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之中國人的精神：傳統與革新，對東西方文化的深刻省思

藉由文字展現一位思想家的智慧
重現一個中西交流、思想激盪的時代
對文化的深情，對理性的反思
在碰撞與交流中，建構溝通的橋梁

【辜鴻銘的早期生平】
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聚焦於辜鴻銘早期的生平經歷和思想軌跡，收錄包括《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等多篇作品，勾勒出他在張之洞幕府期間所接觸到的環境，並展示他對儒家思想的堅定信仰以及對文化的追求。透過對他與名士、學者的交往以及對問題的思考，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始終保持學術獨立與思想清醒的形象。同時，《辜鴻銘訪問記》、《國學辜湯生傳》等記錄性文章，更讓讀者得以深入了解他在國學研究領域的成就與影響。這部分還包括了《辜鴻銘論》，提供對他思想的多方面解讀，以及他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對話中，展現出對中國傳統價值的自信與深刻理解。

【東西文明的碰撞與對話】
第二部分則展現他在中國問題與世界文明交流方面的重要著述。這部分內容涵蓋辜鴻銘對義和團運動、清末政治、東西方文化交融等重大議題的分析與評論，充分展現他對時代的深刻觀察與理性思考。從《一個中國人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到《為吾國吾民爭辯書》，再到《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系列，辜鴻銘以深刻的見解和筆觸，深入剖析中國社會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提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真知灼見。

【傳統與世界的連結】
此外，第二部分還包括與辜鴻銘相關的記錄，如《外務部左丞辜君傳》、《辜鴻銘在德國》、《托爾斯泰與辜鴻銘書》等，呈現他如何透過語言的溝通與交流，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文化精神，並展現他的聲望與影響力。這部分的內容揭示辜鴻銘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與西方思想進行深度對話，並以包容而開放的態度，將中國精神推向更廣闊的文明舞臺。最後，書中的《追憶辜鴻銘先生》則是對他一生的總結與追思，展現辜鴻銘在文化傳承與學術研究方面的功績，也反映出他對中國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熱愛與堅持。

【文化傳承的見證】
本書最後附有《辜鴻銘著譯年表》，為讀者提供辜鴻銘一生的著述與翻譯作品的列表，使得本書在學術研究上更具參考價值。透過這本書，讀者可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辜鴻銘在文化思想領域的巨大貢獻，並感受到他在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中的智慧。本書不僅是研究辜鴻銘及其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探討清末民初中國文化轉變與現代化過程的寶貴文獻。

本書特色：本書收錄辜鴻銘的代表性著作、評論以及傳記，全面展現其在晚清民初時期對中西文化交流、中國傳統價值觀以及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深刻洞察。書中展現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深入思考，富含不同思想的碰撞。本書是研究辜鴻銘思想、清末民初文化變遷，以及中西文化互動的重要資料，對理解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辜鴻銘（西元1857年至1928年），字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獲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張文襄幕府紀聞
讀易草堂文集
辜鴻銘訪問記
國學辜湯生傳
辜鴻銘論
辜鴻銘文集二
一個中國人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
為吾國吾民爭辯書
為了中國的良治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二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三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四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五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抑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
如今的陛下們，請三思！—論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
外務部左丞辜君傳
辜鴻銘在德國
托爾斯泰與辜鴻銘書
追憶辜鴻銘先生
辜鴻銘著譯年表

張文襄幕府紀聞
前言
余為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閒，摭拾舊聞，隨事紀錄，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繫慨當世之務，佞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為憤世之言。余賦性疏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為萬幸，又何憤焉？唯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於何極，是不能不摧愴於懷。占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亮之。
宣統庚戌中秋漢濱讀易者識
上卷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唯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火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劃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臺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不排滿
或問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日情形，與東漢末季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群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甚於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眈眈環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觀？有不續兆五胡亂華之禍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今亦日：「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虎門軼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功業。」余謂當日中興人才，其節操風采最是動人景慕者，莫如彭剛直公。猶憶庚申年中法構釁，剛直公以欽差大臣守粵省虎門時，余初入張文襄幕，因識剛直公左右，得聞其軼事。當時孝欽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時賞賜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晶齎至，剛直公一睹天家物，輒感激涕零，哭失聲。庚子年辜鴻銘部郎名湯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當時匪蹤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爛，又值文宗龍馭上賓，皇太后以一寡婦輔立幼主，卒能廓清禍亂，蓋皇太后之感人心、繫人望者，不徒臨政之憂勤也。三十年來迭遭變故，倫常之間亦多隱痛，故將相大臣罔不體其艱難，同心愛戴，云云。」據聞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日所聞剛直公虎門哭失聲一事。
曹參代蕭何
梁啟超曾比李文忠為漢大將軍霍光，謂其不學無術也。余謂文忠可比漢之曹參。當咸、同間，中興人才除湘鄉曾文正外，皆無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謂之功臣而不可謂之大臣。蓋所謂大臣者，為其能定天下之大計也，孟子所謂「及是時修其政刑者也」。當時粵匪既平，天下之大計待定者有二：一日辦善後，一日御外侮。辦善後姑且不論，至御外侮一節，當時諸賢以為西人所以強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鐵艦槍炮耳。至彼邦學術制度文物，皆不過問，一若得鐵艦槍炮即可以抵禦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謂陋矣。洎文忠繼文正為相，一如曹參之代蕭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決裂，乃至於不可收拾哉。
大臣遠略
余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人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人都至館門昔，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人，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靄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也。餘謂文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略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籌劃方略，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務人才，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略，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國朝張縉示張在人書曰：「凡人流晶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為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便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餘昔年至西洋，見各國都城皆有大戲園，其規模之壯麗，裝飾之輝煌，固不必說，但每演一劇，座客幾萬人，肅然無聲。今日中國所創開各文明新舞臺，固欲規仿西制也。然每見園中觀劇座客，舉止囂張，語言龐雜，雖有佳劇妙音，幾為之奪。由此觀之，中國比西洋各國之有教無教者即可概見。嘗聞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濤，出使西洋，見各國風俗之齊整，回國語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謂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謂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甲申年，張幼樵在馬江棄軍而遁，後又入贅合肥相府，為世所詬。余謂，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群彥之不滿意於李文忠，猶如漢賈生之不滿意於絳侯輩；夫絳侯輩固俗吏也，賈生固經學儒也。然當時若文帝竟能棄其舊而謀其新，命賈生握兵符為大將，果能繫單于之頸，而不為張佩綸馬江之敗衄者幾希！至入贅相府一節，此猶見合肥相國雅量，尚能愛才，若漢之絳侯，陳平輩，試問肯招賈生入贅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釁，兩宮巡狩西安。李文忠電奏有曰：「毋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當時有人將此語傳於張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門下論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詆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謂，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撫，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黨
或問余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當同光間清流黨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非不滿意李文忠，實不滿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計也。蓋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規定，文忠特不過一漢之曹參，事事遵蕭何約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計之所以不滿意於清流黨者，何為其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文忠步趨文正，更不知有所謂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才能而不認人品。此清流黨所以憤懣不平，大聲疾呼，亟欲改弦更張以挽回天下之風化也。蓋當時濟濟清流，猶之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誤會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東坡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張文襄《勸學篇》之所由作也。嗚呼，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韓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於文襄亦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