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山林故事（共二冊）

★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獲花蓮文化局2023書寫花蓮文學創作獎助計畫。
★ 關注原住民族議題，以民族學科田野調查、歷史敘事，記錄族群文化以及祖先的歷史。
★ 記錄布農族人——拉庫拉庫溪流域的人文歷史。
★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入圍2020台灣文學獎金典獎。
★ 藉由新增的後記，再度思索對於山林政策、國有地、原保地、傳統領域的平衡與傳承。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
甘耀明 作家、朱和之 作家、馬翊航 作家、雪羊 山岳作家、郭彥仁（郭熊）黑熊研究者、TaiTai LIVE WILD 楊世泰 & 戴翊庭 作家 推薦

在這片被國家和法律規範所包圍的山地，族人的生活與文化如同隱藏在雲霧中的山巒，時而清晰，時而模糊。這群在雲端上生活的族人們從山林中的獵人、遊耕的族人，逐漸轉變為國家的軍人，家園也逐漸變成了無法回去的地方。
本書反映了原住民族在山林中遷徙、安居、失落與尋根的歷史，探討了如何在現代技術的輔助下重建族群的歷史地圖，為後代留下珍貴的文化資源。進而開始理解山林在族人生命經驗中的重要性，它並非一片荒野，而是承載著許多故事……
作者還書寫從日治的探險家所留下的記錄、自己家族的戶口調查簿，還有親身實踐進入山林的經驗，結合民族學田野調查與歷史敘事的報導文學。並詳細記錄了家族如何從南投原居地遷徙至台灣東部的過程，穿越秀姑巒、馬博拉斯山，並於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新居地，逐步展現了族群在中央山脈的遷徙與重返祖居地的過程。
透過豐富文獻資料的研究解析歷程，以及影像的實地踏查，走入了「那那托克」，並且往更深邃的歷史之河探索中；讓讀者感受到這場跨越世代的尋根之旅。作者不僅訴說了祖先的歷史，還揭示了現代布農族人面對文化傳承、歷史記憶和土地權利的現實挑戰。在當代山林政策與文化的交錯中，如何找到一條平衡之路，將是未來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孫大川 政治大學臺文所專任副教授、李根政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瓦歷斯˙諾幹 作家、乜寇．索克魯曼 作家 真誠推薦

看著祖先走過的路，他們用背簍、背架，在這個空間活出自己的生活。
用頭帶背著歷史，傳承，也背著夢想……，回到自己的家，說出自己的故事。
二○○○年，作者第一次被帶到山林祖居地時，祖居地對他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名詞，既不認得山的名字，也不知道有哪些部落，更是第一次聽到巡山員、高山嚮導等名稱。斷斷續續進入山林二十幾年的協作生活中，慢慢發現有一群在山上的族人們，用腳走出自己的路，用頭帶背出自己的生命經驗，說出祖先的歷史與故事。而他的參與其中，讓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樣的體現。開始了解到山對自身的意義，不單是一個空間，還有族群的歷史。
在山林工作的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族人，雖然職位名稱不同，相同的是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在祖居地工作。族人們的實際工作情況又是如何呢？人們對這份工作的想像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在二○一三年前往祖居地馬西桑的行程與一群旅人的對話中，產生了小小的疑問。與山林為伍的工作，真的如此浪漫嗎？讓他興起撰寫有關於族人在傳統領域的山林中，真實的工作環境。
這群唱著歌、穿著獵裝的族人，在山林中長期累積的經驗，是生態保育與研究幕後的大功臣，也是很多登山朋友們登山築夢、完夢的推手。
作者期許自己能像布農族作家田雅各一樣「以筆代替獵槍」，來為自己的族群發聲，將族群獨特文化記載下來。藉由寫出臺灣這一塊土地，不一樣的人、事、物，讓更多人看見高山協作、高山嚮導、巡山員等高山相關職業故事，了解到有一群人在山林中，努力的工作著、努力的生活著。

沙力浪
花蓮縣卓溪鄉中平Nakahila部落布農族詩人與文學家，書寫部落的情感與哀愁。曾經因為念書的關係，離開部落。到桃園念元智中文系，再回到花蓮念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這樣的經歷，開始以書寫來記錄自己的部落、土地乃至於族群的關懷。目前部落成立「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企圖出版以族語為主要語言之書籍，並記錄部落中耆老的智慧，一點一滴地存繫正在消逝中的布農族文化。除了在部落成立工作室，也在傳統領域做山屋管理員、高山嚮導、高山協作的工作，努力的在部落、在山林中生活，並書寫。
文學創作曾獲得原住民文學獎、花蓮縣文學獎、後山文學獎、教育部族語文學獎、臺灣文學獎，入圍2020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著有《笛娜的話》、《部落的燈火》、《祖居地‧部落‧人》、《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增訂新版）。

原來這一段「淚」之路，已經不再是對過去族人命運的悲嘆，而是將背工、開路、隘勇線、駐在所、戰爭、集團移住、碑石、荒廢的遺址和記憶，藉一塊一塊石板的堆疊，細細縫合、重建起來。這才是真正歷史主體性的確立，最困難卻是我們未來必須全力以赴的工作。

──孫大川

 

附件2推薦序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
逆向、尋找祖居地的行動
Pasuya Poiconx浦忠成 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Salizan Takisvilainan（趙聰義）這一本《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是他參加二○二三年花蓮文學創作徵選提出的寫作計畫與作品，在眾多的參選者中，以這一部類報導文學題材的寫作計畫脫穎而出。他原初創作的構想是想要探討屬於父親家族Takisvilainan和母親家族Tanapima由南投原居地跨越秀姑巒、馬博拉斯山而進入東邊拉庫拉庫溪流建立新居地的過程。這個部分透過文獻與口述資料他順利完成了，後來有加入進入部落舊址後的整理與記錄的工作。這讓全書內容相關的紋理都能獲得梳理。精彩好書要出版了，我欣然答應寫篇序文推薦。
《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提到布農族的移動有兩個階段：一、向中央山脈西部以及玉山北部移動，二、跨越中央山脈後向東、向南的移動。跨越中央山脈移動的是郡社、巒社及丹社群。Salizan敘述的就是父母家族如何進入東部山區的故事。布農族大約在十八世紀開始向東部移動，在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聚落；也有一部分人繼續往下游或往南方移動，陸續建立Nanatoq（那那托克）、大分、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Miyasang（米亞桑）、Talunas（太魯那斯）、Masisan（馬西桑）以及從這些部落衍生的新部落如Masupadan（喀西帕南）、Kasing（佳心）、Tatalum（塔洛木）。但是Tanapima氏族約在十九世紀初期、Takisvilainan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尋向東部新居地。
由這本書開頭，Salizan逐次敘寫他如何進入家族祖先移動、暫居、久住和後來他如何探尋部落。二○○○年，他由東埔進入八通關越嶺古道西段，從此開啟踏勘族群祖先道路的行程。二○○五年跟隨著表哥林淵源首次進入馬西桑祖居舊址，但是在林木雜草覆蓋的空間，無法找到父親提到「位在駐在所對面稜線、越過一條溪就到了」的家屋所在。二○一三、二○一六年再次到達馬西桑，老屋位置大致確認，也帶來GPS定位部落家屋座標。二○二○年依循著樹幹砍痕再次進入馬西桑，這次同行的成員較多，時間也充裕，大夥兒一起清理舊部落並以空拍機記錄影像。書中呈現的馬西桑部落舊址圖像，平臺、屋基、石牆、屋柱、散落地上的木板等清晰印證那是布農族先人曾經生活過的現場。二○二二年Salizan再由東埔由八通關越嶺古道進入那那托克。Takisvilainan家族在一八七四年就有那那托克「貳番戶」家族戶口調查簿的記錄，可以向下連結到現在的家族後裔。這是多年溯源、尋根的豐厚報償。
本書的素材由文獻、口述與實際踏查獲得。一八九六年初，日本陸軍派遣長野義虎中尉由璞石閣進入沿著清代修建的八通關古道向西，攀登玉山後下到東埔。尾崎秀真讚嘆他是「本邦第一森林之阿里山，第一高峰玉山等，因其探險而得介紹於世」（〈新高山紀行〉刊於《臺灣日日報》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一九三一年馬淵東一進入拉庫拉庫溪進行調查，讓這個區域的部落人文與系譜的圖像更為清晰。當時Takisvilainan氏族的耆老Umas向馬淵東一敘述家族如何依次由Nanatoq、Talunas和Masisan遷移。另外，蕃通森丑之助、Tina Umav、Qanaivas Qudas、家族中里進女兒溫阿桃及日人稻垣啟二和楊南郡、徐如林的口述與著作，都讓作者的探索獲得明確的指引。而林淵源、李國玄、伍思聰、高健雄、卓溪登山協會的Sauli高新興、Vilan林水源、Loung高瑩山、林克森等則是一同踏上崎嶇古道的尋根夥伴。在耆老快速凋零之後，書籍與部落族人口碑比對、互證，確實是找到祖先居處與道路的正確模式。
昔日臺灣原住民族除了布農族，北部的紋面族群、中部的鄒族、南部的排灣、魯凱族都有居住高山的時期，約在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初，漸有遷移，這種自發性的移動，是族群╱部落空間的拓展；及至日治時期，強制移住，則是界域的侷限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近百年被迫遺棄的家園，已經被土石林木覆蓋，探尋的道路或已崩塌，或已遭風雨變改、樹木蔓草掩沒。但是急切尋根的年輕一代，仍然願意克服種種困難，到達現場，這是令人讚賞的行動。原住民族原有的土地山林在日治時期林野調查之後，遭到國家的掠奪，但是在年輕一代如Salizan的探尋、記錄、定位下，舊部落的位置、範圍、自然資源、聯絡道路與文化、生命的故事，逐漸清晰。如果以後能夠透過AI和光達的科技，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多維立體空間的圖像，應該可以建構，也可以據此向國家聲索我們原有的土地自然資源的權利。
Salizan的碩士論文就曾以拉庫拉庫溪區域的文化地理景點作為探討的標的，並以一處處的地名敘事轉繹、點醒布農族賦予土地的意蘊。他也曾創作不少記憶中母親溫馨叮嚀的詩作。二○一九年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敘述在山林工作的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族人。這些年在部落的工作室經營他的文學夢想，他也不時進入山區，踏勘祖先與現在族人依然活躍的高海拔山域。描述臺灣高山、踏查遺址的文章不少，它們可以滿足我們獲得山林舊址與古道歷史知識的欲望；但是像Salizan帶著找尋祖先足跡、故居空間心情的卻少見。閱讀這樣的文字，會不自覺感動、感慨！因為那是族群部落歷史文化道路的親近、家族血脈情感的融入。期望即將步入青壯的Salizan，繼續這樣的探尋與追溯，更要帶領下一代用新的方法接近、認識自己的族群歷史與文化。
閱讀Salizan的尋根歷程以及他所敘述的場景、敘事，不是僅僅懷念、追憶祖先步履艱辛，目睹部落舊址遺留的樣貌與棄置的物件，以及已然凋零的長者的感傷口述，深覺這樣的踏查與追尋，不該僅是訴諸文學的慨嘆表述，而是要質問國家如何面對中央山脈處處可見的我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留下來的土地！
序章
太魯那斯是日治時期文獻記錄中，臺灣東部海拔最高的部落，大約兩千公尺。家族有一位叫Umav Takisvilainan的長輩，她就是來自這個部落。從日治的戶口調查簿的資料顯示，她出生於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根據她最小的兒子Bete述說，母親出生在馬沙布駐在所附近的Masapu部落，意思為思念的。以前有一個獵人跟著獵團去狩獵，卻在山林裡失蹤，從此毫無音訊，獵人的笛娜，每年射耳祭都會站在部落，Patiqalan迎接獵團之地等待，期盼兒子會跟著獵團回來，因此這個部落就稱為馬沙布。
集團移住後遷移到山下的中平部落後，從大他二歲的哥哥中里進的資料可以看出，他們原本居住在太魯那斯社米亞桑小社，不知什麼原故搬遷至太魯那斯，整理口述訪查中，Tina Umav（笛娜．巫瑪芙）對於米亞桑的記憶，己記不起來。而較多的記憶留在太魯那斯駐在所底下的石板屋群，她曾經這樣述說太魯那斯的家屋的構造：
maqa hilav dii qai madaing tu banhil hilav tas-a, iti taunkul. maqa lumaq qai maqa dii qai qaltipan, anu maszang dii, san dii a san dii.dahdadahda maupata.
大門是用很大片的檜木製作，有窗戶，牆面有qaltipan，這邊一個，形成間隔間隔的樣子。
她說以前的房子，大門都是用檜木製作。主要原因這裡是海拔位置是檜木生長的位置。家屋也有窗戶，這跟我所認知到布農家屋有所差異，一般為了抵擋敵人，通常都會捨棄窗戶，只留下門口，做為出入口。屋內則是木板來做隔間。
maupatintu lumaq aipi qai isan dii taunkul., maqa dii qai dangian vanas,
hilav a dii. tonqu tusa, batu amin qai, vanis ti,banhil, maqatba tu banhil
這邊會裝天窗，這裡有窗戶，這裡會有門。天窗有兩個，都是用石頭做成的，窗戶在這邊，是用厚的檜木。
我與Tina Umav在她卓溪下部落的家中進行訪問。她坐在椅子上，向我們指著屋內的天花板，指出了以前屋子上方的天窗位置。這個天窗和房屋前牆的窗戶有所不同，天窗是用石板製成，而房屋前牆上的窗戶則是用檜木做的。
對於山林中的生活，她的記憶已經變得模糊，但對於曾經居住過的石板屋仍保有深刻印象。根據戶籍調查簿的資料，這支Takisvilainan家族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遷往現在的中平部落與我們家族同住。從她出生到離開太魯那斯，山中的生活僅有短暫的十二年。因當時年幼，對於拉庫拉庫溪的太魯那斯的樣貌，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已遺忘離開家鄉時的
心情。她僅記得在旅途中跟隨家族遷移，經過一座日本建造吊橋，當踏上那座搖晃的吊橋時，她的心似乎也跟隨著橋面輕輕搖曳。深邃的峽谷下是無垠的深淵，風吹過橋面，激起微弱的嗚咽聲。恐懼的陰影從腳底攀升，不敢往前踏一步。在那時，有一位年齡較長的男孩領著她走過驚險吊橋。後來這位男孩成為了她的丈夫。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成為她在山中最深刻的回憶。
這是我家族對於山林的印象。然而，社會大眾對山林是什麼樣的印象呢？「荒野、神祕、遙遠、沒有人煙」是當代臺灣高山給人們的想像。自七○年代登山運動興起以來，探險家與登山愛好者背起沉重的背包，踏上前往那些想像中的處女地，探勘那些我們認為未曾有人踏足的廣大森林。也因為有這樣的想像，在山林裡有許多人看到人為的遺址，會充滿驚奇的感覺，就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就像這則新聞報導中所提到的：
「近期有登山客侵入到駒盆山附近的布農族郡社群家屋遺址，並拍影片PO網公布座標，甚至炫耀發現了『未被發現的布農族遺址』，已觸犯禁忌。」（原住民族電視臺）
《一四九一：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這本書中，提到了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對於美洲原住民的刻板觀點。他認為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永無休止的瘋狂戰爭，持續不斷的耗損消磨」，並認為農業並非原住民生活的基本要素，而是一種奢侈。克魯伯從中得出結論：「九九%以上可供開發的土地仍是處女地。」這種偏執且自以為是的九九%的設定，讓許多人對古代原住民土地產生了許多誤解與幻想，誤以為應該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土地以進行各種利用方式。然而，這種觀點容易導致對原住民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土地權益的不當詮釋。
清朝時代，位在臺灣的高山的族人常被視為「飛禽走獸」。例如，《東征集》中的描述提到「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而《問俗錄》則形容他們為「鳥語鬼形，殆非人類」，這顯示出當時對山林中人群的貶低與偏見，認為他們不能算是真正的人類。
當時日本有一群主張「征臺」的大臣，如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制定了「臺灣番地處分要略」九條作為侵臺的綱領，強調「生蕃」是化外之民，認為這片土地是無主權之地。當時的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態度明確，將「蕃地」視為無主權的領域。
牡丹社事件中，清朝表示無法管轄臺灣的山地（即生蕃聚居地），這間接指出「生蕃」被視為非清朝臣民，並被稱為「化外之民」。這種觀點不僅反映了當時對原住民的偏見，也揭示了當時對原住民所居住的土地和文化的誤解與忽視。
日治時期，對於清朝統治無法涵蓋的原住民族「生蕃」，其是否被視為日本臣民及法律人格的問題成為焦點。總督府官員安井勝次在《生蕃在國法上的地位》中指出，首先需確認生蕃是否為清朝臣民。根據日本承繼清帝國主權，原屬清國臣民的臺灣居民可以成為日本臣民，但對於非清國臣民的生蕃，日本尚未有明確的處理方式。
如果生蕃被視為非「人」，則不具法人格，其居住地將自動歸屬於國有。所以，日本總督府先否定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權，一八九五年透過（日治二十八年）的「官有林野及樟腦取締規則」將山林畫為國有，並限制了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
安井解釋，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的法令禁止「非蕃人」使用土地，目的是保障「國有土地」不受侵犯，而非保護「生蕃」的土地所有權。此外，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持第六三郎在「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中提到，山地僅被視為經濟利益，因為這些「生蕃」並非人類，支持剝奪其土地的正當性。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臺灣總督府提出新的法令，認定「原住民占有地」，根據土地的保存狀況將林野畫分為「必須保存的林野」、「應當保存的林野」和「不必保存的林野」。透過「應當保存的林野」的名義，解決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將這些地區歸於國家所有，原住民族僅擁有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同時，實施了集體移民、土地授予和固定耕作政策，這些政策深刻影響了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包括沒收獵槍、限制狩獵方式、禁止部分傳統祭儀和強迫移民，從而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這些也都影響了處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管了臺灣並延續了日治時期的政策，將被日本占用後過度國有化的土地更名為「山地保留地」，將原住民的土地限定在此範圍內。同時，他們開始推動定耕經濟農業並禁止狩獵，這些政策將原住民從自給自足轉變為經商生產的模式。
在一九八○年後，山區受到自然保育論述的影響，開始在國有林地設立各種自然保留區、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要進入高山地區的登山者，必須通過高山部落的檢查哨，申請入山入園證，並遵守規定以保護國家公園的生態。同時，國家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調查測量，打造人們渴望的「純淨森林」，並設立嚴格法規，禁止利用相關土地的自然資源。這種「排除式」管理的觀念源自美國的「無人公園」模式，將自然想像為未經開發的荒野地帶。
然而，這些地區是否真的荒蕪無人呢？在田野訪談中，有一位出生於阿不郎部落、族名叫做Ali Tanapima 的長者，Tina Ali（笛娜．阿莉）離開出生地後前往現居部落卓溪鄉卓溪村中正部落。現在曾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生活的老人逐漸凋零，而Tina Ali則是少數仍健在、能述說祖居地故事的長者。
Tina Ali出生的部落，阿不郎地名源自布農語Abulan，apul意指石灰。部落附近出產石灰石，因而得名。這裡以巒社群為主。日治時期此地歸阿不郎社管轄，部落位於塔洛木溪西岸山坡上、標高一二五○至七五○公尺處，族人習慣稱呼塔洛木溪為阿不郎溪。
Tina Ali的家族們還居住在阿不郎時，部落的族人都要走路到溪的對岸，阿桑來戛駐在所的「乙種蕃童教育所」中念書，Tina Ali提到她的兄姐們曾經為了不想要上學，跑到阿不郎溪躲避上課。
阿不郎為Istasipal（伊斯達西拔爾）的氏族，而Tungangan、Kukus、Tatalum這三個部落以Tanapima（達娜匹瑪）氏族為主。而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則是Isinkaunan（伊斯南寇）氏族為主。這幾個部落的小朋友都要去阿桑來戛駐在所念書。Tina Ali還沒有進到學校的時候，就隨著家人遷移到山下。學校的記憶都是哥哥和姐姐述說給她聽。
Tina Ali說：「哥哥和姐姐要去學校的路上，途中要下切到塔洛木溪，再往上爬到阿桑來戛駐在所，需要花兩個小時的路程，才能到達上課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要花更多的時間，所以他們小朋友都會寄住在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部落Isinkaunan的家中。有時候，長輩會請小孩從家中帶一包米，送給寄宿家庭。」根據Tina Ali的記憶，她雖然沒有在阿桑來戛駐在所念過書，但聽到兄姐說，他們的時間分配為上午上課，下午就勞動。
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雖然以Isinkaunan氏族為主，但是還是有一戶Tanapima氏族居住在此。Tina Ali記憶只來過一次Asang daingaz（阿桑來戛）部落，就是跟著家人拜訪這一戶唯一的Tanapima氏族。拜訪原因是他們家的長輩狩獵時，獵到這一戶人家獵場的獵物，特地送一隻獵物的腿肉。她抬頭遙看著家屋上方，是個巨大的建築物，那棟建築物就是阿桑來戛駐在所，也是哥哥姐姐念書的地方。
她沒有機會跟著masituqas（兄姐）一起念書，當她要準備去上小學的時候，日本開始將族人集團移住至山下。那時候Apulan（阿不郎）的對面，喀西帕南、瓦拉米發生一些戰事。日本人叫Apulan的族人，不要去對面拜訪。遷移的時候，也不要往阿桑來戛橋到日本越嶺道路。他們走的路線，以清古道的路線為主，andivulan、kilis、dadakuk，最後來到卓溪村中正部落。
調查拉庫拉庫溪的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林一宏，曾經訪談曾經在大分駐在所生活過的稻垣啟二，他在四歲的時候隨著擔任巡查兼建築師的父親稻垣喜一到大分，大分駐在所就是稻垣喜一設計的。稻垣啟二十幾歲時離開大分到臺東中學就讀，一直到日本戰敗，全家才離開臺灣。
在林一宏安排Tina Umav（笛娜．巫瑪芙）和稻垣啟二會面，他們用日語分享著他們在山上的生活。Tina Umav生長在太魯那斯，稻垣啟二生活在大分，他們生長在不同的部落，童年記憶卻都留在山中。他們各自在不同時間，沿著八通關越嶺道路走向山下，走向不同的人生。直到晚年，在林一宏學者的協調下，兩位長者未曾相識，有著不同身分、不同族群的兩人，用日語共同述說著童年在山上的點滴，讓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得以拉近。
稻垣啟二的童年記憶緊扣著大分念書的時光與族人生活的記憶，那段美好而深刻的時光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相對於稻垣的回憶，Tina Umav的回憶，就是與家人生活在石板屋的生活。對於祖先傳統的獵場，是否能再次踏足故土，對她來說己經是一件很遙遠的距離了。
一九九九年，直升機載著七十八歲的日本人稻垣啟二，降落在花蓮縣大分駐在所的遺址。他一下機，就跪在草地上，哭著說：「我終於回到沉在湖底的故鄉。」看著眼前的聚落和他曾經居住過的駐在所遺址，當年先輩們建造的設施，已淹沒在長草密林中，剩下斷垣殘壁。從這些設施中，回憶起先輩們曾經參與的國家與族群衝突的軼事，心中或許充滿了感慨。
Tina Umav和稻垣啟二的相見，讓人體會到時光如梭，他們擦肩而過的機緣，恰似人生一抹風景。這段編織在大分山水間的交錯故事，見證了時光的更迭，記錄著回憶中的溫暖與遺憾，也許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故事都猶如拉庫拉庫溪滾動的流水，時而湍急激烈，時而平緩柔和。
當我們走進罕無人跡的山林中，看到整齊群立的疊石，途中經過許許多耕作後的新生林，這可能是我的祖輩，一塊一塊堆疊起來，形成的小米梯田。甚至看見完整、碩大的聚落遺跡，這些山林遺址可能是Tina Umav曾經居住過的家，可能是Tina Ali曾經踏過的阿桑來戛「蕃童教育所」，可能是稻垣啟二的父親稻垣喜一所設計的大分駐在所。
當這些遺址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時，我們是否曾想過，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會在山林間集體消失了，又為什麼漸漸地退出了山林。對於族人來說，我們很想要了解這一段歷史，但學校的教育，以及成年後遠離家鄉的因素，使我們慢慢遺忘這一塊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我們不僅遺忘了這塊土地的歷史，一般大眾也漸漸地對山林有所誤解。進入山林的山友，看到人為遺址時，因為對歷史脈絡不清楚，不了解此地的土地歷史，從而產生了對山林有了一種「神祕、遙遠、杳無人跡」的錯覺。
千百年來臺灣原住民各族群透過遷移、移動，得以於臺灣各地建立其部落與社會文化，慢慢地形成傳統領域。「傳統領域」（traditional national territory）指的是原住民族生活過的土地，但對族人來說，傳統領域遠不只是土地這麼簡單。還包括ludaun（山）、vanlaz（河）、liniqaban（歷史），甚至是部落之間結成mavala（姻親）而形成的道路。透過找尋、記錄耆老們記憶中的景象，看到發生大分、喀西帕南事件的紀念碑、大分武德殿殘跡，以及用石塊堆疊而成的墓墳，口述著因為想回台中州（南投）認親的族人，死在路上的故事。這些透過口述的採集成為傳統領域地圖上，標示著族人曾經生活過的痕跡。
這些故事，在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家的強殖武力下，墾殖政權進入山林，透過移動進入的山林，產生不一樣的互動，是生存的競逐，是故事的競逐，也是空間命名的競逐。在二十一世紀，不同的族群和部落族人，透過回到祖居地、回到傳統領域，重新利用不同的「移動」的方式，建立起山下的我與山上的祖先根源相連的關係，回到殖民政權被迫遷移的地方，回到傳統領域中尋根，重新建立在山林領域裡的生命實踐。
雖然「傳統領域」是一個充滿各種想像的術語，但我們可透過口述認識到部落的領域、土地的地名、土地的使用方式、土地的歷史等等，利用文獻和地圖可以佐證原住民傳統領域。達到到原住民社群如何透過祖先確實存在過的空間，來重建自己的身分認同並傳承有形和無形的文化。
自二○○○年開始，透過的不同的機會，與族人走回那片山林，見證兄長們所說的一棟棟石板家屋，走進Tina Ali所居住過的Asang daingaz （阿桑來戛），踏進Tina Umav走過的意西拉吊橋。我與族人來到太魯那斯駐在所，那時駐在所的屋頂被八公尺高的大葉石櫟風倒木重壓，來到這裡進行將風倒木移除工作。在回程的路上，走在霧中的吊橋，像是隨時會走進另一個時空，走進Tina Umav的平行時空。
站在橋上，聆聽風聲隨著拉庫拉庫溪谷吹過松針和家屋的駁坎，高大的臺灣杉和檜木矗立在獵場附近，這些是祖輩們用來建造家屋的材料之一。我試圖站在家屋前，靜聽祖先傳承下來的山林智慧。這幾年，我隨著族人來到拉庫拉庫溪上中下游進入傳統領域，深入了解布農族的mai-asang（舊社）、Bunun（人）、habasang（過去的事情）等概念。
這幾年在山林工作中，我們尋找石板屋，進行測量和定位，然而，總是欠缺人們的記憶。透過不同長輩的口述，我們了解到他們在祖居地生活的日子，這是一段遙遠的故事，卻彷彿在我們面前生動地展現出來。每位族人口述中的Mai-asang（故鄉），都有不同的感受，透過口述，透過不同的書寫者，以文字記錄下來，形成不同的情感流轉，悄然閱讀，彷彿能聽到山間溪水的淙淙流淌，感受到時光輕輕掠過的觸感，讓故鄉的靈魂在文字間閃爍生光，永遠留存在心田深處。
在這段歷史中，日治時期探險家所留下的記錄成為我們重返過去的鑰匙，透過這些資料，重新追尋那些被時間淹沒的足跡。家族的戶口調查簿則像是一本古老的日記，記錄著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親屬關係、族人的點滴生活，透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深入理解先人的生活脈絡和環境。親身進入山林，實地踏查照片中的地點，將歷史與現實相連結，將文字資料轉化為實際的場景。運用布農文化的邏輯去理解戶口調查簿和影像，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先人當時的處境和生活。透過對歷史的探索，找到曾經被遺忘的足跡，重新認識承載著豐富歷史故事的地方。
這段歷史見證了不同族群、不同身分的人在此生活的痕跡。透過幾次的研究和實地踏查，試圖讓這片土地再次講述自己的故事，讓更多人能夠聆聽並理解這些屬於森林、登山、歷史的特殊聲音。讓更多人了解這一塊土地，不是空白之處。

附件1目錄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
逆向、尋找祖居地的行動 推薦序
序章
第一章在雲端上行走
從八通關越嶺道路西段開始
跨過Mahudasan秀姑巒山／馬博拉斯山
車桑子之地──卓溪社
盛產碗豆之地──異祿閣社
最高的部落──大崙坑
歷史的交匯點──水崛
第二章雲端上的祖居地──馬西桑
文獻中Umas Takisvilainan的口述
走回雲端──祖居地 Maiasang
曾經走過的路palihabasanm
第三章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那那托克
那那托克──蓪草
ナナトワ社パシヤポラン貳番戶
前往那那托克的路上
第四章風雲變色的山林
山林中的槍林彈雨
江口良三郎的決定──托西佑事件
走向更遠的Takisvilainan
走回喀西帕南社
第五章雲端下的部落
集團移住前的準備──畢業旅行
從雲端上強制移住到山腳下
タビラ社中平十六番戶
試著回到山上的族人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推薦序
作者序
第一篇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的山
從頭帶開始說起
頂著頭帶的領路人
背著網袋的勇士
背著鋁架的高山背工
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用頭帶背負夢想
第二篇 百年碑情
重回百年前的山林
喀西帕南殉職者之碑
大分事件—殉職者之碑
戰死地之碑
唱出歌聲，回到石板屋
碑從中來
會說話的碑文
第三篇 淚之路
尋找Banitul的家園
撿拾祖先的石板痕跡
畫出石板屋的藍圖
背起一片片的石板
修復石板屋
淚之路上的報戰功
重新點燃火苗
在淚之路，用石板屋來說故事
後記

附件3內文試閱《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在臺灣的山區，大分曾是族人生活的家園。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這片土地的故事卻逐漸被遺忘。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隨之而來的是國民政府的接管。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被遷移至山下的族人，面對著未知的未來，一些族人開始返回他們的故鄉，重新耕種那片熟悉的土地。 一九五七年，臺灣空軍的空拍機器悄然飛過，捕捉下了大分的影像。那時，這些資料是極為祕密的，卻無意中留下了歷史的痕跡。在舊校區的遺址上，依然矗立著日本時代的學校操場和駐在所的痕跡，彷彿在靜靜地訴說過去的故事。 根據石馬的回憶，Ilstuan（伊士墩）的老家仍然存在，周圍的耕地保持著完整的樣貌。更高處的光禿地，則是昔日的苗圃園地，石頭排列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吳家、蔡家和李家等家庭，曾經在這片山林中辛勤耕作，生活著。 Sai的lilistuan家族，曾經在大分生活，分享著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到民國八十幾年，大分的族人一直都在。後來，林務局告訴我們竊占國土，要讓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國家公園成立後，我的長輩們不得不離開了這片百年來的農耕地。大分變成了學術與保育的重地，我們只能低調協作，偶爾偷偷回家祭祀。」如今，每年回家的時候，Sai和族人們都會整理舊址，但他們心中仍然懷著對這片土地的敬畏與珍惜。「希望山友不要隨意進入家屋或過度打擾，裡面有些場域是比較有禁忌的。」這句話如同一種呼喚，提醒著我們，歷史的痕跡不應被忽視，土地的靈魂需要尊重。在這片被時間和法律改變的土地上，原住民的故事依然在山間回響，隱藏著他們的記憶與文化，等待著被重新發現。 每當族人回到大分尋根時，面對著大分所留下的紀念碑上的刻痕，彷彿在低語著曾經的過往，帶著對逝去時光的懷念與哀傷。水泥彈藥庫的冷峻，提醒著族人托西佑事爭的痕跡與苦痛。在這片土地上，屬於布農族人的家屋靜靜守護著大分，承載著無數的回憶。每一片石板、每一塊石頭，都藏著族人曾經的喜怒哀樂，彷彿在訴說著那些不願被遺忘的故事。在這裡，過去的影子與現在的生活交織，形成一幅獨特的口述，讓人感受到歷史的深度與厚度。 但我們真的只能回憶過往，有沒有實際作法，讓我可以將過去成為我們的未來。現在只要是能夠到達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都可以在那裡狩獵，但是返回山區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沒有確定的氏族獵場範圍，但獵人的數量卻不及祖先時代那麼多。對於拉庫拉庫溪的族人來說，這裡不僅是一片土地，更是文化的根基。這些地方承載著他們的歷史與信仰，然而，隨著管制的加嚴，許多原住民面臨著自我認同的挑戰。族人與土地的連結被削弱，身分認同也因此變得模糊。這種失落感，彷彿讓族人的靈魂在山林間徘徊，無法找到回家的路。 在這片被國家和法律規範所包圍的山地，族人的生活與文化如同隱藏在雲霧中的山巒，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祖先遷移的故事需要被聽見，他們的聲音需要被珍惜。在當代山林政策與文化的交錯中，如何找到一條平衡之路，將是未來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西元一九一五年大分事件之後，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對原住民採取了鎮壓的政策，這使得森丑之助提出了「蕃人樂園」的構想，主張設立「蕃人自治區」，以便與他們共生。然而，儘管他四處奔走推廣這一理念，卻未能獲得重視。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看不到這個樂園的出現。 我們從山林中的獵人、遊耕的族人，逐漸轉變為國家的軍人，家園也逐漸變成了無法回去的地方。我將戶口調查簿中的記錄轉化成文字，從中更深入地了解我祖父輩的歷史，並在理解複雜的社會親屬關係後，開始逐漸理解山林在族人生命經驗中的重要性，它並非一片荒野，而是承載著許多故事。 山林的集體記憶充滿著我們的遷移歷史，包含每一塊石頭、每一陣風語、每一段舞步、每一個新生的孩子。我們祖先的聲音迴盪在每一句話中，顯現於每一次祈禱，深植於每顆心靈之中。儘管殖民主義的侵襲仍在過去與現在交織著，不道德機構的暴力採集，以及引入的政治與宗教脫離了我們的軌道，我們仍透過深厚的關係之網，跨越時空，一代代地延續與更新我們的連結。 鳥居龍藏在橫斷中央山脈之際，他提到多虧有布農族東埔社通事Subali的嚮導與照料才能安然越過山區。抵達東埔社時，他們住進Subali的家中，正巧遇上八月十五日一年一度的小米豐收祭。這時他對於布農族已失去了傳統服裝並且在生活中開始漢化的現象，竟然是感到惋惜不已。適應不代表接受，適應也不總是妥協。我們的韌性不僅在於回憶自我以應對當前的需求，更在於重新投注於我們那從未褪色的主權知識。我們的故事充盈在我們的言語中，像夜晚的雷鳴般回響不斷。 《復返：二十一世紀成為原住民》提到「放逐」這個詞彙，我們雖然被迫遷移，被迫缺席在原有的傳統領域中，但我們仍然期待著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可用不同的方式回家。當代，我們仍然擁有權力和權利，依照自己的方法、規則，漁獵、採集、旅行和在特定地點舉行祭儀。被放逐者總是以返回家園為目的，並採取具體政治手段（土地聲索和返還）加以爭取。 我們不能只是透過復返祖居地、舊部落，只是視為一種回歸和重聚的機會，只是作為重新與家鄉、文化和傳統交融，也要涉及到土地聲索和返還，維護族群遺產和具體政治而努力。然而，在當代，回到祖居地、舊部落，已經不是很容易，種種限制、現代生活的需求或其他因素。面對這種情況，可能會以遵守傳統習俗、季節性造訪保留地或故鄉，或通過表演傳統文化來表達對根源的懷念和情感。 雖然，我們離開了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但是仍然生活在asang，雖然我們從海拔二千公尺建立部落，走到海沷一百公尺的花東縱谷，但我們的文化一直是高山文化，我們的傳統知識一直留在祖居地。我們站在花東縱谷，面向我們的中央山脈。 也有的族人離開部落來到都會，但我們一直保留對Maiasang的想像，因為傳統領域／祖居地的觀念是與祖先、家鄉和文化密切相關的。即使族人已經離開了祖居地、部落，這些價值觀和連繫依然在族人的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Maiasang連接了我們的過去和未來。《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二○一三年四月，馬西桑祖居地的行程中，參與的有高忠義、林淵源、蘇印惠，他們三位都是巡山員，而我則是跟隨著林大哥上山。雖然常有人送林大哥最新的登山裝備，他仍然喜歡用改良的鋁架背包，他特別用組合式泡棉地板當作背部的襯墊，減輕堅硬鋁架直接壓迫背部，來增加接觸面的舒適性。 這些巡山員，延續著前輩的腳步，將布農族人在深山中行動、穿梭的特殊技能，傳承下來，持續地在山林活動。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布農族人就像是玉山的守護者，不透過布農族人的嚮導，外來世界的人難以親近玉山。而近幾十年來，全臺灣的高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布農族擔任背工、嚮導的蹤跡。國家公園成立後，巡山員的工作就從原住民尋找。 泰雅族青年高旻陽曾經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任職，他整理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演變。他說：「玉山國家公園其前身必須溯及日治時期規畫的新高山國家公園」。國民政府遷臺後，設立了第一座高山型的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時，國家公園看到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早在日本時代就從事背工與嚮導的工作，很多山友，也都是請布農族來當「波達」(porter)，這個詞就是從日語轉音而來，可以知道族人做這個工作，從日本時代就開始。所以國家公園想要借重族人的經驗，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工作。 在招募第一批巡山員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部落的窗口是一位東埔部落的年輕人伍榮富，他的父親伍勝美，就是將于右任銅像背至玉山主峰的其中一人。伍盛美因為參與背負于右任的銅像，有了一些名氣。 二○○○年，我第一次跟隨林淵源大哥做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巡視，從東埔到玉里，第一次進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途中順道爬上玉山，想著布農族人參與于右任銅像的建造過程這一段歷史。族人只是做著自己本分的工作，族人不會想要了解銅像背後的意涵，于右任日記所寫的意思，日記本中《思鄉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也在卓溪鄉的南安部落，成立了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第一梯的巡山員，開始找卓溪鄉當地的布農族人。像是林淵源大哥，高忠義大哥。在還沒有進入國家公園，做過遠洋，去臺中梨山採過水果。林淵源先接到家裡的消息，於是就跟高忠義說：「他要回卓溪，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自己的山上工作。」林淵源大哥比高忠義大哥提早加入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行列。所以八十一年玉山東部園區設南安管理站，林淵源是第一批進去的巡山員，並且持續擔任國家公園巡山員長達二十五年。 國家公園巡山的路徑，大部分都是查看古道或是一般的登山路線有無崩壞。部落的傳統聯絡道路，對國家公園來說沒有觀光和歷史價值，因而被忽視。林淵源一直想要回到他爸爸的獵場，開會時一直建議走祖居地的部落聯絡道路，尤其是馬西桑，因為這個地方，是他跟他爸爸曾經的獵場。 我們的祖居地在apulan狩獵的地方在馬西桑那邊，小時候不喜歡念書，跟著爸爸去山上，有時候在山上一待就三個月，我就來來回回，那時候還沒有結婚，有時候一個月一直待在馬西桑。(林淵源口述) 他想帶著他的大兒子一同前往，讓他以後能認路。雖然清古道行程他的兒子走完了，但林大哥最想要他的兒子，走回馬西桑獵場。他的兒子在出發前卻因身體不適，不能同行。前幾天的路程都可以感受到他失落的心情。林大哥本來也要帶高塋山來，希望他能一同上山，跟著他學習山林的知識。但是這一趟是國家公園例行性工作，沒有多餘的錢請背工，而高塋山有另外一份有薪水的背工任務，他需要這份薪水養活一家人。不可能像我一樣，只為了再次踏上祖居地，什麼後顧之憂都沒有。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大分與林大哥做祖靈祭拜的儀式，我跟林大哥吃著供品邊聊天。林大哥對於自己的兒子和想要培養的背工都不能前來，感到無奈。他說他是玉山國家公園第一代的巡山員，工作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也開始肩負起傳承的重任。五十三歲的他，除了擔心體力日衰，也擔心自己如何將山林的知識傳承下去。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入圍2020台灣文學獎金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