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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高承恕教授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超過三十餘載,帶動國內的社會理論、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風氣,同時也是社會學研究中國大陸及香港經濟轉型的先驅者,他對臺灣社會學的孕育和成長,影響深遠!本書為高承恕教授的榮退論文集,收入的文章皆為其現今在學界表現優異之學生們,從各自的學術專長出發彙編而成。本書包含西方理論與東方/臺灣經驗研究的不同面向,展現了臺灣社會學界的世代接棒與傳承。

主編簡介
王振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專長為政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與經濟社會學。
朱元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專長為社會思想史、當代社會理論、文化研究、都市民族誌。
黃金麟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長為文化社會學、社會學理論、歷史社會學。
陳介玄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專長為經濟社會學、社會學理論、歷史社會學。

高承恕教授簡介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逢甲大學董事會專任董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逢甲大學經營管理學院榮譽教授。專長為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社會學理論、臺灣社會與經濟研究。

序: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
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 執筆)

  這本書是祝賀高承恕教授從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榮退的紀念論文集。高承恕教授在1978 年學成歸國後,開始在東海大學任教,直到2013 年退休,教誨學生無數。高老師在學術發展上,大略可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引進西方社會理論,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韋伯、與年鑑學派,在當時的社會學界引起極大風潮;第二階段始於高老師將重點移轉到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帶領團隊全台奔走訪問廠商,也帶動社會學界對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和成果出版。雖然這二階段的學術研究領域截然不同,但在高老師學術熱情的召喚下,一群群學生紛紛投入相關研究,其中有些學生持續在東海大學深造,有些則出國留學,學成之後他們在各大學任教,高老師的學術影響力遂枝開葉散,進而形成社會學界所謂的「東海學派」。
  這兩本《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的紀念論文集,是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和我們一群曾深受高老師影響的學生,2013 年5 月18日在東海大學舉辦的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改寫彙編而成。而編輯的邏輯和架構,基本上是跟隨高老師學術發展的階段脈絡:從高老師引介西方馬克思主義、韋伯,到後來從事中小企業和金融研究。這個序文將順
此時間序列,介紹高承恕教授的學術發展,之後說明他對臺灣社會學發展的貢獻和影響,最後則說明本書的文章和基本論點。
一、學術志業
  高承恕教授於1969年畢業於東海社會學系,之後留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8年東海社研所碩士班成立,他回到東海社會學系開始長達35年的教學生涯。在他長期從事社會學教育的過程中,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至少產生了以下三個重要的影響。第一個就是帶動了對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的熱潮;第二個是引發了社會學界投入中小企業的研究;第三個是開啟了台商和東亞資本主義比較研究的先河。這些影響至今方興未艾,也透過了東海畢業的學生,不斷往外擴散。
  (一)在回國任教初期的第一階段,高承恕老師主要的教學核心在社會理論,包括引介了邏輯實證論與詮釋學的辯論,以及批判理論等對於社會理論的反省等;其討論範圍包括了哈伯瑪斯、韋伯、舒茲與現象學、葛達瑪與詮釋論、溫區與文化人類學、日用語言學派、孔恩與科學哲學辯論等,並往上追溯西方哲學傳統,一直到康德、黑格爾到馬克思。在仍處於戒嚴時期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仍是禁忌,但由於高老師的引介和帶領,東海師生卻能自由地閱讀、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當時如日中天的哈伯瑪斯著作,誠屬異數。同時在臺灣學界造成一股風潮,不少臺大學生也會慕名前來旁聽。
  然而對高老師而言,他內心更為關切的議題是:「中國為何成為今日之中國?」而其切入點就是韋伯的著作。在社會學理論的傳統中,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所關切的就是「為何現代理性資本主義只出現在西方?」、「西方為何成為今日之西方?」正是回答高老師心中疑問的起點。因此,高老師曾經連續幾個學期開設「韋伯專題」課程,帶著學生閱讀韋伯的經典文獻,例如《經濟與社會》、《中國的宗教》等,當時的一批學生,各自在不同領域撰寫關於韋伯的論文,奠定東海社會學系韋伯研究的學術聲望。高老師也在1980 年代造就臺灣學界的一股「韋伯熱」。當時社會學界對西方社會理論的熱潮,曾有過「南高北葉」(東海的高承恕教授和臺大的葉啟政教授)的美號,可見當時學生對於理論熱切研讀的盛況。
  (二)對於韋伯的研究,和對現實世界的關心,也引導高老師的學術發展,逐漸往經驗研究移動,而最終落實於「臺灣中小企業」研究上。由於韋伯認為西方理性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城市中產階級的出現有關,是這個階級帶領了西方文明的改變。因此,高老師開始對中產階級這個議題產生興趣。其次,在1980 年代,當時社會科學界普遍以量化方法拿來進行本土研究,認為一旦累積足夠的研究成果之後,「中國化」與否就不會成為議題。但是,高老師受到韋伯的影響,認為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因此並不認同問卷和量化方法,在當時臺灣社會學界屬於異類;他後來對於臺灣中小企業主的研究,也都是透過訪談,進入企業主的世界來詮釋中小企業的發展。
  在高老師移轉到經驗研究的過程中,一個重要轉折點是開始對法國年鑑學派史學的鑽研。1984 年,在大量研讀韋伯的主要著作之後,高老師決定深入探討年鑑學派相關研究,從史學的長時段觀點尋找社會學可資借鏡之處。他帶著學生一頁一頁討論布勞岱(F. Braudel)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巨冊原文版,以及年鑑學派的其他著作,例如《私生活史》等其他著作,啟發學生從長期觀點來觀察社會問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也愈來愈回歸到人文社會研究的傳統,與正統社會學走向數理和量化取向,有著極大差異。
  同樣也在1984 年,當時仍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任教的Gary Hamilton 在東海客座一年,他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和關切(例如1984 到85 年發生的臺北十信事件),引發了高老師長久以來內心的焦慮:也就是,連外國學者都這麼關心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卻缺乏關注也無力解釋。透過了與Gary Hamilton 一年的密集討論和交流,激盪出高老師當年要建立中國社會學的夢想和大志。於是1987 年高老師決定成立「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務實地從基層認識臺灣社會,開啟了對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
  承繼了韋伯的研究方法,高老師採取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方法,來瞭解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透過了連續多年的國科會計畫,高老師帶著他的學生東征北討、南北奔波、深入基層做田野調查的精神還被《天下雜誌》專輯報導,稱為「高承恕和他的十三兄弟」。其研究至今,訪問超過六百家企業,累積訪問紀錄超過三千萬字;當初訪問的廠商,有些也許已經消失,有些可能遷移大陸或成為大廠商。但不論如何,高老師的研究,已經真實地記錄了臺灣中小企業的變遷過程,也為臺灣的企業研究,奠立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更重要的,透過這些計畫,高老師以及他的學生們,陸續發表研究成果,確立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及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東亞中心)對於臺灣產業研究的領先地位。
  (三)因為投入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高老師看到臺灣經濟的轉型,因此,他的研究,逐漸從製造業轉移到貿易和金融。進一步地,他也開始了東亞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包括對於香港以及對中國大陸的台商研究。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下,高老師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黃紹倫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的社會科學部教授合作,進行了「臺灣與香港中小企業之社會制度」研究,帶領學生前往香港進行大量訪談和調查,之後將其研究成果出版《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一書,可說是高老師在香港研究上具體而微的學術貢獻。此外,早在1993 年,當時台商才開始前往大陸投資,但高老師已經看到臺灣經濟與大陸之間密不可分的趨勢,便著手進行「海峽兩岸三邊社會經濟之互補性與矛盾性:以臺灣在大陸投資為策略」研究,對於現今大量的台商研究而言,高老師具有相當高遠的眼界,這不只是研究時機上的領先,也是社會學界相關研究的先驅。也就是在此階段,高老師帶領東海師生,前往北京,並與清華和北大社會學系建立了合作關係,成為學術伙伴。在兩岸大學的學術合作方面,高老師真的非常具有先見之明,至今東海和這兩個大陸的大學,以及香港的大學之間的合作仍未間斷。雖然這些年來,高老師已經接近退休年齡,但他仍不斷自我超越,試圖從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移轉、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臺灣在東北亞資本主義中的角色。這樣的開創精神,足為後學榜樣。
  整體而言,高老師不論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都開啟了臺灣社會學界新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從理論思辯到田野經驗,高老師不但願意不斷嘗試新的領域,也在研究中開啟新局和典範。從韋伯、哈伯瑪斯、年鑑學派,到臺灣中小企業、金融體制,到香港和台商研究,都說明了高老師是以「帶著感情發問」、「理性沉著回應」的態度,結合理論知識和經驗研究,創立新的研究方向和典範。
二、經師與人師
  在高老師榮退的當天,東海大學的茂榜廳被幾百位的人群擁塞得水洩不通,高老師35 年來所教過的學生、企業界的朋友、以及過去多年來從事兩岸交流,大陸清華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多位教授,都一起來到東海為高老師慶賀這個屬於他的日子。為何高老師的退休,能夠吸引到那麼多人來為他祝賀?做為他的學生同時也身為教授的我們,眼見盛況,不禁捫心自問,在我們退休時,是否也能夠有如此光景?
  高老師除了對學術的堅持外,也是一位為學生全心全力付出而不悔的老師。他把培養學生當成畢生的職志,帶學生讀書、訪問、出國、打球,臺灣學界還沒見到哪位老師可以像高老師這般,把很大部分的時間都給了學生。高老師的所言所行,就是一位能身體力行、帶動風氣、與學生一起成長、從實踐中培養能力的老師。今天大家談通識博雅教育,高承恕老師一生所呈現的「經師人師」,就代表了整個通識和博雅教育的精神。
  由於將大部分時間花在教育學生身上,因此影響了高老師的寫作時間,他的著作相對於其他專注於研究的學者是比較少的。但是把他和同時回國任教的學者相比,高老師的少數著作卻影響了整個世代,而他帶出來的學生現今已任教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學,影響了臺灣社會學界的長遠發展。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也深切體驗了所謂「萬世師表」的真正意義。我們這幾位都在大學任教,面對高老師為學生的付出和精神,我們實在顯得渺小,因為我們連高老師對學生付出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
  做為高老師的門生,特別是早期的學生,我們享受到了春風化雨的教導,也十分放肆地在高老師東海路的家上課到深夜,甚至有時就睡在高老師家裡。現今想起,當時年輕實在不懂事,因為我們嚴重地打擾了高老師的家庭生活而不自知。雖然現今說來有點太晚,但我們也要用這個機會,感謝高師母鄭瑩女士的包容與支持;沒有高師母的寬容胸懷,就不能成就學生與老師論學的氛圍,而這正是造就「東海學派」無形但卻是最有力的根基。
  韋伯在「學術做為一種志業(Beruf)」中提到,學術研究是種使命和召喚(calling),具有神聖性格。他說,任何人假如「⋯⋯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做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高老師體現了將教育和學術做為志業的精神,召喚了後來的學生對學術和教育的投入,建立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獨特的精神狀態,且已經成為臺灣社會學界非常具有價值的資產。
三、章節介紹(經驗研究篇)
  全書共二冊收有12 篇論文,分為理論篇和經驗研究篇,以回應高老師學術生涯的兩個階段。本書為第二冊的經驗篇共有6 章,各自分別代表了高老師對中小企業研究、台商、金融,以及香港的研究,這些論文除了承繼高老師的中小企業研究傳統外,也都分別關注各自議題新的發展趨勢。第一章王振寰與吳翰有合著之〈臺灣製藥產業發展與組織轉型的企業史分析〉,呼應高老師的中小企業研究,以企業史的分析路徑,說明臺灣製藥產業發展歷程以及製藥公司的組織轉型,並以永信藥品、台灣東洋、五洲製藥及信東生技等四家製藥公司的個案,分析不同的轉型途徑。藉由企業史的個案分析,並依照國際化布局與技術能力的程度,發現四種不同的組織轉型模式:第一,積極國際化開拓外銷管道(永信);第二,不斷引進國外醫藥和提升自身能力(信東);第三,不斷開拓國內利基市場,降低健保的低價風險(五洲);最後,從學名藥廠改變為從事新藥研發的公司,以創造新的利基和利潤來源(台灣東洋)。他們指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製藥產業,在面對國家醫藥衛生規範、全民健康保險,以及高度鑲嵌在國內市場等結構限制之下,依然展現活潑的企業家精神。
  第二章是陳介玄教授的〈社會建構的品牌策略:臺灣中小企業轉型中的創新〉,與前文類似,此文討論臺灣中小企業如何避過價格競爭而朝向品牌的「價值競爭」?他指出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知道品牌的重要,也希望往品牌經營方向前進。然而他們卻容易陷入價格競爭。他認為,品牌的經營是一個從市場價值的範疇過渡到不同的社會價值範疇。企業的品牌發展,需要的是一個發現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企業的品牌必須是社會建構,以社會最終消費者的價值實現做為企業追求的價值,這需要企業與社會互動,瞭解社會,而這不是代工產業的價格取向所需面對的環境。這個論點指出了中小企業發展需要新的發現社會的能力,是當代臺灣需要的見地。
  第三章是由張維安、丘海雄、李宗義所合著之〈淘汰、轉型、升級?:東莞台商的困境與轉變〉,探討台商在廣東東莞市的產業升級問題,作者們指出,由於投資環境的改變,東莞市政府一方面以「騰籠換鳥」的政策思維,消極地勸退不適合的台商轉移到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與台資企業協會合作,協助企業進行升級與轉型。此文根據2008-2011 年的調查資料,發現東莞台商在這段時間受到當地社會、環境成本增加的影響,受影響的廠商有贏有輸,有些台商在資產利得、市場開發呈顯激烈下降,有些則相對的增加,尤其是技術研發方面更是有明顯的提升,這些現象顯示在這波衝擊中,有些台商順利的進行了升級的轉型,並往國內市場和品牌建立的方向轉型。這篇論文也呼應了前篇論文的重點。同樣強調品牌建立的是第四章,由陳介英教授討論〈從代工文化到品牌文化──臺灣產業的文化轉型與發展初探〉,指出現今已經有很多中小企業試圖跳脫代工的路徑,而嘗試建立品牌;作者指出,這樣的轉型,它所需要的不只是技術的創新,還牽涉到社會文化環境與企業本身之經營理念、制度與作為的轉型。論文指出了國內各項新的嘗試措施和產學合作聯盟,鼓勵建立品牌文化和制度,這樣的社會文化正在崛起中。
  第五章林寶安教授的〈戰後銀行體制的臺灣化:從1975 年修訂《銀行法》刪除錢莊規定談起〉,是以1975 年《銀行法》修訂,刪除「錢莊」為銀行的條文開始,討論臺灣銀行體制如何從中國體制逐漸建立臺灣化的過程。它用歷史資料鋪陳的方式,來討論臺灣銀行體系如何從中國大陸來臺,必須適應從日據時代以及戒嚴體制以來,在臺灣所產生的金融體系,亦即「中國」到「臺灣」尷尬的適應問題。他特別指出,這個法條的修訂,解除國家銀行過去的動員體制與特別法色彩,讓原不受《銀行法》規範的國家銀行回歸《銀行法》的體系,進一步改造我國金融體制往在地臺灣化邁進。這是一篇深入討論臺灣銀行體系歷史演化的論文。
  最後,第六章是由何彩滿教授寫的〈壟斷型資本主義與香港日常生活結構〉,該文指出香港經濟九成以上倚靠服務業的貢獻,但眾多行業裡,存在著各種壟斷。過去殖民地時期的英資公司到今日的華人地產商財閥,由少數企業財團掌控大部分經濟結構的型態,並未產生質變,他們倚靠特許拿到諸多經營權,並發展成為行業壟斷的地位,諸如碼頭、食品零售、地產、電力、電訊、建築等都集中在少數的集團手中,並與其他集團建立企業聯盟,實行跨行業的壟斷(如,地產與超市的結合)累積大量財富。因此香港近年來的發展,形成了日常生活被幾個大財團壟斷的現象。這正是作者說的──美麗光鮮「香港奇蹟」背後的哀愁。
  本書的完成,必須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劉正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吳翰有博士志願擔任義工協助各項籌備和編輯,從籌備開始,他們就一直參與我們的定期開會,仔細籌劃各項工作,以及會後緊盯文章進度、審查和修改的工作。其次,我們要感謝參與寫作的朋友,因為他們的熱心參與,才有這本書的出現。我們也要感謝參加高承恕教授榮退會議的所有師生、校友和朋友,大家共同見證了高老師做為人師和經師的典範。當然,我們大家都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大聲地對高老師說聲:「謝謝老師」!

序: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執筆)
推薦序:臺灣社會學的Medici/熊瑞梅
第一章  臺灣製藥產業發展與組織轉型的企業史分析/王振寰、吳翰有
第二章  社會建構的品牌策略:臺灣中小企業轉型中的創新/陳介玄
第三章  淘汰、轉型、升級?:東莞台商的困境與轉變/張維安、丘海雄、李宗義
第四章  從代工文化到品牌文化:臺灣產業的文化轉型與發展初探/陳介英
第五章  戰後銀行體制的臺灣化:從1975 年修訂《銀行法》刪除錢莊規定談起/林寶安
第六章 壟斷型資本主義與香港日常生活結構/何彩滿

第一章
臺灣製藥產業發展與組織轉型的企業史分析
王振寰、吳翰有

一、前言
  臺灣製藥產業是由一群一百多家、平均分布在國內北、中、南部,且具有家族色彩的中小企業所組成。臺灣製藥產業的企業發展歷程,充滿創業精神,創辦者亦善於運用人情網絡來獲取企業在創辦與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與市場等資源。由於疾病傷殘的治療需求,藥品為影響社會健康的重要民生必需品。長期以來,臺灣製藥產業並未受到政府重視,始終依賴企業自身的力量來謀求生存及發展。直到近二十年來,隨著全民健保制度的實施、國家為推動生技產業而陸續推出多項產業政策,以及生技新藥公司逐漸得到社會重視等因素,製藥產業才順勢得到關注。
  臺灣製藥工業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此之前,臺灣社會以中醫及漢方草藥為主要的醫治手段。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行西醫的醫療觀念,以西醫為醫治手段的現代醫療體系才逐漸在臺灣落地生根(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 2011)。不過,當時臺灣所需的西藥製劑仍大多自日本進口,本地藥房的經營仍有許多法令限制。即便有些私人藥房兼營製藥廠,亦採用家庭作坊型態從事手工製藥。臺灣光復之後,本地的製藥廠多以煉製魚肝油外銷,重要的西醫製劑則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或由軍醫體系自建藥廠,以供應軍隊之需。民間的製藥技術低落,品質良莠不齊。家庭作坊的手工製藥輔以簡易的機器設備從事生產,仍為市場主流。製藥工業屬於複雜且具有高度技術性的精密工業,早期國內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藥廠大多欠缺化工及藥理基礎,同時亦欠缺資金投入研發(范佐勳編 2001)。因此,在小藥廠數量龐大,品質難獲保證,且藥物品質關係到傷病的治療效果等因素考量下,1982年製藥公會與政府共同推動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簡稱
GMP)認證制度,使得臺灣製藥產業邁向現代化的生產。今年(2013)元月一日起,歷經GMP、cGMP、PIC/S洗禮的臺灣,領先日本、南韓等國,正式成為PIC/S 會員,也昭示臺灣製藥水準與國際同步。
  雖然,通過PIC/S GMP 認證的製藥廠,其品管及工藝已達到國際水準,但1995 年實施的全民健保制度,則使得醫療院所的處方用藥幾乎涵蓋在健保藥價支付制度的設計之內,造成以生產學名藥為主的臺灣整體製藥產業利潤大幅下跌(李芳全 2010;吳翰有、王振寰 2012;黃煌雄等 2012)。因而,在國內市場規模小、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若干製藥廠也搭上臺灣第一波對外投資熱潮,前往東南亞、中國大陸,甚至美國等國家投資設廠,展開國際化的經營布局。此外,不少藥廠近年來朝向保健食品、建立行銷通路及承接國際代工等多角化發展,進行組織上的拓展、轉型,以及擴大利潤。
  本文以國內四家本土製藥公司為個案,分別是永信藥品(以下簡稱永信)、五洲製藥(以下簡稱五洲)、信東生技(以下簡稱信東),以及台灣東洋(以下簡稱東洋)等,來說明臺灣製藥業的轉型。製藥產業為臺灣廣大中小企業的其中一群,但與其他中小企業在產品生產上最大的差異,在於藥品開發、臨床試驗、製造、上市及銷售等過程,每一個環
節皆受到國家法規的高度管制。同樣的,藥物的外銷亦須接受進口國家的衛生主管機關的認證與管制,不是想外銷就能出口。就廣義的生技醫藥產值而言,2011 年臺灣的總產值達到2,100 億元新臺幣,占全球的1% 不到。儘管,臺灣製藥產業的規模偏小,全球能見度低,但這些製藥廠依舊發揮中小企業的創新精神,不斷在政策、市場及社會制度等的結構限制中,積極尋求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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