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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與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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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本書集結了作者的四篇文章,學術性較强,主要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縣制的起源、縣鄉亭裏制度以及有關《聖諭》和《聖諭廣訓》兩部專著的探討。有純粹考證性的文章,也有概括性總結性的文字,還有以材料和分析為主關於古代專著的討論等。

自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開始,統治者歷來都追求長治久安的目標。雖然秦朝二世而亡,唐代最長也不足三百年,但就整個中華民族的體系而言,却在不斷打破久安的情况下,總體上保持了長治的過程,其秘訣就在于制度的設計。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說:「歷史,就哲學的意義而言,的確是一種發展,或曰進化,或曰現代化,即制度(institutions)的現代化。」中國歷史的變遷乃在于長治久安局面的不斷被打破,而後又不斷被重構,不斷改進國家組織以及教育安定百姓的工作,從而使長治久安的局面得以重複出現。
周振鶴,歷史學家,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爲歷史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幷旁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前言

 

中國歷史上中央地方關係變遷概說

縣制起源三階段說

從漢代「部」的概念釋縣鄉亭里制度

《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

 

作者簡介

著述年表

《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

八、《聖諭廣訓》的西文版與和刻本

    中國的傳統學者對《聖諭廣訓》這樣的書,內心是看不起的,認為這是教導愚民遵守道德規範的教科書,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但此書出於兩個皇帝的手中,也不能輕視,因此只能據之對學生進行照本宣科式的講解,並沒有多少自己意見的發明。只有地方官因為負有教導民眾的責任,不能不對其重視,但這種重視也僅是實用性的,不是學理性的。但對外國學者而言,《聖諭廣訓》卻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是可以藉此了解中國民眾的心態,一方面又可作為研究中國話的材料或學習中國話的教本,對於用中國話進行佈道以及用中文撰寫佈道書頗有好處。所以此書很早已為西洋人所知,特別是傳教士早就加以注意,並將其翻譯成西文。據現在所知,自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西文譯本的《聖諭廣訓》不下十種。其中最早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俄國人Leontiev的俄譯本,遲至一九○四年則有德國人衛禮賢(Richad Wilhelm)的德文譯本。

    現在存世最早的歐洲語言的譯本是由米憐(William Milne)於一八一五年末在馬六甲譯竣的,一八一七年在倫敦出版,題名為“The Sacred Edict, containing sixteen maxims of the Emperor Kang-He, amplified by his son, the Emperor Yoong-Ching; together with a paraphrase on the whole by a mandarin. Tr.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直譯為:《聖諭,包括康熙皇帝的十六條箴言,並由其子雍正皇帝加以詮釋,還附有一位中國官員根據中文原義的意譯和註釋》)。此書現在已不多見,但在日本東洋文庫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還可以找到。該譯本由序跋二十八頁(序跋有四首,首先是英譯者序,接着是雍正皇帝原序以及江寧布政使先福、廣東巡撫韓崶刊本跋文的英譯),本文由二百九十九頁組成,不附漢字,只有英譯與註釋。米憐在序中自稱,他是由傳教同事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教懂該書的,並認為此書是認識中國人的合適材料,所以將其筆譯出來。其翻譯底本即王又樸的《聖諭廣訓衍》,這由其內容可一目了然。

    據云,在米憐之前,《聖諭廣訓》有過兩個俄文譯本,一是一七七八年(一說一七八八年)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即上文拉丁字母轉寫的Leontiev)所譯,一八一九年再版;另一是一七八八年阿歷克賽.阿加芬諾夫(А.АГАФОНОВ)翻譯的,題名《聖祖聖訓聖德》,一七九四年再版時改名為《國君——臣民之友》。這兩種譯本都在聖彼得堡出版,但均未曾寓目,詳情不明。在俄國人之後,有法國人J.de Grammont於一七九九年將《聖諭廣訓》譯成法文,登在百科全書雜誌上。

    另據說,於乾隆末年隨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英國人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也在一八一二年將《聖諭十六條》和《廣訓》的頭九篇翻譯出來,於一八二二年發表,但未見之。一八五九年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在其《尋津錄》一書中也對《聖諭廣訓》作了節譯,翻譯時參考了米憐的譯本。還據說米憐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一八七○年也在上海出版了自己的簡譯本,但亦未曾寓目。至一八七九年,在中國海關工作的外員,法國人比利(A.T.Piry)又以法語全譯此書,並加上註釋在上海出版,法文書名為La Saint Edit。這個譯本是十六開的,厚達三百一十二頁的煌煌巨著。左面一頁為原文(只有文言文,無白話),右面一頁是法譯(見書影),每篇有註釋,如實地記載了漢字發音與有關典故。因為這是他在北京同文館教法語用的教材,所以譯文當然是靠得住的。尤其特別的是該書卷末附有三十七頁字彙,不但將《聖諭廣訓》所出現的單個漢字,共一千五百七十六字的意義的出處列出,而且連其使用頻度也一一計算出來。這是最早計算漢字使用頻度的標本之一。

    如果說比利的譯本是漢學式的,那麼英國人鮑康寧(F.W.Baller)的譯本就是實用型的了。鮑氏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以各種形式的著作來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如編輯漢英辭典與漢語讀本,註釋《好逑傳》等中國文學作品。他翻譯《聖諭廣訓》的詮釋本也是為了同一目的。他以《聖諭廣訓直解》的白話部分為底本進行翻譯,以“The Sacred Edict,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Colloquial Rendering”(直譯是:《聖諭,附有白話的翻譯》)為名,於一八九二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此書為大三十二開,厚二百一十六頁。由於將《直解》的白話、英譯和註釋揭示在同一頁上,上半頁是漢字原文的《直解》白話(無雍正《廣訓》的文言文部分),下半頁是英譯和註釋,故極便於外國人學習中文之用。既有此優點,此書遂多次再版。鮑康寧在序中說,因為《聖諭廣訓》的白話譯本由很多的重要的慣用語和常識性故事編織起來,因此是中國話的一大寶庫,由此書而學中國話,易於達到圓熟的水平。同時此書也是方言研究的材料,可以與其他地方的方言作比較。不過鮑氏到底是基督教傳教士,不滿足於《聖諭》的內容,批評其僅為高等思維(high thinking)和低等生活(low living)的結合,認為其缺少基督教那樣的生命力。此書到一九一七年就出到第四版,可見有相當的需求。另外,為了初學者的方便,鮑康寧還另編了一本Vocabulary of the Sacred Edict(《聖諭詞彙集》),與上述譯本配套行世。

    除上述語種外,一八八○年與一八八三年間有Successori Le Monnier其人在佛羅倫薩翻譯出版了《聖諭廣訓》的意大利文本。一九○三年,在澳門也出版了一種葡萄牙文的《聖諭廣訓》譯本,取名為Amplificacao do Santo Docreto,是原名的直譯。書的譯者是Pedro Nolasco da Silva(一八四二一九一二年)。其實這個譯本本身並不獨立,是一套中文讀本中的一部分。因此譯本的形式與課本相似,每一節先列生字,再將《聖諭廣訓》的本文逐句譯以葡文,再將重要字詞加以註解。全書分十七節,即序言與十六條各一節。每個生字先註以羅馬字拼音,再加釋義,如「鐸to, campainha, matraca」。本文如「視爾編氓誠如赤子」,則譯為:Elle sinceramente considerava os seus subditos como filhos,註解解釋「編氓」的意思說:「編registato(登記),氓vassalos, povo(百姓),isto e, o povo recenscado ou registado(也就是在籍人口)。」因為在這句話中,西洋人較難理解的就是這兩個字的意思。其他各節的翻譯大抵如此。

    目前所知的《聖諭廣訓》最晚的外語全譯本是德語本,取名為Das Heilige Edikt des Kaisers Kang Hi(《康熙皇帝聖諭》)。此譯本似乎未作為單行本出現,而是分三次連載在一九○四年出版的Zeitschrift fue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傳教研究與神學》雜誌)上,此雜誌辦在海德堡,而譯者是當時在青島傳教的德國同善會傳教士衛禮賢。此人極其仰慕中國文化,有多種著述行世。在他之前,有另一位在上海的德國傳教士Kranz曾譯了《廣訓》的第一條,也登在同一雜誌一八九五年的第十卷第四期上。所不同的是,後者是以官話詮釋本為底本的,而衛禮賢卻是以《廣訓》的原本翻譯的(只有第十五條是以白話本為底本),為了使德語讀者更好理解原著,衛禮賢在譯文前寫了一段很長的介紹,在譯文中還加了許多註釋,包括介紹中國的人物與故事,並且引用聖賢語錄,法律條文以資說明。譯文明白易讀,而且與他的所有翻譯一樣,用詞高明且與時代脈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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