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治與久安

前言

中國歷史上中央地方關係變遷概說

縣制起源三階段說

從漢代「部」的概念釋縣鄉亭里制度

《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

作者簡介

著述年表

《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

八、《聖諭廣訓》的西文版與和刻本

中國的傳統學者對《聖諭廣訓》這樣的書，內心是看不起的，認為這是教導愚民遵守道德規範的教科書，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但此書出於兩個皇帝的手中，也不能輕視，因此只能據之對學生進行照本宣科式的講解，並沒有多少自己意見的發明。只有地方官因為負有教導民眾的責任，不能不對其重視，但這種重視也僅是實用性的，不是學理性的。但對外國學者而言，《聖諭廣訓》卻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是可以藉此了解中國民眾的心態，一方面又可作為研究中國話的材料或學習中國話的教本，對於用中國話進行佈道以及用中文撰寫佈道書頗有好處。所以此書很早已為西洋人所知，特別是傳教士早就加以注意，並將其翻譯成西文。據現在所知，自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西文譯本的《聖諭廣訓》不下十種。其中最早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俄國人Leontiev的俄譯本，遲至一九○四年則有德國人衛禮賢（Richad Wilhelm）的德文譯本。

現在存世最早的歐洲語言的譯本是由米憐（William Milne）於一八一五年末在馬六甲譯竣的，一八一七年在倫敦出版，題名為“The Sacred Edict, containing sixteen maxims of the Emperor Kang-He, amplified by his son, the Emperor Yoong-Ching; together with a paraphrase on the whole by a mandarin. Tr.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直譯為：《聖諭，包括康熙皇帝的十六條箴言，並由其子雍正皇帝加以詮釋，還附有一位中國官員根據中文原義的意譯和註釋》）。此書現在已不多見，但在日本東洋文庫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還可以找到。該譯本由序跋二十八頁（序跋有四首，首先是英譯者序，接着是雍正皇帝原序以及江寧布政使先福、廣東巡撫韓崶刊本跋文的英譯），本文由二百九十九頁組成，不附漢字，只有英譯與註釋。米憐在序中自稱，他是由傳教同事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教懂該書的，並認為此書是認識中國人的合適材料，所以將其筆譯出來。其翻譯底本即王又樸的《聖諭廣訓衍》，這由其內容可一目了然。

據云，在米憐之前，《聖諭廣訓》有過兩個俄文譯本，一是一七七八年（一說一七八八年）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即上文拉丁字母轉寫的Leontiev）所譯，一八一九年再版；另一是一七八八年阿歷克賽．阿加芬諾夫（А.АГАФОНОВ）翻譯的，題名《聖祖聖訓聖德》，一七九四年再版時改名為《國君——臣民之友》。這兩種譯本都在聖彼得堡出版，但均未曾寓目，詳情不明。在俄國人之後，有法國人J.de Grammont於一七九九年將《聖諭廣訓》譯成法文，登在百科全書雜誌上。

另據說，於乾隆末年隨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英國人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也在一八一二年將《聖諭十六條》和《廣訓》的頭九篇翻譯出來，於一八二二年發表，但未見之。一八五九年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在其《尋津錄》一書中也對《聖諭廣訓》作了節譯，翻譯時參考了米憐的譯本。還據說米憐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一八七○年也在上海出版了自己的簡譯本，但亦未曾寓目。至一八七九年，在中國海關工作的外員，法國人比利（A.T.Piry）又以法語全譯此書，並加上註釋在上海出版，法文書名為La Saint Edit。這個譯本是十六開的，厚達三百一十二頁的煌煌巨著。左面一頁為原文（只有文言文，無白話），右面一頁是法譯（見書影），每篇有註釋，如實地記載了漢字發音與有關典故。因為這是他在北京同文館教法語用的教材，所以譯文當然是靠得住的。尤其特別的是該書卷末附有三十七頁字彙，不但將《聖諭廣訓》所出現的單個漢字，共一千五百七十六字的意義的出處列出，而且連其使用頻度也一一計算出來。這是最早計算漢字使用頻度的標本之一。

如果說比利的譯本是漢學式的，那麼英國人鮑康寧（F.W.Baller）的譯本就是實用型的了。鮑氏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以各種形式的著作來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如編輯漢英辭典與漢語讀本，註釋《好逑傳》等中國文學作品。他翻譯《聖諭廣訓》的詮釋本也是為了同一目的。他以《聖諭廣訓直解》的白話部分為底本進行翻譯，以“The Sacred Edict,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Colloquial Rendering”（直譯是：《聖諭，附有白話的翻譯》）為名，於一八九二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此書為大三十二開，厚二百一十六頁。由於將《直解》的白話、英譯和註釋揭示在同一頁上，上半頁是漢字原文的《直解》白話（無雍正《廣訓》的文言文部分），下半頁是英譯和註釋，故極便於外國人學習中文之用。既有此優點，此書遂多次再版。鮑康寧在序中說，因為《聖諭廣訓》的白話譯本由很多的重要的慣用語和常識性故事編織起來，因此是中國話的一大寶庫，由此書而學中國話，易於達到圓熟的水平。同時此書也是方言研究的材料，可以與其他地方的方言作比較。不過鮑氏到底是基督教傳教士，不滿足於《聖諭》的內容，批評其僅為高等思維（high thinking）和低等生活（low living）的結合，認為其缺少基督教那樣的生命力。此書到一九一七年就出到第四版，可見有相當的需求。另外，為了初學者的方便，鮑康寧還另編了一本Vocabulary of the Sacred Edict（《聖諭詞彙集》），與上述譯本配套行世。

除上述語種外，一八八○年與一八八三年間有Successori Le Monnier其人在佛羅倫薩翻譯出版了《聖諭廣訓》的意大利文本。一九○三年，在澳門也出版了一種葡萄牙文的《聖諭廣訓》譯本，取名為Amplificacao do Santo Docreto，是原名的直譯。書的譯者是Pedro Nolasco da Silva（一八四二—一九一二年）。其實這個譯本本身並不獨立，是一套中文讀本中的一部分。因此譯本的形式與課本相似，每一節先列生字，再將《聖諭廣訓》的本文逐句譯以葡文，再將重要字詞加以註解。全書分十七節，即序言與十六條各一節。每個生字先註以羅馬字拼音，再加釋義，如「鐸to, campainha, matraca」。本文如「視爾編氓誠如赤子」，則譯為：Elle sinceramente considerava os seus subditos como filhos，註解解釋「編氓」的意思說：「編registato（登記），氓vassalos, povo（百姓），isto e, o povo recenscado ou registado（也就是在籍人口）。」因為在這句話中，西洋人較難理解的就是這兩個字的意思。其他各節的翻譯大抵如此。

目前所知的《聖諭廣訓》最晚的外語全譯本是德語本，取名為Das Heilige Edikt des Kaisers Kang Hi（《康熙皇帝聖諭》）。此譯本似乎未作為單行本出現，而是分三次連載在一九○四年出版的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傳教研究與神學》雜誌）上，此雜誌辦在海德堡，而譯者是當時在青島傳教的德國同善會傳教士衛禮賢。此人極其仰慕中國文化，有多種著述行世。在他之前，有另一位在上海的德國傳教士Kranz曾譯了《廣訓》的第一條，也登在同一雜誌一八九五年的第十卷第四期上。所不同的是，後者是以官話詮釋本為底本的，而衛禮賢卻是以《廣訓》的原本翻譯的（只有第十五條是以白話本為底本），為了使德語讀者更好理解原著，衛禮賢在譯文前寫了一段很長的介紹，在譯文中還加了許多註釋，包括介紹中國的人物與故事，並且引用聖賢語錄，法律條文以資說明。譯文明白易讀，而且與他的所有翻譯一樣，用詞高明且與時代脈搏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