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

胡風是魯迅晚年親密的弟子和友人，在魯迅去世之後被看作其批判精神的重要承襲者，通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影響很大的《七月》和《希望》雜誌，培養了一代新文學的闖將，並作為「同路人」，幫助共產黨做了很多宣傳工作。1949年之前，共產黨曾經通過兩輪有組織的批評，嘗試團結和爭取胡風，但是他無法放棄自己的文藝理念、遵從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最終釀成「新中國最大的文字獄」。

本書透過對84位受訪者的口述、從各家搜集的圖文資料以及對報刊文本的解讀，嘗試用多重聲音和視點，呈現政治風暴的各個層面，描摹五四之後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為他們的詩人理想付出的代價。

1925年秋，三個來自不同省份的年輕人同時入讀北京大學文預科。在動盪的時局中，他們選擇了三種不同的革命道路：王實味留在黨內，胡風一直是黨的同路人，而王凡西則轉向為黨的反對派。「北大三人行」這部歷史三部曲，以王實味、胡風、王凡西的生命脈絡為中心，借用紀錄片的手法，以多重視點組織材料，重塑三人之間遙遙相望又息息相關的顛沛命運，折射中國知識分子追求革命的歷史變奏，冀為讀者提供一部時間跨度大、同時可讀性強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史。

魏時煜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電影學博士、卡爾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2001年起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業餘從事電影創作，劇本作品包括《明明》（2007）和《五顆子彈》（2007），紀錄片作品包括在海內外媒體好評的紀錄長片《紅日風暴》（2009）和 《金門銀光夢》（2014）。近年出版的專著包括《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2016）、《東西方電影》（增訂版，2016）、《開始學動畫》（2010）、《女性的電影：對話中日女導演》（2009）和《紅日風暴：介紹、劇本、評論》（2009）。

我是因為拍紀錄片才接觸到五四之後的文學的，而我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就是聚焦胡風事件的《紅日風暴》。這部電影是上海導演彭小蓮邀我和她一起完成的，因此可以說我最初的動機僅僅是給朋友幫忙。我和我的同輩人是在文革出生，在文革之後成長起來的，不要說在 1955 年就被打倒的胡風，我們對文革至多也只有如碎片一樣的記憶。我有同窗好友看了《紅日風暴》之後說，這部紀錄片把原來他們零散聽到和讀到的人名、概念、政治語彙，透過一個個人視點串聯起來了。在這部 138 分鐘的影片的過程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政治運動的影像和親歷者們的生動講述，能夠把觀眾帶入歷史現場；但是彭小蓮的旁白所表達的家庭的離散、成長的夢魘，才真正令這部作品有別於「客觀」的、BBC式的紀錄片。下面的文字，既是回憶、也是備忘；既是對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我寫書過程中受到的影響的一個歸納。
自由養成的頭腦
我早年記憶中第一件歷史大事，是毛澤東去世。剛上小學沒幾天，有天早上，和同學們排著隊站在去往學校的馬路邊。等了很久，我其實不知道在等什麼，直到奏著哀樂、掛著毛主席遺像的「靈車」開過。那天下雨，但老師不許我們戴草帽、打傘、穿雨衣，覺得那是對偉大領袖的不敬。我媽媽用塑膠袋剪成一個「背心」，套在我的白襯衣下面，叮囑我不能告訴其他人。第二天很多小朋友都病了，我卻無恙。學校裏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像，後來華主席的像拿掉了。三年級開始學英語，我才漸漸知道，不是全世界人民都像外國譯製片中那樣，說著洋腔洋調的中文。小學快畢業，我才知道我小姨和姨父分別是西安外語學院的西班牙語、法語教授，而我舅舅楊德友，雖然在山西大學裏教英文，但是他懂七國外語，可以互譯。80年代起，與世界隔絕很久的中國大陸，有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發表，我們家的三位教授也翻譯了不少著作；我看到他們爬格子的辛苦，還曾經立志長大不做翻譯。但是他們不用坐班、有寒暑假的生活，給了我啟發，我在16歲就給自己手寫了一張名片，表明「志向」：「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系魏時煜博士」。名片我媽媽至今保留。
童年時沒有兒童讀物，認足了三四千字，在小學畢業的暑假看完了四大名著，只喜歡《紅樓夢》一部，後來每年一遍，又讀了十幾遍。因為媽媽的書架是按照世界文學史買書的，外國經典倒是讀了不少，我和妹妹還夢想過做勃朗特姐妹。80年代，魯迅、老舍、茅盾、巴金、曹禺的作品都再次被搬上銀幕；家裏訂的《收穫》、《當代》、《小說月報》上面，有很多「傷痕文學」，寫的都是物質貧乏年代，上山下鄉的青年們的故事。同時，社會上最響亮的口號是「走向世界」，連我們師大附中的童聲合唱隊，都要向獲得三連冠的女排姑娘們學習，後來在西安的校際比賽中獲得三連冠。轉眼到了高中要分文理科，父母不贊成我讀文科，大學只好讀了科技英語，竟然完全沒讀過現當代文學，印像深的課文只有莊子的《逍遙游》。教大學語文的老師對我說：「你不出國就完了。」大一時我已經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錄取，不過那時中國父母還供不起一個留學生，於是我大學畢業之後才出國留學。1992 年第一次坐飛機就去了渥太華，到卡爾頓大學讀比較文學。一位從東北來的學姊正在寫論文，題目是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她的理論框架是女性主義；還有一位學兄從北京來，不論哪一課的研究報告題目都是魯迅。我當時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到外國做中國文學，因為我只想學習西方文論。我從小念書基本只是班上中上，出了國卻幾乎功課全A，倒不是因為我英文有多麼漂亮，而是因為我有自覺、也有能力表達自己的觀點。同學們寫文學作品的報告主要是分析情節、人物，我認為這樣的分析生活閱歷豐富的教授們會覺得很幼稚；秉承工程師父母的邏輯思維的我，得A靠的是分析故事的「結構」、比較不同理論的核心概念，以及跳出慣常的思維框架。
找到了表達形式
在一年八個月都會下雪、卻常常陽光普照的埃德蒙頓，我愛上了電影，並轉讀電影學博士。我靠直覺和常識行事，老師們都很開放，沒有誰要來影響我的思維，或有意帶我進入到某個領域的深層。2003 年我在香港任教之後，開始跟隨彭小蓮拍攝胡風紀錄片，同時又跟司徒兆敦教授學習了紀錄片拍攝；現在想來，這兩位可能是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老師，因為他們引領我找到了迄今為止我最有力的表達形式。司徒老師 2003 和2005年兩次來到我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學教紀錄片，我配合他教學同時，學習了各種搜集「視聽證據」的方法。古人說：「耳聽是虛、眼見為實，」但是紀錄片的最高境界，則是在聲畫同步和聲畫分立中、在眾聲喧嘩和獨立思考中，呈現情感和思考。我的第一個紀錄片習作拍的就是司徒老師，他曾在文革中坐牢五年，多少受到父親司徒慧敏的牽連。司徒老師熱愛電影、為人誠懇，我在最初的拍攝中對他的記憶沒有懷疑，直到他自己開始在我的攝影機前糾正記憶的偏差。司徒老師說，因為記憶不可靠，所以我們需要紀錄片。巧的是，1978 至1982 年在小蓮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期間，司徒是小蓮的班主任。在履行攝影和錄音的職責的同時，我變成了一個擅長傾聽的人；通過傾聽和對話，我理順了很多對歷史的觀念，並給我的學術訓練找到一個創意出口。
在胡風紀錄片六年的拍攝、剪接過程中，我認識了五四之後中國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認識了數十位既有激情又很率性的詩人、作家，他們大都是魯迅的追隨者。通過和他們的對話，我又重新認識了魯迅、認識了革命、認識了知識分子。從拍紀錄片起，我和很多人建立了非常特別的聯繫，在傾聽人生故事的過程中，獲得了很多師友。小蓮對於五六十年代可怖的記憶，讓我感受到政治可以給家庭帶來的災難；而對於這個災難的理解，我又通過後來接觸到的二十多個胡風分子的家庭得以深入。我單純給小蓮幫忙的動機，可以說在第一次拍攝之後就改變了，因為我首次拍攝的對像，是幽默、博學、睿智的賈植芳。他講故事的戲謔語氣和對歷史現場的幽默描繪，和我從傷痕文學中讀到的太不同了，他比很多後輩知識分子都更開放、豁達、可親，卻不自憐、不自戀。回頭去看，像李輝、周燕芬、王麗麗、路莘、張業松這些後輩學者，從胡風或七月派開始，進入開始各自的研究之路，和胡風友人這個群體的人格魅力有很大關係。因為拍攝的關係，我會坐在鏡頭旁，要求對話者看著我講故事；後來有人問，人家怎麼能和你如此暢所欲言，我想因為真誠是看得見、感受得到的！
找到「民主」的入口
人們對於「民主」這個字眼，一般都有寬而泛的理解，但要深入思索，就需要一個切實的入口。對於我在香港的學生而言，這幾年的社會動蕩，讓他們紛紛進入到這個原本並不熟悉的領域。我父親讀大學的時候，經歷了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他是讀地質的，但是同學中仍有文采飛揚、善於表達者，在運動中被送去青海；二十年後從青海回京，反因不能適應平原氣候而早世。父親是福州人，祖輩有中國最早留法學造船的魏瀚（1851–1929），還有幾位出洋留學的外交官。除了讓我遠離文藝，父親一直希望我和妹妹出國留學，我們也都獲得了博士學位。我從小愛文學，但遠離政治，即便在周圍同學們都罷課、絕食時，我也只輕輕地說，「你們這麼做也改變不了貪污腐敗。」到香港後看到許鞍華導演的九七紀錄片《去日苦多》，發現她大學時也不關心政治，1967 年她如常去期末考試，老師宣佈外面已經戒嚴，她才知道同學們的行動升級到「暴動」。70年代末她導演生涯伊始，就有「越南船民三部曲」，成為眾人心中的「政治導演」。機緣巧合中，我拍攝的首部紀錄片竟是《紅日風暴》，是關乎「20世紀中國的政治與精神事件」（林賢治語），也證明不論我說自己多麼不關心政治；但是用生命中十多年的時間追尋一段歷史，卻是當初沒有想到的。整個過程中推動我的，除了基本的民主意識，主要還是對於人性和命運的探尋。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剛開始就胡風事件查找資料時，搜索《人民日報》從 1948 年起的數據庫，看到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艾青、何其芳、劉白羽等眾多被收入過我的中學課本的著名作家，還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甚至橋梁專家茅以升、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等人批判胡風的文章，真是有些匪夷所思。1955 年之後，胡風等人的名字，顯然有計劃地被從文壇、歷史中抹去了；50年後，一無所知的我，看到那麼多我從中學課本中認識的文學家，批判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評論家，我感到的不只是驚訝，簡直是震撼。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文學家們大都與胡風相熟，思想上原本並沒有太大的分歧。然而到了運動中，私人情感都要讓位給政治立場，黨員們接受任務寫批判文章，很多人被迫公開和他劃清界線。很多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寫批判文章的情勢，我能夠理解和想像，但我還是忍不住去檢視每個人抗壓的程度，想探究每個人在捍衛真理時，付出了多少代價。於是，沒有寫過批判胡風文章的賈植芳、蕭軍，在兩千人面前替胡風辯護的呂熒，敢於告訴審訊員「真相」的詩人阿壠，伴囚二十多年的胡風夫人梅志，在監獄裏自學了德文的詩人綠原，為避免整人而自定右派的曾彥修，還有許多為胡風鳴不平而被劃右派的大學生，都在我心中變得高大了……
拍攝梅志時，她說起第一次見到魯迅，是在一個木刻展上，她默默地跟在先生身後，隨著先生的腳步前移，一幅一幅地看木刻作品。她後來常常跟胡風一起去看望魯迅，但最初的記憶仍舊清晰如昨。在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我特別喜歡蕭紅的散文〈回憶魯迅先生〉和聶紺弩的長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蕭紅的文字，看似碎片式的日常描述，卻把我們心目中原本遙遠的魯迅，像電影鏡頭一樣，中景、近景、特寫，展示在我們面前。而聶紺弩的文字，則有效地帶我們回到 1936 年10月那萬人送葬的現場，讓我彷彿聽到當時青年們對先生的呼喊：
我們是一條悠長的行列—
饑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頭的背影倒了！
……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著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
一個人民倒了！
我讀胡風、蕭紅、蕭軍、聶紺弩、馮雪峰等人在先生去世之後的文字，看到他們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以自己的生命延續魯迅的生命：魯迅是他們心中高大的背影，永遠的引領。賈植芳先生曾對胡風說：「『老先生』懂政治，我們不懂，」勸胡風不要上書。「老先生」指魯迅，而我們訪問過的人，幾乎每家都有一整套《魯迅全集》。2009 年初我到滬出差，和小蓮一起看望住在醫院的賈植芳先生，他把新書《歷史背影》簽名送我，而書中他回憶了一生遇到的奇人奇事。賈先生去世時，我看著電腦中，他舉著一支煙，笑眯眯地在說笑話，我沒有感到悲痛，因為潛意識根本不相信他去世了。
我讀胡風案中人的故事時，感動於友人之間的誠信和深情，感動於他們受難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仍然選擇一起守護真理。80年代初，曾經像農民一樣健壯的胡風，曾經以旺盛的熱力支撐起半個文壇的胡風，在出獄後精神分裂了。他曾經培育過的青年作家們，卻在花甲之年煥發新的創作生命。寫這本書時，我眼前有魯迅高大的背影，也有一群追隨魯迅的高大背影，雖然很多人已經遠去，但是沒有一個在我心中倒下。
眾聲喧嘩的歷史
在研習西方文論時，我非常喜歡一個理論概念叫複音（Polyphony）。它來自於巴赫金，是講小說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不同人物的聲音，包括帶有各自的社會階層、性別、教育所導致的雜和言語，或曰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共同參與敍事。這個概念在音樂中的實現形式，是交響；在小說之中，要求作者打破不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絕對權威，讓每一個聲音都能夠自主。這個概念，與胡風文論中的兩個關鍵詞—現實主義和主觀戰鬥精神，有相通之處；但是強調一種更多元的眾聲對話，甚至可以說接近真正意義上「百家爭鳴」的概念。因為「百家爭鳴」在中國歷史上含義太多，我還是用「眾聲喧嘩」，也因為喧嘩的目的未必是爭鳴。
結合到歷史研究中，我覺得「眾聲喧嘩」的實現，在於要同時重視文脈與人脈是很重要的：文脈是公開的，對公眾開放相同的「權限」；人脈卻並非公開，但卻主導了很多具體事件的發生。我接觸到的歷史研究者中，大部分人的職業是教授或編輯，善於搜索、處理、分析文獻，也有工作帶來的縱向和橫向的人脈。他們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朱正、錢理群、林賢治三位先生。朱正先生記憶力強大，重視材料和人脈研究，不急於說服讀者，善於用細節說話；他提示我要注意考證歷史背景。錢理群注重文脈、自覺守護自己的「獨立」；他提示我們，歷史不能由受害者來寫，不要以道德評判來作為歷史書寫的目的。深入研究過胡風和王實味的林賢治，從文字和為人中看人的品格，敦促我在研究中注重對像的人性和生命。這三位都沒有特別用主觀、客觀的字眼，但是他們的深度和廣度相輔相成。
我和小蓮遍訪胡風分子之後，完成了《紅日風暴》。我接著又想進一步了解共產黨文藝整風，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起源，於是又訪問了一些在延安經受了整風洗禮的人，並完成了《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和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我在《王實味》書中所做的嘗試，是希望把口述、書寫、圖片、思考都納入同一個文本，以生動、易讀的文字，呈現出王實味和他的時代；心中希望如果有人翻開這本書，可以基本讀懂延安。對於王實味的理論基礎，對於與他論爭的黨內理論家們的哲學概念，我雖有研究但無意著墨太多。這本書讓我收穫的驚喜之一，是章詒和老師對我說：「我是看了你這本書才讀懂了延安。」看到我的驚訝，章老師說：「我們是民主黨派的！」事實上章老師的書我是凡出必買，而且全家傳閱，我不敢奢望能獲得她那麼多的讀者，但是的確是把書寫給普通的，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因此她的評語對我震動和鼓舞都很大：「我們更需要這樣普通人也可以讀的歷史。」
我雖然秉承同樣的態度來書寫胡風，但是這一次的挑戰不同。寫王實味時，材料稀缺，要考古、要追問；寫胡風時，材料龐雜，要精簡、要理順。84 位受訪者的口述、300 多張從各個家庭相簿中掃描的圖片，幾千萬字的文獻，我只能完成幾個人物的生命線索。但是我希望通過本書中所呈現的人脈，讀者能夠延伸閱讀。事實上，幾乎所有受訪者，若干年來都在不停地閱讀和思考，在我拍片和寫書的十多年中，他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在深入。比如把自己劃成右派的曾彥修先生，文革之後又創辦了《南方日報》，他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別處不能出版的重要書籍。2015年他去世之後，我看到他與何方先生的幾封通信，驚異於他對於延安、對於共產黨的認識的不斷深入。
記得到加拿大時，上文學理論第一課，一位智利來的教授就說，「客觀是廢話！」對我來說，做這本書和做紀錄片是一樣的，因為材料的選取已經難免「主觀」，我對「主觀」的平衡有三點：一、博采眾家之言，不從作者的角度去給任何一位歷史人物作道德評判；二、兼顧口述和發表的文字，呈現政治帶來的情感激蕩；三、盡量搜集每個受訪者的照片，讓讀者「看見」他們不同時期的精神狀態和風貌風采，以便對每個人的性情氣質，多一層直觀感受。這三點之目的，都是以我作為後輩的感受和認知，希望能把歷史傳遞給更多普通讀者，特別是比我更年輕的讀者。

第一章 眼中天地久沉昏
第二章 烽火連天創《七月》
第三章 鎖鏈不能屬於我
第四章 延安講話和《希望》
第五章 時間真的開始了
第六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七章 忍看朋輩成新囚
第八章 弄文罹禍可銷骨
第九章 我花開罷百花殺
第十章 我饑渴勞累困頓
第十一章 無端狂笑無端哭
第十二章 見我鬚髮醉嵯峨

在2004年的採訪中，胡風先生的女兒張曉風1 給了我們一段胡風先生1984年去世六個月前的錄音。由於錄音是用一個簡單的隨身聽卡帶機錄的，胡風先生極其虛弱的聲音淹沒在一團噪音當中，我對照曉風老師的稿子仍舊無法辨別。後來我們找聲音剪輯師做了處理，才驟然在一片噪雜的亂云中聽到了胡風先生的聲音。他以相當清晰的思路，回憶了他踏上文學道路的思想啟蒙。
胡風﹙錄音﹚：我於舊社會不滿，但是通過文藝作品看見了人生的光明，覺得應該改變這個社會，應該反抗，就是這樣一個感情上的要求、一個朦朧的追求，讓我尋求新的道路。尤其是在我青年時期，發現了、讀到了魯迅先生的作品，反抗舊社會的那種感情更濃厚了，跟舊社會作鬥爭的勇氣更進一步了。我主要還是讀魯迅先生五四新文學的作品，來確定自己的道路的。在這條道路上，我漸漸地發現了、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同時逐漸地懂得了應該追求共產主義的偉大前程、人民解放的前途。
像很多受到五四運動和文化影響的人一樣，胡風從青年時代就讀到魯迅的作品。他在北京大學聽過魯迅的課，但是真正結識魯迅是在1933年，此後成為魯迅最親密的弟子和戰友之一。與馮雪峰、蕭軍、聶紺弩 等人一樣，他不僅是魯迅喪儀上的擡棺者，還將在未來的人生裏，繼續扛着魯迅先生的大旗，努力推進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以及先生倡導的新文學運動。這一章，我們要從魯迅講起。

1902年，胡風出生在湖北蘄春。這一年，21歲的魯迅， 作為清政府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留學生之一，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此時適逢清朝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主導的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9 月21日﹚失敗，去日本修遊，見證鄰國如何在明治維新後躋身世界強國，在要求進步的中國青年中迅速成為一種潮流。據實藤惠秀的統計，1902年魯迅抵日時，中國留學生只有500 人；而到1905年時，留學生人數已經猛增到8,000人了。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中國政府對於出國的人們，都絕對不管。只要你有錢，什麽時候願意去日本，你就去；什麽時候願意回國，你就回。絕對不受留難。而日本方面，對於中國人，也絕對許其自由出入，不要護照。」加上旅費也不貴， 在日本還能學習各種西方的語言、文化課程，因此留學日本是很多人的選擇。

魯迅留學時期的東京，聚集了一批歷盡挫折的中國革命家。1903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青山開辦革命軍事學校時，魯迅參加過留學生歡迎孫中山7 的集會。雖然孫中山的粵語演說他一句也沒有聽懂，但還是出席表示支持。後來與孫中山齊名的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字克強﹚，當時也在弘文學院讀書。魯迅曾在生前最後一篇文章裏回憶起他：「黃克強在東京作示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為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着上身，手挾洋瓷臉盆，於是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等職的李銳，回憶他父親那時也在日本。
李銳：我父親李積芳是1905年去日本的。在清朝末年，戊戌變法前後，留洋可以說是社會上的一種潮流了，各個省都有人去。我父親一去日本就碰見孫中山第一次到日本講演。父親和幾個平江人聽到講演，馬上就把辮子剪掉、參加了同盟會。我父親在早稻田大學讀政治經濟，跟宋教仁同級、同庚，都是1882年出生，那時就是朋友。我父親大概和黃興、秋瑾12也是朋友。因為他1922年在長沙去世後，我繼承了他的大書桌。這個書桌裏面，就有宋教仁、黃興的照片和書，有秋瑾的《榮安錄》，我小時候都翻過。黃興的照片比較大，後面應該是黃興自己寫的字：「出師未捷身先死。」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是由孫中山的興中會，黃興與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恒等人的愛國學社，以及張繼的青年會等組織，合併組成的革命團體，也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孫中山被推為同盟會總理，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把原華興會的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強調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些革命者們以《民報》為陣地，與戊戌變法失敗的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激烈論戰，涉及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等等。1904 年，魯迅從弘文學院畢業之後，入讀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除了關注國民性問題，還抱有醫學救國的思想，直到課堂上發生了一件小事，改變了他的志向：
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 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錢理群：今天讀魯迅的〈《吶喊》自序〉或〈藤野先生〉，還可以 感受到當時那種氣氛。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已經很強大了；魯迅留學的時候，正好是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了。這之前日本人對中國一直都有種很緊張的情緒，而勝利讓他們一下從中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陷入了一種「交織着純情與傲慢」的激情之中。這應該讓魯迅和同時期的留日學生深受刺激，就激發起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那時開始，魯迅便常常和友人討論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一生始終孜孜追索的，就是這三個問題的答案。1906年，魯迅還未結束在醫學院的學業，就奉母命回國與朱安結婚，同年又和二弟周作人再到東京，把改變愚弱國民的希望寄託在「文藝運動」上。幾位志同道合者的雜誌《新生》最終胎死腹中。魯迅不久後在河南留學生同鄉會辦的雜誌上發表了《人之歷史》，為中國作者最早介紹達爾文學說的文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