稱。這項迷思如下：錫安主義是一波自由派的國家解放運動，而其駁論則將其放置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之中，錫安主義因而在實際上是一項定居殖民計畫，與我們在南非、美洲和澳洲所見相似。這項駁斥論據的重要性，在於它反映了我們該如何思考巴勒斯坦人對錫安主義及日後以色列的抵抗。如果以色列是個民主政權，而且只是在自我防衛，那諸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各巴勒斯坦相關組織則純然為恐怖組織。然而，若巴勒斯坦各組織是在抵抗一項殖民計畫，它們便屬於反殖民主義運動，而它們的國際形象也會迥異於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強加於世界輿論上的形象。
第五章重新探究與一九四八那年相關的各種熟悉神話，其目標特別在於提醒讀者：巴勒斯坦人自願撤離的這項宣稱，為何已經成功地被專業史學研究揭穿。與一九四八年發生的各個事件相關的迷思，也會在該章討論。
最後一個與歷史相關的章節，則質疑以色列是否被迫參與一九六七年的戰爭，因為除了參戰，以色列「別無選擇」。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的戰爭中幾乎完全接管巴勒斯坦，而一九六七年的戰爭則是以色列這項野望的一部分。自一九四八年，直至埃及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一個草率決定所導致的歷史性機會之前，以色列就一直在盤算如何占領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我進一步主張，以色列在占領之後立即頒布的政策，證明了它早已預期戰爭的發生，而非意外踉蹌落入其中。
第七章帶領我們進入現代。我將提問，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還是一個非民主的政體？我檢視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及占領區內（總計占以色列統治人口近半數）的處境，為「以色列是個非民主政體」的回答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第八章處理奧斯陸進程相關的問題。在簽訂《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後，我們對此一進程的相關謬誤得到了透徹的觀點，並得以提問：它是否為一份失敗的和平協議，抑或是一個成功深化以色列占領的手段。
而今，相似的分析視角也能套用在加薩走廊，以及「加薩人民的苦難，肇因於哈瑪斯（Hamas）的恐怖主義本質」這項仍被廣為接受的迷思。在第九章中，我選擇持不同看法，以另一種角度去解讀加薩自上世紀的轉折點以來發生了什麼事。
最後，我在第十章中質疑「兩國方案是前進的唯一路徑」的迷思。諸多優秀的運動論述和學術成果都對這個方案詳加評論，並提供替代解方，造福了我們。這些論述強力挑戰了最後這項迷思。
本書亦包含大事記時間軸，幫助讀者理解書中各個論點的脈絡。
我希望，無論讀者是新接觸這個領域，抑或已是資深的研究者，本書都能成為
有用的工具。本書的主要讀者，是任何有意討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這個不朽議題的人。這並不是一本立場中立的書，而是要代表那些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遭到殖民、占領而被壓迫的巴勒斯坦人，去勻平權力失衡的天秤。若錫安主義的倡議者或忠實支持者願意接觸相關辯題，將會是莫大的助益。畢竟，這本書是由一個以色列猶太人寫就，對於其自己身處的社會和巴勒斯坦社會，他同等在乎。去駁斥各種維持社會不義的神話，應當有利於生活或希望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這也奠定了一個出發點，讓所有的居民都能享受到目前只有單一優勢群體能夠觸及的偉大成就。
此外，對於認為與巴勒斯坦有關的知識和自己的使命感等同重要的社會運動份子，本書也希望成為他們的有用工具。本書並不能取代許多學者多年以來了不起的成就，而是提供了進入該知識世界的出發點；這些學者的貢獻，也讓這樣的一本書成為可能。
在我們的時代，學術界存在著巨大的不安氛圍：使命感會摧毀學術研究的品質。如果學生和學者可以擺脫這種不安情緒，便能好好利用這本書。我曾有幸教學和指導過的最優秀大學生和研究生，都是全心奉獻之人。本書僅作為一份給未來學者的邀請函，讓他們離開象牙塔，重新和他們研究的社會連結——無論他們寫作的主題是全球暖化、貧窮議題或是巴勒斯坦，都應該要驕傲地在學術的衣袖上再別上一顆奉獻心。而若他們身處的大學機構還沒準備好，這些學者也應該要能夠精明地在這些有爭議的議題上玩一場「毫無偏頗且客觀的學術研究」的遊戲，並坦然承認這層偽裝的存在。
對大眾而言，本書呈現了一個通常看起來極度複雜（某些部分也確實如此）主題的簡明版本；然而，這個主題其實是能夠被簡單闡釋，並連結到關乎正義和人權的普世觀點之上的。
最後，我希望本書能釐清過去與現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核心之中一些深層
的誤解。要是這些失真的觀點和口耳相傳的臆測再不被質疑，它們便會繼續為當今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不人道政權提供一個免死盾牌。以最新的研究去驗證這些假定，我們方能看到它們離史實有多遠，也才能看到為何揭露歷史記載，可以影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與和解的機會。

推薦序　以色列神話—妖魔與神格的解構　張景安
導讀　一位猶太學者的人生體悟　包修平
 
前言

第一部　昔時謬誤

第一章　巴勒斯坦為無人之地
以色列的官方敘事　
鄂圖曼帝國時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發展　
巴勒斯坦成為文化、地理、政治實體
第二章　猶太人為無土之族
反猶太主義與猶太人重返家園之間的關聯　
英國的政治利益與宗教熱忱
日耳曼聖殿虔敬運動的影響
《貝爾福宣言》與英國奪取巴勒斯坦
今日以色列的猶太人是誰？
第三章　錫安主義即是猶太教義
錫安主義的根基
並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支持錫安主義
當《聖經》成為土地登記權狀
第四章　錫安主義並非殖民主義
定居殖民主義的雙生邏輯：汰滅與去人性
巴勒斯坦人的反應：從善意到抗爭
巴勒斯坦對自己命運的主張
罪狀僅次於希特勒的侯賽尼？
只占巴勒斯坦百分之七土地、三分之一人口的以色列國
第五章　巴勒斯坦人在一九四八年自願出走
「轉移巴勒斯坦人民」是什麼意思？
巴勒斯坦人因為受到驅離、威嚇及恐懼而離開家園
向巴勒斯坦難民伸出和平之手的以色列？
積極備戰的錫安主義者
從達萊特計畫持續至今日的巴勒斯坦種族清洗
這才是以巴衝突的癥結
第六章　六日戰爭之外「別無選擇」
一九四八年戰爭犯下的「致命歷史錯誤」
冷戰在中東的粉墨登場
六日戰爭
自第十三屆大聯合政府持續至今的三項決定
既非難民、也非公民的巴勒斯坦人　
 
第二部　當今謬誤

第七章　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政權
自以色列建國以來便受到軍事統治的巴勒斯坦人
世界各地的每個猶太人都能自動獲得以色列公民權，然後呢？　
「開明」的占領
第八章　奧斯陸神話
《奧斯陸協議》：排除巴勒斯坦人回歸權的分治方案
二○○○年大衛營峰會破局的真相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第九章　加薩神話

第三部　展望未來
第十章　兩國方案是未來的唯一解方　
　
結語　以色列：二十一世紀的定居殖民主義國家　
　
大事記
注釋

問題：如何生活？（節錄）

二十一世紀到處可見不吝於表現自我的人。如果你上網瀏覽部落格、推特、YouTube、臉書與一些個人網頁，你會發現在這片網路大海裡可以捕撈到數千名有趣的人物，他們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法，只為了吸引瀏覽者的注意。這些人持之以恆地談論自己；他們每天貼文，在網上聊天，把自己做的每件事拍照上傳。他們一方面展現出無拘無束、活潑外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少見的反思與內省。
以文字描述自己可以創造出一面鏡子，旁人可以藉由這面鏡子看出自己的人性，這種想法的產生並非理所當然，它是被創造出來的，且可以追溯到某個人身上，那就是米歇爾．艾坎．德．蒙田。蒙田是貴族、政府官員與葡萄莊園園主，生於一五三三年，卒於一五九二年，他一直生活在法國西南部的佩里戈爾地區。他平安度過混亂時代，管理自己的家產，以法官身分審理法院案件，曾治理過波爾多，並且成為該市有史以來最隨和的市長。
蒙田總共寫了一百零七篇隨筆，有些只有一兩頁的篇幅，有些則屬長篇。這些隨筆很少解釋或教導任何事物。蒙田把自己呈現成一個腦子裡想到什麼就匆匆記下的人，隨時振筆疾書，不斷捕捉心靈的感受與狀態。他以這些經驗做為向自己提問的根據，特別是某個讓他深感興趣、同時是當時人們關注的大問題，我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字來表達這個問題：「如何生活？」
這個問題不同於「應該如何生活」這類倫理問題。蒙田固然對道德兩難的問題感興趣，但他關心的不是人應該做什麼，而是人實際上做了什麼。
他描述了一切足以讓我們感同身受的細節，有時還遠超過我們需要的程度。蒙田無來由地告訴我們：他唯一喜歡的水果是瓜類；他喜歡躺著做愛，不喜歡站著做愛；他不會唱歌；他喜歡活潑的朋友，機智的問答總能讓他雀躍不已。但蒙田也描述了一些言語難以形容、甚至難以察覺的感覺：懶惰、勇氣或猶豫不決是什麼感覺；愛慕虛榮、想改掉過於膽小的毛病又是什麼感覺。他甚至描述了單純活著是什麼感覺。
蒙田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探索這些現象，他不斷質問自己，並且建立自我的形象──這是一幅不斷變動的自畫像，讀者感受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蒙田，彷彿他就坐在你身旁，注視著你的一舉一動。他能說出令人驚奇的話語。蒙田出生的時間距今已近五百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許多事物改變了，無論風俗還是信仰恐怕都已難以辨識；然而閱讀蒙田的作品卻能讓人經歷一連串熟悉的震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將驚覺蒙田與他們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隔閡。
無論是蒙田的時代還是我們的時代，這種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感覺總會讓人興奮不已。十六世紀蒙田的崇拜者阿寇德曾說，凡是讀過蒙田《隨筆集》的人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些文章是他們自己寫的。二十世紀小說家紀德說：「我幾乎要把蒙田的傑作當成自己的作品了，他簡直就是另一個我。」斯蒂芬．褚威格這名奧國作家在二次大戰期間被迫流亡，曾一度瀕臨自殺邊緣，他發現蒙田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這裡的『你』反映出我的『我』，此刻一切距離都泯除了。」書頁上的鉛字漸漸模糊，換得活生生的人走入房內。「四百年就像輕煙般消散無蹤。」
這些感想的產生有跡可循，因為《隨筆集》並不宣揚偉大的意義，也沒有核心的本旨，更沒有需要發展的論點。《隨筆集》並未要求讀者該如何閱讀它：你愛怎麼讀就怎麼讀。蒙田盡情傾洩自己的想法，從不擔心自己在某頁說了某事，到了下頁乃至於下一句又說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蒙田應該會把惠特曼這幾行詩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我自相矛盾嗎？
很好，那麼我就是自相矛盾，
（我心胸寬大，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說法。）
本書是一部談論蒙田這個人與這名作者的作品。本書也討論蒙田舉辦的這場漫長宴會──四百三十年來不斷累積的共同與私人對話。這趟旅程將是古怪而顛簸的，因為蒙田的作品在每個時代的遭遇並不平順。我的故事將隨著這些潮流行進，它也將「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經常地轉變航向。
絕大多數閱讀《隨筆集》的讀者總想從中得到一些收穫。他們也許在尋找樂子，或尋求啟發，或歷史的理解，或某種純屬個人的啟悟。小說家福樓拜的朋友對於該如何閱讀蒙田感到苦惱，而他的建議是：
不要像孩子一樣想從中得到樂趣，也不要像野心家一樣想從中得到指示。你閱讀他的目的只有一個：「為了生活」。
這個問題將貫串全書，章節將採取二十種解答的形式來表現，每個解答都是想像蒙田可能給予的答案。這裡將不會出現漂亮工整的解答，但這二十篇回應的「隨筆」將可讓我們一窺這段漫長對話的部分片斷，並且充分享受蒙田本人的陪伴。他將是最和藹可親的對話者與東道主。

我們問：如何生活？蒙田說：做沒有人做過的事（節錄）

一五七〇年代交錯上演著和平與戰爭的插曲。蒙田的生活沒變，寫作也持續不輟。這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他一直從事寫作與修改最初完成的幾篇隨筆，然後於一五八〇年交由波爾多當地的出版商西蒙‧米朗吉出版。
縱然是首次出版，《隨筆集》卻已獨特不群，不過還是能夠巧妙地排入書市既有的分類之中，譬如古典文集與大眾作品。《隨筆集》完美結合了兩種商業利基：令人驚奇的原創性與易於分類。
蒙田作品最早出現的版本，與現在我們閱讀的有很大的差異。它分為兩卷，絕大多數的篇章都輕薄短小。這些作品已經帶有蒙田好奇、多疑與求變的性格，提到了各種令人困惑與怪誕的人類行為。當時的讀者對於特殊的書籍很感興趣，蒙田的《隨筆集》馬上就找到了熱情的知音。
米朗吉第一次出版的印量不多，大概只有五、六百冊，而且很快就賣完了。兩年後，他出版了第二版，並做了一些改變。五年後，在一五八七年，《隨筆集》再次改版，並且交由巴黎的尚‧里榭出版。此時，《隨筆集》已成為法國貴族流行的讀物。蒙田自己也說《隨筆集》受歡迎的程度遠超過他的預期，它成了咖啡桌上供人翻覽的精裝書，廣受貴婦們的喜愛。
《隨筆集》的讚賞者中甚至包括了亨利三世。一五八〇年底，蒙田前往巴黎，依照慣例向國王獻上他的作品。亨利告訴他，他喜歡這本書，而據說蒙田這麼回答：「想必陛下也會喜歡我這個人。」
照理來說，蒙田這種風格應該會成為他成功的障礙。如此公開寫下每日的觀察與內心想法，等於是觸犯了禁忌。你不應該在書裡抒寫自己，就算想寫，也只能記錄你的偉大事蹟。聖奧古斯丁曾經寫過自己，但目的是為了鍛鍊靈魂與記錄對上帝的探索，而不是為了讚頌自己能成為奧古斯丁的奇妙歷程。
蒙田確實曾讚頌自己能成為蒙田，這讓一些讀者感到不安。古典學者斯卡里傑尤其對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的坦率言論感到惱火，蒙田在書中說自己喜歡白酒甚於紅酒。（其實斯卡里傑說得太簡略，蒙田是告訴我們說他從喝紅酒改成喝白酒，然後又改成喝紅酒，接著又改成喝白酒。）另一名學者杜普伊則問道：「誰想知道他喜歡什麼？」這種作風也惹惱了巴斯卡與馬爾布朗許，馬爾布朗許說蒙田「厚顏無恥」，巴斯卡認為他應該適可而止。
唯有在浪漫主義來臨之時，蒙田坦率表達自己的做法才不只受到欣賞，還受到喜愛。蒙田尤其吸引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讀者。英國評論家帕提森在一八五六年寫道，在人們眼中，蒙田的自我中心使他的形象躍然紙上，如同小說人物一般。而聖約翰評論道，所有真正的「蒙田愛好者」都喜愛他的「連篇廢話」，因為那使他的性格看起來真實，也使讀者從他身上找到了自己。
早在一五八〇年的版本，蒙田就以他的內心世界吸引了讀者目光。以下這段話不是出自日後充滿冒險的篇章，而是來自他的第一版：
我把目光轉而向內，聚精會神地注視著。每個人都看向自己眼前的事物；至於我，則看向自己的內心。我持續觀察自己，打量自己……在自己的內心打滾。
蒙田不斷地轉身朝向自己，層層疊疊地增厚與加深描述，結果形成一種巴洛克式的摺綴衣紋，布滿洶湧狂暴的波浪紋飾。無怪乎蒙田有時被稱為首開先河的巴洛克時代作家，儘管他的生存年代比巴洛克時代早得多。蒙田形容他的《隨筆集》是「荒誕不經的」，如同「怪物的軀體」。
在政治上蒙田是個保守主義者，但他卻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名文學革命家。他寫作的方式違背常軌，不遵循普遍的範式，而是自然地帶出談話的韻律。他省略了連結，跳過論理的步驟，只是引用材料而不做任何處理。
蒙田《隨筆集》起初呈現出傳統作品的風貌，從偉大古典作家的花園裡採集了一束花，加上對外交與戰場倫理的全新思考。然而，一旦打開書本，這束花馬上就像奧維德的生物一樣變形成畸形的怪物，並且只靠一樣事物將牠們結合在一起，那就是蒙田。幾乎沒有人比他更能如此全面地違反傳統。這本書不僅醜怪，原本應該謙虛地隱沒在背景的事物，居然凸顯為本書的主軸。
一五七〇年代是蒙田寫作初試啼聲的十年，一五八〇年代則是他晉身名作家的十年。第二個十年使《隨筆集》的篇幅足足增加了一倍，也使蒙田從無名小卒變成了明星。此外，一五八〇年代也使他離開了寧靜的吉衍鄉下，前往瑞士、日耳曼與義大利長期旅行。聲名鵲起的他在各地受到熱烈款待，他之後也成為了波爾多的市長。旅行使蒙田在文學上更有發展，使他成為公眾人物。旅行也損壞了蒙田的健康，耗盡他的精力，使他成為受人緬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