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1916年劍橋畢業後進外交部長達20年，閒暇時研究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1936年，擔任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這段期間發表了著名作品《二十年的危機，1919-1939》。1941年到1946年成為《泰唔士報》的助理編輯，撰寫社論，也因此辭去教職。1950年出版大部頭作品《蘇俄史》第一卷，至1978年共計十四卷。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的政治學教職。1955年起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1961年出版《何謂歷史？》時已年近70，後來一直待在劍橋至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序

1960年，我寫好我的《何謂歷史？》六講之初稿的時候，西方世界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和中國兩個重大革命的重擊，依然步履蹣跚。有著純真的自信和再自然不過之進步信仰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世界是一個混亂、甚至險惡的地方。雖然如此，開始有跡象顯示，我們正開始從我們的某些動盪中浮現。廣泛預料，會隨二次大戰結束而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未出現。我們幾乎沒有留意到，大英帝國安靜地解散了。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的危機，獲得克服，或者說，被淡忘了。蘇聯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和美國的去麥卡錫化（de-McCarthyization），是值得讚賞的進步。德國和日本已從1945年的廢墟中快速復原，經濟有了出色的進展。戴高樂（De Gaulle）統治下的法國恢復了國勢。在美國，艾森豪時期的陰影接近尾聲；充滿希望的甘廼迪時代正要揭幕。事故頻繁的地方——南非、愛爾蘭、越南——問題還不迫切。全世界的股市交易急速發展。
無論如何，這些情況為樂觀主義的言辭和對未來的信仰，提供了某種表面上的正當性，也因為這一緣故，我的演講以1961年作為結尾。往後的20年，讓這些希望落空，也讓這種自滿受挫。冷戰以更強的強度重新開啟，隨之而來的是核子滅絕的威脅。遲來的經濟危機開始展開復仇，蹂躪著工業國家，將失業的積弊散布到整個西方社會。現在幾乎沒有國家能免於暴力及恐怖主義的敵對。中東產油國的反抗，轉變成對西方工業國家不利的力量。在國際事務上，「第三世界」已經從消極的因數，轉變為積極而又令人不安的因數。在這些情況下，任何樂觀言辭似乎都是荒謬的。災禍的預言家大獲全勝。灑狗血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勤勉描繪的大難臨頭畫面，透過媒體的傳播，滲入了每天講話的語彙。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末日的預言似乎不曾如此應驗。
然而，就在這一刻，常識喚起了兩個重要的保留意見。首先，雖然未來無望的診斷，據稱有無法反駁之事實作基礎，但它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建構。絕大多數的人，完全不相信那樣的診斷；而他們的行為，清楚表達出對此的不信。人們做愛、受孕，滿懷摯愛地生養小孩。於公於私，為了提升下一代的福祉，十分關心健康狀況和教育。新的能源來源，不斷地勘探出來。新的發明提升了生產效率。大批的「零星儲戶」投資了國家儲蓄公債、房屋建築協會，以及單位信託。對於國家建築文物和藝術文物保存，展現出造福未來世代的普及熱情。我想下結論說，提前滅絕的信仰局限於一群滿腹牢騷的知識分子，他們應為當前眾所周知的狀況負最大的責任。
這些全體災禍之預言的地理源頭，主要地——我想說，專門地——來自西歐及其海外旁系。我的第二點保留意見，與此有關。這並不會讓人意外。五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曾毫無疑問是世界主人。他們能夠似有道理地宣稱說，他們在野蠻黑暗的外部世界之中代表了文明之光。一個逐漸挑戰和摒棄這種宣稱的時代，非得引起災禍不可。發覺英國是騷亂的集中點、深刻悲觀思想的所在地，也同樣不會令人訝異；因為沒有別的地方，19世紀的輝煌與20世紀的乏味、19世紀的至高無上與20世紀的自卑，形成如此醒目而又如此痛苦的對比。這種心態已遍佈西歐以及——或許在較小程度上——北美。所有這些國家都積極地參與了19世紀的大擴張主義時代。不過，我沒有理由相信，這種心態普遍存在於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方面，無法克服的溝通障礙豎立起來了，而另一方面，絡繹不絕的冷戰宣傳，使得任何對蘇聯情勢的合理評估，困難重重。不過，沒有人能相信，在絕大多數人口必定意識到，不論當前他們有什麼抱怨，情況遠比25年、50年、或100年前要來得好的國家裡，會普遍對未來的絕望。在亞洲，日本和中國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到向前看的位置。在中東和非洲，甚至目前動亂狀態的地區，新興國家艱難地朝向未來，無論如何盲目，它們也相信未來。
我的結論是，當前這波懷疑論和絕望的浪潮，祇看到未來的毀滅和衰退，把一切進步的信仰，或者，人類的任何進步信仰，或任何進一步進展的期望，都摒之為荒謬，這是某種形式的菁英主義；是那些在安全和特權上已被經濟危機侵蝕殆盡之菁英社會集團的產物，也是那些往昔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配遭遇重大挫折之中間國家的產物。這種趨向的主要旗手是知識分子，也即他們所服務的掌權社會集團之理念的信差（「社會的理念，就是其統治階級的理念」）。這裡談到的某些知識分子，其出身背景也許隸屬於其他的社會集團，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一旦成為知識分子，他們就被自動同化為智識菁英。根據定義，知識分子構成了一種菁英集團。
然而，在當前脈絡裡更重要的是，社會裡頭的所有集團，不論多麼有凝聚力（而歷史學家經常有正當理由把這些團體看做如此），都會產生許多的怪人或異議分子。這在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可能發生。我並非指知識分子之間在社會主要預想的共同接受之基礎上所進行的習見爭論，而是指對這些預想的挑戰。在西方的民主社會裡，祇要這類的挑戰局限於少數的異議分子，是會受到容忍的，而提出挑戰的人，不愁沒有讀者和聽眾。憤世嫉俗的人會說，他們受到容忍，因為他們人數不多，影響力也沒有大到有危害。40幾年來，我貼著「知識分子」的標籤；而晚近幾年，我逐漸自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也被視為是思想的異議分子。手邊就有一則解釋。我必定是極少數依然在寫作，雖不是成長於充滿信心和樂觀的偉大維多利亞時代的顛峰時刻，但仍受到其餘暉映照的一位知識分子。即使到今日，我都很難相信，世界已處於永恆的、無法挽回的衰落之中。在以下的篇幅裡，我試圖讓我自己遠離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今日英國知識分子當中的流行趨勢，以表明我如何且為何會認為他們走錯了路，同時，我要提出一種對未來的主張，這種主張即令不是樂觀的展望，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卡耳在台灣（代譯序）：江政寬
導論：理查．伊凡斯
入門短箋：R. W. 戴維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R. W. 戴維斯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第二章　社會與個人
第三章　歷史、科學和道德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五章　歷史即是進步
第六章　打開眼界
譯名對照表

書摘/試閱

第一章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何謂歷史？」為了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毫無意義或者多餘的問題，我在本文中要引用兩段分別跟第一版與第二版《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關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頓（Acton）針對他負責編輯的《劍橋近代史》，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員提出了一份報告：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對最大多數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紀載19世紀即將遺留下來的知識。……藉由審慎的分工，我們應當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使每一個人明瞭最新的證據，以及國際研究中最成熟的結論。
我們這一代還不可能擁有定論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不過，我們能夠拋棄因循守舊的歷史（conventional history），也能夠說明從這一頭到另一頭的歷史道路上，我們己經得到的論點。既然所有的資料都能得到，每一問題也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幾乎整整60年後，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教授在他為第二版《劍橋近代史》所寫的總論裡，對阿克頓及其共同撰稿人的信念———有一天終將寫出「定論歷史」———做了評論，他說道：

下一代的歷史學家並不期待這樣的機會。他們期盼自己的作品一再被人取代。他們認為，有關過去的知識，是通過一人或多人的心靈而流傳下來，也經由他們做過「處理」，因此，不可能由任何情況也改變不了的元素原子（atoms）和非人原子來構成。……歷史的探究似乎是毫無止境的，因而一些缺乏耐性的學者，便在懷疑主義，或者，至少是在下述信條中找慰藉：既然所有的歷史評判皆涉及到人和觀點，那麼此與彼，並無所謂的優劣，也沒有「客觀的」歷史真實。

學者彼此怒目相對之處，正是這一領域有待探研的所在。我希望，我還趕得上時代，能看出1890年代所寫的東西，不可避免無太大的價值；不過，我也還不至於先進到熱衷於這樣的看法，也即：1950年代所寫的東西，必然都有其道理。誠然，你可能已經想到，這樣的探研很容易歧出到比歷史性質還要廣泛的範圍。阿克頓與喬治．克拉克爵士之間的意見衝突，反映出歷經了這兩則表述之間的這段間隔，我們對社會的整個展望改變了。阿克頓所說的，是一種積極的信念，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那種敏銳的自信；喬治．克拉克爵士則迴響了「頹廢世代」（beat generation）的惶惑以及不安的懷疑主義。當我們努力想回答「何謂歷史？」這一問題的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我們的答案，反映了我們自己當下的立場，也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廣泛的問題———「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所作之回答的一部分。我不擔心在仔細審視下，我的主題會顯得有些瑣碎。我怕的祇是，我提出了一個浩瀚而又重要的問題，會顯得有些不自量力。

19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偉大時代。《艱難時世》（Hard Times）中的葛擂硬（Gradgrind）先生說道：「我所要的就是事實。……生活中所需要的也祇有事實！」總的來說，19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同意他的看法。1830年代，蘭克合乎邏輯地抗議以歷史進行說教，其評論說，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在如其事而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那時這句不怎麼深奧的諺語，卻得到了令人驚愕的成績。德國、英國，乃至法國三個世代的歷史學家，口唸著這些神奇的字眼，向戰場邁進。「僅在如其事而直書」就像一句咒語———也像大多數咒語那樣，用途在於讓他們自己免除掉思考的煩人重負。實證主義者急不可耐地堅持歷史學是科學，其對於這種「事實崇拜」（cult of facts）有很大的影響。實證主義者說，先確定事實，再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恰恰適合於經驗主義的傳統，而該傳統是從洛克（Locke）到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英國哲學主流。經驗主義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之間是完全分離的。事實，一如感官印象那般，從外在映照到觀察者，同時獨立於他的意識之外。觀察者的接受過程是被動的：接受了資料，然後對這些資料作出反應。《牛津簡明英文辭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經驗主義學派的作品，有用但又具有立場傾向，其將事實界定為「截然不同於結論的一種經驗資料」，清楚地指明了兩種過程之間的分離。這或可稱之為常識的歷史觀（common-sense view of history）。歷史由一些已查明的事實素材所組成。歷史學家從文獻、碑銘等等取得事實，就像在魚販砧板上取得魚一樣，歷史學家取走它們，帶回家，用他有興趣的方式下廚料理、上菜端湯。阿克頓的烹調口味樸素了些，對它們做了簡單的處理。在給《劍橋近代史》第一版撰稿人的吩咐信裡，他要求說：「我們撰寫的滑鐵盧（Waterloo），必須讓法國人和英國人滿意，同樣也必須讓德國人和荷蘭人滿意；倘若不看作者名單，沒有人能分辨得出，牛津的主教（Bishop）在哪裡停了筆，到底是費爾貝恩（Fairbairn）還是加斯奎特（Gasquet），李伯曼（Liebermann）還是哈里森（Harrison），接手往下寫」。即使批評阿克頓態度的喬治．克拉克爵士，也是把歷史中的「事實」比喻作「硬核」，把「有待爭論的詮釋」比喻作「裹在外面的果肉」，以資對照 ——或許他忘了，水果的果肉，還是比硬核更實惠。先弄清楚事實，再冒險投入有如流沙的詮釋——這就是經驗主義的、憑藉常識的歷史學派的至理名言。這讓人想起偉大的自由派報人史考特（C. P. Scott）受人喜愛的格言：「事實該受尊重，但評論不受限制」。
顯然這是行不通的。關於過去之知識的性質，我不想作哲學討論。為了當下的目的，讓我們假定說，凱撒（Caesar）渡過盧比孔河（Rubicon）這一事實，跟房間當中有張桌子這一事實，是相同的事實，或者說，是類別上可比較的事實；這些事實都以相同的或可比較的方式，進入到我們的意識，而且對於知道這些事實的人來說，它們擁有相同的客觀特性。不過，即使作了這種大膽又不太有說服力的假定，我們的論證還是馬上會碰到這樣的難題：並非所有關於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說，都會被歷史學家看成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有別於其他關於過去之事實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何謂歷史事實呢？這是我們必須稍稍仔細觀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根據常識歷史觀的說法，有一些基本事實，對所有歷史學家來說都是相同的，而且構成了所謂的歷史中樞（backbone）——比方說這一事實：哈斯丁斯會戰（Battle of Hastings）發生於1066年。不過，我們需要對這種常識歷史觀作兩種觀察。首先，歷史學家根本上關切的，不在於這一類的事實。知道這場大會戰發生於1066年，而非1065年或1067年，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伊斯特本（Eastbourne）或布萊頓（Brighton），無疑是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勢必不能弄錯這些事。但人們提出這類論點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郝斯曼的評論：「準確是義務，而不是優點」（accuracy is a duty, not virtue）。讚揚一位歷史學家敘述準確，就好比讚揚一位建築師在建築物中，用了充分乾燥的木料，或者，適當的混凝土。這是其工作分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的職能。正是這一類的事情，歷史學家應該藉助於一些所謂歷史學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考古學、金石學、古幣學、年代學等等。讓專家能夠確定陶器或大理石殘片之起源和時代、譯解含糊的碑銘，或者，為確定正確日期而作詳盡又龐大數字的計算，這些特殊技能歷史學家並不需要具備。對所有歷史學家而言都是相同的這些所謂基本事實，通常屬於歷史學家的原始材料範疇，而非歷史本身的範疇。第二個觀察乃是，是否該確定這些基本事實，仰賴的不在於事實本身的特質，而在於歷史學家「先驗的決定」（a priori decision）。儘管有史考特的座右銘，但今日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知道，影響輿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適當地選擇和編排事實。常言說，事實自己會說話；當然，這話是不對的。祇有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時，它們才能說話：是歷史學家決定，哪些事實可以登場，在什麼情況或脈絡下登場。或許是皮蘭德羅（Pirandello）劇作裡的一位人物說過的，事實就像厚紙袋——你不放一些東西進去，它是不會站起來的。我們有興趣想知道，1066年發生在哈斯丁斯的那場會戰的唯一理由，乃是歷史學家認為，它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歷史學家基於自己的理由決定，凱撒渡過盧比孔河是歷史事實，不然在此前後，何以千百萬人渡過盧比孔河，卻完全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半小時之前，你用步行、騎腳踏車或坐車來到這棟建築物，此一事實就跟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也是一件有關過去的事實，但大概不會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塔爾科特．帕深思教授曾稱呼科學為「對現實作認知定位的選擇性體系」（a selective system of cognitive orientations to reality）。這句話或許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不過，歷史尤其是如此。歷史學家必然是有選擇性的。相信確定不移（hard core）的歷史事實，客觀而又獨立於歷史學家之詮釋而存在，是一種前後顛倒的謬誤，但也是很難根絕的一種謬誤。
讓我們看一看一個關於過去的小事，轉化成歷史事實的過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里奇教區慶典（Stalybridge wakes）中，一個賣薑餅的小販因為跟人有了小爭吵，而被一群憤怒的民眾蓄意踢踹致死。這是歷史事實嗎？一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不是」！一個目擊者將此事記載在一本鮮為人知的回憶錄裡；不過，我從來不知道有任何歷史學家會覺得，那是值得一提的事。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牛津大學的福特講座上提到過它。這就使它成為歷史事實了嗎？我覺得，還沒有！我會提議說，其當下的身分乃是有人推薦它成為精選的歷史事實俱樂部之會員；如今它還在等候附議者和保證人。可能往後的幾年之中，我們會看到此一事實，先是出現在有關19世紀英國的論文和書籍之註解，後來又出現在正文，而且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它也許會成為非常確定的歷史事實。反之，要是沒有人提及它，它在這種情況下，就會退回到有關過去之非歷史事實的被遺忘狀態，而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則殷勤地想把它從這種狀態中挽救出來。這兩種情況會發生哪一種，到底由什麼決定呢？我覺得，這取決於基特森．克拉克引用此一突發事件來支持的論題或詮釋，是否被其他的歷史學家接受，認為它有憑有據又有意義。它作為歷史事實的身分，開啟了詮釋的問題。這種詮釋的成分，構成了所有歷史事實的一部分。
我可以提一件個人的舊事嗎？許多年前，我在這所大學學習古代史的時候，有一個「波斯戰爭期間的希臘」專題。我的書架上堆積了15或20本的書籍，理所當然地認為，專題內容就記錄在這些書裡；我擁有所有跟專題有關的事實。讓我們假定說——而且也極有可能為真——那些書籍含有當時已知道或能夠知道的關於專題的所有事實。我從未曾想過要去詢問，有人曾知道的無數事實，究竟藉由什麼樣的機緣或損耗過程，才讓這些仔細挑選過的事實，存留下來變成了歷史事實。我猜想，即使在今日，古代史和中古史的魅力之一，乃是讓我們有錯覺，以為我們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內，擁有可自行支配的所有事實：歷史事實與其他有關過去的事實之間惱人的差異不復存在，因為少數的已知事實，全都是歷史事實。柏雷（J. B. Bury）研究這兩個時期，就像他所言：「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紀載，到處都有闕文」。歷史被稱之為有許多缺塊的巨大拼圖（jig-saw）。不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闕文。我們對西元前5世紀希臘的描述是有缺陷的，根本上不是因為有很多片段無意中遺失了，而是因為總的來說，那是雅典城的一小群人所作的描述。對雅典公民而言，5世紀的希臘看起來如何，這方面我們相當了解；不過，對斯巴達人（Spartan）、哥林多人（Corinthian）、底比斯人（Theban）而言——更不用提對波斯人、奴隸，或者，雅典的其他非公民的居民而言——希臘看起來如何，我們卻近乎無知。我們的描述，與其說是機遇，不如說是一些人為我們預先作了選擇和確定，而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抱持一種特定看法，認為支持此一特定看法的事實才值得保留。同樣地，我在一本現代的中世紀史著裡，讀到中世紀的人們跟宗教有深刻關連時，我很好奇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是否為真。我們所知道的中古史事實，幾乎都是歷代的編年史家（chroniclers）為我們選擇的，而他們的專業便是從事宗教的理論和實踐，於是認為宗教有無上的重要，因而記載下每一件與宗教有關的事，其他的就不多了。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有關俄國農民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有關中世紀人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不論是否為真，都是推翻不了的，因為幾乎所有關於中世紀人的已知事實，都是由相信這種描述，也要求別人相信的一些人，預先為我們作了選擇，而我們在其中能會找到相反證據的大量事實，卻又以無可挽回地佚失了。作古的歷代歷史學家、抄寫員和編年史家的不散陰魂，決定了過去的模式，不可能重作審理。受過中古史培訓的巴拉克洛夫教授寫道：「我們所讀的歷史，儘管以事實為根據，但嚴格來說，完全不是事實，而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
儘管如此，還是讓我們轉移到現代歷史學家的不同困境。古代史家或中古史家可能很感激大規模的篩選過程，經年累月之後，提供了大量任他處理的歷史事實。就像里頓．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以調皮的方式所說的：「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必要條件，但它是能簡化和釐清、能選擇和省略的那種無知」。當我想羨慕——就像我有時的確羨慕——寫作古代或中古史著之同事的極大能力時，我在下述的深思中找到了慰藉：他們如此有能力，主要因為他們對其主題如此無知。現代的歷史學家並未從這樣的必要無知中得到任何的好處。他必須獲得這種必要的無知——愈是如此，他就愈接近他自己的時代。他有雙重的任務：其一，發現少數有意義的事實，使其變成歷史事實；其二，將許多不重要的事實當成非歷史事實而加以拋棄。然而，這正好跟19世紀的異端學說相反。該異端學說主張，歷史由最大數量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之彙編所組成。任何屈服此一異端學說的人，要嘛就放棄歷史研究這個壞差事，開始從事集郵或其他形式的古物研究，要嘛就是終老於精神病院。過去的百年間，正是這種異端學說，對現代的歷史學家有如此醒目的影響，其在德國、不列顛和美國，創造出一大批不斷增加的枯燥無味的事實性史著、極度專業化的專論，還有想要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們，而這些人對愈來愈小範圍的事，知道得愈來愈多，終而了無痕跡地沉入了事實的海洋。我猜想，正是這種異端學說——而非該對自由主義或天主教忠誠之間的所謂衝突——使得作為歷史學家的阿克頓感到挫敗。他在一篇早期的論文裡，談到他的老師德林格爾（Döllinger）：「他不用有缺點的材料來寫作，然對他而言，材料卻始終是有缺點的」。誠然，阿克頓在此是預先為自己，也為那個奇怪現象作了裁斷：很多人認為這位歷史學家，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卓越的欽定近代史教授——卻不曾寫出任何的史著。而阿克頓哀悼說，強加在歷史學家身上的要求，「揚言要迫使他從文人，轉變成百科全書的編纂者」的時候，他在身後不久出版表的《劍橋近代史》第一冊的入門短箋裡，可說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這裡出了一些毛病。不對勁之處就在於，相信孜孜不倦、無窮盡地積累鐵的事實是歷史的基礎，相信事實可以為自己說話，還有事實永不嫌多。在當時這類信念顯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致於後來很少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今日，還是有一些歷史學家覺得沒有必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何謂歷史？」
19世紀的事實崇拜（fetishism），因文獻崇拜而更徹底、更有正當理由。文獻就是事實這座神殿裡的約櫃（Ark of the Covenant）。恭敬的歷史學家低著頭著手處理它們，以敬畏的聲調談論它們。祇要是文獻所言，那就是對的。不過，當我們開始認真思索時，這些文獻——法令、條約、地租帳簿、藍皮書、公務函件、私人信函和日記——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文獻能告訴我們的，都沒有超出文獻作者所想到的東西——他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或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者，也許祇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怎麼想，甚至祇是他自認為他是在想什麼。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除非歷史學家對在作研究、作譯解。事實，不論是否在文獻裡發現，在歷史學家能夠作任何使用之前，他還是必須加以處理：倘若我能那樣說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事實所作的使用，就是不斷加工的過程（the processing process）。
讓我舉一個我碰巧相當清楚的例子來說明我想要說的話。1929年，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外交部長高斯塔夫．史崔哲曼（Gustav Stresemann）過世之後，留下了一大批——滿滿三百箱——官方、半官方和私人的文件，這些文件幾乎都跟他6年外交部長一職有關。他親友當然認為，應該立一座石碑來紀念這麼偉大的人物。他忠實的秘書伯恩哈特（Bernhardt）就開始工作；而3年內，就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崔哲曼的遺稿》（Stresemanns Vermächtnis），其內容選自三百箱的文獻，共計三大冊，每冊大約六百頁。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些文獻會在某個地下室或閣樓裡發霉腐朽，永遠不復存在；或者，百年後，也許有個好學的學者偶然看到這些文獻，打算拿它們跟伯恩哈特的版本作比較。後來發生的事則戲劇性得多了。1945年，這些文獻落到英國和美國政府的手裡，它們拍了很多照，而且把照相複印本交給倫敦的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的學者作處理。倘若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和好奇心，就可以發現伯恩哈特到底怎樣作選編。他做的選編，既非罕見，亦不驚人。史崔哲曼過世的時候，他對西方的政策似乎有許多出色成績——羅加諾（Locarno）公約、德國獲准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道斯與楊格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和美國貸款、協約國聯軍從萊茵地區撤軍。這似乎是史崔哲曼外交政策最重要且有收獲的部分；伯恩哈特的文獻選集當然應該特別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亦即，他跟蘇聯的關係，似乎一無所獲。既然協商祇產生一些瑣細的結果，大量有關協商的文獻不會引起人們興趣，對史崔哲曼的名聲亦無助益，那麼選擇的過程自該更嚴格一些。事實上，史崔哲曼持續地掛念對蘇關係，而且就他整個外交政策來看，對蘇關係扮演的角色，比起伯恩哈特選集之讀者所臆測的還要大得多。但我覺得，伯恩哈特選集相較於平庸史家暗地信賴的許多文獻集要好得多。
我要說的往事，不是在這裡就打住了。伯恩哈特選集出版不久，希特勒便上臺執政。史崔哲曼的名字在德國被逐漸遺忘，而這些選集也就不再流通；其中有大半想必是遭到銷毀了。今日，《史崔哲曼的遺稿》是相當罕見的書籍，但史崔哲曼在西方仍有很高的聲譽。1935年，英國一家出版社發行了一部伯恩哈特作品的節譯本——一部根據伯恩哈特選集所作的選集；大概刪掉了原書的三分之一。著名的德語翻譯家薩頓（Sutton），他的工作作得很出色。他在前言中解釋說：英譯本「稍作刪節，而且僅刪掉英國讀者或學生不大會有興趣的……一些曇花一現的事情」。這也是極其自然的。不過，後果卻是伯恩哈特選集裡已經呈現得不夠的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如今就更無足輕重了，而在薩頓的選集裡，蘇聯看起來祇是史崔哲曼以西方為主的外交政策中，一個偶爾出現且相當不受歡迎的闖入者。然而，可以肯定地說，除了少數之外，所有的專家都認為，是薩頓而非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文獻本身——向西方世界呈現了史崔哲曼的真正意見。要是這些文獻在1945年的轟炸中毀壞了，而餘留的伯恩哈特選集也不復存在，那麼薩頓選集的可信賴性和權威性，就永遠不會受到質疑了。因為沒有原稿，歷史學家所樂於接受的許多排版過的文獻集，並不比薩頓選集來得可信。
不過，我還想繼續談一下這個往事。讓我們先把伯恩哈特和薩頓擺在一邊，也讓我謝天謝地，要是我們喜歡的話，我們就能夠查閱這位參與過晚近歐洲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人士的可靠檔案。這些檔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除了別的事情以外，這些檔案包括了史崔哲曼跟柏林的蘇聯大使幾百次的談話紀錄，以及跟契切林（Chicherin）二十幾次的談話紀錄。這些紀錄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著墨最多的是史崔哲曼的談話，顯示他的論據總是提得好又有說服力，而談話對手的部分則往往是稀疏、混亂又不足以令人信服。這是所有外交談話紀錄的常見特色。這些文獻告訴我們的，並非發生什麼事，而是史崔哲曼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或者說，他希望別人認為，甚至是他自認為發生了什麼事。開啟這種選擇過程的，並非薩頓或伯恩哈特，而是史崔哲曼本人。倘若我們有（比如說）契切林關於這些相同談話的紀錄，那麼我們所能知道的有祇是契切林的想法，而真正發生什麼事，還是祇能在歷史學家的腦海裡重建。當然，事實和文獻對歷史學家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們。它們本身不等同於歷史；對於「何謂歷史？」這個煩人的問題，它們本身也未提供現成的答案。
在這個點上，我想談一下這個問題：19世紀歷史學家何以對歷史哲學漠不關心。這個術語是伏爾泰（Voltaire）創造的，而且此後就有不同意義的用法；不過，要是我真要用它，我會用它來表示我們對「何謂歷史？」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西歐的知識分子而言，19世紀是一個充滿自信和樂觀的時期。大體說來，這些事實相當令人滿意的，也因而對於難應付的事實問題，相應地便有缺乏探詢和解答的傾向。蘭克虔誠地相信，祇要他處理好事實，天意（divine providence）就會負責歷史的意義；而布克哈特（Burckhardt）則帶著更為現代氣息的犬儒主義（cynicism），觀察到「我們沒有傳授到永恆智慧的奧秘」。直到1931年，巴特菲爾德教授顯然還很滿意地指出，「歷史學家對事物的性質，乃至自己學科的性質，很少作反思」。不過，這個講座的前任講者羅茲博士，討論到溫斯頓．邱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的《世界的危機》（The World Crisis） ——他那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籍——時，相當公正地批評說，儘管它在品評人物、逼真度和生動性方面，堪與托洛斯基（Trotsky）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相匹敵，但它在一個方面較為遜色：這本書「背後沒有歷史哲學」。英國歷史學家不願談，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是內含又不解自明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史觀，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學說，有某種緊密的親近性；也是一種安詳而又自信的世界觀下的產物。祇要每個人守住他自己的崗位，那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照料普世的和睦。歷史事實本身證明了此一至高無上的事實，亦即，邁向更美好的事物的一種有利又明顯無止境的進步。那是純真的年代，歷史學家在伊甸園（Garden of Eden）裡走著，無須哲學蔽體，赤裸面對歷史之神，也不覺得難堪。從那以後，我們知道了原罪（Sin），也體驗了墮落（Fall）。而今日，妄求摒棄歷史哲學的那些歷史學家，就像一些裸體主義殖民地的成員那樣，徒然又忸怩地想在自己的花園區裡再創建伊甸園。今日，這是個不能再迴避的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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