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紐倫堡審判以來犯罪心理研究的演變(電子書)

引言

若欲創建國家並為之立法，首先須認定人性本惡，且一旦有機可乘，便立即顯露其惡之本性。
──尼可羅．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君主論》（The Prince）

好人袖手旁觀，為邪惡致勝之道。
──出自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仇恨從何而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同盟國擬定各種處置納粹戰犯的方式，將這些罪罰作為德國除納粹化的重要手段。其次，他們希望藉戰爭罪刑的審判行殺雞儆猴之效，防止未來再有國家領袖發動戰爭和大屠殺。
除了這些目的之外，外界也極欲了解是什麼樣的人能夠操縱德國走入如此殘暴的發展時期。矛盾的是，許多納粹領袖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浸濡，但他們究竟為何會如此喪盡天良？
「研究」這些領袖並非紐倫堡審判開宗明義的目的，而是一波來勢洶洶的暗潮。審判的重點不在於「誰犯罪？」，而是「他們為何犯罪？」及「他們如何狠得下心？」。審判假設這些戰犯是禽獸，是一種可以透過仔細研究揭露和證實其泯滅人性的「生物」。各大報刊報導許多犯罪研究理論，而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爭相說明釋疑。儘管如此，少部分輿論指出，納粹戰犯只是體現了人性本惡。此外，精神病學、神經科學和心理學領域的學者也對納粹戰犯的行為提出不同看法，並出乎意料地試圖蒐集資料以證實自己的假設。某流派主張，「戰犯的行為反映其腦部功能受損」，一個流派認為「是嚴重的精神混亂所致」，另一派則聲稱戰犯
只是「做了錯誤選擇的正常人」。
這些納粹戰犯怎麼能犯下如此慘絕人寰的罪行？他們是否有精神上的疾病？是否因為失去理智、得了妄想症、患有精神病，或具有虐待傾向才殺人？無數的學者專家根據自身對於社會本質和個人行為的看法，為這些犯罪行為提出解釋。其中，多位學者透過研究大量的歷史檔案而提出建設性的見解，但也有少數專家直接與戰犯進行訪談，深究那些相對於第三政權（The Third Reich）領袖的底層士兵的內心世界。
我們在試著解析納粹戰犯的行為同時，會面臨一個巨大盲點，也就是領袖本身。我們與領袖的屬下進行訪談，他們宣稱自己只是納粹帝國機制中的小齒輪而已。當然，我們都是社會體制的一環，受到許多力量所影響，但當中某些人從齒輪進化為更大的轉輪。為了因應「代理需求」（意即責任），就有人必須晉升至政府中的高等職位，而這些人正是在紐倫堡接受審判的納粹分子。
身為一名精神科醫師，我的專業是傾聽、診斷和治療病人，而且也經歷了各種不同的看診環境，像是設有多台呼吸器的加護病房、貌似由卡夫卡（Franz Kafka）所設計的地獄監牢，或是四處可見高傲有錢人抱怨東、抱怨西的精神病院。我待過好幾家老舊不堪的州立醫院，在充滿尖叫聲和警笛聲、幾乎聽不到人說話的急診室為病人看診。無論在哪裡工作，總是會有一張圖表。醫生就像歷史學家一般時時留下紀錄，不只是為了記下重要病況和治療事項，也為了引導後續的照護工作。由於這些紀錄包含許多不同形式的簡寫，也蘊含潛在文法和邏輯，因此製作和閱讀筆記也成為一門藝術。閱讀紐倫堡監獄的醫療和精神治療筆記時，我憑藉自己的看診經驗去蕪存菁，並將這些資料視為醫療同仁留下的紀錄，思考他們想傳遞哪些關於病人的訊息，以及其中暗藏了哪些秘密。
紐倫堡監獄的醫生們深入觀察納粹領袖，留下了謎樣且矛盾的筆記。我試著解讀這些紀錄，以二十一世紀的先進觀點重新檢視。
很少人能獲取政府領袖的精神治療紀錄，只有一個醒目的例外，不過大部分的相關研究人員皆為佚名。精神病學家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和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Gustave Gilbert）受派至紐倫堡監獄評估囚犯的行為能力是否可接受審判及提升他們的道德感。另一方面，他們也可提供典獄長和行刑人員一些建議。不過，凱利和吉爾伯特各自都有私心，打算對納粹戰犯實行羅夏克墨漬測驗，分析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耗費大量時間（道格拉斯宣稱調查一名戰犯花了八十個小時）在狹窄牢房裡訪問戰犯，施行心理測驗並觀察他們接受審判時的行為。簡而言之，他們對這些納粹領袖進行了極度密集的觀察。本書重新敘述了兩位學者研究四名戰犯──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 Streicher）和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故事，這些罪犯對於猶太人的仇恨各不相同，卻都根深蒂固。
儘管凱利和吉爾伯特以其與罪犯交涉的親身經驗聞名，但對他們兩個人而言，觀察並不是容易的事。埋首書堆研究犯罪是一回事，但日夜近距離地觀察、聆聽和感受罪犯，卻是極度折磨人的另一回事。龐大的壓力為他們的合作關係帶來裂痕，加深兩人之間的分歧和猜忌，因而導致互相陷害、訴訟和指控。儘管如此，他們的研究結果和爭執為罪犯研究立下雛形，讓今日的我們得以藉此深入了解仇恨。而受到紐倫堡審判陰影籠罩的當代學者，也為這個難解的議題留下了傑出的研究成果。
為了寫作此書，我蒐集了許多不同類型的資訊。除了引用領域中某些寶貴著作的研究，我也參考了其他資源，像是從媒體報導窺知流行文化對於紐倫堡戰犯的看法。此外，幾乎每個參與審判的人都留下鉅細靡遺的回憶錄。其中有些回憶錄已獲出版，但其他則多被歸類或封存為特藏著作，而本書的核心部分正是來自於此。紐倫堡審判距今已有七十年歷史，其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也留下了一面明鏡，作為後代理解罪恨的借鑑。

分歧的聲浪
坦白說，我很意外這些資料之間存在著諸多分歧和矛盾。我太天真了，忘記之前參加過多個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會議，原本理性的討論最終都會淪為激烈的爭執和指責，只差沒有拳腳相向。探討歷史的過程中總是會出現許多不一致的意見，從無例外。但是一牽涉到大屠殺的議題，爭論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無論人的記憶再怎麼清晰，難免還是會發生遺忘、扭曲和造假的情況。人們會有意無意地誇大事實，並加以合理化。如此棘手的現象，在解讀納粹戰犯的日記和自傳時尤其明顯。
小說家羅茲．麥考利（Rose Macauley）優美地形容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得在霧中摸索道路……絕不能安於現狀地認為自己已發現真理……尋得真理之前，必須先度過遍布荊棘的漫長旅程。」
納粹時期的歷史就像一座錯綜複雜的灌木林，必須不斷解讀隨時間更迭而變化的語言才能找到正確方向。七十年前的醫療紀錄或精神評估文件所使用的字詞，在當時和現代的意涵差距頗大。如我將在第二章所述，我們甚至無法確定應該如何理解戈林在獄中的心臟病史，因為「心臟病發」在當時的定義較為廣泛。同樣的困惑，在理解精神治療紀錄時更是層出不窮。直到近幾十年，醫界才開始制定診斷術語表。在精神病學中，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於西元一九五二年出版。西元一九四五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根本尚未問世，醫界也並未針對理解、描述或治療精神疾病的方式制定一套準則。因此，要讀懂當時的精神治療紀錄可說是難上加難。當代在施行羅夏克墨漬測驗方面也沒有一套完善的程序。基於這些原因，正確解讀年代久遠的專有詞彙並推斷合理的結論極具挑戰性。畢竟，過去和現代的用語實在有著天壤之別。

本書章節的編排
九歲時，我從父親那裡得到了有生以來第一個顯微鏡。透過不斷操作，我慢慢了解到檢視玻璃載片的最佳方式，是以由低至高的倍率反覆觀看。幾年後，我有了生平第一個立體顯微鏡，因而能夠以不同於以往的角度檢視同樣的映象。突然間，我可以用或深或淺的視角透視物體了。
遵循顯微鏡的操作方式，我花了數年的時間以低倍率（戰犯的社會角色）到高倍率（精神治療訪談）的觀點研究戰犯。透過觀察這些戰犯在監獄和審判庭的行為，我們以低倍率的觀點對他們有了大致的了解；藉由解讀精神病學家和心理醫師留下的一對一訪談和心理測驗紀錄，我們也以高倍率的觀點獲得了一些洞察。
本書共分為四部，運用了順敘和倒敘的方式。第一部交代歷史背景，也可說是整本書的鋪陳，描述紐倫堡監獄和納粹種族屠殺如何樹立人們對於人性本惡的認知。第二部詳述了納粹戰犯於紐倫堡審判庭的公眾表現，以及於牢房裡顯露的黑暗想法。第三部聚焦各自對於猶太人懷有不同仇恨的四名戰犯。第一次的紐倫堡審判起訴了二十二名戰犯，我從當中選了四名戰犯進行深入研究，因為他們分別展現了不同極端的診斷挑戰。為了先對納粹領袖的心理有基礎的了解，我選擇在戰爭中擔負主要職責、但在紐倫堡監獄中卻表現迥異的戰犯。第四部回歸本書的核心問題：我們如何理解仇恨？是否所有人皆原性本惡，還是只有某部分的人對於仇恨有與眾不同的認知？
數十年來，戰犯的心理測驗紀錄一直不為人知，深受病態的野心、背叛和意識歧異所禁錮。重新挖掘這些被遺忘的文獻，我們得以洞悉當代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研究如何看待仇恨、探究其社會心理、精神病理和神經行為的根源，以及人類對於仇恨的認知如何影響我們對於人性的見解。
試圖理解不等於寬恕或譴責。如果你認為納粹領袖都是同一類型的變態殺人魔，那麼現在就可放下這本書了，因為我將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清楚敘述他們絕非同類。他們殘凶惡極，緊咬著目標不放，但彼此之間卻有著深刻的不同。本書剖析了這些戰犯的本性，研究調查人員如何受到審判的毒害，並檢視這段歷史如何塑造當代的研究。
這是一個範圍廣泛、極具爭議的學術領域，牽涉了許多嚴謹考究、隱晦暗示和尖刻評論。希望此書能引導各位讀者「適度貼近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