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平)(修訂二版)

修訂二版序
1978年當我撰寫《史學方法論》一書的〈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一章時，曾主張「比較史學不作時間上的巧妙比較，不作史學家的巧妙比較。」可是十年以後，我卻寫了《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的專書！為了寫中國史學史，為了將中國史學置於世界史學之林，自己挑戰自己，以致引起史學界質疑，自己也陷於困思之中！
歷史的發展，有大趨勢，大潮流，若有秩序，似現規律。然而歷史上有偶然，有例外，其變幻詭奇，莫可猜測，其神祕奧妙，難以縷述。這是歷史的特質，不容否認。
中西史學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其環境不同，其文化背景絕異，而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作比較，像是「東方有聖人焉，西方有聖人焉」的真理出現，歷史研究的引人入勝，孰過於此？中國的司馬遷，像是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誰不欣喜驚奇？所以中西史學的比較，如時間上一致，而造詣不相懸殊，其所發明的史學真義，是無窮無盡的，是珍若球璧的。惟時間上的若合符節，應是一種偶合，而沒有必然性。中國自魏晉以後，迄於宋代，千年之中，是史學的極盛時代，寫史英才，風起雲湧，珍貴史籍，繽紛披陳。而西方時值中世紀，史學淪為神學的附庸，歷史與宗教為一，歷史的真價值不見，如此以兩者互相比較，又豈有意義？西方文藝復興以後，史學呈現復興，至十九世紀而進入鼎盛時期。中國則自明代以後，史學盛衰相乘，至晚清而蛻變，西方史學遂領先中國。時間相同，史學相異，相互比較，豈不鉏鋙？
處於世界大通的今日，將世界兩大史學遺產的中西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是學術上的偉大工作之一。比較的方法，是就整體以通觀。中國的儒家文化，產生了極富人文主義色彩的史學，西方的宗教文化，則促使西方史學充滿神祕的氣氛，文化背景不同，史學遂現歧異。西元前六世紀，希臘思想界錮蔽於反歷史趨勢之中，更早幾世紀的埃及人，視記錄重要的往事，為十分痛苦之事（參見 John van Seters, In Search of History, p128）。中國則自遠古時代起，史官逐日記載天下事，數千年不絕。民族不同，重視歷史的程度，大相逕庭。所以從文化背景，從民族習性，比較中西史學，能見中西史學的分歧；擴而充之，從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的比較，則能見中西史學的隱隱相合。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家蒙彌葛廉諾(Arnaldo D. Momigliano, 1908-1987)主張將所有的史料分為原始史料(primary sources or original authorities)與轉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 or derivative authorities)兩種(A. D.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2)。第八世紀中國史學家劉知幾則區分所有歷史作品為「當時之簡」與「後來之筆」（《史通》〈史官建置〉），兩人所見大致相同。蒙彌葛廉諾所謂「稱頌原始史料，為其真實可靠；稱頌非當代的史學家──或轉手史料──，為其對資料的解釋與評價公正」，與劉知幾所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後來經始者，貴乎?識通才」，其議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而言，史學上的真理，中西的創獲，時間不同，其應奉為真理則一。比較中西史學，在數千年的長時段內，作整體比較，博覽通觀，如登臨世界高峰，天下史學的美富，皆在眼簾，比較史學的最高境界，應是莫過於此了。
晚清以降，中國學者在西方勢力的衝擊下，對中國史學紛紛作激烈的批評。如徐仁鑄云：「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湘學新報》第三十期）
這是批評中國歷史為帝王家譜而不記載民事。聲譽滿全國的梁啟超亦云：「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新史學〉，載於《飲冰室文集》第四冊）
這是批評中國史學的不能創新，陳陳相因二千年，於是進一步就批評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了。
洶洶之論盈天下，就當時的情勢而言，為以開闊的胸襟，接受新學，去除了排外的屏障；就客觀的事實而言，則為虛妄之言，過激之論。中國的歷史，正史雖以帝王為中心，而非帝王家譜。禮樂、律歷、食貨、選舉、天文、地理、藝文、經籍等志，朝章國典以外，遍載與民間相關之事；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游俠、貨殖、獨行、逸民、列女、孝友、忠義等傳，縷述名公巨卿以外的各類人物；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各種事件，一一出現於正史之中，誰說中國的正史，是十七姓帝王家譜呢？太史公司馬遷以降，各類史學家群出，班固、杜佑、劉知幾、司馬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錢大昕、章學誠、趙翼，各有新創，非一邱之貉；編年、紀傳體以外，典章制度通史競作，學案體學術史並陳，史論不絕，史考作品相望，二千年中，中國史學趨新不已，陳陳相因，又豈盡然？虛妄之言，過激之論，百年之後，丞待修正！
比較中西史學，呈現異同優劣，仍然是消極的。雙方以誠懇的態度，恢宏的胸襟，接納對方不同的史學，以與自己固有的史學，相切磋，相綜合，而冶兩者於一爐，史學上的不朽盛事，才真正出現。近百年來，西方史學東來，中國傾慕其學之情，人人共見，而瞭解的程度，未至透徹、全面。西方的情況，尤令人感覺中西史學，猶如隔世。西方史學家極少關心西方以外的史學，中國的艱深文字，更使他們望中國史學而興歎！當今之時，國人以英文等外國文字，寫成論中國史學的專書，是溝通中西史學的大業。讓西方史學家鑽入中國史籍之中，以瞭解中國史學，是奢求，也是夢幻！
猶憶學博而度量寬宏的張曉峰（其昀）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曾對我說：「你用英文寫一部論中國史學的書。」當時我尚在英年，所以曉峰先生如此勉勵。數十年來，我廣讀英文論史學之書，而不敢以英文馳騁筆墨。「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中外皆然。英國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歷史思想》(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其中的學說，每受英國史學界批評，而其文章的優美，人人讚譽，其學說遂隨之而廣傳。卡耳(E. H. Carr, 1892-1982)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一書，內容並不豐富，論見多待商榷（歐美史學界批評之者甚多，此有待以專文討論），而於1961年問世後，暢銷全球。所以能如此，文章的雅潔，應是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歷史須託文字以傳。以外文生花之文筆，傳中國博大精深之史學，這項重任，祇有留待年輕的史學家去完成了。
三民書局欲為《中西古代史學比較》一書動手術，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囑我寫新序，並作增刪。維運感其盛意，寫此冗長新序，並增〈從雙方的比較論中國古代史學的世界地位〉一章。細節處亦略作變動。三民書局屹立於飄搖世局中近六十年，保持清流形象，肩負學術重任，功在社稷，惠及學林，人人共睹。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誰說舉世昏濁？

修訂二版序

序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史學的起源比較

第三章 史學原理的創獲比較

第四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上）

第五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中）

第六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下）

第七章 從雙方的比較論中國古代史學的世界地位

第八章 餘論

參考書目

中文索引

英文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