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南渡：「南下影人」與戰後香港電影（1946－1966）(電子書)

1.本書闡釋了戰後初期香港電影在上海南下的電影人的推動下復甦的始末，具系統性地梳理四十至六十年代國語片在香港興衰的脈絡；
2.以電影創作者、電影投資公司、明星制度不同光譜下的持份者，重構香港國語片的發展、滬港的連繫、以至文化冷戰的實況；
3.本書引用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出版物及圖片，對香港國語片進行了重述和重估，儼如一部紙上博物館。

記錄電影發展史
梳理四十至六十年代國語片在香港興衰的脈絡
滬港兩岸的連繫
探討滬港電影交流的文化，深入討論滬港電影的內在關聯
紙上的電影博物館
引用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出版物及圖片進行了重述和重估

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起，陸續有大批上海影人南下香港，匯聚了當時中國電影界頂尖人才。
他們的南下帶來了戰後香港電影工業恢復所急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帶來了上海的電影觀念、製片模式和創作手法，並助力香港電影（尤其是國語片）在戰後崛起，進而使香港逐漸取代昔日中國電影業的中心—上海的位置，成為新的「東方荷里活」。

本書以新的選材和角度論述戰後香港國語片和「南下影人」的發展關係，深入研究了此前少為人探及的腹地，如朱石麟和龍馬公司、張善琨和遠東公司的製作及創作情況，岳楓在左右旋渦中浮沉、程步高在香港的進展等。而從一些影星形象的變化探看東西文化政治對抗又交纏的狀況，也是饒有興味的章節。
羅卡
香港資深電影研究者

戰前的上海電影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之間的關係，是華語電影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一頁，蘇濤對此做出了精彩的論述。他運用大量文獻資料，超越了華語電影史研究的範式，並對馬徐維邦、費穆等知名導演在香港階段的電影活動做出了新的闡釋。
柏右銘
（Yomi Braester）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西雅圖分校教授

本書以嶄新的、突破性的視角考察了自戰後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國語片，追溯了香港電影與戰前上海電影的關聯，以及香港電影在戰後的發展。通過對「南下影人」作品的廣博論述和批評性分析，蘇濤真正做到了對香港國語片進行重述和重估，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張建德
（Stephen Teo）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副教授

序一

中國電影南渡香港地區，起初只是作為上海電影製作的一個分支，是權宜之計，但發展下去竟然成為香港電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後分裂成左、右兩個陣營，各自進化，以爭取市場、發揮影響力，而且與本土的粵語片競爭，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史的重要轉變過程，影響到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層面。
對於「影人南下」這個現象的研究，過往好長一段時期，內地的影史學者大多採取宏觀史學方法、民族主義的視角，論述集中於進步影人來港後的活動成效：怎樣在香港建立中國電影基地，推動民族電影向海內外傳播；怎樣形成左派陣營，而和右派對峙競爭；怎樣啟示本地電影業改善電影生態環境，提高技藝水平。但由於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不夠深入，史料和電影文本搜集存在困難，其論述不免有所偏頗。開放改革以後，情況逐漸有所改善。此時香港的研究者開始獲得資源，進行香港電影史資料的整理研究和出版。雙方的研究開始交流而互參互補，戰後香港電影發展史的書寫就在開放交流的情勢下豐富並優化起來。新一代的研究者嘗試在舊有的基礎上另闢新途。其中有引用西方史學理論於民族電影研究的；有採用微觀史學方法，着重發掘新史料和影片而加以細讀分析，就個別電影公司、影人和事件作專題論述的。蘇濤君在後一途徑積極實踐多年，曾把研究心得寫成《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2014）一書。期間我們常有通信，又多次會面，就一些疑問交流討論，他對一些微末細節也不放過，具見態度之嚴謹。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香港電影史逐漸進入國際視野，加上近年海內外研究東西方冷戰的興趣重燃，戰後到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的發展與它帶出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成為新興的研究內容。蘇濤君再接再厲，把此一時期的香港電影放置在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加以論述，以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探研「南下影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制約下各自的業績和作品表現的變化，陸續發表論文多篇，再經過增修整理，結集而成本書。接續上書的研究方式，本書在數據搜集上更加細緻，在引用前人的研究著作之外，更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搜索當時的原始數據以求實證，為此而在海峽兩岸及香港的圖書館及電影資料館訪尋，閱覽一手文獻和影片。其成績歷歷可見於本書章節中。比如對龍馬影片公司和遠東影業公司的研究，就深入到前所未知的領域，作出了不少補充和修正。難得的是不論左派、右派，他都同樣重視，同樣細加探討。
「南下影人」在改善香港的電影文化生態和提升製作水平方面發揮了推動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們留在香港謀生發展要面對很多困難，要經歷多年的努力，才能逐漸適應，融入當地社會。這樣的轉變過程有着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心理因素，不能單純地用「左右轉」來標識。蘇濤君嘗試在這方面做出比較深入的解析。比如張善琨在戰後多番轉變：脫離「永華」「長城」自創「遠東」，卻為了影片能進入內地市場而「左傾」，之後又為迎合臺灣市場而「右轉」。朱石麟作為傳統知識分子也幾經掙扎和轉型，特別是協助費穆、吳性栽經營龍馬公司而至自創鳳凰公司的一段歷史過程，蘇濤君做出了詳細的論述。他的努力也顯見於對右派的亞洲影業有限公司的論述，對岳楓的「左右擺動」、程步高的「重生」、馬徐維邦的「沉淪」的研討。
而在本書最後的第三部分，蘇濤君嘗試引用西方對影星形象分析的理論，結合冷戰時期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殊情況，把韓非、葛蘭、尤敏等影星放置到時代變遷的背景中，解讀其形象與身份的文化和政治意義，新穎又饒有興味。
「南下影人」對戰後香港電影的影響不單及於香港的國語片製作，也及於同期和以後的土生土長的粵語片。在這方面，本書未有涉及。由於工程範圍廣大，關係錯綜複雜，與其泛泛而論，不如不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今次的成績已相當可觀可喜，我期望內地、香港和海外的年輕學者今後繼續努力，實現更大步的跨越。滿心歡喜而為之序。

 羅卡
 2019年5月

序二
香港電影與內地藝術的關係，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張愛玲當年的作品在香港問世，其實是把上海經驗帶到這個特殊之地，時髦的鏡頭裡有海派的味道。不過，因為戰亂的原因，香港藝術含有諸多複雜的元素，除了西方文化的投影，還有左、右翼的博弈，以及面對冷戰的書寫。梳理其間的歷史，我們應當可以看到許多陌生新奇的舊影。
我個人的印象裡，中國的早期電影，帶有荷里活的某些感覺，現代性的快節奏與人性的曲線扭轉，匯入摩登的泡沫裡；奇光異彩的背後，無盡的空虛也隨之而至，似乎是新感覺派小說的一種，在摩登的轟鳴裡，精神的魔影跳入黑暗，一切遂歸入寂寞。當這種藝術在香港落腳的時候，就多了內地藝術所少見的東西；香港的特殊性，也帶來了藝術的特殊性。
友人蘇濤是電影研究的專家，對於香港藝術的變遷多有心得。他發現了無數的藝術奇景、資本世界裡的藝術選擇、對待生活的不同態度與策略，映現了歷史的苦楚。南下的藝術家有不同的背景，左派面孔與自由主義者的影子都在其間遊動，也不乏畸形的文人，在外部力量的擠壓下失去本我的原色，做了市場的犧牲品。但在困苦裡，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些心存良知的文人，在其無數影片的瞬間，生活的難題與思想之光都得以記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一度是文化很活躍的地區，「南下文人」與「南下影人」給這裡帶來了許多活躍的思想。左右翼之間的對話以及傳統與現代的對接，也在這裡完成。我們不太好用一種尺度來評判那時候的藝術，它們為我們認識藝術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範例。蘇濤對於這個「歷史夾縫中的離散群體」的資料爬梳十分深入，對許多個案的分析都引人深思。戰後的內地知識分子，一般都在涇渭分明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精神選擇，但香港的藝術家則在有限的空間裡拓展出繁複的審美意象。對於同一個作品，左派的看法與右派的看法竟然也有一致的地方。這個特別的現象告訴我們，在大歷史與小事件之間，有着不同類型人的命運的交叉點。時代造就人物，而人物也在改寫時代的路徑。
許多「南下影人」和電影公司，都走在艱難的摸索之途。龍馬影片公司、遠東影業公司、亞洲影業有限公司、長城影業公司等，都有一部難言之史。我看蘇濤的論述，被他筆下的人物命運所吸引。獨立製片公司的運作方式，電影人的漂泊心理與個體尊嚴，電影所呈現的舊道德與新
女性、跨地域與跨意識形態等，都顯示出混亂裡的駁雜性。茅盾當年在香港進進出出，就發現了那裡獨特的文化表述空間。他在那裡寫下的《腐蝕》一面迎合大眾獵奇之心，一面不失知識人的責任感，成為一部獨特的小說。那些隱晦的表述方式，其實未嘗沒有敘述的政治。在緊張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藝術要逃離政治是很難的，許多人的選擇，都有着內在性的衝突。在介紹岳楓的電影作品時，蘇濤從其「五重身份與三次轉變」中，看到藝術與時代的對抗和妥協：
他既受到時代的召喚，又一度被時代所遺棄；他既承擔歷史所賦予的使命，又在歷史轉折關頭茫然失措，甚至迷失自我；他既被不同意識形態所操縱和利用，又主動選擇和利用不同意識形態，為自己創造更為有利的拍片環境……
藝術研究的使命之一，就是在不規則的現象界發現人性與社會的隱秘，打撈不可再現的審美靈光，使之定格在認知的影像裡。「南下影人」與戰後香港電影，構成了一道獨特的精神風景。我們讀它，彷彿也看到了時代的弔詭和藝術的弔詭。
許多香港導演與演員，在銀幕上留下了現代性的雜音。他們從多種線索裡編織着生活的怪影。蘇濤探討了易文對「魔都」內蘊的體悟、韓非「邊緣人」的表演以及葛蘭的性別政治，涉及電影的時代氛圍與個體命運的關係，不禁讓人陷入對於現代性的難言的苦思裡。「作者策略與離散情結」「片廠、類型與明星」都有轉變時期的文化之影。這些飄散在精神天幕中的光影，在隱曲裡無意中印上了歷史的真實形態。
不論我們如何評價香港電影，至少那時候的作品留下了時代的深深痕跡。我常常感歎編導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性所引發的精神思考，是超出藝術語境的，同時也給藝術家帶來探索的衝動。對於底層人、流浪漢與小人物的坎坷之旅的關注，對於現代女子的悲歡情感的表達，都突
顯了創作者的人文情懷。研究電影史與研究文學史一樣，在審美的選擇裡，超常的跌宕才看出平常的本然。在不同的視圖裡，我們也看到了被遮蔽的舊歲影像。
過去我們看易代之際的藝術，文人的精神多在變異裡做着抵抗和漂流，牽動的是文化裡最為痛感的部分。當思想不能暢達表達、精神尚被困擾的時候，幽微之曲與模糊之喻便深化了語言表述的功能。規則消失的時候，便誕生了新的審美的可能，雖然那些嘗試未嘗沒有失敗的地方；由此也可以知道，象牙塔裡的文人要理解風雨裡的藝術，是要放棄以往的認知習慣的。
在消失的往事裡，倘能夠留下幾許感受，便意味着思想會活在記憶裡。學術乃記憶的修復，點點滴滴亦會匯成碰撞的光澤，它照着我們認知的暗區，也溫暖着傷於寒夜的人們。知道別人如何走路的時候，我們也便意識到了自己的未來在哪裡。瞭望別人其實也是反觀自己，我們經歷過的種種情緒，其實古人早就體味過其間的滋味了。

孫郁
2019 年4 月27 日於大連

目錄

001 序一
004 序二
007 導論
第一部分
傳承與分流
026 第一章
從戰後電影到左派電影：朱石麟與龍馬影片公司
050 第二章
觀望與游移：張善琨與遠東影業公司
072 第三章
文化冷戰與香港右派電影的文化想像：
以亞洲影業有限公司為中心
第二部分
作者策略與離散情結
098 第四章
左翼的演變與重生：程步高與戰後香港電影
115 第五章
「恐怖」的政治：《瓊樓恨》與馬徐維邦的香港電影生涯
138 第六章
在歷史的旋渦中前行：岳楓與戰後香港電影
162 第七章
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變奏：易文與戰後香港電影
第三部分
明星、類型與片廠
188 第八章
丑角、小人物與「邊緣人」：韓非的銀幕形象與滬港之旅
209 第九章
歌舞女郎、性別政治與中產想像：葛蘭的銀幕/明星形象
231 第十章
玉女、孤女與跨地域的女性：尤敏在「電懋」
247 第十一章
現代性、片廠制與女明星：「電懋」女星的形象塑造與身份定位

附錄
264 重繪亞洲電影工業版圖：亞洲電影節與香港電影（1954—1964）

282 參考文獻
296 參考影片
300 繁體版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