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史

本書內容兼顧各時代的社會特色與貫穿時序的整體脈絡，
為深具敘事特色的中國社會史教科書。

本書起始於新石器時代華北、華南農業村落的興起，結束於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以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為重心，討論中國歷史上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明瞭其延續與變遷。
探討的問題諸如：農業村落的興起與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的演進；封建社會、門第社會、科舉社會出現的時代背景，及士人、士族、士紳的社會角色；古代氏族與國家形成的關係和家族制度的變化；城市性質的演變與工商業的盛衰、復振；人口的變動及其對社會中心轉移的影響；漢末道教在傳統社會中的根源；中古到近世佛教社會力量的發展、限制；近世民間祕密宗教的活躍與其對社會的影響；宗教、家族、政府、士人、商人對推動社會福利與互助的貢獻；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在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下的劇變。
本書課題之選取，分歷史階段看，可得各時代的社會特色；合而觀之，則能掌握中國社會史的整體脈絡，有助於對傳統社會進行深層的思考，是為理解中國社會發展軌跡的入門書籍。

梁庚堯

祖籍廣東省新會縣，民國三十七年生於廣州，旋即移居香港，民國四十五年定居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民國五十九年）、碩士（民國六十三年）、博士（民國六十六年），自民國六十六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至民國一○二年退休，現為同系名譽教授。
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干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序

第一講　早期農村的發展與國家的形成
　一、早期農村的興起
　二、社會組織的演進
　三、夏、商時代國家的形成

第二講　封建社會秩序及其解體
　一、周初封建的本質
　二、封建社會秩序的演變
　三、封建社會秩序的解體

第三講　士人階層的興起與士族的形成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與擴大
　二、士人地位的下降與回升
　三、士族的形成與發展

第四講　道教的社會根源
　一、神仙與方士
　二、神仙信仰的普遍
　三、巫與巫術

第五講　土地私有制度的曲折發展
　一、春秋晚期以來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
　二、漢代土地私有制度的發展
　三、三國時期國有土地的擴大
　四、西晉時期私有土地的復盛

第六講　古代城市的性質
　一、封建時代城市的性質
　二、春秋時期城市的擴張
　三、戰國城市工商業的興起
　四、秦漢以後城市的里制與市制

第七講　人口的大變動與市場的萎縮
　一、人口的銳減
　二、人口的流徙
　三、市場的萎縮

第八講　門第社會勢力的形成與衰落
　一、曹魏西晉門第勢力的形成
　二、東晉南朝門第勢力的發展與僵化
　三、北朝隋唐門第勢力的演變

第九講　身分制度的盛行
　一、奴婢
　二、客與部曲
　三、世業、世兵與世吏

第十講　均田法的演變與破壞
　一、均田法的成立與演變
　二、均田法的破壞
　三、客戶的湧現及其與佃農的合流

第十一講　佛教社會力量的發展與限制
　一、佛教社會力量的興起
　二、佛教社會力量的發展
　三、佛教社會力量的限制

第十二講　南北社會中心的轉移
　一、南北戶口的升降
　二、南北產業的消長
　三、南北人才的交替

第十三講　科舉社會的成立與逆轉
　一、唐代門第勢力的衰退
　二、宋代科舉社會的確立
　三、元代社會階級的再興

第十四講　茶鹽專賣制度的成立與私販的猖獗
　一、茶專賣制度的成立與演變
　二、鹽專賣制度的成立與演變
　三、茶鹽私販的猖獗

第十五講　宋元的土地分配與租佃制度
　一、耕地不足
　二、土地的所有與經營
　三、租佃制度

第十六講　宋元城市社會的興盛
　一、城市型態的轉變
　二、城市的擴張
　三、城市的社會結構

第十七講　宋元的工商組織與工商資本
　一、商品流通的中介
　二、手工業工場的組織
　三、工商行會的性質
　四、工商資本的流動

第十八講　新家族制的形成與發展
　一、族譜
　二、義莊
　三、祠堂與祭田
　四、族長與家長
　五、家產
　六、婚姻與婦女地位

第十九講　社會福利與互助
　一、倉儲
　二、養老濟貧、慈幼、療病與助葬

第二十講　身分制度的復興
　一、宋元時代奴隸制度的衰落與復興
　二、元明的職業世襲制度
　三、明代的奴僕與奴變
　四、清代奴隸制度的興盛與衰退

第二十一講　祕密宗教團體的活動
　一、彌勒教與摩尼教的活動
　二、白蓮教的形成與發展
　三、羅教的興起與流衍

第二十二講　明清士紳的社會地位
　一、士紳階層的構成
　二、士紳的特權
　三、士紳的社會活動

第二十三講　明清租佃制度的演變
　一、佃權的長期化
　二、一田多主制
　三、租課型態

第二十四講　明清的工商活動與商人地位
　一、生產、流通組織與資本
　二、工商行會的發展
　三、工商業者的社會活動與社會地位

第二十五講　祕密會黨的活躍
　一、祕密會黨的形成
　二、祕密會黨的擴散
　三、祕密會黨的組織

第二十六講　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一、商工階層的崛起
　二、新舊知識階層的交替
　三、婦女地位的提升
　四、農村社會的衰敝

第三講　士人階層的興起與士族的形成（摘錄）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與擴大
在封建社會秩序瓦解的過程中，一個社會階層興起，這便是在以後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士人階層。士原是封建社會中國人的骨幹，他們大部分自耕食田，在作戰時被編組成軍隊，少部分則在貴族政府中擔任下級的職務，可以接受教育。封建社會秩序中的士階級，正處於統治貴族與被統治的野人的交會點，因此當封建社會秩序瓦解，階級升降進行時，便成為貴族下降與一般民眾上升會聚之處，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成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與以往的士階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

（一）士人階層的興起
古代教育限於貴族與國人，春秋末年，孔子開始自由講學，將學術傳播到民間，擴大了教育的範圍，這也就是士人階層興起的開始。過去在階級結構中具有固定地位的士，從此轉變成為具有游動性質的士人。過去的士，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大部分務農從軍，此後的士人卻主要延續文事的傳統，或仕宦，或教學。孔子本人，便是新興士人的一個最佳典型。

新興的士人所以自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在於他們擁有知識。貴族階級結構崩壞之後，知識不再由具有特殊身分的人所獨享，而是廣泛的向民眾傳布。孔子本人，「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來源複雜，有貴族子弟，大多數出身於平民，甚至有出身微賤的仲弓。他們的出身不同，卻都在受過教育之後擁有知識。孔子之後，這一類的私人講學愈來愈多，他的弟子繼續講學事業的，譬如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其他如墨子有弟子三百人，形成一個以鉅子為中心的集團；孟子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一樂；《孟子》書中有「陳良之徒陳相」的故事，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平民為求仕進，棄農事而專務學問，在當時記載中不乏其例，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所載趙襄子時，中牟有身修學博的兩位士人中章、胥已出仕，於是中牟之民「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又如《呂氏春秋．博志》所載的甯越，原是「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因而棄耕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不論出身，只要擁有知識，便是士人階層的一分子。《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這些人的出身都不好，可是都經由求學，而成為「天下名士顯人」。教育的擴大，使得新興的士人階層是一個以特長決定的社會階層，而非以出身決定的社會階級。

士人擁有知識，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出仕。孔子本人最大的抱負是在政治上一展長才，他平日和學生的問答討論，都屬於廣義的政治教育範圍。孔子雖然認為士必須具有很高水準的品德，可是他也告訴學生說，好好學習，「祿在其中矣」。孔子自己出仕過，他的學生也有好幾個做過邑宰。孟子對「士何事？」的問題雖答以「尚志」，但他更清楚地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戰國時代的士人，有許多已失去恆產，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所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士人不出仕便無以為生。當時政治組織的變化，也使得他們能夠獲得出仕的機會，貴族政府已經成為過去，君主集權代之而興，君主不再將權力與貴族共享，而要由自己單獨掌握。為了讓國家在生存競爭中生存，君主唯賢是用，於是士人能夠以其知識服務君主，領取俸祿來維持生活，也可以在政治上施展抱負。孟子周遊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這麼多弟子跟著他走，目的可能便在於藉著老師的聲望而獲得官職。

（二）游士與養賢
自春秋末年以後，隨著教育的擴大和君主的求賢，士人的數目不斷增加。新興起的士人階層，他們脫離了原有邑里氏族結構的限制，而成為社會上的游動分子。他們為求獲得君主的賞識與重用，往往離鄉背井，周遊於列國之間；他們出仕，也沒有國界的限制。孔子、墨子、孟子等大學者，都曾帶領著他們的學生周遊列國，其他戰國時代的士人，也幾乎沒有不游動的。蘇秦、張儀固然是明顯的例子，秦國所重用的士人也大多來自東方。新興的士人，以他們的知識才能，待價而沽，在當時的國際政治市場上博其買主。士人之所以成為游士，一方面由於當時列國並立，對於人才競相爭取，另一方面也由於士人沒有家族和田產的羈絆。蘇秦的故事是後面一種情況的最佳說明。蘇秦最初游說無成而歸，「妻不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戰國策》卷三）。等到後來為從約長，並相六國，道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這時「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回顧以往他們的態度，歎息說：「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可見蘇秦不但和家族關係不密，而且也沒有田產。這正是當時社會的特色，士人沒有家族和經濟勢力的支持，以個人的身分活躍於社會上。但是在貴族勢力衰退，國君競相爭取的情況下，他們的氣勢卻日漸高張。

士氣的高張，表現於國君的禮賢。士人之中，有些不以入仕為滿足，不甘屈身為臣，而以道的承擔者自命。他們激烈的拒絕一切政治權威，如《孟子》書中的陳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如莊子，更強烈到要取消一切社會的活動。至於溫和的則自許為王侯的師友，王侯在士氣高張的情勢下，也接受了他們這種高自位置的態度，而有禮賢之舉。譬如魏文侯，禮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魯繆公以友待子思，而子思自居為師，因此不悅。這種禮賢的措施逐漸制度化，就有了齊國的稷下學士。齊宣王喜歡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稱為稷下學士，又稱為稷下先生，最盛時達到數百千人。齊宣王所以如此做，是為了「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這反映了當時各國君主正在展開一場攬賢的競賽。因此，其他各國也可能有類似稷下學士的制度。騶衍為稷下先生，而他「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明了國君禮賢的普遍性。而燕昭王不惜紆尊降貴，執帚為騶衍作前驅，可見這場攬賢競賽的激烈。

國君禮賢，多以當時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對象，以他們的議論來提高自己的聲望。但是士人階層人數眾多，還有許多沒有聲名的士人，他們也成為各國權貴爭取的目標，因而有養客的風氣。以養客聞名的，有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廉頗、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秦國呂不韋、燕國太子丹等人。他們所養的客，流品複雜，有文士，有俠客，也有雞鳴狗盜之徒，不完全是士人。春申君、孟嘗君都有客三千餘人，可見所養人數的眾多。對於這樣眾多的客，權貴供養他們，有等級之分，例如孟嘗君的客舍便有傳舍、幸舍、代舍的分別，有名的馮驩故事，說到馮驩最初被置於傳舍，他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幸舍，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知道了，遷之於代舍，可是他又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這次孟嘗君不高興了。可知不同的等級，有不同的待遇。這也說明養客也已經制度化。權貴養客，是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建立自己的實力基礎，以便在必要時有人來為他效命。像毛遂自薦於平原君，與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國，終於使楚王答應發救兵。呂不韋的門客，則為他編寫了一部《呂氏春秋》。士人投入權貴的門下，有許多是為了解決衣食的困難，因此有「食客」之稱，也有許多是為了獲得仕宦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