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中國的」過程？本書認為，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就面臨著諸多根本性問題上的深刻危機。而如今這個「現代國家」，是兩個世紀以來對於這些內部挑戰不斷回應的結果。作者探討的正是在其形成過程中，中國本土提供的知識資源，即「現代性」的中國經驗。
在本書中，作者分別從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三個角度入手，探索「現代國家」在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根本性議程」：在政治參與的拓展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作者重新審視魏源基於經書典章的傳統所提出的思考；在探討公共利益是否能同政治競爭相

孔飛力（Philip A. Kuhn）1933 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64 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費正清1977 年從哈佛大學榮休後，孔飛力接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1990）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外他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970）、《海外中國人》（ 2009 ）等，均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以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的系列講座為基礎改寫而成，是孔飛力的代表作之一， 1999 年先以法文出版，2002年推出英文版。本書著重提出中國帝制晚期以來，直到現代國家構建的「根本性議程」。

陳 兼 康奈爾大學歷史系中美關係史講座教授

陳之宏 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余英時、許倬雲、王賡武、金耀基 　共同推薦

「孔飛力關於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精彩的系列論文，繼承了他的老師史華慈的知識關懷，探討並揭示了舊帝國之下的社會和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間的深層聯繫。」

——曼素恩（Susan Mann，美國亞洲學會前主席、加州大學榮退教授）

 

「對專家和普通讀者來說，孔飛力的這本書都極為重要，其中不僅提出了促使人們思考的新史論，對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敘述也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再構建。」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的篇幅不大，但卻精深博廣、充滿睿智。孔飛力是駕馭史料和史論的大師，書中每一頁都透露出了他的宏大的專業知識和學術智慧。」

——《亞洲研究雜誌》書評　

「本書的旨趣在於彰顯中國現代國家如何在「內部的歷史演變」與外在力量衝擊之中出現。作者討論的「根本性問題」所形成之「建制議程」，將帝制晚期與現代中國歷史連結在一起。本書展現中國現代性中普世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特點，對整體掌握現代中國之面貌有重要啟示。」

——黃克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這是一位有著深刻「中國關切」的著名歷史學家寫的一本滲透著人文關懷、深邃思考和批判理念的偉大歷史著作。」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文版序言(節錄)

孔飛力

 

這本書的中文版終於要同中國讀者見面了。我想借此機會，對我在書中有所論及但未能充分展開的一些基本問題作進一步的闡述。

我何以會在這本書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這個詞？對此，最為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存在」。然而，近來我在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中意識到，這種關於「現代」的簡單化理解大概是難以完全令人信服的。至少，「現代」這個詞應該會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為深廣的問題，而若要對這些問題予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那麼這本書恐怕就要厚得多了。

「現代」這個概念除了其本身的簡單定義之外，還涉及同史學史演進以及人類規範發展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從世界範圍來看，「現代」國家之間的差異和區別是由甚麼造成的？難道只有在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才會形成可以被稱之為「現代」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嗎？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判斷的話，那麼，產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與「現代」相關的歷史欽事便都要從「現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導致的，只能是一種結論已被預設的簡單化推論：似乎發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不可阻搐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差異僅僅是一種存在於遙遠過去的現象，它們同「現代化」的發生也只存在著次要和帶有依附性的聯繋。

然而，不同國家是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當我們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便能夠將現代化發生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從方法論上統一起來了。我認為，使得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是它所面臨的為我們所處時代所特有的各種挑戰：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經濟的全球化。對於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在一個「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的世界上，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當這些敘事涉及到不同國家由於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和帝國主義強權的威脅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時，其「外部」方面仍然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要回答現代國家何以會具有形形色色的憲政結構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僅僅依靠「外部」史觀便不能説明問題了。¹

譲我們來看一下魏源為解決政治參與和合法性問題所進行的探討（參見本書第一章）。魏源認為，應當譲更多受過教育的文人參與到政府事務中來，而這種看法本身同民主並無關係，也同由西方經驗所造就的其他體制並無關係。就其本源而言，魏源的反應產生於純粹的國內因素：人口的長期增長，渴望獲得官職的文人數量相應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敗、派系活動和無能所造成的清代國家的蜕化，等等。然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以外的發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種農作物經由東南亞的西方國家殖民港口輸入中國，從而為養活更多人口、導致中國人口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到18世紀中葉，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於東南亞的各個港口，而他們的貿易網絡使得中原各省份的物資供給變得更為充裕。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銀兩供應，並進而使得中國國內貿易更為生氣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敗產生的機會。儘管所有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邁向「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步驟，但在魏源的世界觀中，卻並無這方面的認識。

 

香港版譯者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兼　陳之宏 1
譯者導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兼　陳之宏 3
中文版序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導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第一章 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
根本性問題和魏源的思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
第二章 從太平天國事變到戊戌變法
馮桂芬與歷經磨難的變革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第三章 從耒陽暴亂到農業集體化
根本性議程的時代跨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第四章 19–20 世紀中國現代國家的演進
根本性議程的改造與再改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
致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譯者後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兼　陳之宏 203
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5
索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5

導論

在何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一種「中國的過程」？

毫無疑問，現代國家在中國產生是革命與變革的結果，並受到了外部世界種種力量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關鍵，便在於借助於外部勢力用以獲得物質及社會主導地位的各種手段，來抵禦外部勢力的統治。要完成這一宏大事業，似乎便需要動員人民的力量，重寫政治競爭的規則，並加強國家對於社會及經濟的控制。一般認為，中國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實現這些目標—— 這甚至比保持從前人那裏繼承而來的文化的完整性更為重要。對於生活於現代的中國人來說，以犧牲歷史遺產為代價來爭取權力和影響力，似乎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命運。

然而，從本質上來看，中國現代國家的特性卻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的。在承襲了18 世紀（或者甚至更早時期）諸種條件的背景下，19 世紀的中國政治活動家們其實已經在討論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或政治控制之類的問題了。

本書以下各章所要討論的是，這些政治活動家們涉及到了中國內部的一種持續存在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 ）—— 正是這一議程，將中國帝制晚期的歷史與現代的歷史聯接到了一起。在這裏，所謂「根本性」問題，指的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所謂「議程」，指的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19 世紀初期的「根本性議程」，雖然是以適合於那個時代的語言表達出來的，但其底蘊結構卻將它同以後各個時代的相關議程聯繫了起來。

在這裏，有三個曾在清代晚期吸引過人們注意力的問題持續地存在下來，並似乎由於現代的條件而變得更為緊迫。

這些問題是：

• 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

• 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

• 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

這一在現代中國帶有根本性質的議程並非僅僅產生於外來危機，更起始於困擾中國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側面的國內危機。

 

18 世紀90 年代的危機

18 世紀90 年代並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突發性的轉折點。

然而，種種趨勢的匯集卻導致了大清帝國—— 或許也導致了中國帝制時代晚期的整個秩序—— 走向災變。這些趨勢匯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的一種長期性變化，它使得一部分文人精英人士開始認識到，危險之所在，是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這些問題後來被視為是同起始於鴉片戰爭時期、並在20 世紀持續存在的西方侵略有關的（通常的說法是，這是「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關於創造現代國家以抵抗西方的辯論，實際上只是產生於中國內部的一場更為宏大的討論的組成部分。關於這場討論的背景，可以通過發生於18 世紀90 年代的危機來加以說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場危機促使文人精英階層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問題。

1795 年10 月，年已八十四歲的乾隆皇帝宣佈，他將於在位六十年後禪退，並指定皇十五子顒琰承繼大統，年號嘉慶。在清代歷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時間可以與他媲美，但卻沒有哪一位君主的統治比他更為輝煌。乾隆驕傲地傳給嘉慶的，是一代「盛世」。其間，中國的人口數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則深深地滲入到了中亞腹地。然而，嘉慶從父親那裏所繼承而來的其實並不是繁榮，而是一連串的麻煩。

乾隆的退位僅為名義，並非事實。這位耄耋老翁在幕後以「太上皇」的身分繼續著自己的統治，處理最重要的文件，發出各種諭旨的數量也不見減少。在中國的環境下，這種情況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孝道在這片土地上本為德行之本，沒有哪位君主在父親仍然在世時便可以放手治國。於是，乾隆作為太上皇的統治（這與他在位的時間是有區別的），一直持續到他於1799 年駕崩時方告結束。在此期間，所有重要事務，新皇帝都必須經由首席大學士和珅向父親稟報。此前二十年間，和珅便一直得到老皇帝的寵信，權傾朝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獎賞扈從、懲誡政敵，並編織起了一張滲透到整個大清帝國財政系統的恩惠網絡。隨著太上皇龍體日衰，和珅在實際上掌握了攝政權力並控制了朝政。新皇帝不僅必須聽命於父親，也不能不受制於父親的這位總管。

大清帝國中央領導層的這種軟弱狀況，出現在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時候。1795 年，處於西部崎嶇邊陲的動蕩不安的邊疆社區爆發了民眾起義，此後近十年間，大清帝國的軍事力量被搞得寢食不寧。自1789 年起，黃河與長江流域的洪水便開始在中原和東部各省份泛濫。與此同時，在地處亞熱帶的港口城市廣州，一場影響力同樣巨大的災難以不起眼的規模開了個頭：在那裏，同英國人的貿易正超越大清帝國的種種行政制約而蓬勃發展；英國商人們學會了從印度運來鴉片，以支付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前途無量的貿易。1799 年2 月，當太上皇駕鶴西去時，他留在身後的是一個已陷入危機的大帝國。

發生於18 世紀90 年代的危機，恰恰是在貿易蓬勃發展和人口不斷增加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但尤其是在18 世紀80 年代之後），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保持著不同程度的出超，從而使國內

經濟獲得了充沛的銀兩供應，物價也出現了緩慢而平穩的上升。地方政府的開支越來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費用的那套體系卻捉襟見肘。18 世紀20 年代，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果敢地採取行動，試圖將官員們的收入建立在更為可靠的稅收基礎之上。但是，官員們對於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雜稅的依賴過於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開支的壓力又過於沉重，結果，這一嘗試失敗了。

開支的增加，部分是由官員們日益揮霍鋪張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上層，這一點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揮霍鋪張的基調，是由乾隆和他的近侍們所定下的。通過和珅的關係網，每一級官員都從下一級榨取自己所需要的金錢，再向上一級「進貢」，這種做法同官員生活中已為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上下級之間的關係網絡是十分匹配的。京官們向地方大員索取，總督巡撫轉而向知府伸手，知府又向縣官勒索。到頭來，支付賬單的還是平民百姓。

乾隆在漫長的帝王生涯中，一直對於受到皇家恩寵者所領導的派系活動保持著警惕。然而，到了18 世紀90 年代的最後那幾年，乾隆垂垂老矣，不再是年輕時那個機敏果敢的君主了。位居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的和珅把持著大清帝國的政策和資源，為所欲為。在主子的縱容下，和珅發明了一系列「處罰」手段，從各省官員那裏榨取錢財，由自己和乾隆分享。事實上，老邁的太上皇和他的寵臣一起，為他們共同的福祉而推出了一整套稅上加稅的體制。整個18 世紀90

年代，乾隆對於和珅的寵信一直堅定不移，甚至壓倒了他對於朋黨派系活動的敵意。我們或許可以將和珅一黨稱之為一種「超級派系」，因為它得到了最高統治者毫不動搖的庇護。

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員們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勢力卻靠著乾隆這道護身符，得以在官僚機構中大肆擴張。少數敢於對此提出挑戰的官員，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於1799 年駕崩之後，和珅及其一黨才被推翻。

在下層，錢財是要從各個縣份搜刮上來的，地方政府的腐敗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798 年，素來直言不諱的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便不指名地提到，在和珅風頭正健的年代裏，「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他還指責州縣官們，一旦有事，「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借以榨取錢財，逼得農民們走投無路，只能起來造反。本來，中國社會便已經感受到了人多地少的沉重壓力，和珅「第二稅收系統」的貪得無厭又使得社會承受的壓力變得更為沉重。中國人口從1741 年的一億四千三百萬增加到了1794 年的三億以上（也就是說，年均人口增長達到了三百二十萬），這是造成18 世紀90 年代危機的主要動因。那麼，又是甚麼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長？毫無疑問，這同自17 世紀80 年代後伴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而來的長期的國內和平環境是分不開的。同時，謀生新途徑的出現，既增加了糧食供應，也促成了人口的增長。自歐洲人於16 世紀初來到東亞和東南亞之後，他們便建立起了一張對外貿易的網絡，來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銀子帶來了中國國內市場的繁榮。由於市場在全國範圍的擴展，農民們得以通過在家從事手工業生產（主要是紡紗）以及種植可以用來換取現錢的農產品，來補貼家庭收入。從美洲引入的諸如玉米、甜薯和煙草之類的新作物，使得農民們可以擴大種植範圍，尤其是開墾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在此背景下，18 世紀成為中國人口內部遷徙的黃金時代，少地的農民不僅從平原移往山區，也移往各省交界處的人口稀少地區。然而，儘管大規模移民和開荒活動不斷地進行，到了乾隆統治的後期，人均土地佔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險的低點。

人口增長過快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問題。農業的不斷擴張破壞了植被並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萬噸的泥沙被沖入河中，墊高了堤壩內的河床，有的地方甚至高過了周圍的地面。自1778 年遭遇特大洪水之後，黃河便連年泛濫，而人們對此卻束手無策。整個18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嚴重的洪災持續不斷。從1780 到1799 年的二十年裏，有十二年遭遇了水災，其中，1796 年至1799 年間，年年都有洪災發生。由於這些現象與和珅擅權出現在同一時期，當時的人們因而相信，腐敗的河務官員將本來應當用於修築堤壩和疏通河道的經費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土地短缺地區的農民向西部邊疆區域的遷徙，構成了這一時期苦難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間的衝突。由外來農民和商人所帶來的壓力，觸發了當地少數民族的起義，例如，苗民便於1795 年發動了反對漢族官員和高利貸者的暴動。

一年後，在湖北、四川和陝西交界處的崎嶇邊區，貪婪而殘暴的地方官員在新近才開始有人定居的社區點燃起了反抗的火焰—— 1796 年，在民間佛教分支白蓮教的一批虔誠信徒的領導下，當地爆發了起義，並頂住了清軍的鎮壓，持續達八年之久。在上述兩樁事件中，官員們及其部下嗜錢如命，他們的種種倒行逆施，將人多和地少給人們帶來的窮困和不幸混合了起來。而壓在所有這一切上面的，還有身在北京的和珅一黨所施加的無情的財政壓力。

 

帝制晚期的三道難題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便將發生於18 世紀90 年代的危機描繪為：這是對大清王朝昔日輝煌和奢靡的報應，也是對官員們的腐敗行徑和大肆揮霍的生活方式的懲罰。這樣的惡行和君主的老邁以及臣下的貪婪結合在一起，一定會讓很多試圖找出事件背後原因的人們感到一種淺嘗輒止的滿足，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太多類似的先例了。然而，也有人似乎從中看到了一種更具有深意的威脅：這裏所揭示的，其實是一種制度—— 一種已經無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務相契合的制度—— 的沒落。也許，只有通過發生於18 世紀90 年代的多方面的危機，人們才有可能認識到深藏於特定事件背後的種種問題。一些過去看來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現象（例如，某一官員的腐敗，或某一水壩未能得到妥善的維護，或某位君主變得年邁昏庸，等等），此時在人們的眼裏都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一些過去看來只是屬於地方性的現象（例如，某個縣份的吏治不良，或發生於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則被視為具有了全國性的意義。

在中國現代的根本性議程的背後，存在著三道具有關鍵性意義的難題，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產物。第一，怎樣才能使得由於恐懼而變得火燭小心的精英統治階層重新獲得活力，以對抗危害國家和社會的權力濫用？第二，怎樣才能利用並控制大批受過教育、卻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來的文人精英們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樣才能通過一套相對狹小的官僚行政機構來統治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中國帝制晚期的這些兩難問題當時是否已經達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於即便沒有來自外國的侵略，根本性的變化仍然必定會發生嗎？

 

對抗權力的濫用

由於必須生活於一個征服者政權之下，清代中國的文人階層早就學會了謹慎行事。他們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是從儒家經典中得到的；而他們所獲得的政治訓練，卻來自於生活在滿清統治之下的現實。毫無疑問，異族統治—— 尤其是事無巨細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統治—— 使漢族文人們變得心存恐懼、小心翼翼。乾隆清楚地意識到，他的滿族同胞們面臨著被漢人的生活方式所融合並失去自己身為出類拔萃的戰士的特殊活力，他因而竭力試圖通過向他們發出諄諄告誡，並通過喚起他們文化上的自我意識，試圖振奮起他們的「滿人習性」。

 

乾隆還有著暴戾凶殘的另一面，這表現為他對於文人臣子們在種族問題上任何冒犯行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們很快便發現，文字—— 尤其是被認為含沙射影的文字—— 可以帶來殺身之禍。即便是對於滿族統治蛛絲馬跡般的不敬暗示，也會給文字的作者帶來身首異處的下場。乾隆本人則身體力行，親自抓了幾樁據稱是以隱諱曲折的言辭對大清朝合法性提出非難的樣板案例。此類「文字獄」可以追溯到18 世紀50 年代，到18 世紀70 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全國範圍內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獲罪。如果對於某一段文字的解讀來自於皇上本人，則不管這種解讀多麼牽強附會，人們也無法提出爭辯。對於從中所引出的教訓，文人們是不會忘記的。一位朝鮮使者在1780 年發現，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謹慎小心到了極點，「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此非但漢人如是，滿人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