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的世界

'在海地剛搭建好的婦產中心，加拿大籍賴醫生一天接生四十個新生兒。
義大利籍醫生柯西非法越界進入南蘇丹，在攝氏五十度的環境下照料眾多槍傷及炸傷的戰爭傷患。
外科醫生張衛在世界上地雷分佈最密集的城市做了上百次的截肢手術。
後勤專家馬丁為了運送冷藏疫苗，必須與哥倫比亞的軍閥與獅子山嗑藥的童兵打交道。
美國籍法蘭克醫生越過布瓦凱的停火線，在當地醫院執行無數急救外科手術，並隨時準備逃離當地武裝民兵。
當戰火掀起，聯合國職員及其家人在機場大排長龍等候離開時，
無國界醫生正抵達入境準備執行緊急任務……，而每一位醫生與後勤人員，都承擔著自己與眾多難民的生存壓力。每當武裝人員開始攻擊無國界醫師團的工作人員，造成醫師與後勤專家的綁架與死亡，總部下達撤退命令時，他們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們走了，這些難民怎麼辦？

1971年，一名決斷敢言的法國醫生因目睹奈及利亞軍方造成的人為飢荒，回國後打破中立的協定，將事實揭露給媒體，並表示「沈默絕對可以殺人」，與另一名記者一起創立了無國界醫師組織（MSF），開始於世界各地戰亂、饑荒等人力或天然造成災害時進駐，提供立即的醫藥衛生援助。

80年代時期，無國界醫師組織以「緊急救援牛仔」之姿躍升上國際舞台，以行動迅速、直言不諱以及「不該做卻還是去做」的行事風格聞名於國際，在其他救援組織因危險或地方強權而撤退時，無國界醫師組織仍能設法排除政治力阻礙進入每一個需要支援的地區，抱持著任何人都有權接受人道醫療救援的信念，不論對方身份、種族、宗教、黨派為受害者提供援助。

他們的進駐，告訴了受苦的當地人，這世界沒有放棄你們……。

1999年，由於無國界醫師在人道救援工作上卓越領先的成果，獲得諾貝爾世界和平獎。而負責人上台致詞是，卻直言自己做的永遠還不夠，醫師永遠無法阻止種族屠殺，但貌似中立的沉默則是最大的幫凶。

盧安達種族屠殺事件，無國界醫師團率先跳出指控盧安達政府的操控，並強烈要求聯合國介入制止種族屠殺，可是沒有想到自己在盧安達邊境設立的難民營，竟也被盧安達政府利用為供給屠殺者的最好安養地。是去？是留？人道行動再次面對最血淋淋的挑戰。

直至今日，無國界醫師組織已是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組織，在28個國家設有分部，在80個國家有專案救援工作，並仍舊秉持四十多年前創立的精神，在國際上無畏地揭發任何違反人權的事實或暴力事件，並在人類永不停止的災難中，持續深入前線以及資源極度匱乏的地帶，幫助那些在世界角落被遺忘的人。

從海地的急產室到阿富汗的難民營，從蘇丹的叢林到盧安達的邊境，對於身處世界邊緣的人們來說，他們，就是地獄中的希望。

本書作者除了詳細介紹無國界組織戲劇性十足的成立過程以及所抱持的一貫理念，也深入報導人道組織所面對的各種現象與議題，透過採訪在各偏遠地區實地工作的醫生、護士以及後勤人員等，揭露無國界成員所面臨而外界鮮知的人類苦楚與醜陋真相，同時也側寫參與行動的醫生以及他們本身心理面所受的影響，藉著他們所遇到一則則的真實故事，深入帶讀者瞭解無國界醫師的救援工作、加入動機、所遭遇的危機、挫折與回到原本社會中巨大的自身衝突，以及在這之下，為何他們仍願意日復一日冒著生命危險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本書為五周年改版紀念版◎

【媒體好評】
「作者對無國界醫生團隊成員情感面的細膩描寫，使得本書發光發熱。我本身參與過在阿富汗的任務，作者的文字真的非常寫實。志願工作者的辛辣故事，結合有關無國界醫生組織內部運作方式的露骨描繪，使這本書富含知識且動人。」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這本書可以同時令你心碎，也令你對人性充滿希望。書中的故事和照片同時揭露了我們人類所能給彼此最壞的惡與最美的善。」
─《英格拉姆圖書服務商》

「文筆優美……柏托洛帝的報導內容多半是報章雜誌遺漏的頭條，也因此這篇教人眼界大開的敘述文字更教人膽戰心驚，無國界醫生的努力成果也更讓人注目。」（星級評論）
─《書單雜誌》
「只要你對公共醫療的現實情形感興趣，都應該讀一讀柏托洛帝的報導……它堪稱一幅鉅細靡遺的圖畫。」
─《刺胳針醫學期刊》
「細微刻劃這個成為大眾浪漫想像的組織……這本極為通順易讀的書籍幫助我們了解許多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專案有多深遠的影響力，以及在執行專案的過程裡，促使許多志願者發揮人道精神。」
─《圖森市民報》
「本書絕不令你失望，書中陳述許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它無疑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紙與筆書評雜誌》
「本書值得未來的國際援助志工、感興趣的贊助人閱讀，更包括對無國界醫生組織所謂『他人的人權與尊嚴』關心與重視的所有人。」
─《環球郵報》

「書頁雖滿載血腥，但更重要的是對人道強烈的信念，令人不忍釋卷。」
─《時光日報》

第一章 站著就生產
在嬰兒死亡率為西半球最高的國家，無國界醫師組織（MSF）在這裡除了面對醫院人滿為患、高風險的緊急產婦之外，顯然還有更艱鉅的任務……

第二章 比亞夫拉和大黃蜂
「以空氣動力學來看，大黃蜂不應該會飛，但還好大黃蜂不知道，所以牠還是儘管去飛。」MSF正是這種大黃蜂，以行動迅速聞名，有時候，他們還會螫人。

第三章 我們不需要另一位英雄
當一群來自不同背景、且大多為堅強、獨立、具有領袖特質的人聚在一起時，MSF可以說是「許多單身女性」（Many Single Females）的簡稱。

第四章 身處險地的醫師
「然後我看見電影『現代啟示錄』真實上演，武裝直升機飛越山脊而來。我真的嚇壞了，想著我們的團隊正在路上，可能被當作目標……」

第五章 黃色沙漠中
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三不管地帶，數萬名阿富汗流民在此等待援助，但MSF在這片黃色沙漠中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六章 醜陋的事實
人道主義不存在於真空狀態，而是在骯髒的現實當中運作、強迫你為原則奮戰。「無國界」是一種精神——永遠要涉身醜陋的現實，你才能做些事情。

第七章 另一半的人如何死亡
全球約一億七千八百萬名孩童營養不良，每年導致多達五百萬名孩童死亡。而現在，拯救數百萬名孩童死亡有史以來似乎第一次成為可能。

第八章 盡力演好支援角色
百分之四十的MSF駐外人員是後勤人員，扮演關鍵的支援角色，他們可以在十天內蓋出一間診所，圍牆、水井、建築物、廁所一應俱全……

第九章 新冰箱症候群
「MSF擅長讓人準備好前往某處，但沒人刻意思考回家也需要做準備。我在那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待了九個月，三十六小時後，我回到加州，置身於超市的蔬果區，對於那兒數不清的蘋果吃驚到說不出話來……」

第十章 醫師不能阻止種族屠殺
一九九四年六月，MSF法國分部號召軍事介入制止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在最殘暴的戰爭中工作了二十三年，MSF未曾採取過這種手段，之後也沒有。

「我們做得還不夠」--歐賓斯基醫師諾貝爾受獎演說節錄

第二章

比亞夫拉和大黃蜂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一九七一年，無國界醫生誕生於巴黎的會議室中，但是是什麼導致組織誕生以及關於一九七九年的分裂事件卻是眾說紛紜。如同一位法國ＭＳＦ成員的淘氣說法：「每個人都自己重新演繹了這個故事──甚至可能連我都一樣。」

有關ＭＳＦ的起源，所有人至少都同意一點：剛開始時跟比亞夫拉有關。一九六七年五月，奈及利亞東部一個地區宣布成為獨立的比亞夫拉省，引發內戰。比亞夫拉部隊最初小有成功，但到了次年初，奈及利亞軍方切斷了這個叛亂省份的補給線。挨餓孩童的照片很快就讓非洲飢荒首次登上國際舞台，比亞夫拉等待世人回應，但世人分身乏術。一九六八年，美國有五十萬的部隊在越南，國內民眾愈來愈不歡迎戰爭。八月時，蘇聯坦克隆隆駛進捷克斯拉夫。在巴黎，五月的民眾暴動和全國性大罷工才正在平息。這些事件帶來尋常的法國景象──街頭擺起路障、學生高唱著法國國歌，但對伯納‧庫希內而言，這不是革命。

庫希內一九三九年出生於亞維儂，那年他二十九歲，是幹勁十足的腸胃學家，英俊、強健、自視甚高，性格還帶有英雄色彩。他曾悲嘆自己生得太晚，來不及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來不及阻擋納粹大屠殺」。《經濟學人》曾於一九九九年這麼描述他：「庫希內醫師衝動、富爭議性、活力四射、充滿點子、善於表達、慷慨、勇敢，同時也魯莽、刻薄、缺乏耐心、沒有條理、頑固、易怒。許多人認為他難以共事……有時顯得虛榮、迷戀媒體。」一九六○年代晚期，這位後來成為ＭＳＦ關鍵創立者的醫師還沒受到這樣的評價。他是巴黎的社會主義激進份子，認為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生抗議行動不切實際。庫希內擁有更為遠大的世界觀，當他聽說那年夏天法國紅十字會要派遣志願者前往比亞夫拉時，馬上報名參加，總計約有五十位醫生同行。

當時世界大國多半和奈國政府同一陣線，包括過去殖民該地的強權英國，蘇聯、美國、埃及也都支持奈國政府，創造出匪夷所思的四國聯盟。唯獨法國同情比亞夫拉叛軍，據說甚至送武器支援他們。庫希內也同情他們，然而因為紅字會於進駐地區嚴守中立，像庫希內這樣的志願者要簽署允諾謹慎的協議；為了接近受難者，他願意接受噤口令，卻簽得十分不甘願。

到了九月，庫希內啟程前往比亞夫拉，班機趁夜飛行以避免遭擊落。他和同僚乘車來到烏歐瑪瑪村，發現位於幾棟破落建築物的醫院，擠滿數百名受傷的成年男女及孩童。紅十字會的醫生也會到大約兩公里外的餵食中心工作，在那裡救助上千個嚴重營養不良的孩子。

庫希內為眼前景象驚駭，三十五年後他仍記得那些飢餓的孩子「如同終於被澆水的乾枯植物」。但這群法國醫生很快就明白，這些比亞夫拉人不僅身陷戰火中，而且奈國軍方刻意讓他們挨餓，封鎖食物，確保「他們餓得瘦弱無比，全都死在我們手裡。」這群醫生相信自己正在目睹一場大屠殺。

奈國軍方過去已對人道醫療救援表現出蔑視：一群跟隨紅十字會的南斯拉夫醫生在衝突中遭殺害，還有關於醒目的醫療中心受攻擊的可怕故事。「他們什麼人都殺，」一名比亞夫拉人告訴這個法國人，「連醫生、護士、醫院人員都不放過。」

庫希內最後返回歐洲，並且違反他與紅十字會簽署的協議，和志同道合的同僚在巴黎規劃遊行及媒體活動，喚起大眾對比亞夫拉的關切。他遊說國際社群譴責奈國政府，質疑紅十字會拒絕放棄中立，等於讓大屠殺持續下去。「提供醫療照顧並保持緘默，提充醫療照顧並任由孩童死去，在我看來顯然是共犯行為。」他於二○○三年如此告訴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學生，「中立導致縱容，干預的責任於是產生。」

對他國事物進行人道干預的概念，在法國比起任何地方都更為源遠流長；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一個國家有權干預他國事務，以避免人權受到嚴重侵害，必要時還可訴諸武力。一九七九年，法國學者尚方斯華‧何維爾創造出「干預的責任」這個名詞；之後的十年，早已離開ＭＳＦ的庫希內企盼看到國際法將這個原則奉為圭臬。但在西歐，這個觀念至少可以遠溯至十七世紀。英國、荷蘭、比利時、德國的哲學家全都有志一同，但在自詡為人權發源地的法國，這個概念特別獲得共鳴。

批評者指出，人道干預的問題在於，聽起來高尚，但動機往往憤世嫉俗。長久以來，殖民大國企圖合理化自身的行動，以道德的外衣遮掩野心。不論就法律上或道德上而言，干預他國事務的權力或責任也含糊不清，充滿矛盾；符合外交利益時就援用權力，不符合時則置之不理。一位國際法教授稱之為「一小撮超級強權國家不斷操弄濫用的笑話和騙局」，完全不是基於人道主義。儘管如此，到了二十世紀初，法國法律認可了這個概念，因此，當比亞夫拉引發英美學者對人道干預的爭議時，在法國卻是「既成事實」。這個差異多少可以解釋ＭＳＦ為何會在法國崛起，而非如英國的其他地方，因為英國偏好長期發展更勝於緊急干預。

一九六○年代晚期巴黎的思想氛圍，對ＭＳＦ的創立者也有深遠影響。一九五○年代開始，法國及其他歐洲列強昔日的殖民地宣布獨立，即使他們的美夢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幻滅，像庫希內這樣的激進份子仍傾向支持這些新興國家。當時，巴黎街頭出現一幅海報，裡面的人物衣衫襤褸，上頭寫著「國界＝壓迫」，這句標語很快就反映在ＭＳＦ的命名上。庫希內那個世代夢想新的世界秩序，期望人道主義可以在政治左派失敗的地方成功。

就連法國的醫療體系也讓這個國家成熟到催生ＭＳＦ這樣的組織。在此之前，緊急醫療服務幾乎不存在──包括現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電召救護車及醫務人員。一九六○年代，法國建立醫前急救系統（簡稱SAMU），並且針對緊急醫療這個新領域訓練醫師。同樣地，這不是法國所獨有──美國和英國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開始發展，但法國堪稱先驅，而幾位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創始及早期成員就是曾在SAMU工作的醫生。

當然，ＭＳＦ的創立者也有自己的私人動機。身為猶太醫師，納粹大屠殺的記憶以及紅十字會沉默面對那個事件的態度，必然深刻影響著庫希內。此外，他也依舊頻繁接觸法國政府及學者圈，不僅閱讀沙特，私底下也認識沙特，這些互動為他的呼籲行動樹立威信。

到了一九七○年，奈及利亞內戰結束。這群以「比亞夫拉派」聞名的法國醫生，建立了一個非正式組織，在庫希內位於金特利的家聚會，粗略地取名為緊急干預醫療團（簡稱GIMCU），直接槓上紅十字會，主張衝突中的受害者權利比尊重主權更重要。

那年稍晚巴黎出現另一群有志之士，由醫學期刊《張力》的編輯雷蒙‧波萊爾領軍。一九七○年，這份期刊呼籲法國醫生協助天然災害的受難者，首先是伊朗，然後是南斯拉夫和東巴基斯坦。《張力》質疑在這些個案中，國際醫療救援因為官僚體制和政治紛爭而姍姍來遲。布萊爾拿起指揮棒，啟動名為「法國醫療援助」的計畫（簡稱ＳＭＦ），徵召志願醫師。

這兩個團體不久就決定結合彼此的力量。經過一番挑選，波萊爾想出「無國界醫生」這個稱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香菸煙霧繚繞的《張力》辦公室裡，誕生了一個不可能的聯盟，一位ＭＳＦ成員戲稱其為「一名醫生和一名記者生出的雜種小孩」。

兩個陣營在許多事情上意見一致，但馬上出現裂痕。庫希內和大多數比亞夫拉派要求新組織可以在有需求時公開反對政府；畢竟，他們不就是因此才打破與紅十字會的協議嗎？波萊爾也同樣堅持要保持中立，因為不太可能有政府願意冒著遭羞辱的風險，對恣意開砲的組織敞開大門。當眾人草擬原始的ＭＳＦ憲章時，庫希內被迫自我克制──給「憲章」拖著跑。如同庫希內三年前與紅十字會的協議，憲章第四條清楚顯示了中立原則勝出：

他們力持專業慎重，對於接受他們援助的事件、國家、領袖，避免批判或公開表示同情或敵視。

那晚有十三個人在場──也許正預告了日後的失和。

無國界醫生頭一年十足低調，他們聲稱有一百四十位志工，但全都忙於日常工作，保險箱裡的法郎也很少。雖然ＭＳＦ後來以其獨立性和緊急救助快速而聞名，但當時仍然明顯缺乏這兩項特質。羽翼未豐的ＭＳＦ是某種醫療人力資源機構，派遣醫生和其他援助機構一同前往現場；諷刺的是，有時甚至與紅十字會一起工作。雷蒙‧波萊爾的關鍵目標是第一個到達現場，而考驗在ＭＳＦ一週年後幾天降臨：一場地震幾乎摧毀尼加拉瓜的馬拿瓜，多達一萬人罹難。組織趕忙集結了三支醫療團隊，其中也包含庫希內，派遣他們帶著大約十公噸的醫療補給啟程。一行人抵達時，賑災已經開始了三天。不到兩年之後，當菲菲颶風襲擊宏都拉斯時，他們再度無法搶先抵達。

然而，一項在日後更具重要性的任務，重新開啟了ＭＳＦ首次開會即發生的意見不合。一九七四年，一名庫德族使者找上庫希內，要求ＭＳＦ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反抗軍，得到庫希內的同意，激怒了波萊爾及其盟友。這群記者提出質疑：不論他們私底下是否同情庫德族人，那畢竟是一場伊拉克境內的紛爭，ＭＳＦ不能選邊站；他們提起依舊令庫希內激動的憲章第四條。經過冗長的爭論，桀驁不馴的庫希內逕自行動，派遣團隊前往伊拉克，堅稱自己純粹是要提供醫療援助。

一九七五年二月的ＭＳＦ年會上，挑釁行為再度上演，比亞夫拉派和來自《張力》的成員公然爭吵。投票表決時，波萊爾的一名親信失去董事席次，庫希內和一名同僚卻取得兩個最高階的職務，比亞夫拉派至此掌控組織。

第五年時，ＭＳＦ還是以極少的資金在運作，因為創立者不願向大眾募款──發函募款之類的方式尚未傳到法國。不過，在庫希內的帶領下，ＭＳＦ首次嚐到成功滋味。一九七六年，組織派遣五十六人的巡迴醫療隊去支援貝魯特的一家醫院，這是他們第一個重大的戰地任務。那一年，有機構為ＭＳＦ推出免費宣傳，黑白印刷的廣告，主角是個張大眼睛的孩子，上頭寫著「候診室裡有二十億人」。ＭＳＦ在法國的聲望開始增長，還擴及海外：《時代雜誌》在談論它進駐貝魯特的報導中，稱之為「非凡組織」。ＭＳＦ甚至必須回絕某些自告奮勇的年輕醫生。

不過即使安於掌控ＭＳＦ，比亞夫拉派也高興不了多久。那段時間，他們回絕的對象還包括二十六歲、戴著眼鏡的傑出青年賀尼‧布赫曼。根據傳言，當時一名老手審視他的申請書，高傲地笑著說：「我親愛的朋友，你知道我們在貝魯特可是要躲子彈的。」布赫曼日後讓這些老傢伙也需要躲點他的子彈。

一九七○年代晚期，世界變了，ＭＳＦ也跟著改變。為了躲避東南亞、非洲、中南美洲的戰火，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間，難民數量倍增，逼近六百萬人。在此之前，ＭＳＦ大多在衝突區或發生自然災害的地區執行任務，但如今新培育的急救醫生找到自己可以擔任的角色：難民營醫生。

克勞德‧莫哈瑞是第一批前往泰國的ＭＳＦ醫生，在那裡照料躲避柬埔寨殺戮戰場的難民。他比庫希內年輕十歲，但已經開始禿髮了，茂密的小鬍子遮蓋上唇。這位二十六歲青年很快因為勇敢勤奮而贏得尊敬。莫哈瑞分秒必爭地為ＭＳＦ擘劃新願景，包括長期使命和組織改革。他在泰國的團隊可以不受阻礙地取得足夠的醫療補給，卻必須在混亂的倉庫翻開紙箱，尋找所需的東西。他們也缺少人手去張羅食物、居所、車輛，以及協助處理行政事務，好讓醫生可以專心照顧病人。

一九七七年四月，庫希內本人也在ＭＳＦ年會中稱讚莫哈瑞，這個新人在該場年會獲選為巴黎辦公室負責人。不過幾個月之內，兩人開始起爭執，「比亞夫拉派」和「科尚幫」很快就壁壘分明；後者是與莫哈瑞同一世代的人，以自身就讀的巴黎那所醫學院為暱稱。一九七八年，爭執日趨激烈。科尚幫堅稱如果ＭＳＦ打算超越業餘的烏合之眾──法國人稱為「湊合」，就必須改善後勤，學會募款。在此同時，創立者則看見一幫狂妄的初生之犢劫持他們的夢想，這些小夥子希望讓組織轉而提供過於注重技術的醫療服務。有關志願者是否應該能夠針對自身任務公開發言的爭論當時也仍然存在，比亞夫拉派已經設法在一九七七年移除那條爭議條款，但莫哈瑞陣營和波萊爾陣營一樣，仍然顧忌在ＭＳＦ進駐的地區抨擊當地政府。

回顧過往，這聽起來像是微小的分歧，但任何事在ＭＳＦ都不簡單。「事情過了三十年再來提起，聽起來會比較簡單。」起初就站在莫哈瑞那邊的賀尼‧布赫曼說，他於一九八二至一九九四年間擔任ＭＳＦ法國總部會長，到現在還是組織中的哲王。「我們知道自己『不要』什麼：繼續如此業餘的行醫方式──只帶了裝在塑膠袋裡的些許藥物和少量手術器具到場。我們不是更聰明或更開明，只是不想受創立者的夢想侷限。」

董事會議隨即變成可以延續到凌晨三點的對立場面；在會議桌的兩端，庫希內手勢激烈，莫哈瑞則埋首文件，用自己的論點一一反駁對方論點。在其中一場傳奇的法式決鬥前，庫希內替莫哈瑞扶著會議室的門說：「歡迎來到競技場。」帕特力克‧亞貝哈德屬於比亞夫拉派，至今仍是庫希內的友人及支持者，他憶起權力迅速落入科尚幫手中。「他們在一個周末內就接管組織，以非常強硬的政治手段介入組織，這在當時非常違反正規。」

失和的氛圍一直醞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最後幾周終於爆發，此時全世界的電視觀眾目睹到中國海中上演悲劇。自一九七五年西貢淪陷後，數百萬船民逃離越南，只要找到船就搭，無論是否可靠。十一月時，馬來西亞不願再接納更多難民，驅逐了海光號。那艘船上大約載有兩千五百名越南人，擁擠到沒有地方可以躺下，衛生狀況糟得難以形容。相機拍到絕望的乘客在欄杆上拉起布條，上面寫著：「請救救我們！」

那幅布條驅策庫希內行動，在數天內成立名為越南航運的委員會，租下光明島號，想用這艘船將越南難民安全送往新的國度。但當委員會要求ＭＳＦ負責船上的醫療服務時，組織可想而知自此分裂。反對庫希內的人指出這項任務明顯有缺失，一艘船絕對不夠；單單十一月，就有高達兩萬一千五百人逃離越南。他們認為還有更糟的，那就是這項任務可能鼓勵更多難民冒險面對已經奪去數千條人命的開闊海洋及海盜。

當然，這件事也牽涉個人恩怨，實際上只是催化劑。莫哈瑞和波萊爾逐漸厭倦庫希內的裝模作樣、愛受矚目。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場討論出航任務的會議中，爭鬥達到頂點，庫希內、亞貝哈德及他們的支持者知道自己在人數上屈居劣勢，經過一番激烈交鋒之後，忿而離席。

光明島號如期出航，掛的卻不是ＭＳＦ的旗幟。庫希內和他的團隊把這艘船當成醫療船，照料了四萬名左右的難民。不管ＭＳＦ如何看待這項出航任務，他們獲頒路易絲魏斯獎，這是法國一年一度的獎項，專門認可對於和平與人群關係的貢獻。此時，科尚幫努力為莫哈瑞尋求支持，處處批評庫希內。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的ＭＳＦ年會，顯然將成為最後的攤牌。那天在巴黎的希爾頓飯店中，莫哈瑞讚揚ＭＳＦ採取的新方向，包括在難民營的長期任務；庫希內則反駁，ＭＳＦ反對光明島號這項理應執行的任務，等於已經蒙蔽了理想。「ＭＳＦ這個標籤不該屬於那些只是戴著徽章的人，而應該屬於一種精神和道德，屬於一份榮耀。」兩人對ＭＳＦ的願景顯然互相牴觸，後來為此舉辦了投票，結果一百二十票當中有九十票支持莫哈瑞，政變成功。

庫希內及其盟友憎惡地離開年會，從此沒再回來。亞貝哈德跟隨庫希內走出門外，記得自己轉過身去的感覺。「他們背叛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