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

「田野」不只是一種研究工具。
「田野」更是不確定年代的處世技藝！

田野是什麼？「田野」一直在改變。
今日，在許多意想不到的空間，越來越多人在「做田野」。不論是在紐約華爾街、西方與非西方的科學實驗室、世界各地的電子工廠、醫院診所、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棲地、「第二人生」的線上虛擬遊戲，甚至是殘酷的戰場邊緣。有越來越多領域伸臂擁抱「田野」，期待「田野」能帶來更正確的市場評估、更精準的受眾認識，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不只強調演算法的大數據夯；與大數據精神完全相反，強調「純手工、親體驗」的田野工作，也正夯。
反觀已經強調「田野工作」一百年的人類學者，卻丟出了一個個對「田野」的疑惑。什麼是田野的典範？傳統田野強調的長期浸淫，在今日高度破碎化的社會中還有什麼意義？對田野又愛又恨的人類學者，在田野裡沮喪受傷，卻依然痴心不悔，只因為田野帶她／他們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遇見愛。
《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是一本非典型卻讓人大開眼界、回味無窮的田野故事集。書裡不會給你「什麼是田野」的定義，或「如何做田野」的SOP，但會娓娓道來田野工作者如何與國家機器、綠能、小農、原運、社運、移工、科學家，乃至動物植物真心地相遇。
田野如何與國家、體制「對話」？旁聽立法院開會、參與發展計畫，甚至介入決策機構與當地居民的風電爭議，這些「非典型田野」獲得了什麼？人類學者回饋了什麼？
怎麼拿捏與「報導人」的關係？用臉書做田野是不得不為，但也因而見到報導人更真實的一面？進入工廠也要畫親屬圖？人類學者在香港菲傭的選美大賽中扮演什麼角色？都蘭阿美族跟峇里島華人社群，人類學者在哪裡才是局內人？部落長老說，外來者更適合記錄傳統儀式禁忌，為什麼？
宗教、科學、人類學可以產生怎樣的互動？於是，人類學者與穆斯林科學家，一起探詢伊斯蘭清真戒律如何進入自然科學實驗室。人類學一定得研究「人」嗎？可不可以賦予「他者」更寬廣的定義？
「辶反」是反對、反思，也是奔赴與回返。多義的書名，層層翻轉的世界觀。
「反田野」，是對人類學古典田野工作範式與大眾想像的「反對」及「反思」，同時也帶出田野這門技藝之於當代的回應。「返田野」，是人類學者們關於「返回」田野的思考，並透過不同田野的對比與反差、不同田野的斷裂與承接，探問田野工作的本質。「辶」有忽走忽停與奔走的流動意涵，「辶反田野」因而帶入更多時間性的思考：田野可以如何回應人生不同階段的困惑與陰影；田野中的互動醞釀了什麼？生成了什麼？
書中的思考承接了過往人類學反省的基本精神，但更強調從空間的反思進入時間的反思，並迎向非生產性導向的另類時間觀，裡面有學習、醞釀，與等待，更有驚喜、頓悟與啟發。這一切看似缺乏「效率」與浪費「時間」，卻正有助於捕捉複雜繽紛的動態真實。
原來，田野不只是研究工具，更會改變生命，甚至是面對當代生活種種危機、災難、創傷，與不確定性的人生必備技藝。
10位人類學家、10個田野故事，讓你對田野的想像更上層樓。
歡迎光臨，田野異托邦。

主編
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作者群（依文章順序排列）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呂欣怡，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羅素玫，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李宜澤，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邱韻芳，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原住民文化與社會工作原住民族專班
陳如珍，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反田野，返田野：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蔡晏霖、趙恩潔

「反做」田野：一個人類學家研究「國家」的難題／郭佩宜
多重倫理交織下的能源困局：穿梭於綠電叢林的田野經驗／呂欣怡
平行的田野，交錯的技藝：我在香港與埔里發現農田的故事／容邵武
從村莊到工廠：田野中的魔幻與隙縫／方怡潔
擺盪於異己之間：來自都蘭和峇里島的田野反思／羅素玫
「跟老人家出發，帶年輕人回來」：記憶復返的村落歷史調查／李宜澤
無處不田野：穿梭在發展計畫和臉書中的人類學家／邱韻芳
田野中的圓滿：你那個研究還沒做完嗎？／陳如珍
療癒的熱帶：一位人類學者跨宗教與科學之旅／趙恩潔
找福壽螺拍片：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蔡晏霖

辶反田野後記：迎向更多的開始／蔡晏霖、趙恩潔

選美中的日常與韻律
在這個田野剛開始時，我把它當作是我在中國民工研究的對照，打算繼續探索遷移對於母職和女性角色的影響。在中國的田野，我研究的是由安徽到北京擔任保姆的民工媽媽。研究著重於了解這些離開子女、家人和熟悉村莊的媽媽們，如何把一輩子的希望放在幫兒子找個好媳婦這件事情上。「回鄉蓋房子」（後來演變成在城裡買個房子）是這個夢想實踐的關鍵，於是農村中有越來越多隱身在荒煙蔓草間、看來破敗的「未來夢想屋」。
對這個議題的關注讓我在二○○八年移居香港後，很自然地就立即注意到了同樣「拋家棄子」、一離開就是十幾年二十年時間，同樣擔任家務工與保姆的香港外傭（接近半數為菲律賓籍女性）群體。
二○一一年，系上來了一位菲律賓籍的男性訪問學者。我趕緊捉住機會，說要跟著他去認識香港的菲傭。（可見人類學家還是很害羞的。明明每天都可以去認識，還是一定要攀親帶故才行動。）我看著他在滿街的女性移工中非常受到歡迎，信心大增。（當然，作為社群中稀有的男性是相當大的加分，我們共享的學者身分又是另一個加分。）我問大家：「來香港工作的願望是什麼？」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我家太窮，不出來沒辦法生活了」、「給弟妹子女繳學費」、「幫家人蓋房子」、「做個小生意」。當時我已經追蹤中國的民工媽媽「買房給兒子娶媳婦的夢想」有一段時間，一聽到「房子」兩個字，立刻精神大振，覺得這就是我要尋找的田野。
結果之後大約有兩年的時間，我常常因為不確定自己在做什麼研究而心虛。我一方面成為臉書的重度使用者，在一週不能與報導人見面的六天裡，儘量努力透過臉書去理解菲籍友人關心的議題、生活的變化、願意放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面向等等。另一方面，在每個星期天認真地守株待兔，只要有人邀我參加活動，一律盡可能地答應。但是，在社群中沒有一個「自然的角色」、不可能「生活在一塊」，再加上在教學、家庭和研究間奔波，既沒有到了「村子」裡的感覺，分散破碎的時間也的確相當不利於研究的連貫性。和日漸熟稔的朋友約訪談後，又發現大家對母職與蓋房子的話題興趣缺缺。我們的對話大抵是像這樣：

—你有沒有要買房子或是蓋房子？
—有啊有啊。我已經蓋好了。

然後就結束了，再也沒有別的要說了。
為什麼會這樣？每個人都想蓋房子、都很驕傲給了家人一棟堅固的居所，但卻沒有人有興趣多說點細節？我想，買地、蓋房子、買房子，或許也是很多菲籍移工的目標，但「必須要完成的事」不見得是「對個人很有意義的事」。蓋房子是一種必須「卸下重擔的完成」，但不是一種關乎「自我實現的夢想」。這個任務直接了當，沒有太多懸念、轉折或渴望，因此自然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
我開始明白，我的挫折來自於沒有放手之前在中國的民工研究；我執意要做比較，執意要把菲律賓籍移工當作一切都以子女家庭為重的中國母親。
如果放棄比較的想法，現在這個菲傭的研究是否就無以為繼？也許是不甘願，也許是靈光乍現。困在這個選擇裡多日的我，忽然想到：「無所為而為吧！不願放棄，那我就花個十年八年的時間和菲傭們混日子吧。有什麼機會都當作是撿到的。假裝我也是不一定星期天可以放假的外傭。如果到了中環、到了遮打道，我就是在能揮霍的範圍，安心地耗時間吧。」當時的豪氣讓我自己都嚇了一跳。而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切卻不是偶然，有著特定的機緣。
這樣的念頭出現之後不久，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受邀到一場以菲傭為主要參與對象的選美會擔任評審。從那裡開始，我意外地找到了自己在這個很模糊的「菲傭群體」裡的「自然」角色。就算在不需要上場（評審）時，我也有了和在選美這個圈子裡的參賽者、主辦人、攝影師、化妝師、服裝設計師、助手、音樂與場控、編舞者、兼職模特兒、賣咖啡和化妝品的小販、活動贊助商，以及表演節目的歌手與舞者等等，「混日子」的機會。
二○一二年年底，朋友聽說我對外傭有興趣，說起她有個一起學跳舞的朋友也是一位外傭，可以介紹給我認識。這位新認識的報導人正好要在二○一三年的春季舉辦一場選美會，她說：「我邀請你來擔任我的選美會的評審吧！」這讓對於選美一向嗤之以鼻、不能接受由美貌來評判女性的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吞吞口水，艱難地試著說：「我可能不是很確定美的評斷方法啊。」報導人用果決的語氣問我：

—你是老師，你會打分數吧？
—會，打分數我會。
—那就可以了。

於是，我抱著對選美充滿懷疑的心情，依照主辦者給的時間，準時到了位於一家義大利餐廳的選美會場。根據對菲律賓時間的領悟，我自忖應該還要等上好一陣子吧。沒想到，節目準時開始：唱（菲律賓）國歌、祈禱、主持人上場，接著介紹評審、贊助商和主辦人，然後立刻開始所有參賽者一起演出的群舞（production number），一切緊湊有序地展開。轉瞬之間，隨著舞台上的一舉一動，全場的情緒跟著起伏跌宕，同歌同舞。我也不例外。一種溫暖的歸屬感，油然而生。
偷眼看一下主辦人、節目編排者（choreographer）和穿梭全場的接待們，她們都是外傭，努力中依然可以看到一絲緊張的情緒。出場的佳麗們也都是平日在香港的外傭，當然沒人有經過長期的訓練和培養，在台上難免有出錯與緊張的時刻。但無論如何，她們全都努力地把可親的笑容掛在臉上，在自在與不自在間盡一切可能維持住步履間的氣度。觀眾們如痴如醉，隨著自己支持的參賽者出現而忍不住用力鼓掌，大聲叫好。但對其他參賽者，也同樣不吝於鼓勵。在比賽環節間的表演，有外傭自組的熱舞舞團，有男性舞者精湛但嬉鬧的表演，有過招快速的功夫表演，有常駐在香港各大酒店餐廳的菲律賓籍歌手讓人沉迷的歌聲，還有穿著馬甲搖著羽毛扇的詼諧舞孃（burlesque dancer）挑逗著大家的想像。
我從因為反對「物化女性」而對選美抱持著無限懷疑的女性主義人類學家，一下變成了目不轉睛的小粉絲。
比賽非常正式地有著群舞、自我介紹、比基尼、創意服裝設計和晚禮服等環節。從前述的描寫中可以知道，其實除了比賽，對主辦和參賽的各方而言，選美更重要的是那種同工同樂的氣氛。所有人齊心，在星期天的午後，幻化出一場讓人目不暇給的盛宴。對參選者和支持者而言，從比賽中脫穎而出固然重要，但是至少同等重要的，是在「選美舞台現場」的享受。
從位於地下室的義大利餐廳離開時是六點左右，傍晚的天光相比之下顯得刺眼，中環的車水馬龍恍如隔世。我還沉醉在剛剛的興奮中，想要和在路邊打包選美比賽道具和服裝，依然頂著厚重的舞台裝的參賽者們道別，只見她們已經熟練地拿出大大的塑膠袋，一股腦兒把后冠、印有頭銜的肩帶、晚禮服和高跟鞋等全部塞了進去。大家友善地揮手道別，露出外傭靦腆的笑容，迅速地朝夜色散去。知道她們趕著在門禁前回到雇主家，我心中確實油然而生一種看著灰姑娘離去的複雜感受。
這場在中環一家餐廳舉辦的選美會，後來成了我整個對菲律賓籍外傭族群理解的轉捩點。不只是因為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場選美，更因為僅僅是這一下午的經驗，已經讓我跨過幾個關鍵的刻板印象；包括外傭是「被剝削的受害者」，以及選美是「物化女性」。對菲律賓家務移工的理解從那一個下午開始，不停地、不停地展開。
從此，我更堅定了要放下自己的計畫，不再去想自己的研究問題是什麼、目標是什麼。只是把握每一個有限的機會，安心地跟著他們的生活韻律走。
我們一起唱歌、練習走台步（catwalk），在遮打道、雪廠街或是灣仔移民局門口練舞。我們一起從清晨開始化妝、準備舞台、拍定裝照，然後一起對著菲律賓來的大明星尖叫自拍。我們和領事館合作各樣的活動、參加街拍（photowalk），也參加彌撒和巡遊。我們一起慶生、唱母親節卡拉OK，我也陪著他們在菲律賓總統大選時排隊投票。我既參加獨立紀念日的奢華晚宴，也參加在冷清的中環人行天橋上的聖誕夜聚餐。
在他們之間，我努力當一個有用的人。
他們說：「我們在碼頭練舞啊，你來找我們吧！」我就去。在燠熱的人行天橋上，一坐一下午，他們來來去去地辦事情，我成了最好的守住據點的人選（田野的技藝小祕訣：要練好不用上廁所的功夫）。他們說：「今天要幫朋友過生日，在銅鑼灣的卡拉OK，你來吧。」我馬上趕過去。花大把大把的時間，等待他們化妝打扮自拍，因為太閒於是動手一起打氣球、拉彩帶、布置房間。他們需要一個「上得了檯面」的裁判時，我盡力配合（我很少是第一選擇啦）。他們需要人幫忙買咖啡時，我自告奮勇。有時候也量力而為地贊助他們的活動，或是請新來港的弟妹們吃飯、聊雇主。有時候在不同的人脈關係中，幫他們介紹新朋友。有時候也代發工作相關的廣告。當他們的孩子的教母，也當他們在大學讀書的孩子的受訪對象。
在那次最初的選美之後，我也成了菲傭選美會上的常客，敬業地擔任評審的角色。除了可以快速地打分數，也因為主辦者總是希望評審背景能夠更多元化、國際化。因此我的華人面孔和學術圈人身分也讓我得以在這個圈子中站穩一個角色。雖然像所有好奇的人類學家一樣，我渴望在活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現實是我除了「打分數」也沒有其他用得上的專長了（一、兩年之後，偶爾也充當現場諸多的攝影師之一）。
慢慢地，我能感受到星期天「太陽升起的方式」，可以精準地知道菲傭一日的生活節奏和韻律。在一長段像是在「混日子」的時間之後，我對選美展開快速而全面的理解。
外傭選美名目和形式形形色色，並不是全都如上述的選美比賽一樣讓人如痴如醉。有的過於商業化，有的節奏鬆散充滿突發狀況，有的過度冗長，也有的更像是一場私人派對，隨性的場地管理和節奏，因而少了瘋魔式的劇場感。
選美主辦的目的也五花八門：有通訊公司和旅行社為銷售目的而設的選美，有純粹為了完成個人對美的追求而獨力支撐的比賽。有和菲律賓各種文化巡遊或國家節慶有關的活動，也有各個外傭社團組織為了知名度或慈善目的所辦的選美。獨立的主辦者背後往往有提供主要奧援的菲傭團體或是企業支持。既然主辦方的目的多元，選美活動自然良莠不齊，也因此很容易招致虛榮、愛享樂、不謙遜的道德批判。
但幾年下來，我強烈地認為，純粹把外傭當作容易被商業組織或活動主辦者（本身也是外傭）欺騙的受害者，或是把勁歌熱舞、「曲線畢露」的參與者視為道德淪喪、缺乏家庭責任的享樂主義者，絕對是個偏頗的批評。主辦和參與選美的目的絕不只是愛慕虛榮和揮霍。

「為什麼參加選美？」
在香港，外傭的選美活動約從二○○五到二○○八年開始日益盛行，到今日已經成了每個星期天（還有公眾假期）都有數場選美的規模。最早在八○年代末期到九○年代初，已經有由教會、領事館、社群領袖帶領的，與獨立紀念日、宗教結合地方慶典有關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除了會有彌撒、演說、巡遊（procession）的元素，與紀念、慶祝、組織的目的，在巡遊活動中還會有盛裝打扮的表演者加入儀式性展演（pageant）。比如在五月花節（Flores de Mayo）中打扮成海倫娜皇后（Reyna Elena or Queen Helena）的參與者。外傭作為香港的菲律賓籍居民中人數最多的一群，自然受到主辦機關的邀請，成為這些活動中主要的參與者和觀眾。
選美真正盛行起來，與香港菲律賓籍外傭的人數在九○年代之後達到一定規模、成為一個可觀的消費群體、吸引了菲律賓籍與華人企業的關注有關。電話卡公司，旅行社、貨運公司從二○○○年之後開始提供資金，協助遮打道上的戶外表演活動籌備，並以此作為接觸潛在客戶與推廣商品的方式。除了贊助政府和宗教團體的慶典活動，由商家作為主要出資者的活動也逐漸從偏重邀請菲律賓的藝人到香港演出，轉為偏重以才藝比賽或是選美比賽的方式吸引外傭們參加。
外傭們參與選美活動，並不只是被商家的廣告優惠或商品吸引。長期研究下來，我的心得是外傭之所以參與選美，多數是因為在其中找到同伴、找到社群和認同感。就這一點而言，選美和運動比賽、教會的組織活動，或其他的興趣團體（做手工、攝影、爬山）等，並沒有不同。不論是以參賽者、參賽者的好友兼助手、主辦者、編舞者、服裝設計師或化妝師的角色參與，參與選美活動的本質就表示他們要經過一段時間（三個月以上）的密集合作，其中還牽涉金錢、時間和情感的大量投入。這些面向，幫助了各個參與者交織出扎實的友誼和群體認同。