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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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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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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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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二年,仁宗成立校正醫書局,負責校勘醫書。醫書校勘後,由國子監頒行,成為往後定本,對中國醫學發展影響極巨。本書不再以皇帝推行仁政的角度,了解校正醫書局的工作,而是以新的視野,將校勘醫書工作,放入北宋歷史脈絡中,探討校正醫書局成立的來龍去脈及其工作的特點,從而正確地理解校正醫書局的歷史意義。本書深入剖析太祖、太宗朝編撰本草和方書,仁宗朝校正醫書局的成立,神宗熙豐變法對醫學影響,以及徽宗朝政治與醫學關係,清晰地展現北宋醫學發展的面向。

作者簡介

范家偉,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獲一級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中古醫療史,著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等,發表學術論文、書評數十篇。

目次

第一章 引言 001

第二章 研究進路與目的 009

第三章 韓琦建議設校正醫書局的背景 015

第四章 三館秘閣與醫書校正 023

第五章 祖宗之法:太祖、太宗朝官修醫書 035

(一)《開寶本草》編修 / 036

(二)《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兩書編修時間和書成後情況 / 039

(三)兩部方書的編修人員、背景及其性質 / 044

第六章 校正醫書局的分析 058

(一)設立 / 058

(二)組成 / 067

(三)工作 / 081

第七章 儒臣校正醫書的理念與方法 095

(一)儒臣校正醫書的理念 / 095

(二)個案一:《嘉祐補注本草》、《圖經本草》 / 120

(三)個案二:《備急千金要方》 / 143

第八章 醫書校正與醫學發展 164

(一) 醫學分科與考試 / 164

(二)北宋監本醫書的流通 / 189

第九章 國家從民間吸納醫者及其影響 206

(一)國家從民間吸納醫者的情況 / 206

(二)北宋前、中期運氣學說 / 229

第十章 熙豐變法時期國家與醫學 239

第十一章 徽宗朝醫學發展 259

(一)《證類本草》校勘 / 260

(二)《聖濟經》所 / 266

(三)官方接納運氣學說 / 273

(四)儒醫政策 / 289

第十二章 結論:劉完素及其醫學 307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引言

北宋是中國醫學史上很具特色的時代,從太祖立國開始,國家對於醫藥就非常注意,在推動醫學發展方面,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影響深遠。趙宋立國,從開寶六年(973)太祖編《開寶本草》開始,經歷太宗朝完成《太平聖恵方》、《神醫普救方》,仁宗朝成立校正醫書局整理十一部醫書,徽宗朝編纂《聖濟經》、《聖濟總錄》,持續時間之久,貢獻之大,前所未有(以上僅舉其大者)。1

近數十年,國家與醫學是宋代醫學史研究的一大課題,其中「皇帝與醫學」更是當中焦點。2學者普遍認為北宋皇帝對醫學關注,與實踐儒家仁政有關,而宋人對醫學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理,並將它們廣泛印行,對往後醫學發展影響極巨。在2006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杭州召開「宋代國家與科學」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從科學、技術、醫學範疇,探討宋代國家與科學的關係。從會議各篇論文所見,再一次肯定宋代國家對科學、醫學發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孫小淳、曾雄生在論文集【導言】指出:

 

就宋代而言,國家的主導地位是宋代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宋代由國家組織的科學活動特別多,有大規模的天文測量,天文儀器的製作,醫學經典的校正,本草、方書的修撰,大型類書的編纂等。這些多是由政府組織、國家支持,許多官僚機構都參與其事。從這些史實出發,在討論儒家官僚體制對科學的作用時,我們可能得出和李約瑟不一樣的看法。3

 

文中特别提到: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文化裏面促進科學研究和發明的因子,被儒家思想及其支配的官僚體制所扼殺。其實,儒家思想和官僚體制對科學發展所起作用,是多方面的,「促進」與「扼殺」作用可以同時並存。學者探討儒家與科學關係時,往往從儒家思想對自然態度和科學探求精神進行分析。4這種分析容易流於仁智之見。席文(Nathan Sivin)對「李約瑟難題」的一個質疑是一個因素究竟是「促進」抑或「扼殺」科學發展,繋於分析者立場。5所以,抛開這種儒家與科學論述,回到宋代歷史情境中,進行具體而仔細的個案分析,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前人的研究大多肯定宋代國家政策,對醫學帶來正面的作用。李經緯指出十項北宋皇帝對醫藥的貢獻:一,派醫、頒方防治疾疫;二,徴集、校正、普及醫學書籍;三,開辦社會慈善機構和醫院;四,改革與普及醫學教育;五,提高醫學與醫師社會地位;六,改革 舊俗,改造和禁止巫俗;七,舉辦實藥所、藥局,實行進口藥専賣;八,修訂、頒佈本草;九,重用醫術超群的道士和草澤醫;十,御撰醫方醫理著作頒行天下。

梁其姿教授兩篇極具創見的大著〈宋代至明代的醫學〉、〈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最值得注意。前者深入剖析從宋至明醫學學術知識的傳播及其長遠影響,並從醫學傳統、傳承體系研究學術的與民間的醫學傳統分離問題。後者則從地方醫生政策、藥物資源、地方醫療組織三方面,探討宋至明地方上所能獲得的醫療資源。6

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強調北宋皇帝個人對醫學的興趣,具體措施包括政府編校醫書,設立醫學學校,加強考試內容,以及推動針灸療法。北宋皇帝對醫學重視,提升了醫學的地位。郭氏指出北宋以前,醫學屬於低級技藝,被精英階層所鄙視。北宋時期,醫學從低級技藝轉變成皇帝感興趣的課題。7

韓毅的研究以醫學詔令為基礎,對北宋校改醫書過程及其影響,提供非常詳盡的說明。韓毅認為北宋皇帝為弘揚仁政,在徴集、校正、整理、刊刻、推廣醫書等方面,發揮了組織者和推動者的巨大作用。8

至於北宋校正醫書局編修人員研究,筆者〈北宋館閣官、儒臣與校正醫書局〉先開其端,繼之有陳名婷碩上論文《宋代官修醫書考》。9陳名婷文中整理宋代官修醫書的編修歷程和參與人員,並對館閣官員校正醫書一事有簡要的說明。

嚴世芸對宋代醫學發展的研究,有如下體會:

 

由於對宋代中醫學術的發展全貌缺乏較完整的了解與認識,後世對宋代醫學的評價與總結,頗多曲解,歧意層出。如宋代 「重方藥,輕理論」之說,廣為流傳。另外,談及宋代,必論金元,重金元而輕兩宋。10

 

金元四大家是中國醫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學習中醫者不能不讀四大家著作。但是,四大家不是憑空而世出,金元醫學上承北宋醫學遺產而來,例如劉完素主張運氣學說即是一例。

李約瑟認為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11宮崎巿定認為宋代是中國「文藝復興」時期,哲學,文學、儒學、科學、藝術等方面都很發達,特別印刷術盛行,造就了知識普及。12如果宋代真的是一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或文藝復興時期,如何可以置入宋代歷史中來理解?前人研究往往指出宋代在醫學方面發生了甚麼事情,卻沒有探明 為甚麼足這樣發生的。

本書的切入點雖放在北宋國家與醫學關係上面,但是仁政不再是討論的主體,因為仁政所能解釋的範圍是很有限的。所謂國家,是北宋皇帝、朝廷、政治架構、制度的總稱;所謂醫學,也包括醫學知識、醫療制度、知識傳承、醫者。本書對北宋醫學發展的探討,置入皇帝、朝廷、政治、制度、士大夫等北宋歷史脈絡中,了解國家與醫學是如何運作和互動。

北宋皇帝本着仁政支持醫學發展,卻仍然受制於當時歷史環境。就本書研究所得,北宋皇帝實際影響着醫學發展方向的,只有徽宗一人,反而官僚士大夫在宋代醫學歷史發展中卻擔當重要角色。孫小淳、曾雄生指出宋代重文輕武、選拔人才的國策,造就出一個官僚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是宋代國家文化的主要載體。然而,官僚士大夫階層對科學(包含醫學)發展又起了甚麼作用? 13若要探討這個課題,先要略略了解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特質。14

余英時認為宋代士大夫「在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上都展現出與前後代相異的面貌」,稱之為政治文化。15劉子健更清楚地說:

 

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追求為其生活之道。把他們簡單地視為只知爭權奪利的政客或官僚,則難免忽略其思想、動機,價值觀及生存環境中的最主要因素。……科舉是入仕的正途,它測試的是一個人的文學才能和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力。當其入仕之始,一般是在三十幾歲,大多數士大夫已經對文學頗具品味,對思想文化饒有見解,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在朝供職的最優秀分子——更對現代人稱之為意識形態的問題有了深入的體悟。16

 

宋代士大夫受傳統文化教育熏陶,對儒者身份有強烈認同感,加上宋廷重文政策,在朝铺者具有官僚身份——稱為官僚士大夫,他們特别受朝廷優獎。在宋代,「精英們已將儒學推崇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既定權威、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不可侵犯的世俗真理,並以近乎宗教的虔誠對它頂禮膜拜。」17總而旨之,官僚士大夫對儒學膜拜和儒者身份認同,建構出他們政治思維方式和政治行動風格。

宋代官僚士大夫為數甚眾,他們不存在一致政治見解和立場,有時因政見異同而連繁起來,又或彼此對立。自唐代以來,士人從讚聖賢書到出仕,擁有共同的宇宙觀,價值觀,以及利益,甚至會排斥他者(例如闢佛、歧視伎術官僚)。與此同時,官僚士大夫階層與當時政治環境緊密互動,此點是不能忽略的。稍習中國史者都知道,宋代政治史環繞着兩個大課題:一,宋人為扭轉五代武人跋扈的弊病,推行崇儒右文政策,優獎士人和文官,政治和社會風氣為之一變。二,宋代立國,面對強大外敵侵犯,屢啟戰事,契丹、西夏、女真是宋廷最大憂患。外患嚴重,士大夫起而變法。醫學如何在此政治背景下發展?宋代文化發展也環繞著三個課題:一,理學盛行,儒家思想開闢了一片新天地。二,宋代皇帝崇信道教,特別是真宗、徽宗。18三,印刷術開始流行。19當然,學者還可以舉出其他宋史的大課題。但是,幾點宋代政治、文化特點與醫學發展有一定關係。本書將宋代國家與醫學放入宋代歷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中,深入剖析兩者關係。

 

* 本書撰寫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研究計畫類「計畫名稱:「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編號(RG007-P-10)2010-2011年度」資助,謹此致謝。本書是該研究計的成果。

1在宋代以前,官修醫書計有隋代《諸病源候論》、《四海類聚方》;唐代《新修本草》、《廣濟方》、《廣利方》。

2 張瑞賢,(試論北宋政府與醫學的關係)《中華醫史雜誌》,184期,1988,頁229-233。鄭金生,(宋代政府對醫藥發展所起的作用),《中華醫史雜誌》,184期,1988,頁200-206。李經緯,(北宋皇帝與醫學),《中國科技史料》,19893期,頁3-20。馬伯英,(皇帝、政府與醫學),《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491-523

3 孫小淳、曾雄生,《宋代國家文化中的科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7 '(導言)頁5

4 例如樂愛國,《宋代的儒學與科學》(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

5 席文教授打了一個比方說:輕便馬車是汽車發明的先決前提,還是推遲了這種發明(或稱抑制因素)兩個論點都有理據。詳參席文,(為甚麼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李國豪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 (香港:中華書局,1986),頁89-107,特別是頁106。另一個例子'《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辛約瑟認為孔子這個原則抑制了科學的發展,席澤宗則認為孔子並不是不注意自然界的奇異現象,而是不用神怪等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這些現象。見席澤宗,〈孔子與科學〉、《科學史八講》《臺北:聨經. 1994》,頁97-98

6 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載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1-28、頁127-154

7 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London: Routledge, 2009) 最新綜合性介紹宋代醫學發展,參TJ Hinrichs, “The Song and Jin Period, “ in TJ Hincichs and Linda Barnes (eds),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rtated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7-127.

8 韓毅」「仁政之務」與「醫書輔世」一北宋政府對前代醫學文献的校正舆刊行〉,載《宋史研究論叢》(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第10輯,頁255-286。(國家與醫學:宋代政府對新本草、新方書、新針灸著作的編撰及其對宋代醫學的影響》,收入姜錫東、丁建軍主編,《「中華文明的歷史與未來」國際學術硏衬會論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頁120-169。韓毅將論文集結成《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出版社-2014》。該書資料豐富,但與本審討綸方向沒有重疊的地方。

9 非常巧合,拙文在2010817投稿,2011728通過刊發。范家偉,〈北宋館閣官、儒臣與校正醫書局〉,《漢學硏究》,29 3期,2011,頁89-124 。陳名婷碩士論文亦在2011728通過口試。陳名婷,《北宋官修醫書考》(臺中:中國中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碩士論文,2011》下載網址:http://ir.cmu.edu.tw/ir/bitstream/310903500/4125/1/cmu-100-9843852-1.pdf. 陳名婷與地的指導教授,將碩士論文一個章節聯名發表,陳名婷、林睿珊、蘇奕彰,(宋代校正醫書局之編修人員考),《臺灣中醫藥雜誌》,104期,2011,頁27-34。此碩士論文與本書所用資料有重疊的地方,但內容、架構、論析、深入程度等均有重大分別。

10 嚴世芸,《宋代醫家學術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技出版社, 1993),前言,無頁碼。

1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 2, PP. 493-495.

12 宮崎市定,〈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宮崎市定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92),第19 冊〈東西交涉〉,頁13-50。中譯文〈東洋的文藝復興和西洋的文藝復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翻譯組編譯,《宮崎市定論文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第2 冊,頁34-69。相關討論見連清吉,〈宮崎市定的東洋近世論宋代是中國文藝復興時代〉,下載網址http://sinologicalresearch.web.fc2.com/paper/no2/papers/7.pdf.

13 孫小淳、曾雄生,《宋代國家文化中的科學》,〈導言〉。

14 有關宋代士大夫綜合討論,宮崎市定,〈宋代の士風〉,《宮崎市定全集》,第11 冊《宋元》,頁339-375Peter K. Bol, Intec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ih,” pp. 48-75.

1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5

16 James T.C.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中譯文據劉子健,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18

17 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頁33

18 有關北宋道教研究專著很多,綜合介紹可參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464-488

19 宋代醫書流佈得利於當時印刷術盛行,對社會、醫學發展帶來的一定影響。參見 L.C. Goodric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naissance under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3, 1963, pp.36-43. TJ Hinrichs,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China, Tenth-Fourteenth Centuries, ”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China, Tenth-Fourte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2010), pp. 217-238. Susan Cherniack 的研究表明,宋代印刷術流行, 對閱讀、寫作、編輯、使用書籍的文化也產生轉變。Susan Cherniack, “Book Culture in So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54.1, 1994, pp. 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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